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李印功

序章：黄土深处的回响

渭北高原的五月，风是干燥的，裹挟着黄土的颗粒，吹过塬畔沟壑。义门村，这个蜷伏在陕西蒲城最西南一隅的古老村落，像一枚被岁月磨蚀的印章，深深摁在秦东大地的版图上。它的名字，源于明代那位“义输建堡”的刑廷刘大人，一个“义”字，仿佛一种基因，从此烙印在这片土地和世代生息于此的人们血脉之中。

2019年，或许更早一些，一种无形的牵引，开始在一个离乡多年的游子心中涌动。刘增良，这个从义门村走出去， 在中山大学象牙塔中接受洗礼，又于火热军营里淬炼成长，随后在邮政系统繁琐而有序的轨道上深耕了二十七年的男人，正站在人生的又一个岔路口。退居二线，对于许多人而言，意味着喧嚣过后的宁静，是含饴弄孙、莳花弄草的闲适开端。然而，对他而言，那条看似平坦舒适的“轻松”之路，却弥漫着一种令他不安的空寂。他感受到的，不是解脱，而是一种更深沉的召唤，一种源于血脉、系于乡愁的责任，正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急切。

他的童年，是在“穷人家”的标签下度过的。物资的极度匮乏，并未磨灭父母给予他的最宝贵财富——勤劳与善良的品性。父亲沉默如山，母亲温和似水，他们如同黄土塬上坚韧的蒿草，将“正直”与“关爱”的种子，深植于他幼小的心田。父母虽仅有小学程度的教育，却坚信“读书改变命运”，硬是顶着经济与世俗的双重压力，供他复读两次，最终将他送进了南国名校中山大学。这份恩情，他从未敢忘。而爷爷家土墙上那张泛黄的立功喜报，以及照片上那位身着戎装、英气逼人的四爷刘鸿烈的形象，则是他童年记忆里一抹亮眼的红色，一个关于英雄、关于远方的朦胧梦想。

这些散落的碎片，似乎毫无关联，却又在命运的某个节点，被一种无形的力量串联起来。当他以“贺闻”为笔名，开始在大学校报上发表文字、寻找精神归宿时；当他利用业余时间，试图梳理义门村那被尘封的历史脉络时；当他偶然得知自己竟被视作“红色后代”，并被赋予“渭南党史特邀研究员”的身份时，那条“孤独而艰难坎坷的路”，其轮廓终于在地平线上显现。他意识到，有些事，必须有人去做；有些声音，必须有人去聆听；有些名字，绝不能湮没于历史的荒烟蔓草。

于是，在2020年，他注册了那个此后将承载无数悲欢与记忆的微信公众号——《义门村的故事》。图标，选用的是有着近八十年历史的义门村学校门楼，那是一座承载了无数农家子弟梦想的建筑。最初，这或许只是一个游子对桑梓的深情告白。但他不曾料到，这个小小的平台，将成为他此后波澜壮阔的寻访之旅的起点，将把他引向一段跨越时空、与无数忠魂对话的漫漫征程。

（一）血脉里的号角——从义门村到中条山

寻访的缘起，深深植根于他对家乡义门村的热爱与探寻。

义门村虽偏居一隅，却非文化荒漠。明成化举人刘震，“一家三举人”的刘若澹父子，早已写入蒲城的史册。然而，最让刘增良魂牵梦萦的，是一位名叫刘光秀的抗日英烈。关于这位同村先辈的零星信息，像断线的珍珠，散落在老人们的口耳相传和一些模糊的记载中。只知道他上过黄埔军校，曾在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中任职机枪连上尉连长，最终牺牲在中条山抗日的战场上。其余种种，皆是一片空白。

“刘光秀”这三个字，成了他心头的一个结，一个悬而未解的谜。几十年来，这个念头时隐时现。他去过广州的黄埔军校旧址，试图在浩瀚的学员名录中寻找蛛丝马迹；他曾将目光投向山西中条山那片浸透鲜血的土地，渴望能觅得忠魂归处。然而，每一次努力，都如同石沉大海，杳无音信。那种追寻无果的怅惘，如同塬上终年不散的薄雾，笼罩着他。

