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原照

涵养人格与养性书品的有机统一

——初探马一浮书法价值的审美取向

文/常智奇

马一浮是中国近现代书法史上以“德”研墨、以“学”养书、以“书”见性，以“笔”立象的典范。丰子恺尊奉其为“中国书法界的泰斗”，沙孟海则言“今世无第二人”。马一浮的书法，最为动人之处在于他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格”，与书法审美规范中的“法度”，双向合成人格与书格的有机统一，做到了一个时代极致的完美——他以深厚的国学修养为根基，在笔墨书写中完成了“复性”与“立心”的统一，最终臻于“人书俱老”的审美境界。在中国近现代书法史上，马一浮所处的正是这样一个社会历史动荡，民族精神重构，独立意志寻觅,卓尔不群的特殊位置：他不是一个纯粹以书法名世的书家，而是一位将学问与书法熔铸成一体、使学问家与书法家任何一方都无法单独企及的美学规范。

马一浮早年学书以唐碑入手，尤其钟情痴爱欧阳询父子，二十岁后遍临魏晋南北朝书家典范，植根于钟王诸帖。此后又复探源于篆籀，穷变于分隶，集众善而成一家。他的书法审美追求以“中和”为核心，既取北派之雄杰以充筋骨，又得南宗逸丽温润之韵致，最终形成碑帖交融、清雅高古的独特面貌。这种追求与他的儒家人格修养一脉相通：马一浮认为“依于仁”方可“游于艺”，书法不仅仅是艺术层面的欣赏，更是知仁、识仁、体仁的生命“体道”“弘道”方式。他以“会通”“融合”为治学理念，在书法实践中亦以兼收融通诸家为旨归，五体皆备而自成一格。这不仅是其人格与书格双向合成的具体呈现，更深刻地体现在他对书法艺术形制、笔墨与精神境界的每一个细节把握之中。

一

马一浮在书法的结体、用笔、用墨上开宗立派，自成一家。

结体：坚紧险劲，清逸高古。马一浮的结体有着鲜明的个性标识。其结体坚紧，取势侧欹而险劲，笔画俊迈秀拔，自成一格。细细审视其行草书作，可以发现横画多呈上翻之势，似不拘成法，实则拙中寓巧，气格高古。他在结字处理上不拘成法，既能守传统之正，又能在险绝中求平正——字形时而左低右高，时而行笔微抖，顿挫之间精神所蓄，余势不尽。这种结体方式既体现了碑学的坚实骨力，又保留了帖学的灵动韵致，确可谓“初看平和温润，细品则骨力内含、韵味悠长”。从其内在的人格来看，这种“坚紧险劲”的结体，恰是其刚正不阿、狷介自守的性格的外化；而“清逸高古”的韵致，则源于他沉潜于古典、不染尘俗的气质。这种以笔法写心法的自觉，正是其自我调控系统——将儒家“克己”功夫转化为书写中的精准控制力——的完美体现。

用笔：碑帖交融，凝练高雅。在用笔方面，马一浮从早期对唐碑欧体的用功，到后来深研篆隶、遍临魏晋诸帖，逐步形成了一套独特而成熟的笔法体系。沙孟海评价其书法“凝练高雅，不名一体”。马一浮笔法的独特性体现在：行草运笔俊利，章法清逸而气势雄强；隶书取精用弘，用笔温厚、结体潇洒。他尤其精通行草及章草，运笔遒劲而干净利落。更重要的是，他的用笔中融入了篆书和隶书的笔意，行书常带章草之法，结篆笔、运隶意，笔力俊利而不失圆融。这种笔法的融通与他的学问路径高度一致——他正是在涵泳古今、兼取众长的功夫中，最终达到“不名一家，不拘一体”的境界。这背后是其独特的认知风格——一种“会通”式的、整合性的认知模式，不偏于一隅，而求整体通达。他以书法的“形制规格”为表达载体，无论书写中堂的端严、条幅的耸立之势，还是对联的对称呼应、横披的舒展，皆能根据形制调整笔意的收放，做到“因体赋形，各得其宜”。在其传世的手卷与册页中，更能看到他将章草的古拙与行草的流美熔于一炉，于咫尺之间展现万里胸襟。

