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平作家李印功长篇小说《野女镇》有声书上架喜马拉雅平台不到一年，播放量突破三百万，在陕西文学圈引起轰动。这个结果，既在我意料之外，也在我意料之中。因为，《野女镇》曾经在我的电脑中存在了多半年，我看了不至三五十遍，点评了不止三十五十处。我之所以下这功夫，因为我就觉得这部小说一定会有人看，而且看的人不会少。但我却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点击听播，远远超过了一些名声如日中天的大作家的作品。

那么，我当时为什么我会有此感觉呢？

因为，我通过和印功通话以及阅读文本，我感觉到有这么几点，是这部作品能够热播的深层原因。

一是印功的写作目的与写作态度，超然物外，心无旁鹜。直白地讲，就是没有功利心，是一种纯粹的为写作冲动所驱使着的创造欲的产物。印功不止一次给我说，他写《野女镇》，就是谝闲传哩，图热闹哩，岔心慌哩。这话虽然有自谦的成份，但真实的程度是很高的。有一次，他说，他就是想通过这部小说，把他对既往生活中所经历的的一些人和事，一些人生体悟写一写，写了，他就舒服了。我看罢《野女镇》初稿里的内容，以及深蕴其中的人生和社会意蕴，基本上认同了他的说法。我认为，他的这个写作心态，写作目的，是非常可贵的，也是他这部小说虽然长达五十多万字，故事人物几十个，情节曲曲折折，但却能写得从容不迫，曲折生动，趣味横生，引人入胜的原因。

现在的小说界，我的感觉是文学神圣，文坛庸俗，文人浮躁。而且有一个非常不好的风气，好像搞文学创作的目的，就是为了获个什么奖。好像只有获了个什么状，才能算的上好作品。 没有获奖，就好像不是好作品。为了获奖，什么下三滥的下作手段都使出来了。获奖真的那么重要吗？真的是评价一部作品的唯一标准吗？我看不一定。鲁迅的作品，获过什么奖呢？再有茅奖已经评过十届了，那些获过茅奖的作品，你还能记得几部呢？你读过几部呢？

我不敢说写作的动机是为了获茅奖或鲁奖有什么不好，但我却认为，以获奖为写作动机的写作，有点违背了文学艺术的创造初衷。我们知道，文学艺术源起于劳动，劳动创造了文学艺术。所谓“劳者歌其事，乐者舞其功。”是也。高尔泰说，美是自由的象征。文学艺术之美，就在于它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它能表达自己的生命意愿，能把作者对自然社会，对人生的生命体验，对个体生命的价值判断表达出来。在写作中，作者能放飞心灵，快意人生，获得一种自由创造的喜悦，一种类似于创造生命般的人生体验与喜悦。我认为，作家编写故事，塑造人物，就如同女娲造人一样，从无处来，到有处去。在他为作品中的人物安排其人生，掌控其命运，让人物喜自己之所喜，恶自己之所恶，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创造价值，其心情是极为愉悦的，心灵会为一种成就感所抚慰。这就是创造的快乐。如果为名而写，为利而写，我个人的感觉很累，很乏味。相信有过为应付人情或为稻粮谋而写作过的朋友们，一定会有同感。相信大家都对某个靠写作成为富翁的青年作家的作品都有这样一个感觉，那就是这些作品靠的是技术，正如匠人一样，批量地制作出来，正如陈炉镇上那些复制的瓷器一样，成为大路货。这些人，只能称之为写字匠，码字工。相反的，那些为了安妥自己灵魂，为放飞自己心灵写作，为表达自己自由意志而写的，具有创造性，创新性的作品，写得好，看得人多，名利就自然而然地来了，名利是副产品。正如那些生长在民间的农村妇女，农村老头，最后成为剪纸大师，面花大师，泥塑大家一样。印功的《野女镇》之所以成功，原因也在于此。

二是，印功选好了阅读对象。文艺是为什么人的？为什么人服务的？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过，文艺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而服务的。毛泽东认为这是革命文艺的最基本的问题。讲话发表80多年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出现过大量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而服务的好作品。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仍然有很多作家，其写作的基本立场，不是站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一边，心里想着的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为了名，为了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批评的那样，一些打着通俗旗号的所谓文学作品，庸俗、低俗、媚俗，甚至成为不良风气的制造者、跟风者、鼓吹者。一些打着创新旗号的所谓先锋之作，光怪陆离、荒腔走板。一些以适应市场化，适应读者需求为名的作品，铜臭冲天、格调低下，毫无底线。

