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诵明先生（1890—1991），字轼游，号清来，浙江新昌人。1908年赴日本求学，先后在东京第一高等学堂预科、日本冈山第六高等学堂学习，与吴玉章等参加东京同盟会活动，回国参加辛亥革命。1913年考入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学习，1918年毕业后专研病理学一年。和郭沫若等一起组织“夏社”，资助经费，开展进步活动。民国时期担任过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院长等五所国立大学院、校长，是中国现代病理学奠基人和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先驱，是坚定的爱国教育家，是中国西北地区高等教育主要奠基人。我们今天缅怀他的事迹，是为了更好地继承他的爱国精神，坚定教育兴国、科技强国信念，促进我校更快更好发展。

徐诵明1919 年秋回国，任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该校是1912年由中央政府第一个兴办的医学校，是我校医学部前身）病理学教授，最早成立中国人自己的病理学教研室，培养出许多杰出的专业人才。1926年底离开北京到南方参加北伐战争，在南昌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医处卫生科长，到南京接收鼓楼医院为南京市立医院并行院务管理。

国民政府于1928 年进行大学区改革，将河北、热河两省区和北平、天津两特别市设立的国立九校及前外交部俄文法政专门学校、天津北洋大学、保定河北大学等改组为11个学院、5个附校，成立国立北平大学。这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大学，校长先后由李石曾、沈尹默担任。徐诵明于同年8月回北平，11月首任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院长，在中国首倡中文教学，制订医学院组织大纲及附属医院暂行规程，选派优秀毕业生到德国留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聘请南满医大著名的生理学家侯宗濂到北平大学医学院担任生理学教授，带来国外先进的生理学实验方法；建立生理化学教室、小儿科教室、卫生教室，实施教室独立制，成立中国第一个法医学教室。他还为在北洋政府时期因参加革命活动而被学校开除的学生贺诚（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首任国家卫生部党组书记、第一副部长、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卫生部长）补发毕业证，使其在上海顺利开办个体医院，而该医院则是周恩来、陈赓领导下开展地下秘密工作的据点。

徐诵明于1929 年初带领全院师生进行静坐，促使政府当局把前北洋政府审计署办公用房拨付附属医院使用，使办学规模得到扩大。附属医院迁入新址后，改称“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他曾亲任院长。经过近10年发展，医院成为北平老百姓熟知的“平大医院”，其影响仅次于美国人所办北京协和医院。

1932 年8 月底，教育部任命徐诵明主持国立北平大学校务，10月担任代校长。他一边向上级力争拨款，一边鼓励大家克服困难，维持生存。期间将艺术学院独立出去，合并法学院和商学院为法商学院，聘任一大批教育大师和著名学者来校讲学；大批优秀毕业生被送往国外留学并回国效力，使北平大学在多方面得到比较稳定的发展。抗战前夕的北平大学，拥有女子文理、法商、工、农、医五大学院，师资力量在当时仅次于排名第一的国立中央大学。

在日本侵占热河、长城之际，他约请相关单位和医学院商定合建重伤医院，为长城抗战伤员提供救治保障。针对日本和汉奸在华北的分裂自治行为，他和12名知名教授，代表北平教育界签名发出宣言：“坚决反对一切脱离中央和组织特殊政治机构的阴谋的举动，我们要求政府用全国力量，维持国家的领土及行政的完整。”汉奸殷汝耕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在通州成立后，徐诵明和梅贻琦、李蒸等10余人前往中南海居仁堂谒见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何应钦，坚决反对这种分裂国家的行为。他前后用时约1年，在“公务丛杂之际，抽暇而成”，将日本著名病理学家木村哲二所著《病理学》约30万字翻译完成并于1936年出版。

徐诵明认为大学是传授学问的地方，只有办好教育才能救国、强国；大学要兼容并包，教师有才能就应量才使用，外界不应过多干涉。按照在教育部备案的《国立北平大学组织大纲》规定，大学校长由国民政府任命，大学各学院院长由校长聘任，学院各系主任及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由院长商请校长聘任。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开设俄文课程，聘请多名苏联人做兼职讲师，有些教授在开设的社会学课程中讲授马克思学说，师生在“一二·九”运动等爱国运动中始终冲在斗争最前列。徐诵明先聘请进步教授范文澜担任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应蔡元培先生举荐，继聘许寿裳担任。国民党随着权力和地位的巩固，将马克思学说视为异端，范文澜、侯外庐、许德珩等先后被捕，后经多方营救方才释放。1937年春，教育部长王世杰密电解聘李达、沈志远、程希孟、陈豹隐、许德珩教授，徐诵明认为这五名教授教学深受学生欢迎，未按密令行事。

1937 年7 月全面抗战爆发，平津相继失陷，徐诵明在强敌压境、国家民族前途命运未卜之际，遵令前往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就中国大学教育的发展进行商讨。1937年9月8日，教育部决定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组建西安临时大学，徐诵明和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教育部陈剑翛由南京同车经徐州转往西安，开展西安临大筹备，号召北平大学全校师生西迁抗战，并担任校常委。徐诵明邀请国外学成归来或在国内执教已有一定影响的学者来校执教，医学院的许多留日、留德教员都因他召唤而来。他让自己的家眷从北平辗转经天津、青岛来到西安；带着从北平大学医学院毕业、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院留学归来的女儿徐幼慧来陕参加妇产科教学。西安临大成立之始，拥有文理、法商、教育、农、工、医六大学院，在抗战起始阶段即身负国家使命和民族大义，成为中国高等教育西迁抗战的中流砥柱。1937年11月15日补办开学典礼，他向1000余名来宾和学生报告西安临大筹备经过。1938年3月，为躲避占领山西西南部的日军轰炸西安，他被推任南迁大队长，带领全校1000多名师生徒步翻越秦岭，行程255公里，经12天艰苦跋涉抵达汉中。1938年4月3日，西安临时大学改名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他在先头人员先期勘察基础上，亲临现场选定各学院校舍，保证教学开展。医学院被选在人烟最为稠密的南郑县（现汉台区）。