用墨：虚灵自然，以韵取胜。马一浮用墨以自然为主，大抵以匀称为主调。他不刻意追求浓淡的大幅变化，而是在均匀的墨色中呈现出含蓄的层次。这种用墨方式使其作品呈现出虚灵和静穆的美感，也恰好印证了他“不刻意求工，不追求险怪”的创作态度。马一浮自己说“虽因翰墨流，亦自胸襟出”，他在书写中将胸中的“学问文章之气”从容发扬于笔墨之间，使作品气象儒雅、率性自然，书卷气息浓厚。黄庭坚论书尝言“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用以评价马一浮的墨韵，正是再贴切不过的了。在用纸规格上，马一浮多以四尺宣为基，或对开、或三开、或作斗方，极少肆意挥霍大幅巨制，这体现了他对材质的珍视与对尺度分寸感的精准把握，与其人格中的“敬”与“慎”互为表里。至于落款、钤印、题跋这一完整格式规范，在马一浮笔下更是学问的延伸。他的题跋常有独到见解，钤印位置精当，绝非点缀，而是整幅作品气韵流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其价值观与信念系统——“学以为己，书以明道”——在最细微处的落实。至于装裱规格，他虽不亲自为之，但其遗墨无论装裱为挂轴、裱片还是装框，都需以与之相匹配的简净清雅方式呈现，方能不损其高古之气，这本身即是对其书格的深层理解与尊重。

二

马一浮的书法之所以能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据“雍正纯和，清水芙蓉”“明心见性，澄澈洒脱”的重要位置，关键在于他是“学者书法”，学修逸品真正达到了一个时代巅峰的典范。他的国学修养是纯粹的、深邃的、博大的。他于经、史、子、集无所不窥，于儒、释、道三家之学造诣精深，且通晓多国文字。这种渊博的学养使他的书法始终保持着一种澄澈清新，净月秋水的文化气息。沙孟海先生评价道：“我们展玩马先生的遗墨，再检读他的《蠲戏斋题跋》，可以全面了解他对历代碑帖服习之精到，体会之深刻，见解之超卓，鉴别之审谛，今世无第二人。”这一评价，不是寻常的溢美之词，而是“今世无第二人”的行家定论。

马一浮后半生的读书生活，基本上是在书法实践中度过的。他毕生精力于国学的传承，于金文、大篆、秦小篆等深入研究，同时几乎临遍了所有的汉代名碑。他把读书与习字视为传承国学同一条道路上的两种功夫——治学即涵养，临池即养性。涵养在人格，养性在书格。他论书法临摹的态度与程朱读书穷理、尽性至命的功夫一般，都要“主敬涵泳”“切己体察”，方能达到“摄心”“心印”的心性境界。这正是其人格中“自我调控系统”的最高表现：将外在的书法实践完全内化为心性的修炼，以“敬”统摄书写，以“静”涵养笔墨。同时，他的性格中既有儒者的温润，又有狷者的孤傲，这使其书法在平和的外表下，总有一种精神自持，不可动摇的骨力。他的气质是沉静而深邃的，如同其用墨，表面平淡，内在却蕴藏万千层次。没有人像他这样投入时间和精力，没有人能达到他这般学问与书法完美结合的高度。放眼近现代学人，论博学精思之深入，论书法艺术之造诣，将二者如此天然无痕地融为一体的，马一浮当居首列。

三

将马一浮置于同时代的学者书家群体中加以比较，可以更清晰地认识其书法独特的审美价值。

与梁启超比较。梁启超以政治家兼学者的身份研究书法，受康有为碑学影响，其楷书多带隶意，以楷求隶、以隶写楷成为一大特点。他的书法以恬和冲淡、隽雅秀丽见长。但梁启超更注重以现代美学的眼光审视书法，率先以西方视角来探讨书法美的问题。相比之下，马一浮则始终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儒释道的古典哲学根基来理解和创造书法。他的书法虽被形容为“简淡高古”，却比梁启超多了一种道气的蕴藉和儒者狷介、傲岸的气象。马一浮用干笔的虚和与松动来传达儒雅之气，以涵化通融为审美基调，而不似梁启超那般气势磅礴。在书格层面，梁启超喜作对联、条幅，气势开张；马一浮则于尺牍、册页、扇面等小而精的形制中尤为得心应手，更见其收敛自如、小中见大的功夫。

