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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林喜乐做客西安新闻广播与主持人刘铭谈创作
2021-01-05 14:47:14 来源:西安新闻广播

整理 李印功

2021年1月2日,新年伊始,西安广播电视台西安新闻广播主持人刘铭邀请知名青年作家、陕西省社科院陕甘宁边区历史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林喜乐做客文化西安节目,就文学创作及陕甘宁边区税收历史研究,与主持人刘铭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交流。

作家林喜乐

刘铭:今天来文化西安节目做客的是知名青年作家、陕西省作协会员、陕甘宁边区税收历史研究专家、陕西省社科院陕甘宁边区历史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林喜乐先生。他是陕西富平人。

林喜乐文学作品见于大家熟知的《北京文学》《大家》《小说月刊》《文谈》《华文月刊》《陕西文学》等专业期刊。历史类文章发表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财政史研究所主编的《财政史研究》专刊。

出版有散文集《品读昨天》,短篇小说集《顺阳故事》,长篇小说《解冻》《客居长安》,历史类图书《陕甘宁边区税史笔记》《陕甘宁边区盐业盐税史》及影视作品《柿子红了》《生死存亡》《关中汉子》等十余部。

2017年,与北京电视台合作革命根据地税收历史纪录片《红色税收》,任总撰稿。2018年,承担国家税务总局《红色税收记忆》印花税票项目,任撰稿。

2014年,中篇小说《暮春》获内蒙古自治区文联颁发的小说作品奖。2018年主笔编写的《陕甘宁边区税收史》被选入2019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2019年,短篇小说《三战吕布》入围第五届柳青文学奖。2019年编著的《陕甘宁边区盐业盐税史》被选入2020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日前竣稿的《陕甘宁边区农业农税史》已和省人民出版社签订了出版意向。

刘铭:喜乐老师,您既是作家又从事陕甘宁边区税收历史研究,这两个爱好有没有冲突?一旦发生冲突,您是怎么协调的?

林喜乐:其实在文学界,有许多老师都是身兼两职或多职的,既是作家又是评论家,既是评论家又是教授,我是既创作又研究历史。

一般的小冲突可以协调。就像同一天内,既要给葡萄树打药,还要给孩子看病,身份证丢了还没顾上去补,学校还让开家长会,孩子学习成绩下降,还没顾上查问原因……生活中,这些事情都有可能同时发生。我的两个爱好,还好一点,都是文字工作。都在创造一种意境,一种是文学方法,一种是历史方法。同时在推进两个爱好的时候,就像解决生活中遇到的这些小问题,一般是按照紧张程度排序,哪个紧急就先干个。

平时搞创作和研究,一件事情干累了接着干另一件事情,这样做还可以换一换脑子,我把这看成一种休息方式。平常的工作都很紧张,说起来,我其实喜欢慢生活,走一走看一看,喝喝茶,聊聊天什么的。尤其在山里喝茶,在雨天聊天,感觉特别好。一直向往这样的生活,可总是实现不了。天天都在写作,在协调大大小小的冲突。几十年就是这么过来的,养成习惯了。冲突不大时还挺好。不过,真还发生过没法协调的冲突,想起以前的冲突,到现在还有些紧张感。

刘铭:什么冲突影响这么深远,到现在还紧张?

林喜乐:大概是2011年到2015年这个期间,是冲突最严重的时候。当时的西安市地税局创刊了一本杂志(《长安税苑》)。经人介绍,杂志主编找到我说:你的陕甘宁税收历史研究很有特点,也有心得,大专院校都很少有人专门研究这个方向,税务系统就更少了。又说了不少红色税收文化的重要性,然后,就邀请我在他的刊物上开设个人专栏。主编态度很诚恳,也是有备而来的,因为他给专栏都取好了名字,叫作“红色税史”。我听后感觉很有意思,研究成果能及时和读者见面,这一点对我吸引力最大。再说他的是一本双月刊,写作压力也不会太大。主编还说,给我没有限制,篇幅、配图随便。经常写文章发文章的人都知道,这种待遇对作者来说是相当优厚的。我一笑,就算答应了。这是迈开了忙碌的第一步。

