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马克思主义异化观点，我们以“映秀母亲”和“山里码头”项目为例，反思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近十年灾害社会工作的经验教训，认为“中国式灾后重建模式”在推动经济（基础设施和GDP）跨越式增长的同时，却在社区生计、生态和社会文化生活等方面的重建面临结构性困境，出现马克思所说的“三重异化”问题。通过教育与唤醒的过程，呼吁全社会敬畏生态环境、尊重生命价值，重拾道法自然。

广州社工站在汶川映秀镇板房区成立

自2008年6月24日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社会工作者（前身是广州社工，以下简称绿耕社工）进驻震中映秀至今，许多社会工作者和公益慈善组织的代表坚守灾区，陪伴社区民众度过漫长的十年时间。在“5·12”汶川地震十周年之际，笔者将绿耕社工与社区民众相伴同行期间发生的两个典型事件——“映秀母亲”和“山里码头”的故事完整地展现出来，期望借助两个中国灾后社区重建的案例梳理及其社会结构性分析，警示后人，展望未来。本研究是行动研究的结晶，资料来自绿耕社工四川团队行动研究的过程，研究是行动-反思-理论对话的循环往复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异化观点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异化作为社会现象同阶级一起出生，是人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及其产品变成异己的力量，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马克思认为，劳动是沟通人和自然的媒介，劳动就其性质来说具有自由自觉的特点，人在劳动中发挥自己的生产力，体现人生命活动的意义和本质，即发挥自己的“本质力量”，同时也创造了自己的社会生活。

但是，在私有制条件下却发生了劳动异化，而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使这种异化发展到巅峰。所谓劳动异化，就是指人类所生产的劳动产品，在一定条件下反过来成为统治和支配人们的一种外在力量。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创造了财富，而财富却为资本家所占有并使工人受其支配。因此，这种财富及财富的占有、工人的劳动本身皆异化为统治工人的、与工人敌对的异己力量。劳动异化的内容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第一，劳动者同劳动产品相异化。第二，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活动相异化。第三，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即人同自由自觉的活动及其创造的对象世界相异化。第四，人同人相异化，因为当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劳动活动以及自己的类本质相对立的时候，也必然同他人相对立。在异化活动中，人的能动性丧失了，遭到异己的物质力量或精神力量的奴役，从而使人的个性不能全面发展，甚至是畸形发展。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旨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奴役劳动、物统治人的弊端。

劳动异化必然导致人与人社会关系的异化。社会关系异化的根源是劳动的物化。由于异化劳动，使以劳动为中介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变成了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物化劳动带来了物化的社会关系、物化的意识，并衍生出其他的异化。这样，“人的本质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①因为现实的社会联系都是异化的社会关系，而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②“真正的社会联系”是相对于“现实的社会联系”，在既定的现实中是无法成全人的本质，如果不改革异化的社会关系，就不可能实现人的本质。

劳动异化也导致自然的异化。自然是人生活和发展的基础，人只有依靠自然才能生活，人与自然是不可分的。“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身体”③自然的异化与劳动异化是紧密联系的，因为人与自然的联系是通过劳动实现的，劳动的异化直接导致了自然的异化。劳动异化阻碍了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本来，人通过劳动实现与自然之间交换物质、能量以及信息，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间的物质交换出现了“新陈代谢断裂”。马克思通过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土壤肥力的衰竭”问题来分析自然异化，由于人与自然之间出现物质交换的新陈代谢断裂，导致土壤再生产的必要条件被切断，新陈代谢循环被打破以致土壤肥力衰竭。资本主义生产以利润为惟一的目的，把自然当作拥有交换价值的商品，把自然当成资本增值的工具，这样，自然的主体性被强行剥夺，成为异化的自然。

灾后社区重建与结构性社会困境④

2009年5月12日，在广州发起了“映秀母亲”羌绣义卖会，筹得善款20多万元，作为妇女们的可持续发展基金。

根据马克思主义异化观点，反思绿耕社工十年来灾害社会工作的经验教训，笔者认为投资（资本）主导的“中国式灾后重建模式”在推动经济（硬件设施和GDP）跨越式增长的同时，却在社区生计、生态和社会文化关系等重建方面面临结构性困境，出现马克思所说的“三重异化”问题。

