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儿对于地震丧子家庭是巨大的慰籍，是连接过去的纽带，也是未来生活的希望。再生育对于新妈妈以及整个家庭、社区都具有疗愈的作用。然而，母亲们巨大的丧子之痛，可以通过再生育得到多大程度上的康复？在这个过程中，她们经历了什么？她们的经验如何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哀痛恢复和悲伤调适？

据民政部统计，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造成6000多个家庭成为丧子家庭，其中5000多个家庭有再生育愿望。震后不久，灾区就全面实行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对有子女在震灾中死亡或者伤残的家庭给予再生育政策照顾，免费提供生育咨询和技术服务。同年7月25日，地震后第74天，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汶川特大地震中有成员伤亡家庭再生育的决定》。7月30日，拨付一亿元专项经费，启动“再生育全程服务行动工程”。四川省在此基础上安排了2900万元专项工作经费，用于再生产技术服务。

我在2008年6月所遇到的一群映秀母亲，她们在当年年底已经有了再生育的念头，话题从失去的孩子，扩展到“再生一个”的可能性。2009年1月重访灾区，有的母亲开始备孕，再生育的可能成了她们最强烈的渴望和心灵寄托。2009年7月，我再次去灾区探访，她们中的几个已经怀孕，言谈中，既有对失去的孩子的怀念，又有对于未来生活的打算，精神面貌比我最开始见到她们的时候好了很多。

2010年1月，再次探访，其中几人的孩子已经出生，妈妈骄傲地抱着新生儿给我们看，不时会比较一下新生儿和以前的哥哥姐姐相同相似的地方，整个房间充满欢声笑语。妈妈和全家人都处在一种兴奋、幸福的状态。

对我来说，这也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作为社会工作者，我不但要学会倾听，学会与丧子母亲们的交流，更要想方设法为她们做点什么。

丧子哀恸

心理学上对于丧亲后所产生的悲伤有一个专有名词：哀恸（Bereavement）。丧失子女是父母所经历的最具有打击性、最为强烈的哀恸事件。很多研究都发现，父母的哀恸、悲伤反应是一个既强烈又漫长的复杂过程，他们会产生应激性创伤后遗症，出现脾气暴躁、绝望、焦虑、抑郁、自闭、愧疚、自责等心理症状和心理疾病（Hendrickson，2009；Li，Laursen，Precht，Olsen，& Mortensen，2005），身体健康状况也深受影响，出现失眠、多梦、饮食无规律、心痛等身体症状，体质下降，疾病缠身（李秀、杜文东，2017）。身心震惊带来认知上的麻木，对现实的否认，思考杂乱，意志减退、意义瓦解，导致他们较高的死亡风险率，包括自杀（Li，Precht，Mortensen & Olsen，2003；Stroebe，Schut，& Stroebe，2007）。这些表现，在灾区丧子家庭中非常普遍。

有一位映秀母亲，与我们初次见面，就和我们不停歇谈论了三个多小时，内容几乎全部是关于孩子的。有对孩子生前的回忆，也有她自身状态的描述：“整夜整夜不能睡……好不容易睡着了梦见的都是孩子……什么都不想做，饭也不想吃……就是扫个地也会想到孩子，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另外一位母亲，根本没办法忍受对孩子的回忆，多次产生自杀的念头，为自我解救去亲戚家里住，但是每一家都只能住上一两天，很快念头又会转移到自杀。十几家亲戚转过以后，她索性在离家百十公里的都江堰租了房子，白天就是昏昏沉沉地睡，晚上去KTV，不唱歌，她找药吃，就是那种吃了可以自我麻醉的软性毒品。就这样过了一个多月，把钱花完了，她才算绝了自杀的念头。

何丽等人（2013）的研究显示，亲人死亡的原因和生者与死者的关系对于哀恸反应的等级影响最显著，其中自然灾害死亡，以及丧子，对生者的打击最大，他们的哀恸反应最严重。同时，性别也显著影响哀恸反应。一对父母丧失子女，母亲比父亲的哀恸反应更强烈、更持久。她们的身体健康比配偶恶化的可能性更大，悲伤指数更高，抑郁指数也更高（Barrera et al., 2007）。日常生活中，母亲作为孩子的主要照顾者，与孩子之间，特别是年幼的孩子之间，所建立的那种纽带，是排他性的，无可替代的。丧子摧毁了这个纽带，带给母亲比父亲更直接的撕裂感。人类学的研究指出，在大部分的文化环境里，成为母亲是女性人生历程的一个必要路径。失去孩子让女性作为妻子、作为母亲的位置空缺了，同样也损害她作为女性的自我认同身份（Sijpt，E. V. 2014），这让她们陷入虚空，人生失去了意义感，身心严重受挫。