西北地区在抗战前夕只有陕西的国立西北农业专科学校、甘肃的省立甘肃学院、新疆的省立新疆学院。西北联合大学的组建，在抗战期间延续了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血脉，奠定西北高等教育新格局。

西北联大1938 年5 月2 日上午在城固举办开学典礼，他在训词中指出：“在抗战期间，最高学府学生应如何救国？不一定非拿枪杆到前线去才是救国，我们在后方研究科学增强抗战的力量，也一样是救国。”5月下旬，他和陈剑翛常委一起前往西安，商妥长期租用中央军校第七分校前已勘定的城固校舍；他不顾朋友劝说，冒危险（时山西风陵渡和黄河北岸已被日寇占领，不时隔河向陇海铁路炮击）从西安出发，经陇海铁路乘车前往汉口，面谒教育部长陈立夫等人，确定“西北联合大学系经最高会议通过，尤负西北文化重责，均以为非在万不得已时，总以不离开西北为佳”的发展思路；向教育部要求补充相关经费。从汉口转道四川回到汉中后，他向全校师生报告此行情境和武汉、四川群众抗战热情，增强师生对全民抗战和教育抗战必胜信心。

陈立夫1938 年1 月执掌教育部后，当年先将西北联大农学院、工学院分出，和其他院校合组成国立西北农学院、国立西北工学院。1938年9月，徐诵明将所兼任的法商学院院长经校常委决定由左翼人士许寿裳继任，引起陈立夫不满。陈立夫派胡庶华、张北海筹建西北工学院完毕，任胡庶华为西北联大常委，张北海为西北联大校务委员和法商学院院长，后又任张北海为常委。徐诵明拒绝执行教育部解聘进步教授曹靖华、韩幽桐、章友江、沈志远等的秘令，认为这些人坚持爱国抗战，从繁华的北平故都来到贫瘠的陕南为教育抗战贡献力量，不应被解聘而使他们失去生活和生存的保障。徐诵明到重庆面见陈立夫，指出教育部不应越过校常委任命院长，并向陈立夫提出辞呈。陈立夫认为他有“包庇左翼分子”和“容共”嫌疑，于1939年暑期将西北联大四所学院予以改组，分立成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国立西北医学院，成立运行11年的国立北平大学从此不复存在。改组分离出的五所大学，组合发展成为现在的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和经金学院，以及西北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天津大学等10多所院校。

徐诵明于1939 年10 月在重庆担任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常委及战时教育研究会常委。1943年5月，经各大学选举，徐诵明作为医学界唯一代表当选中国最高学术机构——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第二届委员。

1944 年7 月，他前往四川宜宾李庄古镇的国立同济大学担任校长（兼医学院院长1年）。他建立法学院；改工学院造船组为造船系，增设机械专修科；将理学院数理系分为数学与物理两系；医学院先后建起生理馆、药物馆、解剖馆，附设高级护士职业学校，建立起高级医事检验职业科，使同济大学开始向综合性大学发展。1944年冬，他发动知识青年报名从军，亲送100余名学生到泸州从军。抗战胜利后，他婉言拒绝蒋介石建议，将同济大学完整迁回上海。同济大学迁回上海正式办公不足1个月，他就奉令于1946年7月前往国立沈阳医学院（该校抗战胜利前为日本人所办满州医科大学），担任首任院长兼病理学教授。经过系列整顿措施，使学校教学正常开展。在沈阳处于人民解放军包围之时，学校发生迁校与反迁校斗争。在国民党教育部不断催促南迁时，徐诵明去电辞职，于1948年8月离沈到沪，沈医整体迁校因拖延而未成。徐诵明遂被国民党教育部赋闲1年，生活处于困顿之中，1949年8月到浙江省立医学院任病理学教授。

新中国成立后，应学生贺诚电邀，徐诵明于1950年3月赴京工作，担任卫生部医政局教育处处长。他主持组织全国30余名医学著名专家牵头，完成卫生中级系列教材编审工作，亲自审查由林振纲编著的《病理学（总论）》和谷镜汧编著的《病理学》；他还担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统一学术名词工作委员会卫生组召集人，规范医学名词；他对全国高级医学院和西北医学院在课程改革、改进教学方法、缩短修业年限、逐渐采用分科重点制等进行指导。他还担任国家首部药典编纂委员会委员兼剂量小组成员和全国第二届政协委员。1953年4月担任人民卫生出版社首任社长，规划出版全国高等医学教育教材，影印出版一批传统中医典籍，组织编译出版苏联高等医学院校教学用书。1956年8月任中华医学会编辑部主任兼中华医学杂志总编辑。1978年被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90年10月，这位经过世纪沧桑的百岁老人，经时任国家卫生部党组书记、卫生部部长兼中华医学会会长陈敏章和原中华医学会会长白希清担任介绍人，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文/杨龙，作者系西安交大二附院患者服务部主任）

（责任编辑 姜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