（一）“映秀母亲”和“山里码头”的故事

乡村客栈通过集体投票表决正式命名为“山里码头”乡村客栈

“映秀母亲”和“山里码头”的故事，集中体现了绿耕社工在灾害社会工作中的曲折过程，也是分析“中国式灾后重建模式”在社区层面遭遇社会结构性困境的典型个案。

1、“映秀母亲”的故事

这个故事源于2008年6月广州社工扎根映秀开创“映秀母亲”项目，终止于2012年8月绿耕社工接受草坡乡政府委托转战“山里码头”。

“映秀母亲”项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08年6月26日广州社工到达映秀第二天启动“聆听与陪伴：走入母亲们的哀伤”开始，中间经历了“高潮：广州义卖会”，最终在“封镇重建、撤出映秀”落幕；第二阶段从2011年重启“映秀母亲客栈”到2012年初“面对大众观光旅游走不下去”终结。

回顾绿耕社工在映秀的工作，应该说从“聆听与陪伴”到“初试社区经济”的最初一年是绿耕社工很有满足感和成就感的美好时光，因为绿耕社工从最初“走入母亲的哀伤”逐步推动“团体疗伤的刺绣小组”过渡到“映秀母亲”自力更生、重建生计的增能（empowerment）过程；与此同时，绿耕社工与“映秀母亲”的培训过程，逐步迈向“自助助人”……正如在广州拍卖会现场，小组负责人看到这么多好心人通过购买刺绣作品，帮助她们自力更生重建家园，激动地说：“从此以后再也没有‘5·12’了。我们回去之后要把更多的母亲组织起来，生产自救！”她们说到做到，返回映秀之后利用广州拍卖的“映秀母亲基金”购买炉灶餐具，腾出自家板房成立“映秀母亲食堂”和“映秀母亲绣坊”，立志凭借自己的双手恢复生计，在互助友爱的过程中重建家园。

未曾想到，正当绿耕社工与“映秀母亲”协力的社区经济、社区互助的重建计划顺利起步，突然接到政府“封镇重建”的指示，要求全镇人民撤离映秀镇，等待统一重建完毕之后再集中安置。于是，2009年6月全镇板房统一拆除，政府发放补贴，要求村居民或者投亲靠友，或者自己想办法离开映秀。有些人不愿意走也没办法离开，只能又像刚地震后那样，在山沟里搭起棚子临时蜗居。小组负责人说地震后她们已经第六次搬家了，先借住在亲戚的临时工棚里，后来与其他妇女合租都江堰的廉租房。“颠沛流离”成为许多灾区民众的共同遭遇，“映秀母亲”生计互助计划夭折了。

但绿耕社工没有走，他们感动于当地民众顽强的生命力和对生活的盼望，期望在与社区民众相伴同行的过程中，以社区生计作为突破口，致力于灾后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的恢复重建。2011年映秀终于实现“三年重建，两年基本完成”的宏伟目标，映秀人民被统一安排住进整齐划一的小洋楼里。面对“生计归零”的残酷现实，绿耕社工重新竖起“映秀母亲”客栈的旗帜，一方面希望通过外来游客的地震体验游补贴村民生计，另一方面，借助外来体验者与灾后幸存者真诚互动的过程，共同反思生命的意义和人与自然的关系，重塑和谐的社区关系。

“映秀母亲”客栈低调推出的两年间，绿耕社工遭遇到来自政府和资本推动的大众旅游和地震观光游前所未有的挑战。正如汶川震后四周年时，笔者《灾后重生面临深层次社会困境》一文，就中国式灾后重建的跨越式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进行了反思，提出中国式灾后重视硬件设施建设的发展模式，导致灾后重建的深层次社会困境。⑤正如2012年2月21日《新京报》刊发的题为《映秀“争创”国家5A级旅游景区：是地震遗址还是旅游景区？》的文章指出：“如果单纯以外部视角看待震中争创5A级景区，是否会构成一种道德强制，而伤害了震中人自我选择的权利？”文章不仅质疑了灾后恢复重建中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还启发我们应该从道德和地震遗址的角度反思生命、自然和社会关系的重生，因为这关系到灾后社会文化根基的重建。

正是被资本投资拉动内需的跨越式经济增长氛围裹挟，汶川地震灾区许多民众逐步被物质欲望、消费主义和“及时行乐”等价值观所支配，加快了追逐物质利益的步伐，难以停下脚步安静地反思生命与自然的价值，也就无法从致力于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修复的角度去推动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革。例如，绿耕社工支持建立的“映秀母亲”体验游客栈，原本的意图除了帮助灾区妇女增加收入补贴家用之外，更重要是通过“体验游”让客人学习灾区民众自力更生的重生精神，并且期望大家一起反思导致灾难的社会根源，共同寻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产、生活方式。而经营客栈的妇女们，在地方政府打造国家5A级旅游景区目标的驱动下，却希望“客栈”像商业性酒店一样游人如织，而一旦短期无法获得更多的经济收入时，一些妇女或选择外出打工或去到更加繁华的城镇开饭馆赚钱。

