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5·12”汶川特大地震，还是“4·20”芦山强烈地震，灾后重建的资金、物质投入固然重要，有关产业调整、民生保障、公共服务的科学规划也非常关键，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利益协调机制和社会氛围，使灾区群众能够从各种分散的利益取舍、利益诉求中形成具有共同利益取向的社会共识。这就需要以全新的制度安排和相应的文化氛围，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人们的行为选择的引领，让“讲理解、讲大局、讲互助互爱”的社会风气成为群众文化精神世界的基础。

本文作者在震区调研

从2008年的“5·12”汶川特大地震到2013年“4·20”芦山强烈地震，四川经受了两次特重大地震灾难；2017年8月8日，举世闻名的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地、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地九寨沟再次发生强烈地震。

十年之间，四川反复经历的地震灾难，牵动着全国以至全世界的关怀之情。四川人民永远不会忘记“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全世界用各种语言同时说出的“今天我们都是汶川人！”全国对口支援的灾后重建，使得四川灾区不仅迅速从废墟中重生，而且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这也为从容应对之后发生的“4·20”芦山地震和“8·8”九寨沟地震奠定了坚实的体制机制基础。四川人将从“5·12”再出发总结为是“从悲壮走向豪迈”。在“5·12”汶川特大地震十周年之际，我们还可以透过住房重建、产业重建这些物理性标志，探索文化重建在人类社会应对地震灾难中的重要位置。

四川的区域经济文化特征

一方水土一方人。人类的生产生活行为首先必须依托于不同的物质资源空间。特定自然地理环境塑造了民族、群体的生存方式及其人文性格特征。

四川地处相对封闭的丘陵盆地区域，周围群山环抱。西北是邛崃山、岷山，北面是龙门山、米仓山，东北是大巴山、巫山，南部是武陵山，西部是夹金山、大小相岭、大凉山，东南部为大娄山和云贵高原。这样的地理特征决定了四川区域经济分布呈现出明显的东西差别，即西部地区为高山峡谷、地广人稀、少数民族聚集、农牧业发达；东部地区为平原丘陵、人口稠密、交通便利、各种经济要素活跃，适宜于工商经济发展。位于四川的岷江流域是长江文明中上游的中心，曾经孕育了三星堆、金沙文明，留下了成都十二桥商代聚落。以水为中心所形成的传统农业文化和现代城市文化及生活是四川人文资源的亮点，这是地处岷江流域的四川盆地文化的基础，其特点是细作的农耕技术、精湛的手工艺技能、重视教育的典雅文静之风和勤俭、执著的经商传统。

杜甫曾以“窗含西岭千秋雪”的名句概括了从成都平原遥望龙门山区的秀丽风景。然而龙门山脉的地质构造却是一条沿东北——西南方向延伸，北起青川，经北川、茂县、汶川、都江堰、宝兴、天全至泸定的地震带，这就形成了在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成都盆地与川西高原之间如同大地阶梯般层层抬高，峻峭壮观的自然景观和对人类活动的制约共为一体，也就决定了应对在这一区域发生自然灾害将要付出更大的经济社会成本。发生在这一地震带的“5·12”特大地震和“4·20”强烈地震的应急救援以及灾后恢复重建首先遭遇到交通中断和运输成本居高不下的困难。

我们也要看到，四川以“蜀道难”为独特的区域地理位置，使这片土地曾经成为中华民族抗御外来入侵的最后堡垒。中国抗战全面爆发前夕，国民政府便逐渐将国防中心移向西南；国民政府的决策是，只要能够坚守四川，守住西南，哪怕是丢失了关内的十五个省，也一定能够打败日本。从1941年至1945年，四川承担了战时国家财政开支的30%以上，向国家上交稻谷8228.6万市石，占当时全国征收稻谷总量的38.75%。八年抗战，以当时4000万的四川人口提供了300万人以上应征兵员，即平均13人中就有1人应征入伍。四川人民具有刚健激昂、开拓创新的文化传统，同时也会因为经济区域的限制而面临更多的困难，这也促使四川在应对自“5·12”以来的地震灾难以及灾后恢复重建时不仅重视民生工程、产业经济、公共服务的重建，还大力推进文化系统工程重建。

