对于转基因的认识是一个科学问题，但对转基因的态度，乃至对转基因的立法，却是一个公共问题。影响这个问题的最终局面的，是一个国家内部各阶层、各行业的权利与发声能力对比情况。

6月的最后一天，新英格兰生物实验室首席科学官、诺奖得主理查德?罗伯茨（Richard Roberts），向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联合国和各国政府发出倡议，力挺转基因作物，要求绿色和平等组织停止“反转”，特别是对黄金大米的反对。仅仅在一天之后，7月1日下午5时，就有另外109位诺贝尔奖得主站出来，在这封公开信上签了自己的名字。

从威望与道德角度，此次发起呼吁的罗伯茨没有任何问题。他是199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此前，在美国政府实验室连续曝光炭疽杆菌、天花病毒和H5N1禽流感病毒事故后，他曾与多位科学家联名发表声明，呼吁限制在实验室制造高致病性流感病毒等危险病原体。从专业性角度，这110名诺奖得主大多来自化学和生物学界。

如果说说服公众最好的办法是既懂专业，又具有威望的人的话，那么，这个群体是最恰当、最合适的群体。从这个意义上看，这是一次科学对散布恐慌的有力回击。

不过，与此同时，也有完全相反的消息。俄罗斯议会上院联邦委员会上周三批准了一项法案，除了科学研究用途外，禁止在俄罗斯境内种植转基因植物和饲养转基因动物，同时禁止进口转基因商品，违反者将被课以50万卢布(约5万2000元人民币)的罚款。

就国内的情况而言，根据科技日报社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联合展开的问卷调查显示，由于误解相关知识和信息、不信任管理部门和科学共同体等原因，我国公众对转基因接受度显着下降，72.8%的受访者不接受转基因食品，而10年前有65%的受访者表示接受。

公众对于转基因态度转变的趋势并不奇怪。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人们的印象中转基因是先进的技术，是好的东西。甚至上世纪90年代有一款香烟的商标就是“转基因”。但是，随着食品安全问题的出现，对转基因质疑的声音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一旦采用质疑的目光看，对公众来说，转基因食品的抗倒伏、抗虫害等特点，没有任何好处。

新技术从来都是用直接的好去说服市场的。比如，当有人宣扬微波炉对食品不好，会致癌，人们即使相信了这个谣言，并在朋友圈中转发，但早上急着上班，或者中午在办公室热一杯咖啡的时候，就顾不得那么多了。另一个更典型的例子是wifi与手机信号，关于电磁波有害的谣言，已经传了十几年了，实际上，与转基因食品相比，其危害甚至是可以争论的。但是，智能手机、无线网络仍然蓬勃的发展起来了。

与此相对比的是，当有调查问卷问到，你愿意吃转基因食品吗？对消费者来说，这是一个很奇怪的问题，为什么要吃一种新技术制造的食品呢？不管它是否有危害，关键在于它没有任何好处！所以，回答愿意的人，其实都是出于一种正确的价值观，而非自己的利益。

另一方面，同时也是问题关键所在：科学的人站出来呼吁了，但实际获益的人，相关企业、农民，却无法像他们的反对者——绿色和平组织、以及国内相信了绿色和平组织的那些人那样，组织起来发声，但是农民却会出于利益偷偷地种。就在去年，中国经营报报道了黑龙江绥化地区都出现个别农民偷偷种植转基因大豆情况，随后引来了反转人士的攻击，把偷种问题转化为不安全问题，因而进一步引起了公众的恐慌。

与此偷偷种转基因大豆相反的是，那些衣食无忧的意见领袖，那些对食品安全有着焦虑的中产阶级，却拥有更大的发声能力。

对于转基因的认识是一个科学问题，但对转基因的态度，乃至对转基因的立法，却是一个公共问题。影响这个问题的最终局面的，是一个国家内部各阶层、各行业的权利与发声能力对比情况，比如农民与城市中产、学院派科学家与媒体，全球化与民族主义他们各自的发声能力。如果社会学家或者经济学家，把前面这六个因素量化，并在十年的时间序列上研究它们与公众对转基因态度之间的因果关系，或许就会发现它们的此消彼长，最终决定着中国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

从这个角度，或许可以更好的理解国内转基因被妖魔化，转基因的科普之难，以及俄罗斯对转基因的禁止。不过，好消息是，时间总是站在科学这一边的。

（责任编辑 王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