转机出现在2020年4月12日晚上8点15分。这个看似平常的时刻，对他而言却充满意外与激动——他翻阅《民国三十七年蒲城县志稿》时，目光第一次捕捉到了“刘光秀”这三个刻骨铭心的字。尽管相关内容记载仅有简短十几个字，却是几十年来他在官方史料中，首次寻得的微弱线索。激动之余，他立刻打电话给刘光秀的家人告知此事。电话接通的瞬间，他难掩狂喜：几十年的漫长寻觅，终于有了落脚点。

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寻亲成功。它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一扇通往历史深处的大门。通过文史爱好者邓国涛的介绍，他结识了陕西省红色文化研究院十七路军研究会的专家学者们。从他们那里，他获得了更为珍贵的资料：刘光秀曾参加过杨虎城兼班主任的西安绥靖公署步兵训练班军官队第一期培训班（非家人和村人讲的上过黄埔军校），名字赫然列在一份当年的通讯录上；参加过西安事变；随部队执行黄河河防任务。历史的碎片，开始一点点拼凑起来。刘光秀的形象，不再是一个模糊的符号，而逐渐变得有血有肉——他是一位在民族危亡之际，投笔从戎的热血青年；是一位在黄河河防线上枕戈待旦的国军机枪连连长；最终，是将一腔热血洒在中条山崇山峻岭中的抗日英烈。

刘增良帮助刘光秀的家人整理材料，撰写报告，为这位牺牲了近八十年的抗日英雄申报革命烈士。这是一个漫长而繁琐的过程，需要极大的耐心和严谨的态度。当他一次次奔走于相关部门，一遍遍核实细节时，他感受到的不仅是为同乡先贤正名的责任，更是一种跨越时空的对话。他仿佛能听到中条山抗日的枪炮声，能看到刘光秀和他的战友们，在装备悬殊的情况下，以血肉之躯抵挡日寇铁蹄的悲壮场景。

2024年9月30日，一个庄严的日子，刘光秀终于被正式追认为革命烈士。当那张沉甸甸的烈士证明书颁发下来时，刘增良的内心百感交集。这不仅仅是对一位英烈迟来的告慰，更是对他这些年执着追寻的最好褒奖。他用自己的行动，让一位几乎被遗忘的英雄，重新回到了国家和民族的记忆之中。

刘光秀的“回归”，像投入平静湖面的一颗石子，激起了更大的涟漪。刘增良意识到，像刘光秀这样长眠异乡、家人不知其详的渭南籍抗日英烈，绝非个别。杨虎城将军领导的十七路军，素有“陕西冷娃”之称，其中无数渭南子弟兵血洒中条山。他们的名字，是否也像刘光秀一样，沉寂在历史的角落，等待着被唤醒？

一种更宏大的使命感，油然而生。他不再满足于仅仅挖掘义门村的故事，他的视野扩展到了整个渭南地区。他手中有了王忙有老师所著的《杨虎城将军旧部抗日烈士述略及史实考证》等宝贵资料。于是，“为渭南籍中条山抗日英烈寻亲”，成了他新的目标。一人，一车，他又踏上了漫漫寻访路。这条路，注定比寻找刘光秀更加漫长，也更加艰辛。

（二）冰封的记忆——抢救式采访与“最后的老兵”

如果说为中条山英烈寻亲，是在打捞沉船，那么对健在的抗美援朝老兵的“抢救式采访”，则是在与时间赛跑。

契机源于2023年8月11日下午与中央电视台“夏蒙工作室”张婷老师的一次偶然交谈。这位资深的媒体人敏锐地指出了他的优势：党史研究员的身份、军旅背景、执着的精神，以及“红色后代”的传承。尤其是“红色后代”这个他一度谦辞的称谓，被张老师坚定地确认后，化作了一种无形的压力和强大的动力。“一个家族有故事，又有人能讲故事，这是非常好的事。但对于党史特邀研究员而言，就要有更高的格局，要讲好渭南的红色故事。”

