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佛者的光影艺术

——评马建岗的佛教题材摄影

袁茂林

陕西是佛教传入中国后最先落地、生根、发育、辐射的地方，陕西与佛结缘大约在公历纪元前后（西汉末年）就开始了。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后，因为受到时间、途径、地域民族文化、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在漫长的传播过程中形成了汉传佛教（汉语），藏传佛教（藏语）和云南地区的上座部佛教（巴利语）三大系。其中汉传佛教又在与汉文化的不断浸染交合中，又派生出了三论宗、禅宗、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律宗、净土宗和密宗八大宗派系，除了天台宗和禅宗外，其余六宗都是在陕西成宗立派的。由此可见，佛教就是在陕西完成了它的“异域文化中国化”的升级版转型过程。于是， “缘起性空”的佛教旨归与孔子铸造的“仁义道德”，老子抛掷的“道法自然”三教合流，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

汉唐时期，长安又在横惯欧亚的丝绸之路强大的牵引下，政治、经济、军事、贸易、外交、文化、教育等全方位的流量剧增为世界的东方之都，佛教正是在这个时期，以长安为圆心，以地球的半径为半径画圆，向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美辐射。正是因为这些因素，陕西不仅是佛教的第二故乡，而且是佛教再度破茧成蝶的襁褓，同时也是学界研究佛教文化最接地气的得月楼台。陕西在佛学瀚海里冲浪者的确不少，摄影家马建岗就是一员正向深水区潜游的水手。

去年， 陕西出版集团出版了大型摄影画册《陕西古塔》，这部巨制是首卷以摄影艺术形式表现陕西境内现存所有佛塔的历史沧桑、建造艺术，是通过古塔见证历代陕西佛教盛况的集大成者。该书是马建岗以宗教般的虔诚历经十三年风雨寒暑，踏遍三秦大地完成的宏大摄影工程，其中摄入陕西古塔309座。《陕西古塔》的面世是对陕西佛教文物遗存的一次盘点式普查，在宝鸡召开的世界佛学大会上，《陕西古塔》与佛光同辉，泽润佛界，施恩法坛。我在该书新闻发布会上说过：“佛学智慧与中国建筑艺术联姻，在陕西建造了数百座佛塔，《陕西古塔》是马建岗用摄影艺术的手段为佛教界、摄影界竖起的一座艺术丰碑。”一年后的今天，马建岗又一次佛教题材摄影展在西安举办，曾有专家认为：《陕西古塔》的学术价值更优于其摄影艺术。那么，这次影展所展出的作品则是马建岗佛教题材摄影更深层次礼佛灵魂的曝光。

首先，马建岗的佛教题材摄影作品传递给我的第一感受是——“畅神与佛”。

文艺界令人不安的乱象很多，有很多的“分不清”，诸如把写字和书法分不清；把唱歌和歌唱分不清；把旅游和旅行分不清；把写作和文学创作分不清；当然也把照相和摄影分不清。就和书法家都会写字，而会写字的不一定都是书法家的道理一样，摄影家都会照相，而会照相的不一定都是摄影家。很简单，照相就是以相机为工具，把物像拍摄下来。摄影艺术则不然，相机在摄影家手里就不再是工具了，镜头就是摄影家心灵的窗子，焦距就是摄影家思想的延伸，并且要通过立意、构图、处理客体与主体关系等一系列艺术修养，加上感光、聚焦、色比度等一系列技术能力完成摄影创作。

娴熟驾驭相机的能力是马建岗摄影“技术硬件”的基本功，而作品所体现出来“畅神与佛”的“软件修养”，则是他作品的第一魅力。因为作者对佛的虔诚和佛对作者的超度，这种超自然的能量使得拍摄时达到了人机合一、佛我合一的境界。于是，才产生了处理照片中主体与客体关系出神入化、得心应手，使作品主体得道充分彰显的艺术效果。不管平角、仰角还是俯角，作品的色温总是热烈而又肃穆，高贵而又亲和。因为摆脱了“图解式”摄影创作的媚俗之气，所以艺术效果没有停留在对“美”感性享受的视角层面上，而是作者与佛的神秘感应，把作品推向由“通神”升华到“畅神”，由“观象”上升到“味象”，由外在的“美”演绎到内在的“妙”的艺术高度。

其次，构图的成功凸显了马建岗对摄影艺术“理性经营”的睿智，因为构图的基本原则是要深谙其“理”，而非囿于其“法”。构图又往往是障碍摄影家创作视线雾障，因为在创作实践中，根据立意面对自然景致的整合与取舍，摄影家的困难比画家的困难多得多。画家可以根据主题需要进行随意东拉西扯、张冠李戴、移花接木、添枝加叶，保留精华剔除糟粕，而摄影家则不行，因为镜头是绝对公正的，它不会为了你的主题需要对自然景物进行有秩序的聚散整合的，它“一视同仁”、“公平对待”绝不“偏袒一方”。这就需要摄影家用选择机位、变换角度、调节光效等手段，解决既要遵守稳妥平正的构图原则，又要解决在平稳中反对“四平八稳”、“呆滞无奇”的矛盾。马建岗的佛教题材摄影作品，不论是广角全景还是微角局部，除了角度选择的合理外，他是用强烈的色彩对比和景深变化达到了视角效果“平中寓奇”，法度严谨的艺术效果。

最后，我想说的是：陕西与佛结缘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中国以西安为中心，激活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浪潮，引爆了“一路一带”世界性经济建设风暴，全世界的目光又一次狂飙式聚焦西安。对于文化艺术而言，这是一个历史性机遇，衷心祝愿摄影艺术家建岗先生精彩的光影人生靓丽地定格于我们伟大的复兴之路上。

（责任编辑 王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