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发表了一个著名的讲话，提出了一个问题：为谁服务？也做出了一个回答：为人民服务。

70多年过去，毛泽东手写体的“为人民服务”成了党和政府的座右铭，成了政府的宗旨，成了人民解放军阅兵时最有力的回答。然而，这个问题真的解决了吗？似乎很难回答。要说没解决吧，谁都没有反对过“为人民服务”的口号。要说解决了吧，现实生活中政府与民众，官员与百姓，权利与利益，学识与贡献，新闻、艺术、文学、教育、医疗与社会，大量的问题和一些尖锐的矛盾冲突都说明，为谁服务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最起码是没有解决好。

一个人人拥护的口号为什么不能转化为人人身体力行的实践？这是需要面对和深思的问题。这个问题弄不清，还是一味的高喊口号，我们这个社会也就会无休止的在其中纠结而不得其解。

然而，要回答这个问题也是困难的，因为整个社会不具备讨论的氛围，众人形成不了圣人，而圣人又不存在了。

也许应了那句成语：旁观者清。新加坡学者郑永年在接受访谈时，从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接触到了为谁服务的问题。

他说，中国很多知识分子，缺乏独立性，以前为皇权服务，现在为资本服务。

他还说，社会科学界的知识分子最好的品德就是要为社会、为国家服务。是中国人，肯定要为中国说话，不可能中立。很多西方学者标榜中立，很难让人信服。虽然中立不可能，但独立是可以的，知识分子要做独立的研究。俄罗斯经历过沙皇时期，够专制吧？可俄罗斯的学者为什么能创造出灿烂的文化？原因在于，他们能保持独立性，心灵的独立，谁也控制不了他们的心灵，所以我特别喜欢中国的庄子，但是道家太不关心中国社会，只关心自己的心灵独立也不够。但庄子的这种独立精神，对知识分子的认同非常重要。

另一方面，有知识的人要承担责任。现在很多知识分子把知识和物质利益或者权力结合得太紧，他们认为每一分知识都要换多少钱，或者换来多少权力，知识的目标就是知识，没有什么其他的。我写东西就是根据我的实际观察，基于自己的情怀、知识，用心把它做出来。因此我写的东西只是在写的时候属于我，写完了以后，从来不属于我个人，别人想怎么评价都可以。

我觉得当代中国很多学者做的好多研究有些是资料不够，有些不够客观。我是不中立，但是我独立，我在新加坡这个位置，至少能够保证独立，并能够及时掌握学术与现实动态。真正的学术是没有国界的。

用超然的立场来看时局的话，就看得非常清楚。你把自己作为一个权力的一部分，把自己作为利益的一部分，反而看不清楚。

作为一个学者，最好要足够独立，上至总统，下至流氓地痞，都可以接触，我觉得自己非常喜欢学者的这种角色，因为谁都可以接触。但如果你是一个总统，很难接触到小老百姓，小老百姓也很难接触到总统，这个鸿沟太大。我们学者作为一个旁观者，就像记者一样，大家都可以接触，这样就可以看得比较精准。

在大段引用郑永年的话以后，能不能这样说：我们对于为谁服务的问题在理解上一直有巨大的偏差，把服务更多的理解为服从，听话，按指示办事。特别是当人民这个概念被具体的人民政府、人名军队、人民公安、人民法院、人民文艺、人民教育无形中替代的时候，服从也就变成了更具体的服从领导。于是，最初的为人民服务，变成了为人民的领导者服务。

特别是在现实中，政府靠土地国发财，有钱人从股市发迹，商人在交易中投机，厂家在产品中掺假，官员接受贿赂买官卖官，作家和学者投合流行的口味赚钱，连佛教活动的组织者也能想出卖加持佛珠赚钱，钱是一切，是一切服务的最终追求，神圣的口号就这样被彻底物化了。

中国人之所以最接受“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在于始终有一个期望别人为自己服务的潜意识。在皇权时代，人们希望有个好皇帝，希望一切问题有现成的答案，一切好事有统治者的恩赐。没有了皇帝，人们失去了指望，就把希望寄托在官员身上，希望他们两袖清风，无私奉献，甚至为了捍卫民众的利益慷慨舍身。最后发现官员其实没那么高尚甚至比一般人更低级，就恼羞成怒，希望有侠客出头劫富济贫，为人民报仇雪恨。

“为人民服务”是一句很诱人的口号！为谁服务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怎么服务具有很大的随意。

我崇尚中国古人“慎独”的理念，也赞赏现代意识的独立精神。不要期盼着别人的恩赐，与其无休止的讨论为谁服务，不如每个人自己创造福祉献给社会。

（编辑 师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