解读灾难的文化力量

“文化”在拉丁文中为Cultural，原来的意义是土地的耕种，是指一般的有用劳动而言；后来引申的“文化”是一个广泛的概念，用以表示人类作用于自然界的一切成果，包括了人类的劳动与思想的所有成果。“5·12”汶川特大地震的震中区域为羌族主要居住地，即岷江上游的茂县、汶川、黑水、松潘、北川等地。进入这些地区，可以看到以故事为蓝本的民间戏曲与巫术及原始宗教为一体的舞蹈——傩舞；也可以在仍使用古藏语的嘉绒藏区，体验到当地藏族居住的房屋以石屋为主，饮食与汉族接近，服装与羌族相似，共同的信仰是藏传佛教的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和谐生活状态；在白马文化中，既有对藏传佛教宁玛派的信仰，也保存了远古黄帝祭祖的传承仪式。而“4·20”芦山强烈地震的发生区域则是位于北接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西连甘孜藏族自治州，南邻凉山彝族自治州，地形呈南北较长，东西较狭的不规则图形，自古便有“川西咽喉”、“西藏门户”以及“民族走廊”、“茶马古道”等称谓。水资源丰富，山川秀美，生态优良，是十足的天然的氧吧，年均降雨量1800毫米左右，以被称为“雨城”而成为四川降雨量最多的区域。

这样的地理条件，决定了芦山地震灾区（雅安地区）综合兼备“以水为中心”、“以民族原生态文化为基础”、“以宗教文化为依托”的区域文化资源特征。所以当我们论及“雅安三绝”，即雅雨、雅鱼、雅女以及雅安大熊猫栖息地和蒙山茶时，隐涵着对于以水为中心的农耕文化“天人合一”价值取向的认同与向往，这也使芦山地震灾区坚持以“绿水青山”为中心的灾后重建成为全社会的普遍共识的基础。而“大禹故里”、“羌族之乡”的文化符号则被视为凝聚抗击地震灾难力量重要的精神来源。

2008年10月，西南民族大学贾银忠教授带领的学术团队对于“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羌族村寨传统文化与文化传人生存状况做出详细的调查报告。根据他们的调查，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羌族语言、羌族口承文化（口承史诗、神话、传说和故事）、羌族情歌、羌族酒歌和羌族物质技艺文化遗产中的羌笛、瓦尔俄足节与莎朗舞、卡斯达温、羊皮舞、羌族咂酒技艺、羌碉、羌绣都在不同程度上因为历史演进特别是此次大地震的原因而处于濒临后继无人以及失传的危机境地。特别是如此重大的灾难，对于人们心灵的冲击是难以想象的。北川诗人周永珩在地震发生后写下这样的诗句：

人人都有故乡

我们却丢失了故乡

唐家山强掠了我们的记忆

堰塞湖变成了北川人

硕大的眼泪

人人都有故乡

我们却失去了故乡

从此我们是

无根的浮萍

是随风漂泊的落叶

人人都有故乡

我们却丢失了故乡

魂牵梦绕的家园啊

是灾难，是灾难逼迫我们

远走他乡

人人都有故乡

我们却丢失了故乡

孤独清冷的残月

仰望，仰望你们

一回回梦醒泪湿胸膛

人人都有故乡

我们却丢失了故乡

悲泣的口弦呜咽着

千年的迁徙，迁徙

这是怎样的悲壮

人人都有故乡

我们却丢失了故乡

高山和海子之下

那里，那里有

我们的故乡……

“5·12”特大地震的亲历者北川诗人的诗句真实反映了这一区域、特别是羌族对于灾难的文化态度。施展教授的研究是：“西南地区的居民，有两种来源，一种是长期居住在当地的土著，一种是在中原帝国的扩张压力之下逃入深山的人群。两种人群因应着当地的地理特征，都发展出一种斯科特所称的‘逃避的社会结构’。他们发展出尽可能分散、流动并且抵制征收的生存策略，其社会结构也适应分散、裂变和重组，他们展现给外部世界的印象是杂乱无章的生存形态。没有固定的形式。当地便形成了极大的文化多样性与族群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带来了很有趣的结果，就是隔着一座大山，即便仅有几十公里，可能彼此之间完全不认同，但是沿着特定的山川峡谷顺流而下几百公里，仍然可能有认同关系存在，这也带来了独特的文化传播路径。”①施展教授对于川西北羌族的考察为，汉族文化融合进羌族的文化认同之中，但是羌族仍然有意识地保留着自己的民族身份认同，带有明显的族群特征。即羌族认同汉文化的礼俗和正统价值观，而非认同汉族的身份。这也解释了贾银忠教授的学术团队在调查中发现的羌族非物质文化和羌族物质技艺文化面临困境的问题，因为特定族群的文化符号如果仅是作为身份认同的一种标志，其目的性和应用范围都是非常有限的。正如施展教授所论证，这些文化符号和文化象征总是存在于分散、裂变和重组之中。