把失去的孩子“再生回来”

《新西部》杂志多次对震区的丧子家庭给予了关注和报道

再生的议题给母亲和家庭带来了寄托和希望，成为她们悲伤调适的政策和手段。2008年8月底，我在映秀与妇女们一起做手工刺绣来转移她们的注意力、缓解悲伤情绪、实现心灵重建。她们彼此交流的话题，除了对于失去孩子的思念和回忆，也开始有如何调养身体再生育的内容。她们中的大部分人年龄在30岁左右，按照当地原有的认识，已经不是“最佳生育年龄”。但是比起那些40多岁的女人，她们还是有一点信心，这让她们好像看到了未来生活的一线光亮，足以支撑她们度过眼下难熬的悲恸期。

再生育孩子不管是对于家庭还是母亲都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映秀震前是一个山镇，男主外女主内。即便有一些女性在婚前有过在镇上、或者都江堰打工的经历，她们结婚以后都是在家照顾家庭和孩子，自我认同和自我价值感都是建立在“母亲”这个身份之上的。她们结婚时间较早，一般20岁左右就嫁人了，有些人是因为意外怀孕了才结婚的。不能做母亲，她们甚至“没有资格”做妻子，就连“女性身份”也会被质疑，因为不管是当地传统的文化还是她们自己，都把“做母亲”当成是一个女人生活历程的必经之路。不做母亲，女性的身份就是不完整的，有残缺的，不成功的。她们同时遵循着当地女性历程的适合时间性：上到小学毕业，最多初中毕业，打工，相亲/谈恋爱，20岁左右结婚，同年生第一个孩子，过一两年生第二个孩子。夫妻同心，男的赚钱女的“在家耍”，操持家务、接送孩子上学，这是大家都认可的正常的日常生活。在这样的生活里，孩子，不管男女，是整个家庭的重心。

失去孩子对于女性的打击，除了创伤后遗症，还有家庭的失序以及自我身份的丧失。正如《新西部》记者王磊在2011年探访震区“妈妈之家”所观察到的那样：孩子是她们生命的价值所在，她们人生的最大使命是照顾好孩子，没有孩子，她们的生命价值就会失落（王磊，2011）。

惟一值得庆幸的是，她们还可以生。家庭、社区、国家，都支持她们再生育。社会各界关注她们的再生育。再生育这一考虑，让她们的生活有了新的寄托、希望和内容，让她们有动力调适身心，积极备孕，同时也有了对于未来生活的安排。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30多岁的女人，在当地的文化里，本来是被界定为“高龄”、不适合生育的。但是地震丧子这一意外事件，重新定义了当地社区对于女性身体的看法，也让她们对自己和女性人生历程，不自觉地重新审视，重新建构生命对于她们的意义。就像我在灾区遇到的一位婆婆说的：“她们不是最难的，她们还年轻，还可以再生。最难的是那些四五十的，生都生不出来了，做试管婴儿也做不出来。”本来被定义为“高龄”的她们，重新被定义为“年轻”；本来不知试管婴儿为何物的山村社区，全体人都开始熟悉这些先进的生育技术。这对于这一帮映秀母亲来说，“再生”即是摆脱眼下绝望处境的惟一出路，又给了她们有力的自我暗示，那就是她们是有能力的，有资源的（生育技术），并且也有权利去获得这样一种“天灾人祸之后的补偿”。还有一个更为直接和清晰的念头，那就是，她们要把失去的孩子“再生回来”。

寻找再生孩子与原有孩子的链接

自强不息的震区母亲们

在我所跟踪的再生育母亲中，阿萍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她在地震前已经离婚两年，但是她一直和前夫同居，为的是一起照顾两个上小学的女儿。

