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仵埂

题记：2012年2月22日，我回到故乡富平县，找到仵小龙，他与我是王寮同村乡党，在县文化馆工作，我让他帮忙找几个熟悉本地历史文化的长者，想对乡村曾经繁盛的民间信仰作个调查。他陪同我先后拜访了美原镇的何本善先生，流曲镇的张继周先生、王寮镇南董村的邵登益先生、县志办的范志强先生、县政府的惠志刚先生。上述五位先生以自己的亲历亲见，谈了曾存在于上世纪50—60年代富平存在的庙宇及民间信仰情况。半年后遂形成这篇文字。在此向诸位先生表达我由衷的谢意。

关中地区属于渭河冲积平原，东西长八百余里，人们习惯上称之为八百里秦川。西安市刚好处于八百里秦川的中部，以此为界，人们将西安以西称之为西府，西安以东称之为东府，富平县就位于东府，距西安70公里。

富平故称频阳，秦厉公二十一年（公元前456年），始在频山之南建立县治，定名频阳。西晋时，建富平县，取“富庶太平”之意。富平现有人口78万，1970年代至1980年代，县域人口一直保持在60万左右，算得上一个人口大县。富平现在总面积1233平方公里，17个乡镇，334个行政村。1980年代初，富平有自然村落1641个。就村落的沿革来说，这1641个村落，1950年代与1980年代相较，没有什么变化，尽管在行政区划上有不同的叫法，1980年代之前的区划称谓为县、公社、大队、小队；1990年代之后，称谓变为县、乡（镇）、村、组。村落真正大规模变化是从1990年代的城市化进程开始。可以说，1950年代的乡间村落，可以见到清末民国的村庄样态。

清末民国时期，富平县境内民间信仰风习甚为浓厚，庙宇极为繁盛，有上万座之多。乡间村舍，几乎无人不膜拜神灵。多神崇拜，弥漫在乡间，构成一个奇异斑斓的神灵世界。这个神灵世界里的众神祗，从天上到地上，从生老病死，到福禄祸福，从万物运行到日常生活，无不与各路神灵一一对应，无不由神祗支配和统辖。这是一个万物有灵的带有原始宗教意味的乡间精神生活。其乡间所供奉的神灵神祗比较普遍的有：土地爷、灶火爷、关公爷、龙王爷、娘娘神、牛王爷、马王爷、财神爷、药王爷、城隍爷……但这样的罗列实难穷尽，因为富平民间神祗的创造，是因地因人而为，一个地方可能因为某个故事或历史上某个名人而创造出一个神灵。杨庆堃在研究中国宗教的社会功能时，就归纳出中国民间宗教与制度性宗教相对的“弥散性”特征。他的这一观点直到今天被人尊为近世以来研究中国宗教的“圣经”。①在富平县境内，王翦庙至少有七处，具有确切的遗迹，就是一例。对王翦的敬奉，一是因了他在秦始皇统一中国时立下了赫赫战功，更重要的因由是富平是王翦的故里，于是，他就成为这个地方百姓敬奉的对象。

我把对富平民间信仰的考察时段，放到了1949年—1966年，之所以这样选择，基于这样几点理由：其一，1950年代刚好处于大陆政权新旧交替时期，新政权刚刚建立，这个时候，新政权与旧意识形态还有一个相互推移的过程，民国时期的民间信仰和乡间庙宇还在继续沿袭存在，其整体状貌还可见出一个大体轮廓，新政权推动民间进行思想改造、铲除旧思想还没有构成瞬间断裂，国家意识形态还没有完全替代民间的风习和信仰。其二，1949年至1966年这17年之间，尽管国家在进行民间思想改造方面，也是运动化推动，比如，1950年和1957年的整风运动，也可说是思想改造运动；1963-1966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称为四清运动。先期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期是“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等等，但和此后的文革相比，毕竟还是说理的、柔性的、也算得上是和风细雨式的。在两相推移中，一些明显的祭祀和敬拜慢慢转入地下，庙宇里的香火渐趋冷清，有一些比较坚守的人，也只有偷偷去庙宇磕头敬奉，有的在家中敬奉礼拜。这是民间信仰从繁盛走向凋零的一个过渡时期，考察这一时期，可以承前启后，对理解此后民间精神依存状态至为关键。其三，选择1950至文革前的1960年代，还有一个缘由，就是出生于1930至1940年代的人，今天也不过70—80岁，还有一部分人在世，作为考察采访，亦可作为历史见证者，使我们在做田野考察时，有了口述实录的依据，对研究更具有价值。我在富平县做田野考察时，走访了四乡一城，采访了五位老人：何本善、张继周、邵登益、范志强、惠志刚，他们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民间信仰状况的历史信息。