从2011年6月开始,也就是从这个刊物创刊的第二期开始供稿。写了两期感觉还好,就是出刊太慢。这样的日子过了半年,到了2012年初,南方一家纸媒月刊(《海西税务》),这家杂志的主编鼓动我在他们杂志开设了一个古代税收思想史专栏。我在研究陕甘宁税收史之前,研究的是北宋至民国时期的财税思想史。南方这家杂志主编了解我的研究情况,认为开设一个“思想史专栏”对我来说没有难度,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接这个活的时侯,我考虑一个是双月刊,一个是月刊,等于两个月写3篇研究文章,问题不是很大。再说,我本来就觉得双月刊出刊慢。口一松又答应了。然后就迈开了忙碌的第二步。

从2012年开始,等于进入了意志考验期,考验的是韧性和耐力。月刊是每个月15日前交稿,双月刊是逢偶数月月末交稿。这样操作了不到4个月,感觉时间就飞了起来。一个月看不了两本书,写不了几行字就过去了,心里总是紧张的,一紧张手脚就忙乱,平常的学习、生活节奏都被搞乱了。

最头疼的是编辑催稿,越写不出来催得越紧。那时,只要听见女编辑用南方普通话轻轻地叫一声“喜乐老师”,我头发蹭一下就立起来了。写历史类文章不像写随笔散文,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小想法、记起了一个朋友、看见了一朵花,一个现象都能做文章。研究历史,有了心得才能动笔,最少也得先有个想法,这个想法还必须站得住脚。动笔时,还要掂量心得与史实的逻辑关系,一切考虑清楚了才能动笔。两家杂志的专栏都是历史类,我经常掂量完这个掂量那个。搞得心思重重的样子,给人一副老谋深算的表情,感觉很不好。

吃不香睡不着,连做梦都是被人追杀。在凌乱中坚持了两年,给南方刊物写了24篇文章,然后,我就坚决不干了。现在回想起来,给两家杂志供稿的这两年,过的简直是非常人的生活。西安这本刊物无论如何也推不掉,硬着头皮连续供稿,坚持了大约五年半,直到2018年夏天,国地税合并,杂志休刊为止,才停止供稿。共写了40余篇,大约有28万字。专栏结束以后,感觉一下子轻松起来了,可是过了不久,心里有点空虚,一下子没事干了,整天发呆,日子没滋没味,空空落落的。就是说,有开专栏这种带有强制性的写作任务时,和文学创作就冲突起来了,其他时间,还是比较好协调。

刘铭:专栏作家似乎是一种荣誉,偶尔能看见,有些作者的简介里介绍自己是什么专栏的作者,原来开专栏还这么辛苦。

作家林喜乐

林喜乐:是很辛苦。一般能介绍自己是专栏作家的人,专栏都比较有名。我体会过后,才知道做专栏作家不容易,好处是能锻炼意志,也有收获感。写专栏那几年忙是忙了一点,感觉特别充实,时不时的还怀念那种紧张感,被人催得跑起来还挺有意思。去年,为重新感受被人催的那种紧迫感,我就在河南一家月刊杂志开设了税史专栏,现在还在供稿。不过,只一家好应付,时间还有宽裕,不是很紧张。

开专栏的问题是:随着紧迫感不断加强,工作和生活节奏不由得就快了起来,而且越来越快,时间总是推着自己往前跑,生命好像都缩短了。被编辑催得神经兮兮的,看见编辑电话就产生了逃避感,反正就是不想接。

好处是:在强迫下写了不少稿子。2016年,中国税务出版社汇总了“红色税史”专栏的文章,给我出了一本书,叫做——《陕甘宁边区税史笔记》。销量还不错,网上就有。

经验是:自己被编辑控制以后,协调不了自己的时间了。所以,写专栏的那几年,小说写得就少。现在好了,恢复正常了,协调起来也比较从容,还是哪个有感觉就先干个。

刘铭:我以前和别的作家也聊过,多数人都有一个文学梦,但真正成为作家的却寥寥无几。其实大家都知道,喜欢的东西,坚持做下去一定会有成绩,可多数人就是坚持不下去。估计听众和我一样,都想知道,您是怎么坚持文学爱好的?