与李叔同比较。李叔同出家前后书风一变，从有锋芒的碑版气转向禅境的枯寂与平淡。他追求笔笔藏锋、神敛气定，以书法为修行实践。叔同的字空灵澄澈，如秋水长天，是佛学人格的书法化。马一浮与李叔同不同之处在于，他始终在入世的“修、齐、治、平”，儒学弘道的框架内涵泳书道，他所追求的“简淡”是返归于儒家文质彬彬的中和气象，并非出世之寂。马一浮书法的“静气”是学者静观默会的静，是“万物静观皆自得”的静，而非禅修之静。二者人格中的价值观系统不同，故其书格所呈现的终极境界也判然有别：一为入世的仁者之静，一为出世的觉者之空。

与熊十力比较。熊十力的书法以顶天立地、密不容针、粗头乱服、狂放不羁的风格闻名，其书写使用的竟是秃笔，且信手拈来任何纸张——这种放任个性、不受拘束的书写方式，与马一浮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书法形态上，熊十力追求“宁拙毋巧自天真”的自然状态，而马一浮则在其深厚学养的框架下追求拙中寓巧、蕴含自己审美的法度。这是两种性格与气质的极致体现：熊十力是狂者，马一浮是狷者。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二者在书格中各造其极。

与曾国藩、梁漱溟比较。曾国藩以楷书、行书为主，其书法用笔沉重、线条刚柔相济，章法之中有威严之气，将道德内蕴寓于笔端。然而曾国藩谨守法度，稳重有余而真率不足。马一浮则更为自由地融合碑帖、出入古今，既有法度森严的一面，也有不拘一格，自由超逸的一面。梁漱溟不刻意临摹，却因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和独特的悟性而形成了刚劲、飘逸、坚韧的书法风格。他的尺牍书法舒朗雅淡、秀逸流畅，多为自然流露。而马一浮则是在穷极研究、遍临碑帖之后，自觉地走向融通与创造，是“学”与“创”的统一，是有意识的建构与无意识的发露在书写中的浑然一体。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马一浮的书法审美有着鲜明的独特性：他是在对传统深度浸润后的自觉创新，是儒者人格与学者涵养在笔墨中的最高表现。他的书法既不若熊十力的狂放不羁，也不似弘一法师的出世寂灭，更不像梁启超的政教关怀，而是独有一种儒者的静穆醇和与学者的干净利落。他从书写格式的严谨（落款、钤印、题跋无一苟且）到用纸规格的恰当选择，从装裱后的整体气象到笔墨内部的精微控制，无不透出一种高度的文化自觉与人格自律。论整体成就，以学识与书法实践结合之深、入古而出新之精而言，马一浮无疑达到了民国文人书法艺术前所未有之高度。

马一浮的书法审美价值，归根到底，是人格之美、学问之美与笔墨之美的完美结合。他以生命“体道”，以心性“悟真”，以学理“凝墨”，以虚灵“化美”，在看似平淡的笔墨中蕴藏着极其深厚的精神力量。他的书法告诉我们，真正的书法境界不在表面的狂放或新奇，而在内在的修养与通达。正因如此，马一浮书法的审美价值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显现其独特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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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历：

常智奇近照

常智奇，陕西武功人。研究员，文学硕士、著名文艺评论家，陕西省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陕西省国学研究会副主席、曾任陕西省文学院院长、《延河》杂志主编。有文艺理论研究批评专著《整体论美学观纲要》《中国铜镜美学发展史》《文学审美的艺术追求》等九部，两部散文集，在全国50多家报刊发表500多篇论文、评论文章，多次获奖，有小说、诗歌、电视连续剧、翻译小说公开发表，曾代表中国作家协会接待外国作家代表团多次，2011年代表中国作家出访美国，在洛杉矶发表专题讲演(后在美国和中国报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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