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后，陕西提出要大力发展“枢纽经济、门户经济、流动经济”，这一思路被概括为“三个经济”，引起各界热议。“三个经济”的要义是什么，力图破解什么问题，如何推进实现？值得深入探讨。

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途径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陕西提出“三个经济”的理论遵循。新时代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刘鹤在达沃斯论坛上讲到：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内涵，就是从总量扩张向结构优化转变，就是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因此，“三个经济”就是着眼于推动陕西经济向结构优化、动力转换、效益提升转变，进而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力。

从枢纽经济、门户经济、流动经济的关键词看，枢纽是指生产要素的集聚中心，门户是生产要素的配置平台，流动是生产要素的供需通道。所以，“三个经济”是围绕着促进生产要素更快更好地集聚、配置、流动展开的。对区域经济发展而言，就是通过强化枢纽、门户、流动作用，增强要素配置能力，创造更多发展机会和空间，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

二、解决供给侧结构性失衡

当区域经济出现“供需错位”，又不能及时有效地调整供给，就会出现“供给侧结构性失衡”问题。

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西安市的经济总量为25.35亿元，排全国城市第21位。1990年为103.4亿元，排在约16位，前进了5位。到2004年为1096亿元，急剧下降到全国第40位。到2016年回升到全国第26位，还没有回归1978年的排名地位。

其中有两个时间段值得关注。一是1978—1990年改革开放伊始阶段，西安经济排名上升了5位。二是1990—2004年市场经济快速发展阶段，西安经济排名下滑了24位。是什么导致了这两个时间段完全迥异的变化？

先看第一个时间段。上世纪80年代的西安，“黄河”彩电、“蝴蝶”手表、“骆驼”搪瓷、“标准”缝纫机、“太阳”锅巴……使西安领全国制造业风气之先。除了民用消费品，在基础产业和军工领域，有150多种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200多种打入国际市场，100多种被国家认定为进口替代产品。

再看第二个时间段。上世纪90年代的西安，这些产品和品牌相继从市场消失，纺织城、陕钢、秦川厂等很多国企陷入困境。而在这个时期超越西安的城市有：泉州、福州、温州、绍兴、南通、东莞等等。

两相对比，其中缘由不言自明。经济发展与需求侧是否有效对接，对需求变化是否保持适应性和灵活性，是区域经济能否保持长久竞争力的根本。而供需对接的灵活性，正来自于枢纽、门户、流动的能力和水平。

1990年之前，西安抓住了民用消费品严重短缺的机遇，在供给侧增加了彩电、手表、缝纫机等“三转一响”类商品的生产和供给，成为全国着名的耐用消费品生产基地。这是在改革开放初始的艰难时期，还推动经济排名快速上升的主要原因。

而1990年以后，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同时，摩托车、家用电脑、固定电话、传呼机开始替代“三转一响”，消费需求出现了新的重大变化。可西安在供给侧没有大的调整变化，于是很快被东部沿海城市追赶超越。

三、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市场化水平是决定区域经济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核心内涵是“七个坚持”，其中之一就是：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把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为经济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民营经济比重是衡量市场化水平的重要指标。2016年陕西民营经济占比首次超过50%，而同期东部沿海省份的民营经济占比已达到70%以上。这就可以解释一个问题：为什么在1990年以后的10多年里，西安没有及时有效调整产业结构。因为大量优质生产要素集中在以国企、军工为主体的“体制内”，属于市场失灵领域，难以通过市场化手段有效配置资源和调节生产。

直到2016年，西安市非公经济在工业领域的占比只有22.6%，65.8%集中在第三产业。也就是说，市场敏感度最高的民营生产商，在供给侧领域只有不到四分之一。这样的市场化水平很容易造成供需错位，也很难形成区域充分竞争，更不利于转型升级。因此，最有效的手段就是，通过提升市场化水平，引导和倒逼“体制内”要素参与市场配置。通过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促进市场配置下的供需动态平衡——这就是“三个经济”的重要作用。

四、着力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

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点在乡村有比较形象的表现，比如经常买到“山寨”食品，这就是不平衡的发展，还很难买到手机充电器，因为电子产品专卖店太少，这就是不充分的发展。城市中也集中了很多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比如很难买到真正的土鸡蛋，绿色生态蔬菜还太贵等等。

解决这些矛盾，就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枢纽、门户、流动能力建设，鼓励开办更多品质有保障、商品更丰富的门店，支持生产更多高质量的产品，在增加供应量的同时，促使价格成本下降到多数人能够接受的水平。

“三个经济”的立足点和着力点又各有侧重。枢纽经济立足于通过强化陕西交通区位优势，着力加快优质要素集聚，为追赶超越蓄积更强大的动能。门户经济立足于发挥内陆开放战略高地作用，着力推进全方位对外开放，培育合作竞争新优势。流动经济立足于发挥经济体制改革主引擎作用，着力优化完善市场经济环境，促进要素自由流动，激发发展活力。

五、建议重点推进的几个方向

枢纽经济方面：依托国际机场、高铁枢纽、货运陆港等，创新顶层设计，加快建设临空经济、临铁经济、临港经济创新发展区，构建具有陕西特色的现代产业生态圈。比如，重点瞄准汽车产能300万辆目标，建设以新能源汽车、智能汽车、甲醇汽车为方向的现代汽车产业基地。推动智能制造、研发集聚、金融创新、文化载体等建设，形成共生、互生、再生的新型汽车产业生态圈，抢占汽车产业新兴领域，加快换道超车。

门户经济方面：依托“一带一路”和陕西自贸区，高起点推动国际产能合作。围绕硬科技产业，建设以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轨道交通、电子信息、航空航天等为方向的国际产业合作区。加快高端产业国际合作，创新园区建设模式，“走出去”与合作国家共建园区、基地。尽快制定鼓励外资进入教育、文化、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政策，推进建设国际学校、国际医院、国际社区等。

流动经济方面：依托全省各类开发区，发挥开发区在体制机制创新上的先锋作用，促进各类优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探索推进开发区跨行政区整合，支持主业突出、发展较好的开发区扩区拓展，对发展缓慢、缺乏特色的省、市级开发区实行托管或合并。鼓励优秀开发区打破行政区划限制，与其他发展较好的省市级开发区联合共建、共享园区。推动与异地市县合作建设“飞地园区”，促进“以强并弱”“以强带弱”。

(作者系陕西省宏观经济学会会长、西安经开区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赵锐）

（责任编辑 王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