林喜乐:经常听人这么说。我觉得,坚持的动力是爱好,但必须是真心爱好,而且这种爱好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爱。这肯定不是做做样子的爱好,更不是三分钟热度的孩子般的爱好。坚持不下去的原因,多数是因为自己的爱好浓度在变淡,而且还要找许多理由替自己辩解:结婚以后太忙了,有孩子以后事情多,顾不上啦。其实真正的爱好,与事情多、工作忙关系不大。我的理解是,“忙碌是为了生活,生活是为了继续爱好。”如果没有建立起这种关系,就变成了“忙是为了挣钱,挣钱是为了更忙”爱好就谈不上了。说到底,挣钱与爱好关系不大,至少谁不决定谁,谁不是谁的必要条件。

我还有一点体会,就是真正爱好文学的人,应该不是坚持创作,应该是有创作习惯。像吃饭睡觉一样自然,大家就没听说过,谁坚持吃饭几十年,这是客观需要,是生命必须的物质养料,写作是生命需要的精神养料。将“爱好”由坚持转变成“习惯”,这才算得上是渗进骨子里的爱好,这种爱好很自然就能坚持下来,再忙再累也不会放弃。想成为作家又没有坚持下来的人,可能爱文学,但不是钻进骨子里的那种爱。

刘铭就是刻骨铭心的爱。

林喜乐:应该就是这种爱。

刘铭:把坚持变成习惯,您这说法很新颖。不过,坚持怎样才能变成习惯呢?

林喜乐:真心爱好在长期坚持中,无意中就会转变成习惯。没有转成习惯的爱好,一般来说,都不是自己精神所必须的,或许只是一种消遣式的爱好,或者是寄托式的爱好。与生命融为一体的爱好,不用坚持,到时候自然而然就会去做。写作和研究历史对我来说,都是自然而为,没有坚持的劳累,好像只有爱好的满足。

刘铭:看来,真正爱到骨子里的东西才会变成习惯,一般爱好是浅层次的,或者说个人精神层面对自己的爱好还没有强烈需求。因此,渐渐就放弃了。

林喜乐:您说得很对,就是这意思。回到刚才的问题,之所以有些人成了作家,是因为这部分人精神层面对文学的需要更持久,表达欲望更强烈一些。

刘铭:文学创作方面,您短中长篇小说、散文都写。我从资料里看到,您发表在《散文》杂志上的《流年》,曾被湖北省宜昌市一中作为2011届高三语文高考模拟试题,全文录入了试卷,而且西安有多所中学交流了这份模拟题。自己作品进入高考模拟试卷,是不是很激动?

林喜乐:开始是好奇,搞不清楚自己的文章怎么就被选入试卷了。知道这件事情很突然,有一天早晨,一个同事来上班,给我说:昨晚上他女儿跑进客厅,展开卷子问他,《流年》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林喜乐,是不是来咱家聊过的那个林喜乐?他肯定了是。我上网一查,还真有这么一份卷子。好奇完了之后,稍微有点激动,就那么一下。人到中年后,好像不大会激动了。

刘铭:这好像是性格成熟的标志。我来读一段这篇散文:

……(略)

后面是阅读理解,您会做试卷里的阅读理解吗?

林喜乐:这个我还真试过,结果是不会做。共有4道题18分。题不但做不了,还被出题的人搞得莫名其妙的。

文章第一段写了一句,“炕沿的木板擦拭得很光亮,脱漆的地方是白白黄黄的颜色,着漆的地方就黑亮了。”后面就问,“作者写逝去的年月,为什么要从‘炕沿’写起?”到底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好像就不应该这么问。

如果硬要凑一个答案的话,就是因为我是住在二伯家里,二伯家里唯一留下的我家的东西,就是这条木质炕沿,我正好住进了这间房子,炕边正好有这条炕沿,我也正好看见了,就从这里写起了。都是自然的,没有故意要这么写的意思。

后面还问,为什么两次写到孩子们在月光下嬉戏打闹,这样写有什么好处?哎呀,看得我一头雾水。我想,无非就是儿时嬉闹的记忆深么,还能有啥!

刘铭:等于是自己读不懂自己的文章。

林喜乐:一答题就糊涂,这样的考试,我肯定不及格。

刘铭:这个讨论很有意思。平常,您最喜欢,或者最擅长哪类题材的创作?

