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的演讲中，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说，中方倡导举办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欢迎各国和地区组织积极参与。他还指出，开放包容是亚洲文化的根脉。越是在地区发展困难的时刻，各国越需要在友好传统中汲取经验，从共同追求中凝聚智慧，让亚洲共识发扬光大。

开展文明对话，目的是增强相互理解与尊重，增加相互开放与包容，实现合作共赢。说得更实在些，就是要克服各国面临的一些困难，解决一些长期存在的问题。李克强总理所说的困难，既包括当前各国遭遇的经济发展的困难，也包括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在全球蔓延之势。本应当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年会并发表演讲的比利时首相米歇尔未克与会，原因就是比利时刚刚发生了恐怖袭击，这起恐袭又牵扯到去年11月的巴黎恐袭案。

一提起恐怖袭击，人们很自然地联想到美国学者亨廷顿拥有版权的“文明冲突论”。1993年，亨廷顿出版《文明的冲突》一书，系统地建构起他的“文明冲突论”，基本观点是：后冷战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世界上存在七八种文明，包括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等，全球政治格局正在以这些文化和文明为界限重新形成，异质文明之间的冲突主宰全球，它已经成为世界和平最大的威胁。

但正所谓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正是从美国与中国迥然有异的对外关系实践中，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美国所代表的西方文明的痼疾。当美国打着文明与秩序的旗号，派军舰和战略轰炸机到南海维护“航行自由”的时候，连美国学者也认为，中国推动“一带一路”战略、成立亚投行给相关国家带来更多实惠，更具建设性。西方文明发展出来的武力、威慑、干涉、战争等对外关系工具，本身走向了“文明”的反面。中国对外有关系实践的价值就彰显出来。

文明冲突既不是文明的内在要求，也不是承载文明的人的目的，更不是人类的价值追求。冲突产生的根源，在于某种经济、社会或者安全的困境，而“脱困”的办法之一则是冲突与战争。但冲突、战争并非因为“文明”关系紧张，而是各种经济、社会或安全问题。之所以说冲突与战争只是“脱困”的办法之一，是因为还有其他多种巨大的可能性。

这种可能性，就是共存、包容、对话与合作，最终实现共赢。按照霍布斯的观点，人类为了克服“丛林法则”的困境，找到契约、法律这样一些工具，构建了文明秩序。这种文明秩序，也包含着共存、包容、对话、合作、共赢的原则与精神。只是通过数百年对外殖民与帝国主义战争，西方文明建构起自己的文化优越感，走向了对外关系中的傲慢与偏见，实际上是走向了文明与秩序的反面。正由于文明的傲慢，西方国家在对外关系中故意无视西方文明内在的包容、对话、合作与共赢的原则与精神。

中国强调包容、对话、合作与共赢，缘于中华文明最内在的气质，还基于当代中国快速发展的实践经验。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周易大传》的“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都是主张思想文化的多元开放。天下大同，全人类共处一个屋檐下，就是中国人的世界观、国际观。通过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跻身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中国人切身体会到包容、对话、合作与共赢的妙用。包容、对话、合作与共赢成了中国人的世界观，也是他们发展与外交的方法论。

当今世界，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已经成为人类大敌，西方国家除了“反恐”，似乎别无他法。出路何在？还是开展文明对话，建构更加公正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以发展促世界“扶贫”。当巴黎恐袭发生时，正在中国访问的法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克莱齐奥受访时说：“这是一个悲剧，谁也不愿意看到。我们在表达愤慨时，也要寻找发生这一悲剧的深刻原因。”打击恐怖主义非常必要，但让世界各国共同发展，让不同文明体系中的人都过上好日子，在今天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现实需要。

倡导包容、对话、合作与共赢，体现人类文明的价值，是真正的“文明”。事实上，包容、对话、合作与共赢不仅仅是一种国际关系准则，实际上还是一种大智慧，既是人类个体的智慧，也是民族、国家智慧。在国际关系中只有零和博弈，动辄示强，实际上有悖“文明”的内在要求。与西方大为相同，中国领导人一直强调“照顾各方舒适度”，对此世界各国其实心中有数。

（责任编辑 姜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