邵登益老人是富平王寮乡政协委员，他家就在王寮乡南董村，是一个较大的自然村，东西呈一字排列，分为邵家、段家、常家、王家四个较小的村落小组，从中亦可见出早年大家族聚族而居的痕迹。据邵登益老人回忆，南董村这个东西向一公里长的村落，散居排列聚族而居邵、段、常、王四大姓。南董村共有庙宇10余座，分别是老爷庙（敬奉关公）、霄仙庙、北庙、北寺（石佛爷）、观音菩萨庙、南庙（关公）、东庙、三官庙、菩萨庙、马王庙等等。有的庙宇在不同村落同时拥有，比如常家有个马王庙，段家也有一座马王庙。霄仙庙是一座很大的庙宇，有一个戏台，占地约七八亩，敬奉的似乎是神仙人物，老人也不大能说清楚。现在被用作粮站。南董村距离我出生的村子仵家村只有一公里，小时候到南董村走亲戚，那儿有我一个大伯，我就路经霄仙庙，残破荒凉的庙宇，仿若有魂灵游荡，远远望见庙里伫立的彩绘人物，心里非常害怕，总是急匆匆走过，不敢逗留，甚至不敢多看几眼。我成长的这所村子，也有两座庙宇，村东头是一座娘娘庙，村西头是一座三观庙。

张继周先生是县政协委员，他家在富平县流曲镇，他是一个熟悉历史掌故的人。他说，在流曲镇簸掌村、昌宁村、梅家庄、流曲镇政府所在地，这几个地方庙宇极多，比如昌宁，流传在人们口边的是“三村六堡二十四个庙庙”，说流曲镇是“七舍六堡二十四个庙庙”。簸掌村民国时期做生意的人极多，赚了钱就盖庙，这个自然村落也有二十多个庙宇。庙宇之繁盛可见一斑。在流曲镇所属区域，不仅庙宇繁多，而且庙宇的种类极为多样，比如，在流曲小惠有一座庙叫“刘屈氂庙”，所敬奉者为西汉刘胜之子，也是汉武帝第十二任丞相，其实这位丞相在位期间乏善可陈，《汉书·武帝纪》里也仅有两句话提到他的名字，分别是“壬午，太子与皇后谋斩充，以节发兵与丞相刘屈氂大战长安，死者数万人。庚寅，太子亡，皇后自杀”。“六月，丞相屈氂下狱腰斩，妻枭首”。传说他陪汉武帝到铜川狩猎，正值富平境内大旱，百姓跪拜，刘屈氂奏报皇帝，降旨免税，百姓感之而为其立庙。此为一例，可知百姓所敬之神，正是为百姓做了好事之人，百姓惦念难忘，在历史岁月里将其神化。所以，富平民间敬奉的神祗序列里，至少有一部分是相当于功德庙，是纪念那些有现实贡献的人，褒扬古人，以激励来者。这些信仰，不具备超越性，非前生来世、上天入地之追问，更多具有现实性特征。流曲镇北耕有一座显圣庙，敬奉的是伍子胥，他也是春秋时期一位历史人物。在流曲镇臧村，还有一座八蜡庙，庙里敬奉的是虫王爷，蝗虫使百姓粮食绝收，虫王爷也变为膜拜对象。