林喜乐:长中短篇都涉猎,出版过长篇小说《解冻》和《客居长安》,也出版过短篇小说集《顺阳故事》,还有散文集《品读昨天》。近年工作比较忙,能支配的时间很有限,只能写中短篇、散文随笔、纪录片和影视剧本,有时也写一些布展稿、邮票设计稿这类文字。这些题材内容少,费时不多,容易完成。

刘铭:您发表的短篇小说《三战吕布》《S形模具》等,感觉都非常接地气,作家要把作品写得和现实生活接近,和老百姓接近,就要经常采风。您工作忙,哪有时间去采风?

林喜乐:采风不见得要去远处,我感觉,每个人的生活环境其实就是小说环境。像最近比较火的电视剧《装台》,写的就是咱们西安打工者的生活,尤其城中村的戏,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所以说,有人的地方就有社会、就有生活、就有故事,因此,就有文学。不见得一定要专门去哪里采风。城市生活、农村生活、城乡结合生活,出门走一圈就能体会到。我上下班习惯步行,爱在城中村转一转,买东西,东看看西看看,权当这就是采风。

刘铭:出门转一圈,这样采风就容易多了。总觉得,作家都奔长篇去了,您刚才说也出版过《解冻》和《客居长安》两部长篇小说,李星老师还评价过《解冻》,近年有没有写长篇的打算?

林喜乐:写长篇的想法一直都有,但是,一直没有落实。关键是时间和精力都有限,只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做,勉强不得。我的创作体会是:写作最忌讳浮躁,要静下心慢慢写。最好状态是内心从容、生活规律,写作期间要限制行动范围,不得已时,不要东跑西逛。可是这些我目前做不到,时不时就要出差,写长篇么,只能等机会了。

刘铭:我读一段李星老师的评价:

……(略)

李星老师的评价对您小说创作有没有影响?

林喜乐:评论家的评论对作者来说肯定有提醒或影响作用。严格来说,创作和评论是两个范畴的工作,作品怎么样,由评论家来鉴赏、评价。但对作家来说,生活是创作的来源,也是唯一可靠的来源,作家是根据自己对生活的感悟来写作的,一般不会根据评论家对小说的认知标准来创作。

当然,评论家特别重要。他可以指出你作品在思想、审美、结构、细节、语言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这个一定要引起作者重视。李星老师评论《解冻》,我就读出来了他在细节方面提出的见解:小说要注重细节的真实性,要在细节中刻画人物。这一点让我受益匪浅。非常感谢李星老师。

刘铭:2020年过去了,请您对自己的小说创作做个回望,总结一下过去,展望一下未来。

林喜乐:回望一下可以。我在文学创作方面已经走过了很长一段路程,这段路程用时间来计量的话,就是26年。从1995年到现在,天天都在想着写点啥。近几年收到一点效果,在《北京文学》《大家》《文谈》《滇池》《草原》《华文月刊》《陕西文学》等刊物上发表了中篇小说《佛珠》《暮春》《羊肉泡馍》《17楼房客》,还有短篇小说《布艺玩偶》《三战吕布》《S形模具》《火鹤》等。中篇小说《暮春》获得过内蒙古作协颁发的小说作品奖,短篇小说《三战吕布》在2018年入围了第五届柳青文学奖。这些你刚才都说过了。上礼拜五(2020年12月25日),渭南市文联、作协、评论家协会和渭南小说界在华阴市,联合给中篇小说《佛珠》举办了一个研讨会。我在现场看到那么多人喜欢文学,在认真评论小说,我自己感到心里特别温暖,很受鼓舞。发过的作品都是过去时了,至于以后怎么办,我想应该是继续写下去。

刘铭:前边您谈了创作和研究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在历史研究领域也出了不少书,而且都是关于陕甘宁边区时期的税收历史,你研究税收历史是兴趣呢还是工作?

林喜乐:开始研究时是工作,后来就转成个人兴趣了。2004年8月以前,我一直在我们县(富平县)的一个税务所工作。2004年秋季,突然有一天县局人事股股长通知我去省局编书,也没说太清楚。我当时想,省局怎么会想起我呢?谁也不认识我,拖了几天没去,后来股长又催,我看拖不过去了,才来西安看了看。这一看,就被留下来编写《陕西省志·税务志》,分给我编写的内容里头,其中有一章就是“陕甘宁边区税收”。从那时开始,到现在一直没有丢手。

开始研究时,有一个好奇心。就是我总想,在战争年代,那么多人在延安,吃的、穿的、用的都是从哪里来的?如果是老百姓捐献的,能连续捐13年吗?再说,老百姓也不富裕呀。为了满足这个好奇心,我就开始寻找答案,等弄清楚这个问题以后,边区税收历史也研究得差不多了。

刘铭:那您说说,当年,那么多人在延安工作生活,到底靠什么保障日常开支?哎,到底有多少人?