这番话，如同醍醐灌顶，让他明确了方向。渭南，这片有着深厚革命传统的土地，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有17228名英雄儿女奔赴前线，其中781人长眠于异国他乡。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段段可歌可泣的故事。然而，时光飞逝，当年“最可爱的人”已是风烛残年，他们的记忆正在不可避免地随着生命一起流逝。

“抢救式采访”——这个词精准地概括了这项工作的紧迫性。他深知，自己是在从时间手中抢夺历史。他为自己定下了目标：采访100位渭南籍健在的抗美援朝老兵。

当时他尚未正式离岗，只能利用节假日和休息时间。一辆私家车，一部摄像机，一支录音笔，成了他最亲密的伙伴。他的四爷刘鸿烈，本身就是一位抗美援朝老战士，著有《我的故事》一书。这本书成了他打开老战士心扉的“通行证”。他总会带上几本，赠送给采访对象。相同的时代背景，相似的战争经历，很容易引起老兵们的共鸣。

采访的过程，并非总是顺利的。最大的困难，来自于岁月本身。许多老战士年事已高，听力衰退，记忆模糊，战争的细节如同破碎的镜片，散落在脑海深处，需要极大的耐心去引导和拼接。有时，一段关键的战役回忆，会被突如其来的健忘打断，留下无奈的空白。刘增良总是静静地等待，用真诚的目光鼓励他们，从不催促。他明白，每一次回忆，对老人而言都可能是一次精神上的重历，是体力和心力的消耗。

还有的困难，来自家人的顾虑。有些家人担心老人的身体，不愿外人过多打扰；有的则对采访的意图心存疑虑，怕给家庭带来不必要的麻烦。面对这些，刘增良始终秉持着最大的真诚和耐心。他会提前沟通，详细解释记录这些历史的意义，强调这是对前辈功绩的尊重，是对后代子孙的教育。他采访时的姿态，总是谦卑而恭敬——“老人坐着，我站着，照一张相”，这简单的动作，传递的是对英雄的至高敬仰。

他至今仍清晰地记得通过网络联系上泾阳籍上甘岭特等功臣蔡兴海并进行采访的情景。老人回忆起那场惨烈的战役，谈到自己如何灵机一动，发明“手榴弹打空爆”来对付狡猾的敌人时，眼中依然闪烁着当年战场上的果敢与智慧。采访前，他只知道蔡兴海与他四爷刘鸿烈同在中国人民志愿军三十一师，但是否相互认识并不知情，采访后，还是与刘鸿烈同为师文工队员的钟平均和刘祖华俩人清楚的讲到，当年刘鸿烈和文工队的战友们曾慰问过荣立战功的蔡兴海。这种奇妙的联系，让他感觉仿佛触摸到了历史跳动的脉搏。

还有那位十五岁就离开家乡、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文艺兵钟平均，在朝鲜战场上与战友失散七十多年、最终通过他的联系才得以“重逢”的刘祖华，经历几次搬家，而一直将七十多年前部队发的《光荣的开城保卫者》珍藏于身边的孟福喜……每一次采访，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他记录下的，不仅仅是时间、地点、战役名称，更是那些颤巍巍的手势、那些浑浊却坚定的眼神、那些说到动情处忍不住滚落的泪珠。这些鲜活的口述史，是任何档案资料都无法替代的宝贵财富。

截至目前，他已完成了对雷允天、宋本增、周王生、王法家、刘长来和王新礼等六十多位抗美援朝老兵的“抢救式采访”。数字的背后，是六十多个家庭的沧桑故事，是六十多段用青春和热血书写的国家记忆。他知道，还有更多的老兵在等待，而时间，正在一分一秒地流逝。这场与时间的赛跑，他必须跑得更快一些。