一些大的乡镇，比如美原镇，1950年代初期还有城墙城门，镇四周庙宇遍布。何本善老师一直在县文化馆工作，如今以八十余岁，他就是美原镇人。在他的记忆里，这城墙的每个城门处都有庙宇，称为“十门九刹”，敬观音菩萨，天天菩萨等等，四周有关帝庙、土地庙、娘娘庙、马王庙、三郎庙、大圣洞等等，庙宇星罗棋布，处处可见。庙宇在民众生活中，更多起到了精神的内在规约和惩罚作用。在美原镇就流传这样一个故事，说明了神是人行为的见证者，最为公平公正，在人面临不平不公时，神会做出决断。传说过去美原镇有一对朋友，关系很好，称兄道弟，老弟赶集买猪，身上只带了九两银子，但他看上的一头猪，人家非要十两才可成交，无奈，只好借了老哥1两。回去后老弟得急病死去，妻子不认账，然后两人约定明天到城隍庙诅咒发誓。当天晚上，女的来到城隍庙磕头，说：城隍爷呀，是我把良心昧了，明天要赌咒，城隍爷一定保佑我，若我赢了，给你塑金身，献活猪。第二日，大哥弟媳一同来到城隍庙，大哥发咒说：若我胡说，把我腿跌坏。弟媳来时儿子也跟着来了，一出门，娃摔了一跤，把腿跌坏了。在这则故事里，呈现出的训谕是，人可以昧着良心颠倒黑白，但是神却清楚是非曲直，最终会做出公正惩罚。

在1950—1960年代，富平县庙宇虽然渐趋颓败荒凉，但其大多庙宇的状貌还依旧留存；其香火渐趋冷清，但仍有善男信女拜祭。庙宇繁多之状，仍历历在目。庙宇为什么会在疾风暴雨式的多次运动中，还能在1960年代见到其残败的颓垣断壁，大抵因为强烈的民间禁忌，人们认为，庙里的东西是不能随便拿回家的，拿回家会带来灾祸，庙地更不能随便侵占，若侵占庙地，神祗怪罪下来，家里要出祸端的。因此，庙宇在多次运动之后，即使被推到，挪做它用，但是少有私人侵占，大多成为公共场所，或乡公所或学校或仓库。富平庙宇的大规模损毁，在惠志刚先生看来，大约历经三次：一次是民国时期的1920年代，帝制瓦解，神权动摇，废除科举，举办新学。当时一些开明人士，就拆庙建校，其实只是把神像搬走，将庙地用作学校而已。此后，在国共战争时期，一些庙宇被改作粮库，或者拆庙建粮库，有的也被用作乡公所。现在能见到的遗迹已经十分十分稀少了。

可以说，1950年代，尽管时代已经发生了剧变，村村有庙，家家敬神的传统趋于冷清，但还存在。笔者出生于富平县王寮镇仵家村，在自己能够记事的1960年代初期，还能回忆起，每逢过年，家里人供奉灶火爷和土地爷的情形，神龛前祭献蔬果菜肴，大人指导孩子给敬奉的神祗磕头。当时，一个自然村落，往往不是一座庙，而是多座庙。不同庙宇里供奉的不是同一尊神，而是多尊神。乡民祭拜也并非只选择一尊神灵，而是见庙就磕头，充分显示出民间多神信仰的特征。并非一尊神统管天上地下万事万物，各神有各神的职责功能，这有点象古希腊神话里的神祗分工，赫拉掌管婚姻，波赛冬是海神，哈台斯是冥王，得墨忒耳是农神，赫斯提亚是灶神，阿波罗是日神，阿瑞斯是战神，赫淮斯托斯是火与铁匠神，雅典娜是智慧之神，阿弗洛狄忒是爱神，阿特米斯是月神等等，此外，还有酒神狄俄尼索斯，命运女神摩伊拉，文艺女神缪斯等。但是，在所有神祗之上，还有一个众神之主宙斯。古希腊神话里的神祗，尽管各自掌管着不同权力，有着不同的分工，但却是一个系统，归属于主父宙斯统辖，而且，彼此之间的关系，也是兄弟姐妹和儿女们，是一个大家族。我在富平考察民间信仰时，所了解到的是，村民所信奉的各路神祗，互不关联，没有一个体系或者系统，一如中国的神话，没有系统性一样。