我认为，印功的《野女镇》写作定位非常好，非常准。《野女镇》就是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写的，写的最普通的农村普通人的饮食男女，婚丧嫁娶，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爱恨情仇。印功不止一次和我说道，《野女镇》就是写这些普普通通的芸芸众生，就是写他们哭哭笑笑，他们的吵吵闹闹，他们的纠纠葛葛，他们的鸡飞狗跳。就是写给这些人看的，让他们看看自己，看看周围的人，是怎样的生活着的，就是想让他们通过看《野女镇》里的人和事，反思一下自己的人生，思考一下普通人的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从成百上千条喜马拉雅平台的听众评论中，我感觉到，印功的创作目的达到了。我想，正是因为印功选准了阅读对象，《野女镇》才有了如此的成功。从政治的角度讲，印功的《野女镇》真真正正践行了《在延安文化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为工农兵而写作，为工农兵而喜爱。

当然了，一个作家要解决为什么人写作的问题，即写给谁看的问题，还是要依据自己的“艺术创造力”实际而定。这个“艺术创造力”即包括自己生活阅历，生活素材的积淀，也包括自己的文学素养，文字表达能力，和艺术风格的追求等等。自己是适合舞刀弄棍，还是唱青衣小旦一定要弄清楚，把握准。杨绛说：假如是一个萝卜，力求做个水多肉脆的好萝卜；假如是颗白菜，力求做一颗瓷实的包心好白菜。印功《野女镇》的成功，说明给自己一个艺术定位，选定自己的读者群这一点很重要。有好多人，写的很辛苦，写出来没人看，雅人看不上，俗人看不懂，雅俗共赏，是个很高的境界，也可以说是艺术的最高境界。很不容易达到。

三是，印功的《野女镇》彰显了小说艺术的真谛。我如是说，可能有人认为有点拔得太高。其实，我只是就我的小说观而言的。我们大家知道，小说本身源于宋元话本，话本是说书人的底本，说书人要抓住听众，让听众欲罢不能，听了上回还想下回。这样才能拉住听众，有听众，才有收入，所以宋元时期，包括明清小说家都会编故事，故事编得都很精彩。编好故事是基本功。要练好这个基本功，得有大量的直接的或间接的生活来源，必须来源于生活，这就是毛主席所说的，要到人民群众中去，深入群众，深入生活。群众的生活是矿产资料。李印功长期生活在农村，当过大队党支部书记，整天与人民群众打交道，即便是当了《富平报》记者和《陕西农村报》执行主编，也是与最底层的农村人民群众打交道，对他们的所求所欲，所思所想，所愁所悲，所喜所乐，以及他们生活习俗、思维习惯等等，都稔熟于心，所以，他不但生活积淀很深厚，故事素材很多，而且对其中的生命意蕴都有着深刻的理解。再一个，他也有过编写过近百集《百家碎戏》的创作实践，这都为他编写《野女镇》故事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也练好了编故事的能力。《野女镇》里的故事从姜顾宁祖辈单传开始挽疙瘩，解疙瘩，然后引出一系列故事，波澜起伏，环环相扣，每一小故事都有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魅力。值得一说的是，《野女镇》里的故事，都不是出于作者的想像，信口乱编的，而是都有现实生活原型的，比如“灯一黑，都是杨贵妃”“爸爸爷”等等。另外，我想说的是，编故事不是胡编乱造，不能荒腔走板。女娲造人，是黄泥，是按自己的模样捏的。作家给它们吹一口气，就成了各式各样的人。故事吸引听众，吸引读者，就要符合人性，人性是复杂的，又是简单的，总归逃不出“饮食男女，爱恨情仇”八个字。《红灯记》《沙家浜》等之所以不为人们所认可，因为人物除了阶级性，革命性之外，没有其他，这不符合人的生活和人物的复杂性。

既然是要吸引听众，读者，那仅有引人入胜的故事也不行。要会讲故事，要讲得绘声绘色，活灵活现，其形其态如在眼前，其声其调如在耳边。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印功的《野女镇》的成功，与其小说叙述语言的洗练精当，和人物语言的声口毕肖是分不开的，这一点，与《老残游记》中“大明湖听书”一段，写黑白妞说书有一拼，这是硬功夫。

最后，我想讲一个文坛逸事。这个逸事是，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会后，鲁艺的文艺工作者率先深入到火热的工农兵生活中。王大化和李波创作的《兄妹开荒》，以秧歌剧的形式第一次展现了翻身农民大生产的故事，赢得了老百姓的喜爱。毛泽东看了《兄妹开荒》后很高兴，称赞他们：“像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我就借毛泽东的话评价一下李印功和他的《野女镇》：这才像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

（作者简介：王琪玖  文化学者，中共西安市委党校教授）

（责任编辑 石逸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