震后四年里，映秀“这个震中小镇同时充斥着喧嚣和冷清两种反差极大的氛围。喧嚣表现在震后至今老百姓没有一刻消停过。Z村的姚二姐（化名）家，从2008年‘5·12’那一刻至2011年1月搬进永久性住房，期间经历了17次坎坷的搬家过程；Z村震前，全村村民分别居住在河谷和山坡两地，震后98户村民全部被集中安置在一个高密度的双排楼房新区里，而且震后全村新生养了30多个‘地震宝宝’；在争创国家5A级旅游景区的过程中，基层政府不断组织上千人的旅游节庆活动……但是，这些喧嚣的背后是社区的冷清和人心的冷漠。据绿耕社工入户调查，在Z村政府安置的98户人家中，有近70%房门紧闭，长时间无人居住。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一是因为许多家庭担心发生次生灾害，害怕被泥石流‘活埋’（每年夏季都会发生各种次生灾害），二是许多家庭因为‘生计归零’而被迫外出务工。如果说人们还能够容忍社区冷清的话，那么社区重组后出现的人心冷漠，社会关系疏离，重组家庭紧张的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尤其是地震带来的精神创伤（丧子之痛等）则成为人们挥之不去的切腹之痛。”⑥

应该承认，汶川地震后的十年间，中国式救灾模式在资本投资和硬件设施建设上取得突飞猛进的佳绩，GDP跨越式增长，人们看到灾区越来越多漂亮的安居房建成、新的居民安置区落成、各种新旧基础设施重新投入使用，而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社区民众生计、精神文化生活和生态环境等涉及到非物质损失方面的补救和重建工作仍然举步维艰，甚至诱发更深层次的发展问题和灾害隐患，社会损失进一步加剧。

2、“山里码头”的故事

面对政府与资本主导的大众旅游和地震遗址观光游，绿耕社工和“映秀母亲”都陷入深层的无力感：一方面绿耕社工渴望的生命教育、人与自然关系教育做不出来，而眼前的大众旅游与绿耕社工心目中的社区参与、生计发展、社会互助、环境友好、文化保育等社会目标渐行渐远；另一方面在“追求更多”的观光旅游和消费主义逻辑的支配下，“映秀母亲”也不甘心开个客栈“小打小闹”，她们渴望得到更多的物质利益。正当绿耕社工在映秀的工作进退两难时，我们接受汶川草坡乡政府的邀请，将当年汕头援建指挥部的五亩土地和两栋永久性楼房打造成为村民文化活动阵地，并与村民一起重建社区生计和文化。绿耕社工之所以得到进入草坡工作的机会，一是因为乡党委书记曾在“5·12”地震时担任映秀副镇长，他对“映秀母亲”项目高度认可；二是因为震后五年来绿耕社工一直在草坡乡零星地推动“羌藏刺绣工作坊”和“民宿”等经济文化项目。正是这样的机缘巧合，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绿耕社工启动了“山里码头”项目。

（二）“三重异化”分析

马克思主义异化的观点认为，资本主导的生产及其劳动产品导致劳动异化的同时，必然导致人与人社会关系的异化，也必然导致自然的异化。受马克思主义异化观点的启发，笔者结合“映秀母亲”和“山里码头”的故事，借助下面的“循环图”，试图说明中国式灾后重建模式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在城乡社区造成“劳动-自然-社会文化生活”的“三重异化”，制约了当地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如图所示，中国式灾后重建之跨越式经济发展模式（资本投资的硬件设施建设和资本主导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除了带来“劳动”与“自然”的双重异化，造成人与环境之间相互侵害之外，还导致社区民众的社会关系和精神文化生活出现异化现象。