富平地域所建神庙与所敬奉神祗大体如下：三官庙：道教所称三官为天官、地官、水官。天官大帝降生唐尧，掌天文，主持赐福；地官大帝化生虞舜，制地理，主持赦罪；水官大帝育生夏禹，治水利，主持解厄。天官大帝为尧，地官大帝为舜，水官大帝为禹。财神庙：所敬之神为赵公明，招财进宝。但各地所敬奉对象有所不同。娘娘庙：所敬之神为娘娘，但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敬奉对象，一般来说，富平娘娘庙敬奉的是送子娘娘（有的敬奉女娲）。其他地区有供奉的王母娘娘、圣母娘娘、催生娘娘、眼光娘娘、天花娘娘，还有碧霞元君等。祭拜娘娘神的多是妇女，娘娘神护佑妇女生儿育女，保佑孩子健康成长，无病无灾。药王庙：所敬之神为药王孙思邈，其作用是保佑人体健康，百病不生。土地庙：所敬之神为土地爷（方言称土贴爷），护佑一方百姓五谷丰登，幸福平安。龙王庙：所供奉龙王，是管水的，不让洪水泛滥成灾，祸害百姓，护佑一方风调雨顺。文庙：这是县一级才有的庙宇，敬的是孔子。一般乡间文庙少见。武庙：敬的是关公，保佑平安。有的叫关帝庙，所敬奉者即关羽。城隍庙：古人把城隍爷视为城市的保护神，大约从明朝后城市普遍兴建城隍庙。富平县城也有一座城隍庙，可惜竟于1985年被毁。西安城隍庙供奉的是都城隍爷，两侧配祀判官、牛头马面和黑白无常等鬼卒。一般都市的城隍庙所供奉神祗大多为历史上的功臣名将，或为当地百姓造福的贤哲廉吏。如北京城隍庙供奉民族英雄文天祥；上海城隍庙供奉汉名臣霍光；苏州城隍庙供奉战国时期的名人春申君；广州城隍庙的城隍爷是南汉国建立者刘龑以及海瑞等。魁星楼（阁）：所敬之神为魁星，它是主宰世间功名禄位之神，古代文人拜魁星拜得最多。期望自己一朝被点中而成为状元。牛王庙：所敬之神为牛王爷，护佑六畜兴旺，无病无灾。牛在农耕时期作用巨大，价值极高，一头牛相当于一个农户的半个家当。马王庙：所敬之神为马王爷，马王爷的形象是三眼四臂，主司交通运输，与牛王功能大体相同，牛王爷马王爷被作为神明敬奉，充分显示出牛马在民众生活中之地位。二郎庙：原本供奉的“二郎神”是秦朝李冰次子李二郎，他因治水有功而传颂后世。明、清时，受《封神演义》、《西游记》、《劈山救母》等小说戏曲影响，改李二郎为杨二郎杨戬。

上面所列举的是富平乡间庙宇所主要敬奉的各路神祗情况，这仅仅是其中一部分带有普遍性的敬奉对象，还有一些比较特殊例外的神祗，比如大巴爷、虫王爷等，在这儿不再一一列举。在岳永逸对河北赵县梨区的田野调查中，发现梨区民众多数在其家中供有一张高约二米、宽约一米的神马，神马从上到下有十行左右的神神，总数有百位左右。几乎囊括了所有民间神祗，信奉者将其称之为“全神”。岳永逸引用梁景之的观点说，这是民间宗教乡土性的集中反映，是民间宗教与传统乡村社会“多神信仰”或“多神崇拜”创造性整合的产物，是普遍见之于民间宗教与民间社会的一种共通现象。②于此可知，多神信仰所具有的普遍性特征，并在现代条件下发生转化，成为“全神”或“神丛”。在上面的例举中，我特别没有列举佛寺和道观，因为这两者在全国其它地方具有同一性，而且和我所论之乡村信仰风习有所不同，下面我会专门论述到这一点。

通过以上对富平地域民间所敬奉神祗的陈述，可以看出，这对我们探索民间精神依存状态是一个极好的观察点。民间信仰，我们由之可以将其归为这样几个系列，一为家族祭祀信仰系列，二为与之相关的生存信仰系列，三是精神层面的终极化依持的信仰系列。这三个系列往往融汇一起，表面看来，难以分清彼此的不同向度，但细加辨析，还是可清晰地看出其不同。