（三）山川间的独行——四万公里寻亲路

退居二线后，刘增良拥有了相对完整的时间。他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另一项更为浩大的工程中——寻访那781位渭南籍抗美援朝烈士的家人。

这个想法的萌生，源于渭南市志办老领导刘百宽的建议：“不仅要采访健在的老兵，更要关注烈士。”以及他在渭南党史研究室偶然看到的那组触目惊心的数字：17228名参战，781名牺牲。这781个名字，像781根针，扎在他的心上。他们是谁？他们的家在哪里？他们的家人，是否仍在守望长眠异乡的亲人？

从2023年底开始，他正式启动了这项“收集、整理、挖掘和完善抗美援朝烈士资料工程”。任务之艰巨堪比大海捞针。多数烈士仅在英烈名录中留下名字和籍贯，部队番号、职务、牺牲原因和牺牲地点等信息有的有有的无。在他看来，名录上的记录太过简略。也太过冰冷。

于是，他带着党史研究室和延安精神研究会开具的介绍信，跑遍了渭南市及周边区县的退役军人事务局、档案馆、烈士陵园、县志办，甚至到过军分区、到过人防办……在浩如烟海的卷宗里，一页页地翻找，试图为每一个名字补充尽可能多的信息。

他想要做的，是让烈士“活”起来。他要找到他们的家人，去收集照片、烈士证、家信、遗物，去了解他们弟兄姊妹几个、排行老几、是否婚配、有无子女、生前所经历的战斗和战役……他要为这些为国捐躯的英烈，重建一个尽可能完整的生平档案，还原烈士生平。于是，那辆私家车，成了他流动的工作站。他的足迹，开始以惊人的密度，覆盖渭南地区的每一个县市，每一个乡镇，每一个村庄。

这四万公里的行程，是一部用脚步丈量、用汗水书写的散文诗，其间充满了苦辣酸甜。

——艰辛，是这条路最常态的底色。2024年9月6日在白水县的寻访，堪称一次“长征”。从早到晚，他马不停蹄地穿梭于县城及雷牙镇的北乾村、史官镇的郭家山和纵目村、北塬镇的郝家村和南鹿角村等多个村庄，寻访了郝儒财、郭仲明、赵天育、王谋万、郝建武和郝增顺等六位烈士的家人。傍晚时分，又赶回县城寻访王谋万烈士的儿子。当他结束采访，告别烈士家人时，已是晚上十点。这一天，他连续工作了14个小时，行程150多公里。更糟糕的是，导航两次将他引入歧途，多跑了近二十公里冤枉路。返程时，天色墨黑，需要翻越几条深沟，恐惧感在寂静的夜色中悄然蔓延。他只能紧握方向盘，小心翼翼地前行，耳边只有引擎的轰鸣和窗外呼啸的风声。

——饥饿，是这位患有糖尿病的寻访者经常要面对的“敌人”。为了节省时间，他常常无法按时吃饭。有时中午吃一顿扎实的羊肉泡馍，特意留一个饼子当作晚餐。有时实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就只能厚着脸皮向寻访的烈士家人开口。在富平县淡村镇，他在烈士贾毓民的侄子家，吃了一个馍加辣子就算午餐。晚上赶到另一位烈士陈富祥的侄子家时，已是饥肠辘辘，只好麻烦主人家炒了一碟辣椒，馏了几个馍。那天，他破例吃了两个大馍，这对于需要控制饮食的他来说，是无奈之举，也是对主人盛情的回应。合阳县申庄村，中条山抗日英烈孙孝先的儿子孙振生一家正在准备小年饭，热情地留他一起吃……这些看似简单的饭食，包含着烈士家人们最朴素的感激与温暖。