汶川著名羌族诗人杨国庆（笔名羊子）在他的散文集《最后一山冰川》中也写到：“先民攀山而居，虽有其选定的理由，却也令人甚是费解。稍长，渐会理解了，登高而望远，此一也；躲避水患，此一也；退避兵灾，一也；靠山吃山，一也；山高皇帝远，悠闲快活，一也；不一而举。如今社会总体趋势是各族种大融合大同一，我或者我的淳朴的乡亲，面对工业文明、城市文化的日夜浪涌，不断泛涨，便有些腼腆了，恐慌了，不再像先民那时选山攀登的从容与豪迈。”②

地震发生的区域原本是需要加快经济发展速度的较为落后的区域，而灾后重建则是要重构可以融入城市化、工业化快速发展轨道的全新的经济社会结构，全国对口援建输入的是新的生产生活方式。所以北川诗人周永珩“丢失故乡”的切肤之感，不仅是对祖祖辈辈生存空间的深深依恋，更是对因地震而彻底改变的精神家园及其不确定性的不安。

杨国庆看到，“社会总体趋势是各族种大融合大同一”，于是淳朴的乡亲“便有些腼腆了，恐慌了，不再像先民那时选山攀登的从容与豪迈”。在这样的语境下再来回顾“5·12”汶川特大地震十年来的灾后重建可以发现，一方面注重“加强文化建设、实现文化兴县”是汶川地震灾区灾后重建的既定方针，文化重建与物质重建同步的具体措施体现为在主体建筑的定位、文化馆场的建设中以民族文化元素为主题，大力推进文学杂志的出版、文化研究机构的成立、文化节的举办、文化书籍的编写出版以及文化节目的编排演出，还有特色民族村寨的建设。这些都是文化建设非常重要的载体和传播平台，它们在全国对口援建条件下取得巨大的成果。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整个地震灾区基本都拥有国内一流设计、建筑标准的文化设施建筑，虽然国家对于面向公众免费开放的公益性文化场所给予财政经费支持，但是这些高标准配置的场馆运行费用、设备折旧费用较高，在现有经费情况下无法充分发挥其原设计的功能。同时由于羌族文化、大禹文化的内涵以及文化符号需要从中华民族漫长的发展历史中做深度的挖掘、整理和发现，才能有更广泛的普及效应和产生更深远的影响力、感召力，仅以灾区本土的学术资源显然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

如何让灾区的文化设施和羌族文化、大禹文化“活起来”，则是破解“5·12”地震灾后文化建设进一步发展的瓶颈问题。那么这两方面的情况提示着这样的问题：地震灾区文化重建的物质建设与精神建设如何协调发展？

灾区文化重建与文化精神的提升

当我们注意到，灾区文化重建存在的诸如硬件建设与软件提升不配套；文化活动单一；文化产业较为薄弱；村落文化的特色和文化环境还需要进一步强化；公共图书馆（农家书屋）内容陈旧；公共文化服务（如电影放映和影片更新）还没有做到全覆盖；群众文化活动的经常化、日常化还需要有机制体制的保障；感恩文化要有新的内容和新的方式，不能简单用感恩文化替代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消费需求等问题时，我们也在寻找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四川的地震都是发生在经济较为落后的区域，但是灾区党委政府始终将灾后文化建设列为重大建设工程，文化建设和文化工作在地方财政支出中的比重逐年上升。两次地震发生区域汶川县、北川县、芦山县和雅安全市，近年来文化等领域的财政支出增加趋势如表1所示，即2017年相比2011年，汶川县文化支出增长1.8倍，北川县增长3.1倍，芦山县增长1.5倍，雅安全市增长则近1倍。