离婚的原因是前夫出轨。两人同居期间，前夫还是经常出去找他的出轨对象，“一起照顾两个孩子”，并不能把前夫从情感上拉回自己身边。地震那天，她去学校废墟上寻找孩子，没有找到，却遇到了前夫出轨对象的孩子。当天晚上，她的孩子仍然生死不明，而她搂着这个“情敌”的孩子坐了一夜，因为所有的人都失去了家园。后来，得知两个女儿都“没出来”，她情绪崩溃了，前夫回到她身边安抚她。然而仅仅过了四天，前夫又去了情敌的临时板房探望，彻夜未归。

阿萍加入映秀母亲小组后，表现特别积极，成为绣花小组的骨干力量。支持她绣下去的动力是，我们答应在“5·12”一周年的时候，在广州展出大家的绣品，慈善义卖。她的女儿生前爱作画，震后她从半塌的房子里找出了女儿的画册，她要把女儿的画都绣成刺绣作品，绣上女儿的名字，让所有参加义卖的人都知道，她曾经有过两个多么聪明可爱的女儿。

很多研究都揭示，和亡童保持一个持续性的连结纽带，对父母的丧子之痛具有明显的缓解效应（Lichtenthal et al., 2010）。纽带联系包括家庭成员之间彼此交换对于孩子的回忆和自己的哀伤感受，一起去墓地，或者在孩子生日、有意义的节日、蒙难日进行纪念，接纳孩子的去世并为此赋予意义。如果不能和伴侣之间共享这种连结，那么和家庭成员、亲戚朋友以及社会网络的支持者进行分享，也具有疗愈性。

很多再生家庭都会提到“把孩子再生回来”（刘猛，2016）。他们期待在新生孩子身上找到原有孩子的印迹，比如性别相同，长相相似，可以在新生儿身上不断看到原有孩子的影子。我第一次见到阿萍的新生儿时，她就非常欣喜地告诉我这孩子的种种细节，和她前面的两个孩子“一模一样”。她甚至觉得这个新生儿就是用两个姐姐的生命换来的。命运安排好了一切，她和前两个女儿只能共同走过以前的那些岁月，而这个新生儿就是前世的种种轮回巧合。

实际上，新生儿和两个姐姐“一模一样”，不是命运安排的，是阿萍努力奋斗的结果。早在有“再生”念头的时候，她就下决心要和前夫一起生，不管两个人感情上能不能复合，不管以后会不会结婚，不管未来前夫管不管这个孩子，她都要和前夫生，并且她“预感到会生一个女儿”。因为只有和前夫生，并且生一个女儿，新生儿才会有可能和姐姐们“长得一模一样”，而她才会尽到她最大的努力，从现实、梦境、臆想里找到依据，把新来的孩子和原有的孩子牢牢连接起来，把对于失去孩子的回忆整合到他们正在进行以及未来的生活中，这对心灵康复具有巨大的抚慰作用（Bergstraesser, E. et al, 2015）。

永远抹不平的伤口

“5·12”大地震不知不觉已经过去十年了，映秀母亲小组也工作了将近十年。小组中的再生母亲，她们再生的最大的孩子，有的已经8岁。新生的孩子带领整个家庭走向新生。

以阿萍为例，她和前夫在孩子出生后复婚了。为了更好地照顾孩子，他们一起做起了小生意，搬了新家。阿萍仍然活跃在小组里，经常参加各种社区活动。她还玩起了微信，朋友圈里一多半都是女儿的美照，有日常生活的，也有特意化了妆穿了演出服的，孩子看起来格外地开心、活跃，眉眼之间确实总让我想起阿萍之前的两个孩子。虽然我从来没有见过她们，但是第一天见到阿萍的时候，她从贴身小皮包里拿出两个女儿的好多照片给我看，我就牢牢记住了那两张笑脸。

阿萍说，她不敢遗忘，害怕遗忘，而她也永远遗忘不了过去那两个孩子曾经生活过的一切。她已经度过人生接近崩溃边缘的哀恸期，曾经整日整夜睡不着，见人就流泪，对着每一个可以抓到的人诉说、愤怒、暴躁、抑郁、愧疚，责备自己为什么在孩子活着的时候没有答应她买一个大生日蛋糕的要求……这一切过去了。惟有当天下暴雨、山区有泥石流、新闻事件里孩子不幸死亡的事件，还有每年的“5·12”，以及无数次的这一刻那一刻，她重新回想起过去，回想起孩子，悲伤重上心头，好像从来就没有远离。