——感动，是支撑他走下去的最大动力。寻访路上，他遇到了无数热心人。蒲城县罕井镇抗美援朝老战士周王生的儿子周建民，不仅热情接待，还主动抽出一天时间，陪他寻访镇上的其他烈士家人，成了他的志愿者。蒲城县上王村的邓国涛，在他寻访时正好休假在家，陪着他一天之内走访了村中56位烈士的家人，直到晚上近九点。富平县庄里镇的抗美援朝老兵张天友和老伴，执意要请他去外面餐馆吃饺子，那份发自内心的尊崇，让他动容。澄城县圪崂村的白建堂老人，寒冬腊月里，热情地让他脱鞋上炕，坐在温暖的被窝里，讲述英烈的故事……这些点点滴滴的善意，如同寒夜里的篝火，温暖着他孤独的旅程。

——挫败与委屈，也时常如影随形。并非所有的寻访都充满温情。他遭遇过冷漠，吃过闭门羹。有一次，他驱车数十公里，找到一位烈士的侄子，对方却认为这事“没意思”，也带不来什么好处，态度冷淡，不愿配合。那是他当时寻访过一百多位烈士家人中遇到的唯一一次不配合，当时他的心里“特别难受”，不停地自问：“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图个什么？”还有一次，一位八十多岁的好心老人骑着三轮车带他去找烈士家人，却因烈士侄子一句“你没事干了，带他到我家来”的抱怨，让好心老人深感愧疚和难过。刘增良拥抱着老人，抚着他的胸口安慰，内心的歉疚无以复加。离开后，那种坏心情久久无法排遣。

——更让他无奈的是，有时费尽周折找到烈士家人，却遭遇不信任。华县一位中条山烈士的家人，始终对他心存疑虑，即便他后来在烈士陵园找到了烈士的墓碑，也无法将这个慰藉的消息告知对方。大荔县一位烈士的侄子，开始还能联系，后来便拒接电话。还有一位烈士的女儿，在他想去拍照留存烈士证原件时，半开玩笑地说：“你将来出书可赚钱了，到时送我一本。”这些话，像细小的针尖，刺伤着他的热情。

——极端天气更是考验。2024年8月7日在富平县的经历让他心有余悸。傍晚时分，他在齐村方井村结束对李忠孝烈士侄子的采访后，天色骤变，暴雨倾盆而下。当地有“北山不下雨不说话，一下就特别大，还会发洪水”的说法，他内心充满了恐惧，只能完全依赖导航，在能见度极低的雨幕中艰难前行，直到车近富平县城，雨势才稍缓，他惊魂甫定。那天回到渭南，已是晚上九点半。

面对这些艰辛、委屈和不理解，他并非没有过动摇。“你这是干嘛呢？嗯，何必呢？”这样的自言自语，曾在无数个疲惫的瞬间冒出。特别是在身体不适，或听到熟人直言不讳的嘲讽“你做的那个事，有啥个意思，我就是喜欢到外边旅游，打打麻将”时，那种迷茫感尤为强烈。网络上甚至有人因为他称呼一位67岁的烈士家人为“大哥”而非“叔叔”，就骂他“羞先人”，质疑他为了流量作秀。他愤怒地回击，但更多的是感到一种荒诞与悲哀。

那么，到底是什么支撑着他，在这条看不到尽头的路上踽踽独行？或许，答案就藏在那些珍贵的瞬间里：当烈士的家人从箱底小心翼翼地捧出用层层纸张包裹的烈士证、泛黄的照片时，那如同展示传家宝般的神情；当蒲城县永丰镇的胡养学，因为找到了叔叔胡进才烈士的照片，激动得向保存者磕头感谢，并称他为“大恩人”时；当白水县南峁村的杨天荣大哥大嫂，得知他下午两点还没吃饭，连忙为他做上一碗热腾腾的饸络时；当他冒着大雨到了澄城县赵庄镇关则口村，陈硕印烈士的孙子陈孝忠夫妇热情的执意留我在家吃饭时；当蒲城县苏坊镇的李义信和刘新淼两位老人，不顾年高体弱，甘当志愿者，和他一同寻访烈士的家人时；当韩城市、白水县、合阳县的朋友放弃节假日休息时间开上自己的车翻沟过岭与他一道寻访烈士家人时；当潼关县桐峪镇马口村烈士薛福禄的儿子大热天带路寻访东营村烈士张志忠时；当临渭区阳郭镇西刘村党支部书记刘争进和富平县刘集镇川河村的村主任孙元宁帮助找到烈士家人时，……这些时刻，所有的辛苦和委屈，似乎都找到了意义。