地方财政对于文化事业建设经费的保障，体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四川省将文化建设列为灾区把握科学重建、跨越、发展与全省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要条件。应当注意的是，灾区不仅是一个与其他地区相对应的区域概念，灾后重建也不仅是经济建设、产业项目的实施。“5·12”汶川特大地震重点难点在于救援，之后的全国对口援建相应减轻灾区产业布局的压力。而“4·20”芦山重大地震之后实施的“以地方为主”的重建新路，更需要动员当地群众的积极参与。所以“5·12”汶川特大地震的灾后重建具有沿海发达地区文化与灾区本土文化融合发展的需要，“4·20”芦山重大地震的灾后重建则需要弘扬本土文化以激发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参与重建家园。我们对于两次地震灾后重建的研判是，灾后重建的资金、物质投入固然重要，有关产业调整、民生保障、公共服务的科学规划也非常关键，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利益协调机制和社会氛围，使灾区群众能够从各种分散的利益取舍、利益诉求中形成具有共同利益取向的社会共识。这就需要以全新的制度安排和相应的文化氛围，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人们行为选择的引领，让“讲理解、讲大局、讲互助互爱”的社会风气成为群众文化精神世界的基础。

北川诗人周永珩和汶川诗人杨国庆对于地震灾难的真实感受和对于家乡的浓厚情感给予我们以重要的启示，那就是支撑物质性文化重建的基础是文化精神的提升，这从根本上还是要让“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向哪里去”的价值判断成为人们从灾后重建中体验到的全新的精神感悟。不能只局限在文化产业或者文化旅游的范围内思考灾区的文化建设。如位于雅安地震灾区的掩映于树丛中的千佛岩摩崖造像始建于唐代，镌于明嘉靖壬寅（1542年）至庚申（1560年），分布于长30米、宽3.5米、总面积为105平方米的岩壁上的13龛，369尊佛像时，龛顶以拱形为主，间以屋形、帷形，诸佛像神态各异，栩栩如生，发式呈螺旋状，面部丰满慈祥，或双手合十，或一手上举，或袒胸露臂，或赤足盘腿，确实有条件开发成新的文化旅游景点，但是深入挖掘其宗教文化的精神启示则会具有更深远的持续性意义。那就是我们的祖先对于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发展之河具有强烈的感恩敬畏之情，其中包涵着从感恩自然所赐、同胞互助中提升出的“仁义”伦理价值取向。远古的王族们用天干地支为自己命名，羌族神话传说中赋予大自然及芸芸生物以灵魂，即在向我们昭示着这样一个朴素的真理：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个人与族群的繁衍生息，受之于天地庇护的恩泽，得益于手足同胞的守望。每个人、每一族群，都应当师法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

中国历史上是自然灾害频发的农业国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统计，在过去的两千两百年间，中国平均每六年就会有一次农业灾害，每十二年有一次大饥荒，其间共计有一千六百多次大水灾，一千三百多次大旱灾，很多时候旱灾水灾在不同地区同时出现。这就决定了个人或者以户为单位根本无法应对复杂自然环境的挑战，邻里之间同为命运共同体是生存与发展的必然选择。当现代社会进入“陌生人社会”，人们在面对碎片化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巨大的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时，更需要从传统文化精神中寻找新的追求和动力，灾区的文化重建和以羌族文化为代表的文化建设应当承担起这样的社会功能。

就整个社会结构而言，是文化而不是由自然环境形成控制人类行为的重要和稳定的力量。在文化、环境、人三者的关系上，文化是动力，人是行动者，环境是改造的对象，文化先于行动的人而存在。传统文化的历史发展表明，来自农村的民间文化，是靠人们的记忆、口头表述与口头传承来表现的，而不是靠文字、经典来宣传和传播的，这也是文学艺术家只有通过“采风”来汲取民间文化精华的原因。以文化人类学的观点，文化是人在社会中的行动，是人与社区互动的过程，民间文化本质上是民众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行举止。对于农耕文化不能用教科书式的数字化模式来界定，民间美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来源于民俗生活，也依附于民俗生活。农村的灾后重建、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文化建设无法回避物质变化怎样影响农村文化走向的问题：是用城市文化取代农耕文化，还是对农耕文化做新的诠释。

需要讨论的是，每个民族都有特定的历史文化依托，既便是现代化程度很高的欧美国家，都一再将其民族、国家的创始精神和原住民的原生性生活方式以艺术形式反映出来，好莱坞的西部片总是能获得很好的票房效应。而在我们的观念和政策取向上，农村经济上的落后是否也就决定了文化上的荒芜？如果当来自农村的个人总要掩饰自己的出身、习惯和原有的生活爱好时，这个社会很可能是唯利是图的社会。这也是我们当前振兴包括地震灾区在内的乡村文化建设需要认探索的问题。

注释

①施展《枢纽》第97-10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②杨国庆《最后一山冰川》第68页，现代出版社，2016年版。

作者简介

南 山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四川震灾研究中心首席专家

（来源：《新西部》杂志）

（责任编辑 王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