阿萍对我说：“这辈子，心口的痛都难以消除，心口的伤都难以抹平。”而关于哀伤的研究，从来就没有“治愈”这一说，康复是一个过程，可能是一生的。

最初再生孩子的巨大喜悦，慢慢被生活重新磨损。几乎所有的再生父母，都把再生的孩子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珍贵。有的人对孩子寸步不离，基本上孩子所有的要求都满足，宠溺中带着恐惧，生怕这一个有什么闪失。而正如新闻报道中所观察到的那样，“震后出生的孩子，虽然没经历地震，却感应到了家庭的气氛和家长的心态……孩子的注意力不集中，对周围环境敏感，一点风吹草动都有反应，画一幅普通的画都难一次性完成……脾气倔强，好强好胜，很凶，玩手枪、挖土机消防车，为一件小东西互相打架，撕脸……”（郑文杰，2013）

再生孩子的表现，其实也是创伤后遗症的表现。父母的焦虑、恐惧、紧张，给他们制造了压力环境，因为这种环境，他们发展成为“倔强的不听话的孩子”，因为他们没有安全感。

这总让父母想起之前的好孩子，难免产生比较。失去的孩子在记忆中是那么完美，再生的家长们并不忌讳在孩子面前比较两个孩子：“上一个很听话，这个，一点也不听话。“ 极尽溺爱，又极尽抱怨。”（郑文杰，2013）

生活总是在不断制造难题。然而比起十年前的那一切，眼下这一切又恍惚是另外一个世界。

他们的康复之路还很漫长，他们也期待我们可以一路同行。

参考文献

[1]Barrera, M., et al. (2007). Patterns of parental bereavement following the loss of a child and related factors. Omega-Journal of Death and Dying, 55, 145-67.

[2]Bergstraesser, E., Inglin, S. Hornung, R. & Landolt, M. A. (2015). Dyadic coping of parents after death of a child. Death studies, 39: 128-138.

[3]Hendrickson, K. C.（2009）. Morbidity, mortality, and parental grief: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ath of a child and the subsequent health of parents. Palliative & Supportive Care, 7, 109-19.

[4]Li, J., Laursen, T. M., Precht, D. H., Olsen, J., & Mortensen, P. B.（2005）. Hospitalization for mental illness among parents after the death of a child.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52, 1190-196.

[5]Li, J., Precht, D. H., Mortensen, P. B., & Olsen, J.（2003）. Mortality in parents after death of a child in Denmark: a nationwide follow-up study. Lancet, 361, 363-67.

[6]Lichtenthal, W. G., Currier, J. M., Neimeyer, R. A., & Keesee, N. J.（2010）. Sense and significance: a mixed methods examination of meaning making after the loss of one child.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66, 79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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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Stroebe, M., Schut, H., & Stroebe, W.（2007）. Health outcomes of bereavement. Lancet，370（9603），1960-973.

[9]何丽，王建平，慰玮，等.301名丧亲者哀伤反应及其影响因素.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3，21（6）：932-936.

[10]胡晓林，李小麟，李蓉，斗欣蔓.“5·12”地震重灾区丧子者孤独感研究.中南大学学报：医学版，2014，39（12）：1279-1284.

[11]蒋兰慧，李幼平等.汶川地震遇难学生父母生活现状的横断面调查.中国循证医学杂志，2009，9（2）：171-177.

[12]李秀，杜文东.丧失子女个体哀伤调适历程的质性研究.《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7，25（05）：976-981.

[13]刘猛.从地震中走出来的人.《方圆》，2016，10：15-21.

[14]王磊.留守震区的“妈妈之家”.《新西部》，2011，5：9-11.

[15]王雪芬，张励.绝育后丧子与复通成功后妇女的心理状态对比研究.中国行为医学科学，2000，9（4）：286-288.

[16]郑文杰.北川母亲：难以走出的余震.中国新闻周刊，2013年7月1号刊，53-55.

作者简介

裴谕新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副教授

（来源：《新西部》杂志）

（责任编辑 王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