他说，他只是想完善烈士的资料，将来有机会出一本书，让社会知道烈士，宣传烈士。但这或许只是一个便于对外言说的理由。更深层的动力，或许连他自己也难以完全说清。那是一种源于对历史负责的本能，一种对牺牲者无法言说的愧疚与补偿，一种植根于黄土深处的、对“义”的朴素信仰。他是在用这四万公里的独行，践行一种无声的诺言：山河无恙，忠魂不可忘。

（四）精神的拼图——在历史的缝隙中穿行

刘增良的工作，远不止于简单的记录与寻访。他更像一位严谨的历史侦探和一位深情的文学作者，试图在历史的缝隙中穿行，用不同的线索相互印证，为每一位烈士拼凑出尽可能完整、鲜活的生命图像。

他拥有一个独特的优势——他的四爷刘鸿烈。刘鸿烈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三十一师的一名文工队员，亲身经历了贵州剿匪、入朝急行军、第五次战役、金城防御战和上甘岭战役，并写下了详细的回忆录《我的故事》。这本书，成了刘增良解读许多渭南籍烈士生平的一把钥匙。

他发现，许多烈士的档案记载极为简略，常常只有“1949年12月参加革命，中国人民志愿军三十一师某团战士，某年某月在朝鲜牺牲”这样冰冷的几行字。这些烈士，很多是在成都战役中被解放的国民党士兵，经过改造后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其经历与刘鸿烈有着高度的重合。于是，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刘增良会依据爷爷书中记载的部队行军路线、参与战役的时间节点，为这些仅有姓名的烈士，还原一个大致的人生轨迹。

他以合阳籍烈士雷荣为例。资料记载是：1929年出生，1949年12月参加革命，1952年11月12日在五圣山上甘岭战斗中牺牲，追记三等功。但在寻访家人时，他发现了更多细节：烈士曾用名、家庭排行、未婚、解放前曾被拉壮丁，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二军三十一师九十二团八连副班长、班长，在出川行军中还荣立过“一等功”。结合这些信息和三十一师的作战历程，刘增良笔下的雷荣烈士，形象顿时丰满起来：一个被拉壮丁的贫苦青年，在成都战役中获得新生，成为解放军战士，在贵州剿匪中经受锻炼，入朝后历经急行军和多次残酷战役，最终在上甘岭战斗中英勇冲锋，血洒五圣山。这样的叙述，虽然部分细节带有合理的推断，但却使烈士的形象从平面走向立体，从符号还原为人。他附上烈士的照片、烈士证、立功证明，这便是对历史最大的尊重，对英灵最深切的告慰。

这种方法，体现了他对历史的态度：既要有档案的严谨，也要有人文的温度。他深知，历史是由无数个体的命运编织而成，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有一段独特的人生。他的使命，就是尽可能地让这些名字重新变得有血有肉，让后人能够触摸到那段历史的肌理与温度。

除了完善个体生平，他还致力于通过广泛的寻访，勾勒出群体图像。他初步统计，在他接触过的渭南籍抗美援朝人员中，荣立“二等功”以上的英雄有二十多个，“三等功”以上的有二百多个。比如荣立两次“特等功”的秦志贤、荣立“特等功”的同民兴、荣立“特等功”和“一等功”的蔡兴海、荣立“甲等功”“大功”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功勋章的刘鸿烈、荣立四次战功的李林影、荣获“二级英雄”称号的杨树华……这些英雄功臣的事迹，共同构成了渭南儿女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遍地英雄”的壮丽画卷。他呼吁，应该将这些功绩载入地方志，让英雄的精神永远激励后人。