林喜乐:最多时有9万余人。靠什么保障这么多人的开支,这个话题说起来比较复杂。概括来说,1940年之前,靠的是捐赠和“外援”,1940年之后,靠的是税收。

我们都知道,没有枪炮部队就不能打仗。要建立武装,第一要务就是落实经费。土地革命时期,一般采取的是“打土豪”的方法筹集经费。这样做,既打击了反动势力又筹集到了经费,是一举两得的好事情。可是,有一个问题,土豪是不会等着挨打的,肯定有对抗情绪,表现在财产方面就是偷偷转移隐藏,要顺利“打”到土豪的粮钱也不是一件容易事情。还有,“打土豪”的收入不好估算:有财物还是没有,到底有多少,是钱少粮多,还是钱多粮少,这都是“打土豪”这种财政形式的客观特点。收入不可预见的多变性,往往给筹集经费带来不少困难。早在1928年,毛主席就说过,“打土豪只能是应急的、临时的和部分的。”可见,毛主席并不认为打土豪的办法是可以长期使用的筹款方式。同样在1928年(11月),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斗争》这篇文章中明确指出,“……军队大了,地域宽了,就必须而且可能用税收的办法筹措军费……”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时,财政相当拮据,主要是靠打土匪搞收入。像这年冬季,土匪张廷芝盘踞的豹梁寨被红军拿下后,仅粮食收入就有20万公斤。用打土匪的收获,只能应付眼前困难,要解决长远问题,还得依靠税收。

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会议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明确提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用比过去更宽大的政策对待民族工商业资本家,在双方有利的条件下,欢迎他们到苏维埃人民共和国领土内投资,开设工厂商店,保护他们生命财产安全,尽可能减低租税条件以发展经济……”这等于是边区时期最早的招商引资政策,目的是为了发展经济,收税支援战争。中央红军来到陕北后,重新建立税收制度就有了可能。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之前,也就是1937年之前,由于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击侵略取得了辉煌战绩,博得了海内外有识之士,特别是广大爱国华侨的同情与支持,这个时期,边区主要财政来源是侨捐和后方进步人士的捐赠。

有一点很重要,就是1936年6月,红军西征取得了胜利,先后解放了宁条梁、环县、盐池、靖边、定边、安边(合称三边)等地。这样一来情况就好转了,边区形成了以定边、盐池为中心的食盐经济圈。用现在的话说,掌握了食盐生产和销售权,就等于抓住了边区的经济命脉。有了食盐,发展经济不仅有了着力点,而且也掌握了与国统区交换生活物资的主动权。有了食盐这个必需品,就有了开征税收的先决条件。动作很快,当年9月,就成立了定边税务局。10月,盐池县税务局宣布成立。

当然,这时候的税收收入非常少,占财政收入的比例特别低,像1936年(征收盐税20774元)仅有1.77%,到了1939年也只有7.42%。财政主要还是靠“外援”,1937年,外援占到全部收入的77.2%;1938年占到51.69%;1939年占到85.79%。

税收收入太少,养活不了几个人,可这笔收入的性质不容忽视,这等于是税收的火种,1940年之后就燃烧起来了,税收成为边区财政来源的主要渠道。(并且为边区工农商业、基础建设、金融、交通、教育、抚恤,尤其是保证战争胜利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以后,财政来源是国民政府拨付给八路军的抗日经费。也就是“外援”,也叫“协款”。国民政府按月供给八路军60万元(币值单位是法币)抗日经费。不过,好景不长,发生了武汉会战。具体时间是1938年6月至10月,中国战场第5、第9战区的部队以湖北武汉地区为中心(在皖中至皖西,赣北至赣西北及豫南等广阔地域)进行了4个半月的抗击日军大会战。战争结束之后,日军的侵华政策有了明显转变,即由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改变成了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半年后的1939年初,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这个会议是继武汉会战之后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恶性政治事件。因为会议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会后又秘密颁发了《异党问题处理办法》等4个反动性文件。很快掀起了第一轮反共高潮。

