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

阵雨敲打屋瓦震，书里真情不惟哀。

周末，一个人躲在清净山寺，阅读长篇小说《言官杨爵》。

屋外阵雨连绵，敲打屋瓦；室内，书里的文字比雨滴更震撼心灵。

《言官杨爵》是渭南临渭区作协副主席张娟根据历史名人杨爵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写历史名人，必须置其于生存的历史和地域三维空间，才能在其具体的生活环境中复活其人。杨爵生活在五百多年前的世界中心——大明王朝。这个帝国，不仅自封为上朝天国，而且名副其实。大明帝国在当时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霸主，是富裕强大的象征，欧洲人向往的天堂。杨爵历世的五十七年间，正是欧洲大航海时代方兴未艾之际。这是中国和欧洲角色互换的开端。张娟在《言官杨爵》的开篇交代了确切的年代和中国朝野之后，看似闲笔却别具深意地插入了地球另一端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等欧洲局势，这是具有世界眼光和胸怀的大视野。

一、《言官杨爵》是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生活的个人化解读或者重建。

文学即人学。写人，就要把人的生活样态和情状写出来。描写生活的唯一标准是真实，就是要把生活表达得比较逼真；而这种逼真，却又不是照相那样照搬生活原样，而是要典型化地符合生活常理、符合生活逻辑的艺术真实。比如绘画，画虎不是虎而又分明是虎。张娟是行家里手，娴熟此道。她以旁观者的冷静对杨爵的生活进行了描摹甚至创造；她能把自己的生活储备，分解开来，加上虚构和想象，进行重新组装。就像陕西的羊肉泡馍。一块完整的面饼，掰得很碎，泡进牛羊肉汤里，混入肉片、粉丝、木耳等丰富食材，恰到好处地烹煮；面饼是曾经的生活经历，肉片、粉丝和黄花菜等，是作者虚构的情节、细节。

描写争水的情节，在小说中不乏其例。仅陕西作家作品而言就有很多：党益民的《喧嚣荒原》、严步青的《龙尾堡》都有涉猎，特别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更有很大的篇幅。张娟的笔下，争水以及引发的故事，有其独特的叙写和作用。“一般，夏雨又急又暴，冲刷力大，水肥充足，常常引得村里人你争我抢，竞相截流……”叙写杨爵目睹及至参与的这个片段，充分展示了张娟刻画甚至创造生活的能力。修子（杨爵的小名）没有只做旁观者，也没有拉偏架，更没有拉开就算完了。反而是为三娃出头，找安民的祖父（里长）说理；这不仅是为弱者（三娃）抱打不平，更是害怕自己的另一位好友安民变成“村二代”。冒雨站在门外不给说法不罢休的“犟牛”劲儿，刻画出杨爵骨子里的倔强和担当，为他两次坐牢的表现埋下了铺垫。

叙写中生活细节的刻画，很能代表张娟对生活层面的个性化解读和重建。

二、《言官杨爵》是作者对故事和人物的艺术化讲述或者评析。

小说不是对生活的简单模仿，不是对人物故事的简单复述，而是作者对生活和人物的重新发现和个性叙写。这种发现和叙写是小说文学性的第一个层面。小说之所以被称为文学艺术，就是因为小说具有艺术层面的要求，也就是要对生活和人物进行艺术化呈现。

杨爵是历史人物，为求得历史真实，很多故事情节和奏章、诗文，作者是从史书中搬出来的，具有历史著作的严谨感。还因为是写历史真实人物的，仿佛能读出评传的味道。为了阐释关学，小说里大量堆砌了诸如四书注解、状元策论、易经卦象，杨爵奏章和书信，狱中联诗、治学等，不免使小说带着浓厚的学术味道。但是，《言官杨爵》是小说，具有小说的浓厚文学性。

小说《言官杨爵》采用了传统的线性结构，以杨爵的人生经历为主线，辅以同一时期大明皇帝更迭和嘉靖皇帝的御用风水大师陶仲文的投机人生两条线索。三线或平行或交叉，演绎了一段传奇精彩的故事。

杨爵出身寒微，少年聪慧。他贫贱而不自弃、克服种种困难求学的历程，结交张本礼和李宗枢两位好友、岳父赐婚、拜当世大儒韩邦奇为师等恩遇，二十岁入学、二十七岁拜师、三十六岁中举人、三十七岁举进士，七年做官、八年坐牢，这些闪光的珠子串起来的经线，纬以弘治皇帝、正德皇帝、嘉靖皇帝和杨廷和、郭勋、夏言、张浮敬（璁）、严嵩以及仙师（邵元节、陶仲文）等各色人物、轶事，图案壮阔、色彩斑斓。读张娟笔下的故事，确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似乎回到了五百多年前的大明王朝，目睹着一幕幕历史大剧和生活细节在眼前掠过。朝堂的争斗，民间的疾苦，纷杂的社会背景，简直就是一幅大明王朝的纪实绘画长卷。《言官杨爵》的文学艺术性，还在于张娟很重视环境的烘托。比如小说开始一段介绍杨爵生活的社会大背景时，中外结合，使他的生存环境、他所处的时代脉络一目了然。作品中不难看出当时社会经济萧条的景况，杨家以及邻居们所面临的生活困境。这与大明朝廷的政策和行政紧密关联，杨爵一家勤劳的付出，在那样的世道里竟不能温饱，以小见大，将大明朝已处于衰变期的乱世准确地勾画了出来。