同时，在寻访中，许多烈士后人表达了希望在清明节能有地方祭奠亲人的愿望。这触动了他一个更大的构想：能否在渭南建设一个抗美援朝烈士纪念场地？这不仅是为了满足烈士亲属的缅怀需求，更是为了在城市中树立一座精神的丰碑，让和平年代的人们永远铭记那段历史，尊崇那些牺牲。

他的寻访，不仅是在寻找人，更是在打捞一种精神，拼凑一段民族记忆。每一张照片，每一份证件，每一段口述，都是这块宏大拼图上不可或缺的一片。他伏案整理资料的身影，他驱车穿梭于乡野的孤独旅程，都是在为历史补白，为未来存证。

（五）播种与传承——让红色基因流淌在血脉中

刘增良深知，挖掘和记录只是第一步，让这些故事传播开来，让红色基因融入时代血脉，才是最终的归宿。他像一个勤恳的农夫，在挖掘出深埋于地下的种子后，更致力于将它们播种到更广阔的心田。

《义门村的故事》微信公众号，是他最初的精神家园，如今已成为传播红色文化的重要平台。他从讲述家乡的人和事起步，逐渐将内容扩展到“《陕西精神》中的渭南人”、“抗战纪念•黄河河防”等系列文章，系统地宣传渭南的红色资源。他通过这个平台，联系天南地北的义门村人，也让更广泛的人群了解了渭南的英雄故事。

但他不满足于线上传播。作为渭南党史特邀研究员、渭南市延安精神研究会理事，他积极走向社会，走向校园，成为一位红色文化的宣讲者。他的讲座，对象广泛：从渭南市邮政公司的干部职工，到瑞众保险公司的员工；从渭南师范学院化工学院的师生，到蒲城县苏坊镇母校的莘莘学子，再到作为渭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理润东秦”宣讲团成员，走进渭南科顺新型材料有限公司，为近百名企业职工带来了一场浸润心灵的红色宣讲，让大家在聆听英雄故事中汲取奋进力量，筑牢奋斗初心。他的讲座主题鲜明：“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在渭南”、“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

他的宣讲，不是枯燥的说教，而是充满真情实感的分享。他会讲述寻访路上的感人故事，会展示那些珍贵的烈士照片和家信，会让听众感受到历史的温度与重量。在瑞众保险公司和渭南师范学院组织的活动中，他还带领员工和学生亲自看望健在的抗美援朝老兵，让他们近距离聆听英雄的教诲。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任何书本教育都更加深刻。

2025年4月，他向母校苏坊镇九年制学校捐赠了价值四千元的图书，期望以知识的甘露滋养下一代的心灵。他相信，学校是传承红色文化的主阵地。因此呼吁更多的中小学校应该重视红色教育，将抗美援朝精神等纳入课程体系，通过课堂教学、主题班会、演讲比赛、社会实践等多种形式，让红色基因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在寻访路上，他向十多位烈士正在上学的重孙辈赠送了《我的故事》一书，鼓励他们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他还特别提到，渭南的781位烈士中，有不少是学生兵，如蒲城高阳中学的王忠社、大荔朝邑中学的仇玉莲，他们的事迹正是对在校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最生动、最贴近的教材。为此，他建议可以为这些烈士校友塑像，让他们的精神永远守护着校园。

在他看来，要让红色文化吸引年轻一代，必须创新形式，贴近生活。他本人就曾花费六千多元学费学习视频制作，在抖音等平台发布内容，尝试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讲述历史。他支持渭南师范学院化学与材料学院开展的”红色故事我来讲”、“青春向党红色寻迹”暑期社会实践等活动，认为这些都是有效的探索。

他理想中的红色文化传承，是一个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系统工程。政府部门应主导规划，加大投入，保护遗址，建设教育基地；学校应发挥教育功能，将红色文化融入育人全过程；媒体应积极引导，扩大宣传；社会组织和企业也能贡献力量。只有形成合力，才能让红色基因真正代代相传，历久弥新。