国民政府的封锁部队开向了陕甘宁边境。北线的封锁部队有第22军、新编第1军、第4军等3万人;西线有第42军、第57军、第11军、第12军、第81军等10万人;南线有胡宗南第1军、第3军、第16军、第17军、第36军、第90军、第93军等近18万人,约有30万军队将边区南、北、西三面围得水泄不通;东边隔着黄河是虎视眈眈的日本侵略军。面对如此严重的政治、军事、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时刻面临着严峻挑战,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到了1940年秋季,国民政府突然停拨了“协款”,切断了所有外援,还限制边区开展贸易活动。对边区封锁得更加严密,边区的生活资料以及战备物资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正如毛泽东所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磨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棉被子盖,……我们困难真是大极了。”面对这种紧急情况,边区政府调整了财政政策,将依靠“外援”变成了向自力更生转变。

国民政府停拨“协款”的这一年,也就是1940年,边区财政厅下达的征粮任务是9万石,尽管入库了9.7万石,还是因为数量不足,没能避免第二年春季粮食危机的到来。从1937年始,延安的脱产人口逐年在增加,粮食供应始终是边区政府和财政厅的头等大事,接近9万人要吃饭,的确是个大问题。

不过,大生产运动开展起来后,税收工作同时也得到了快速发展。1940年,边区税收收入就占到了财政收入的40.15%(收入7871253元),从1942年到1945年抗战胜利,税收收入约占财政收入的20%左右,一直比较稳定,成为支持革命发展的可靠经费来源。

刘铭:这样看来,关于怎么解决吃饭问题好像有了答案。

林喜乐:这是一部分答案,因为除过吃饭,还有经济发展、基础建设、教育医疗、农业水利这些问题。

刘铭:和现在差不多,方方面面都需要发展。

林喜乐:没错,要生活就要发展,要发展就要有钱,战争年代也一样。

刘铭:研究历史,总是和过去的人物、事件打交道,边区税收历史中,您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些人物和事情?

林喜乐:人物和事情还真不少。从研究税收历史这个角度讲,印象深刻的有陕甘宁边区历届税务总局局长,比如霍维德(1940.4-1941.1)、曹承宗(1941.1-1945.9)、石子珍(1945.5-1950.1)。霍维德主要是扩建了边区税务,领导制定了许多税收条例,使边区税收得到了快速发展,并走上了正轨;第二任总局长曹承宗,主要在抗战时期领导了边区税收工作,使税收工作得到了不断完善和发展,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筹集了必要的经费,做出了一定努力和贡献;第三任总局长石子珍主要领导了解放战争时期的边区税收,除了改革税制,筹集经费外,最重要的是为其他解放区培养、输送了大量税务领导干部。东北、华北、西南等主要大区的税务领导干部都是从陕甘宁边区走出来的。共和国第一任财政部税务总局局长李予昂(1942.1-9)曾任边区税务总局副局长,第三任总局长刘志城也是从边区走出来的。

印象深刻的事情也有不少。比如,第一家税务局——定边税务局的创建,这是标志性的税务大事件,边区从此有了自己的税务机构,因此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还有,国民政府停拨“外援”,促使边区税务大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边区税务的工作效率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比如,1940年1月,边区党委、政府联合下发训令,命令各县在通商要道建立税务局,并严令7日内办理就绪。创局建所这样的大事,要求7日内办结,敢想吗?

同月内,财政厅还发通知,明确了地方党政与税务局的工作关系。1月底就出台了营业税条例、施行细则及税率表,这工作效率难以想象。同样是在1月底,边区税务系统已初具规模。4月,边区税务总局在延安就成立了(下辖张家畔、神府、延川、定边、延安市、关中、庆环等7个分支局)想一想,当时没有电脑,互联网、高速路、汽车都没有,只有小毛驴,速度竟如此之快,工作效率这么高,实在难以想象。边区税务干部的敬业精神,让我感到很震撼。

税务干部吃苦耐劳、舍命护税、劳动自给的精神,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刘铭:边区税务干部不仅敬业,我在资料上看到税务廉政工作也相当严格。可见,我们党的廉政建设工作是一贯性的,战争年代也不例外。