《言官杨爵》的语言很个性化。张娟的语言是灵动的、幽默风趣的，但在这个历史长篇小说中却没有完全运用她业已形成的语言，而是选择了较为平淡的叙述性白描勾勒。这是作者有意为之，她曾经不止一次说过：不用情节和语言的华美迎合读者的兴趣。她用平缓自然的语言，娓娓道来。最值得称道的，是文本中对陕西关中方言俗语的运用，既能体现出主人公杨爵的秦人特点，也能让域内读者感到亲切，域外读者感到新奇，客观上起到了弘扬陕西文化的作用。虽然通篇以叙述为主，但也有很多可圈可点的描写，生动逼真，感人传神。杨爵因为直奏《隆治道疏》，列举五大罪状，得罪皇帝，被押镇抚司，锦衣卫行刑；这一段描写，棍棍带血，呼呼风起。随后半年多，杨爵那每一次翻身的疼痛，疼在作者笔下，也疼在读者心上；主人公每一次的身体挣扎，都带动着读者的心灵沉吟。这种细腻的描写达到了主人公、作者和读者同呼吸、共心跳的共鸣，极具感染力。

三、《言官杨爵》是作者对思想和理论的通俗化阐释或者探索。

讲述关中理学大儒故事，传承中华八百年不朽的关学，是《言官杨爵》的写作初衷。为了这个写作目的，张娟采用了通俗化的叙写，将高深的关学思想和儒雅的士子言论融入市井，实现了大众化无障碍阅读。

关学作为儒学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个重要学派，从北宋到清末，800余年薪火传承，扎根关中，誉播华夏，影响深远。在关学领域里，杨爵是当之无愧的名儒。但是他的历史价值不仅仅是学术上的成就，更为突出的是在政治上的远大抱负。关学，本质上就是家国情怀，就是在多难兴邦时挺身而出、为国分忧、为民请命。概括地说，即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杨爵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人物。他是一个生活于大明朝的历史人物，在青史上被誉为大明朝“北杨爵南海瑞”的美名。他作为一代名儒不仅有学术上的建树，更有政治上的抱负，洁身自好，为官清廉，处事公道，敢做敢为，勇于担当。张娟通过塑造杨爵的形象传播关学思想，润物无声地在故事叙写中体现出创作意图，细细如脉管之血液浸透在小说人物的一言一行中，基本摆脱了枯燥说教形式。小说还把关学思想融入到了人物的日常生活中，比如师生互动、学友互动，以及后来的狱中互讲等，有坐而论道的精深，也有学以致用的躬行。

小说突出了杨爵那种“关学人”共有的强烈使命感，秉性耿介、铮铮铁骨，所以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他在困境中奋发，怀揣社稷与黎民，为生民立命。《固邦本疏》是杨爵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小说从此进入高潮。杨爵深知皇帝迷恋炼丹、“议”礼，痛恨谏言，接连打杀谏臣，但他目睹灾民流离失所，心怀天下苍生，因而不顾同僚的劝阻，毅然上书直言大义，这是一种关学仕人独有的英雄气概。他这种敢讲真话、把百姓放在中心、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不惜锒铛入狱，入狱为囚后依然坚持真理，绝不向邪恶势力低头，展现出一个节操刚大的言官谏臣刚硬形象。

四、《言官杨爵》是作者对精神和人格的神话化塑造或者复原。

杨爵的古朴人格，贯穿他的整个人生。

张娟笔下的杨爵，是血肉丰满的。他儿时娇憨可爱，沉静好学，成人后骨血丰盈，刚毅自强，铮铮铁骨，宁折不弯、高大威猛；具有关中汉子棱角清晰、耿直勇为、质朴可爱的禀赋。他的一生是坎坷的，物质上清贫精神上却极其富有。穷而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幼时清寒，困居僻壤，他关爱家人、和睦邻居而公正无私，与友人“君子之交淡如水”且情深意浓。科举高中而居庙堂之高，勇于担当、为民请命、直陈利弊，却从不结党营私，谄媚献殷。即使面对至高无上的皇帝，也不低头；即使身陷囹圄，依然敢于直谏。酷刑摧残的只是他的肉体，而他的精神意志却更加坚毅。狱中八年，他始终不曾自弃，而是精研所学、奋笔疾书，著有《周易辩解》等著作，使关学精神发扬光大。

杨爵是圣贤，是英雄。张娟在叙写这个形象时，运用了神化的笔法。所谓神化，也就是拔高。神化的过程，有神话色彩。诸如：杨爵出生时天空红光一片，“庐墓守制冬笋生”；杨爵被关押杖责时梦见“关帝爷”而导致京城上下刮起“杨爵风”，吓得锦衣卫首领陆炳以后执刑都心有余悸。当然，张娟是有分寸的，她只是神化了人物的生活细节，并没有神化人物本身，她自始至终都是把杨爵当成一个人来写的。比如，他不是生而知之，而是一边忙于农事、一边“燃薪代烛”勤奋学习，是一位令人信服的耕读传家的典范。他是一个具有强大人格魅力的人，一个近乎纯粹的人。无论是明朝那个史书记载的杨爵，还是张娟笔下典型化以后的杨爵，都可谓是集古之先贤精神于一身的、具有伟大人格魅力的人！

最后，用于右任先生的话：“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当求千古名”，与作者以及读者诸君共勉。

（王建立，陕西合阳人，现居西安。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爱好文学，笔耕三十年不辍。窃以为：把文学作为事业，那是神圣的事业；把文学当成爱好，那是高雅的爱好！）

（责任编辑 姜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