先说家族信仰系列。一年中，最为浓郁的祭祀活动是春节，其次是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在这些节日中，春节最为重要和盛大，春节家庭祭祀有这样几项内容：大门两边，一边是秦琼，一边是敬德，属于门神守护者。家神是列祖列宗，其象征是神轴和牌位，常常是家族代代传承下来的先人画像，作为象征，挂于厅堂，加上祖宗牌位，构成对家族先祖的敬奉膜拜。父辈会带领自己的儿孙给祖上上香磕头祭拜。在这种敬奉里，我们看到了一种悠远的传统，这就是儒家文化要素在民间信仰实践中的仪式化表达。儒家思想的逻辑起点是血亲关联，重视血脉代际传递成为其主要特征，所以，在家族的祭祀里，先人敬奉就自然成为第一位次。儒家以此建立人伦社会基本规范，长幼有序、上下有别，由之而推及天下。在列祖列宗的敬奉中，从时间序列上看，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绵延不绝，构成家族历史，传导一种亘古恒久的秩序和责任。所以，祭祀敬奉里，希望得到先祖的护佑，祖先的灵魂保佑子孙们安康幸福。这样的活动里，有着现实的期盼，寄寓未来的种子，其与儒家文化要义紧密关联。

我将富平民间信仰的第二类划归为生存信仰系列，其实，在春节家庭的祭祀活动中，第二位是土地爷，进门迎面即可看到，将其供放在神龛里，期望他护佑五谷丰登。俗语云，户有万贯粮，家家有神堂。其次是灶神，当地称为灶火爷。乡间腊月23日祭灶神，很虔诚，认为灶神“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三样献食，期待来年和和睦睦、平平安安。土地神和灶神，都切实表达着百姓的生存信仰，期盼五谷丰登和饮食丰足。本文上面所列举的神祗，也可基本上归为与自我生存紧密关联的信仰，不管是求子嗣（娘娘庙）、求安康（药王）保平安（关公）等等，这些敬奉，在精神层面上，大多还是祈求家族兴旺，平安幸福。深究起来，这些信仰，大多超不出儒家的基本教义，或者说是儒家思想的基本延伸。因为，这些东西，都是面对现世的，是有用的，是激励人进取向上的，对未来怀抱美妙憧憬的。他不讨论死亡问题，不讨论痛苦，他祈求化解痛苦，获得幸福。对现世幸福的追求，是民间信仰的核心诉求。

富平民间信仰的第三个方面才涉及到终极精神的追问层面，这一点其实在乡间表现不够明显，尽管代表这一趋向的敬奉神祗，有佛寺道观，亦有教堂。富平民间信仰中，关于佛教的信仰，最多见的是观音菩萨，尽管也敬奉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地藏菩萨。有的村庄，也有教堂，比如，王寮乡的三合村民，就一直信奉上帝。但总体而言，民间超越性信仰的精神追寻颇为少见，多是行善做好事，不做亏心事；积德行善，知恩图报之类。对精神层面的信仰，大抵没有超越世俗的需要。所以说，富平民间信仰也是将佛教、道教、基督教世俗化，与自己的生活信仰结合起来了，而很少有形而上的追问。从这种表征中我们可以见到，灌注在富平民间信仰中流动的主脉，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趋向的仪式化行为，就是说，儒家思想，已经不仅仅是经典、而成为流行于街头巷口的民间语汇，并且也仪式化了，成为一种宗教礼仪规范。以此具有了庄重肃穆的凝重，从而重塑人心人格。

在富平民间信仰的考察中，我所了解到的许多庙宇，多以历史人物命名，这些历史人物，是曾在历史上做出杰出贡献的人物，或者成为一方民众的骄傲，并进而化为地方民众膜拜对象，并以之激励后人。比如王翦、刘屈氂、蒙恬、伍子胥、岳飞等等，因之，仪式本身所指，是现实关怀，而不是超越性追问。这样，信仰就变为可触摸的对象，与现实紧密关联，与自我正面取向、人生责任义务扭结一起，而非不着边涯、云遮雾罩的神话人物；或者说，云遮雾罩的神话人物也在参与对民间精神的塑造，依照顾颉刚的说法，叫“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 ③，民间信仰也如此，神话人物、历史人物、民间传说等等，累积层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同富平曹村镇的太白庙，前殿敬奉菩萨，后殿敬奉太白。但我还是要强调一句，儒教作为主流文化，表现在关中区域，尤以北宋张载创设形成的关学影响深远。④富平地处西安近地，亦将儒家之教义表现得极为饱满充分，以至于远古的神话故事、民间传说、历史人物、宗教教义，也都被利用和改造，成为符合儒教主体教义的载体，从而衍化为这一地域的主流文化信仰形式。