林喜乐:您知道得真还不少。

刘铭:我也在学习呀。

林喜乐:学习好。边区时期,税务系统廉洁工作的确抓得很紧,有一个叫肖玉璧的分局长还被判刑枪毙了。原因是贪污挪用税款。1942年1月5日的《解放日报》还报道了这件事,题目是:曾任张家畔税局长肖玉璧判处死刑——贪污公款三千余元。准确说是3050元。

当年,肖玉璧案件在边区轰动一时。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因贪污被查处的最大案件。因为肖玉壁的身份比较特殊,他是一名英雄,打仗留下的伤疤就有90多处。刚到陕北时,肖玉璧饿得骨瘦如柴住进了医院,毛主席到医院视察时看见了他。由于边区物资匮乏,为保证主席健康,中央特批给主席每天半斤牛奶,凭证领取。看到肖玉壁,主席当即把自己的取奶证转送给了肖玉璧。

1940年,边区经济最困难的时候,组织上安排肖玉璧到清涧县张家畔税务分局任局长。上任后,肖玉璧就放松了要求,开始贪污(同时利用职权,私自做生意,甚至把根据地奇缺的食油、面粉卖给国民党部队),在任期间,还挪用公款。案发后,肖玉璧潜逃,最终被捕,边区法院依法判处他死刑。肖玉璧不服,向主席求情。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把信带给毛泽东,主席问:“肖玉璧贪污了多少钱?”林伯渠说:“3000余元。”主席又问:“他态度咋样?”林伯渠说:“他给您写了一封信,让看在他过去作战有功的分上,让他上前线去,战死在战场上。”主席没有看信,又问:“你们的态度呢?”林伯渠说:“这股风非刹住不可。不过,究竟怎样处置肖玉璧,边区政府和西北局还想听听您的意见。”

毛泽东沉思了一阵,对林伯渠说:“我完全拥护法院的判决。”就这样,贪污犯肖玉璧被依法执行了枪决。

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来,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不管是功臣还是高官,我们党对贪污腐败的态度是一贯的:零容忍,严厉处罚,绝不姑息。

铭:战争年代的廉洁工作,原来还这么严厉。和您聊,真长见识。研究历史,对您最大的影响表现在哪里?或者说您的最大收益是什么?

林喜乐:肯定有收益,也不好说。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在历史中徜徉》,里面说过这样的意思:相对人生来讲,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已足够久远,边区税收工作也已固定在了七八十年前特定的历史时空当中,参与过税收工作的所有人物,完成了历史使命后也相继走进了历史。其实我经常默念他们的名字:霍维德、曹承宗、罗东明、李予昂、石子珍、刘志城……是他们创造了战争年代陕甘宁边区税收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辉煌成果。就是说,读史的过程,其实就是在和一个个从炮火硝烟中走来的英雄对话,和战争年代成长起来的税务战士面对面聊天。

研究历史对我来说,最大的启发是:不能忘了来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就是说不能忘记初心使命,不能忘记出发的目的。出发是为了到达,过程决定了能否到达。不忘初心,矢志不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能到达辉煌的目的地。因此说,读史可以明智(智慧),更可以明志(志气)。读史等于在重温一路走来的风风雨雨,经历的坎坷,遇到的荆棘。总结历史经验,我们就知道应该怎样前行,才能走得稳健,才能走得从容。知道了这些,就能更加珍惜现在的一切,也能展望到辉煌的未来。这就是我读史的最大收益。

刘铭:您说得真好。我们知道,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以史为鉴,就您研究历史的心得,观照当今表现在哪些地方?

作家林喜乐

林喜乐:我研究的是边区税收历史,从税务管理角度来讲,就有不少值得借鉴的地方,比如奖惩制度。1941年10月,边区政府单独制定过一个《陕甘宁边区税务人员奖惩规则》。奖励分为(五类):传令嘉奖、记功(三次记一大功)、记大功、升级、越级擢升(越级提升);惩戒也分为(五类)警告、记过(三次记一大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及时肯定成绩,及时给予荣誉,这是调动工作积极性最有效的办法,应该坚持和发扬。

还有边区的民主征收制度,边区政府以条例形式规定:各级税务单位都要贯彻民主评议制度。这其实和今天税务部门提供的纳税服务差不多,都是为了公正、公平、方便、快捷地为纳税人服务。

