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和反腐败正处于相持的态势。一方面，执政党高调反腐，新任最高领导人首次演讲即号召“警醒”，首次政治局学习再次发出“警醒”的呼吁；另一方面，近期报道的广州城管队长受贿400万元贪腐案败露后当事人的表白，却深刻地反映出腐败已经大面积扩散的现实。

城管队长说怕得罪人才收钱，这不排除有为自己开脱的狡辩成分，但也的确透露出“教我如何不腐败”的无奈。当前，人们虽然都对腐败深恶痛绝，但大家都在腐败的潜规则中不可自拔，见不得人的潜规则日益外化于行，内化于心，甚至趋向世俗化、民俗化。

过去，人们为办事花钱，觉得在财产和尊严上受到了损害。现在，几乎全社会都觉得花钱办事天经地义，“要办事，先花钱”成了人人自觉遵守的规矩。想办事却找不到送钱的对象或者送不出钱，反而成为最苦恼最没面子最没有成就感的事情。过去贪官犯了事，一般都会痛哭流涕，捶胸顿足，后悔自己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现在贪钱上亿却不忏悔反觉得委屈。

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腐败不再是一种社会现象，而是已大面积扩散到社会管理的各个环节，正在成为一种文化—与进步文化背道而驰的腐朽文化。成为影响到社会制度和社会运转的腐蚀剂。只有从这个层面认识腐败的危害性，才有可能对反腐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顶层的设计。

腐败对于任何政权来说，都是一种销蚀剂。因此，无论是世袭的皇权，还是专制的集权，清醒的统治者都会反腐败。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都不乏惩治贪腐的例子，但是由于总是从道德行为的层面治理，缺乏根治的制度治理，导致腐败层出不穷，前腐后继。

最具典型意义的例子，就发生在乾隆盛世的继承者身上。乾隆皇帝儿子永琰的继位堪称一次开先河的皇位交替。先皇在自己尚能视事和大权在握时实施了传位，有效地避免了争夺皇位的宫廷杀戮和社会动荡。嘉庆也被称为历史上私德最好的皇帝之一，他勤政自律，不仅坚决惩治了先皇的宠臣和珅，而且持续20年反贪，肃清吏治。但是，贪官却杀不尽，贪腐却年年有，嘉庆不仅没能成功延续乾隆盛世，反倒让自己的执政成了清朝由盛转衰的拐点。

历史的启示告诉人们，惩治贪腐，道德教化与从严打击可能都只是治标。许多贪官在败露前，恰恰是反腐倡廉的教化者，这种言行不一的作为，不仅损害了他们的自身形象，也让道德教化背上了欺骗的恶名。至于从重从快的严打，不仅越来越起不到震慑作用，还会在以权力制衡权力的怪圈里徘徊，让社会更加迷信权力。

惩治贪腐是执政的难题，但也不是无法破解的死题。现代政治为人类不断创造着社会治理的新经验，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执政党的决心也让清除腐败成为可能。人民有理由期待，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成为现实。

(编辑 师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