关于民间信仰对人精神的雕塑，或者说成为人的精神背景的依持问题，我在以后的论述中，将另文论及。我的问题兴趣是，富平民间信仰，怎样塑造和构成一个区域人的精神氛围，怎样影响一个区域人的人生理念和行事原则？1950——1960年代，富平这个区域人精神的虔敬诚恳性气质问题。我以为这一问题和整体社会的建构密切关联，这是信仰所得以建立的基础性问题，而虔敬诚恳性是建立信仰的心理基石。这一时段人信仰的建立，与前期民间信仰风习有直接关联。我以为，民间信仰的浓郁氛围，为这一时段的虔敬与诚恳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建立起一块信仰的肥沃土壤，至于在这片土壤里种上了牡丹花还是刺玫，那是另一回事。当然，社会也如同生物性大地，也有一种自生态，就是说曾经遭到破坏的东西，在一定时期会顽强地自我修复，如同遭破坏的形而上的追问追寻，对不可把控的天道神性的敬畏回归。但是，它向哪一方面修复？修复的结果如何？就是一个极为要命的问题。当然，农耕文明时期，它修复的依归标尺是孔孟儒家礼仪。每次王朝更替、社会动荡之后，在秩序重建时，儒家文化会象草木，在曾被烧为灰烬的大地上重生恢复一样，慢慢爬上荒漠，染绿大地，重现一片盎然生机。

我特别想说的是，抽象的精神背景气质，怎样深刻地影响到知识分子信仰的虔诚性。也就是说，虔诚这一精神品格，是在人心中怎样建立起来的？而暂且不论虔诚之下信什么，是信仰三民主义，还是信仰共产主义，抑或是信仰无政府主义。这一切的“信”，首先须有虔诚性心理，不然，任什么美好的图景，也难以生根，在无法有精神依持的荒漠里，社会精神的重建就会流于一句漂亮的空话。

2012-10-11——2013-3-21于西安小寨

2020-11-15重改

注释：

① ②参见岳永逸著《灵验•磕头•传说：民众信仰的阴面与阳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10年9月第1版172页、207-208页。

③ 1923年，顾颉刚在论辩中提出了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之观点。

随即引起中国史学界的广泛关注并产生深远影响。“古史层累说”是其古史论的主要核心与灵魂，也是最为重要的方法体系。既是一种历史观，又是一种历史研究方法，它有以下三个涵义：1、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越长。2、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人物愈放愈大。3、我们在这上面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状况，至少可以知道那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状况。

④ 所谓“关学”即关中之学。从地域角度而言，是指从函谷关以西、大散关以东以西安为中心的狭长的渭河冲积平原，古代称之关中。北宋张载释义儒家经典，提出“气本论”，首创关学。其后有吕大钧兄弟、以及金元明清时期的杨奂、杨恭懿祖孙三代、吕柟、冯从吾、李二曲、李因笃、李雪木、刘古愚等关中大儒追随，形成关学气脉流派。

作者简介：

仵 埂（教授、学者、文艺评论家）

陕西富平县人，1956年10月生，西安音乐学院-西安培华学院 教授，艺术哲学、舞蹈美学方向研究生导师。文艺评论家。

长期致力于文艺研究和评论工作，在《南方文坛》、《中国作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西北大学学报》、《人文杂志》、《小说评论》、《光明日报》、《文艺报》、《文学报》、《羊城晚报》、《西北美术》等报刊杂志发表作品、论文及评论二百万字。

著作有《受难与追寻》、《文学之诗性与历史之倒影》、《魂魄何系》、《影视鉴赏》等。任全国高等艺术院校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陕西散文学会副会长；陕西省作家协会理事、理论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艺评论（西北大学）基地特聘研究员，陕西省艺术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中国作协会员。陕西省“第二届德艺双馨荣誉称号”获得者。

（责任编辑 王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