还有税务系统每年召开的春训工作会议,就起始于边区时期,这是边区税务系统的一项发明。边区税务系统采取开会方式培训干部,年初有春训会、月终有报解会,还有根据需要不定期召开的专业会。最有影响的是春训会,每年春节过后,利用税收淡季,由县税务局或地区税务局召集全体干部开会。内容一般有:检查政策执行情况、交流工作经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端正思想作风、学习有关规定、统一思想认识。这个会有个特点,会期比较长,一般在20天左右。这种以会代训的形式税务系统至今还有保留。

还有就是把学习作为一项经常性的任务,边区税务规定了每人每天的学习时间,单位统一安排学习内容,缺什么学什么,干什么学什么,使学习经常化、制度化,还要定期检查汇报学习成果。正是由于不断学习,收到最明显的成果是,边区税务干部的文盲率由60%下降到了30%,减少了一半,学习效果十分明显。这都是启示。现在是学习型社会,学习型机关,也是学习型税务,和边区时期的学习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提高干部素质。由此可见,我们党从来都是热爱学习、善于学习,是联系实际学习的典范,税务系统也是一样。

刘铭:您在税务系统工作,是不是感觉对本系统的“鉴今”作用更明显一些?

林喜乐:是很明显。像现在推行的税收政策,我往往都能在历史中找到对应点。比如说,正在落实的“减税降费”政策,在历史上就有对应点。1942年12月,毛主席在边区高干会上演讲时指出,“虽在困难时期,我们仍要注意赋税的限度,使负担虽重而民不伤。而一经有了办法,就要减轻民负……”主席说的“减轻民负”与今天的“减税降费”,都体现了我们党一贯的治税思想,就是减轻人民负担。像2006年全面取消的农业税,也是出于减轻民负的考虑。

建国初期,1950年3月18日,习老(习仲勋)在《为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而斗争》一文中说:“必须重视并学会精打细算管理家务,管家务就是管税收……”“管家务就是管税收,”这句话道出了管好税收就是国家管理的重要内容。革命前辈关于税收的论述,给我们今天的税收管理工作也有很多启示。

刘铭:是不是可以这么认为,您的历史研究成果对丰富红色文化起到了有益的补充作用。

林喜乐:这个,是尽可能去补充。16年来,在边区税史研究方面,我出版了三四本书,还有税史影视剧本、纪录片、印花税票等。就像习近平总书记说的,“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故事、根据地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我讲的是边区税收故事。属于根据地故事,也包括英雄和烈士的故事。其中有两本书被选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还获得过国家税务总局科研类三等奖;纪录片《红色税收》还是党的十九大的献礼片。这些作品,都是对红色税收文化的丰富和完善。我们知道,陕西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我们一定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给红色税史不断赋予时代内涵,才能满足文化建设需要。

边区税收是边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了完整的税制体系,也孕育了顽强拼搏的牺牲精神。通过研究,不断挖掘红色税史资源,通过写文章,让历史鲜活起来,这样就能打动人,只有打动了人,红色税收文化才会融入税务干部的内心,才能实现鼓舞人、激励人、启迪人的目的。我的任务就是,做好红色基因的传承者和践行者。

刘铭:不愧是学者型作家,思想很深刻。您以后在文学创作和历史研究方面还有什么打算?

林喜乐:创作这件事,是一生的劳动,过去的创作偏重于社会内容和税收方面,今后的创作不外乎还是社会和税收,不过,还要加上一个边区税史小说。

在研究历史过程中,积累了不少可以转化为文学作品的素材,不写出来,感到很遗憾。今后,会写一些历史类的中短篇小说或者长篇小说。

税史研究方面,按照计划,除了已经出版过的书,还要继续出版二三本,最后集成一套《陕甘宁边区税收历史》系列,全面概括边区税收历史,不留死角,突出重点。还原一个真实的边区税收发展的全景图,给后来的边区税收历史研究者提供翔实的一手资料和研究上的方便。

刘铭:今天聊得很投入,相信听众了解到了不少新知识,认识了一名学者型作家——林喜乐。谢谢大家!

林喜乐:谢谢大家!谢谢刘铭老师!

(责任编辑 王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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