他的工作，正在悄然改变着社会认知。他感受到，近年来，随着红色文化宣传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抗美援朝历史，对抗美援朝烈士产生了深深的敬意。他的朋友、同学、读者，会主动为他提供线索。蒲城年近九旬的马金林老人，持续为他提供烈士信息，令他感动不已。社会大众的态度，从过去的陌生、淡漠，转向了关注、敬佩和支持。这让他倍感欣慰，也让他看到了希望。

尾章：青山依旧，薪火相传

2025年8月1日，建军节。刘增良坐在渭南电视台《对话渭南》栏目的演播室里，面对着主持人的提问，回顾自己这几年的历程。四万公里的风霜雨雪，六百多个村庄的深深浅浅，一千多位知情人的古道热肠，六十多位老兵的殷切嘱托，五百多位烈士家人的期盼眼神……这一切，如同电影画面，在脑海中一一闪过。

他谈到了初心，谈到了困难，谈到了感动，也谈到了未来的期望。当主持人问及他做这一切究竟为了什么时，他或许依然无法给出一个标准答案。为了不负党史研究员的身份？为了告慰四爷和家乡先烈？为了心中那份对“义”的执着？或许都是，又或许都不完全是。

但当他想到，因为他的努力，刘光秀等二十多位中条山英烈终于魂归故里；想到那五百多位抗美援朝烈士的生平不再仅仅是档案里冰冷的几行字；想到那些健在的老兵，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有人如此认真地倾听并记录他们的故事；想到在讲座上，年轻学子们眼中闪烁的感动与思考的光芒……他觉得，这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他是一位普通的退休干部，一位朴实的渭北汉子。他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只是做了一件他认为“该做”的事。这件事，需要坚定的信念、无私的奉献、超强的毅力，以及经济与血汗的持续付出。他用自己的方式，响应着时代的呼唤，践行着“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的号召。

走出演播室，渭南的天空高远而明净。他知道，这条路还远未走到尽头。还有烈士的亲人等待寻访，还有老兵的故事等待记录，还有更多的红色故事等待讲述。那辆行驶了四万多公里的车，还需要继续前行。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渭北高原上的座座土塬，如同沉默的丰碑，见证着历史的沧桑，也见证着像刘增良这样的守护者，如何用最质朴的方式，守护着一个民族最珍贵的记忆。忠魂不远，精神不灭。这人间，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传承与守望，才始终充满希望，才让和平的阳光，有了沉甸甸的重量。

刘增良告诉笔者：“我的微信公众号叫‘义门村的故事’。义门，崇义之門。我想，我所做的一切，或许就是为了让这个名字实至名归。我要让这些长眠在异国他乡的灵魂知道，家乡的门，从未对他们关闭。我们或许无法让他们魂归故里，但至少，要让他们的名字，在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上，被一次次擦亮，被一遍遍传诵。前路还长，名单上还有不少名字等着我去寻找。我知道，下一个村庄，下一段故事，正等着我。而我，愿意继续做那个固执的摆渡人，在历史的此岸与彼岸间，载着一个个沉重的名字，和他们早已沉寂的往事，——归乡。”

刘增良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他那眼里睿智的光芒，脸上坚毅的表情，铿锵的声音，还有那有力的手势，在我的眼前矗立起了一个令我肃然起敬的高大形象！我不由得在心里有了这样的感慨：刘增良，你是好样的！

作者简介

李印功，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华文月刊》杂志副社长、理事会理事长、常务副主编。《陕西农村报》原执行总编。陕西电视台《百家碎戏》《都市碎戏》编剧，创作的九十八部剧本，有近八十部在陕西电视台播出。陕西电视台大秦腔栏目观察员。陕西文坛网运筹。张俊彪文学艺术研究会顾问。陕西省散文学会延安写作培训基地副主任。出版长篇小说《胭脂岭》，长篇小说《野女镇》在喜马拉雅平台上架，播放量突破45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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