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2012，原来2013，最大的变化是在新风扑面、新政酝酿的同时，新规相继出台。从政治局的八条，到各省市改进作风细则，以及元月一日开始实施的“史上最严新交规”，让一贯对于规则善于变通、潜化、作弊的社会面临新的考验。

有人说中国人没有讲规则的文化传统，这其实是执政执法者浑水摸鱼的一种遁词。近年来最能说明中国人讲规则的例子就是关于醉驾。一个显著的变化，是每次饭桌上总有几位滴酒不沾—不是酒量不行，而是因为开车。以前，一般人稍微喝点酒然后开车的为数不少，而现在的酒席上，除了看到开车的人坚定的自控，同桌朋友的充分理解和绝不硬劝，也让人看到这一行为方式被广泛接受认可的程度。

酒桌上的变化，是城市行为规范的折射。人们对酒驾规定的尊重、对醉驾态度的严肃，让规则能得到高效地贯彻与执行。朋友说，现在的警察查到酒驾的话，首先是封存手机，让车主没法找亲友说情，避免权力和关系对执法的干扰和侵蚀。这样，既不得罪权力，也有效执法。从法律制定到执行，都建立了有效手段，也使这项法律成为城市里效果极为显著的规则。

“乱中取胜”、“灵活变通”等等，一向是中国社会的生存智慧。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特别是处于某些临界点的状况，该如何判定、处理，具体而微且严峻的法律法规，如果成为没有统一定论的擦边球，未得到充分的遵守，执法者和公众都认可规则之外的弹性和空间，那只能令规章制度走样，甚至沦为权力寻租的层出不穷的新场域。

认可规则的声音成为社会共识和主导力量，当然是社会的进步。惟有如此，才能形成社会的主流价值，形塑健康的国民性格。

多年以前，梁实秋先生在一篇《排队》的文章中说：抗战时期，人们在车站购票是不排队的。但是日本人占领车站后，秩序就井然了。为什么呢？因为有个日本兵拿着鞭子，在来回巡视，看到有插队的，就扬起鞭子狠狠给他一下。梁先生在文中伤痛地质问：中国人难道真的需要那么一条鞭子吗?

用今天的现实来回答这个质问，应该是：中国人任何时候都不需要日本兵的一鞭子！但正常的社会秩序的确需要执法的鞭子！

读者 西 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