首先，侧重物质建设的灾后重建模式缺乏对“GDP主义”和“发展主义”的深刻反思，依靠举国体制的投资重建模式进一步强化了资本权力的优势地位，弱化了社区民众的主体性，导致劳动和劳动者的异化。“5·12”地震以来，各级政府充分利用国家“动员式灾后重建”（三年重建两年完成）和“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投资10000亿元）的契机，着力把灾区打造成“世界现代田园都市”。例如，映秀将“地震遗址”打造成为大众旅游景点，蜂拥而至的游客虽然给灾区带来“一时风光”，但当游客们看不到美丽的风景，又体会不到人们对自然和生命的敬畏与反思，更感受不到社区民众自力更生的重生精神时，他们也只能“到此一游”。当景区越来越冷清，“生计归零”社区民众对金钱的需求日益旺盛时，为了生计，不甘心“住在别墅吃红薯”的人们彼此之间竞争更加激烈，许多人丢空“豪宅”外出“打短工”，依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计生活。

其次，在基础设施投资和产业发展等政治经济政策的强烈刺激下，灾区房屋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城镇化发展和工业化投资等如火如荼地铺展开来，创造出灾后重建“跨越式经济增长奇迹”的同时，人与自然的关系却变得更加紧张，对自然环境的异化几乎与劳动的异化同步发生。绿耕社工在灾区的十年间，满眼望去都是高速公路、工业园区和新城新区的重复规划建设，却很难看到针对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修复治理工程，更鲜见减防灾和生命教育。绿耕社工所在的汶川草坡乡灾后重建的道路、新城镇和产业园区等工程每一项投资都超过亿元，但针对次生灾害的环境治理工程几乎为零。2013年7月，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引发山洪爆发和山体滑坡，洪水沿着草坡河一直冲入岷江主河道，滑坡和泥石流不仅掩埋了河边绝大多数新建的农房和田地，而且使广东汕头援建草坡的新城镇和贯穿全乡的水泥路几乎化为乌有，之后，以草坡乡“不适合人类居住”为由，启动了全乡居民整体异地搬迁工程，失去土地的村民“被迫上楼”的同时，日常生计没有着落。

第三，在劳动与自然异化的过程中，社区民众的社会关系和精神文化生活也在同时出现异化。生活的异化一方面表现在“打散原居住社区，集中小区安置”的做法，使居民旧伤未抚平，又添新困扰。许多家庭经历多次重复搬迁安置，很难适应新环境及其人际关系，许多人搬进新区生活却没有着落（生计归零）。例如，泥石流之后，绿耕社工重访草坡“山里码头”，听到回流的妇女说她们搬到新区生活不适应，又不认识人，就连做个小生意都受当地人欺负（故意抬高物价）。此外，许多居民还没来得及处理“丧亲之痛”和“重组家庭的适应问题”就不得不面对新生儿的抚育问题……总之，灾后诸多社区层面的家庭、邻里、社群等社会文化关系和社会心理困扰等亟待解决。另一方面，生活的异化还表现在资本主导的城市化和消费主义发展模式不断制造灾区民众“高消费”和“借钱消费”的生活方式。根据我们对灾区的长期观察和体会，在“消费主义”的文化氛围中，人们总感觉“钱不够花”；当大家沉浸在“赚钱-消费”的生活模式时，任何反思生命的意义和人与自然关系的行为都会变得不合时宜和没有意义。

总之，当“跨越式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出现了马克思所说的异化问题时，就会出现“人与环境的相互侵害”，导致灾区民众在生计、社会文化生活和生态之间不可持续发展的状况。

启示与反思

（一）南都的正向灾害观念⑦

作为中国品牌性民间社会组织，南都公益基金会的愿景是“人人怀有希望”——如果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希望，这个社会就会有光明的前途。⑧经历长期灾后恢复重建的过程，南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社会损失与正面灾害观念，⑨并以此为指导进行系统科学的灾难救援及其预防工作。

南都认为，灾害与人类文明的发展本身就是辩证的关系，“灾害是人类所需要面对的正常生存挑战之一，这一挑战为人类的智慧、能力、人性的瑰丽提供了机缘、动力和展示舞台，可以说人类文明即是在回应包括灾害在内的各种挑战中构建起来的。”灾害推进人类文明的发展作用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能力激活作用。人类文明在挑战中发展的关键手段在于建立越来越庞大、复杂、强有力的系统，其中即包括有形的，诸如交通、通讯、电力、供水等等，也包括无形的，诸如政府、社会组织、管理制度、司法、伦理、文化、艺术等等。同时，人类文明发展日益复杂化、系统化和决策的中枢化也导致人类对精密复杂系统的过度依赖，进而使其抗逆能力退化，增加“社会脆弱性”。而“灾害”对系统的破坏性具有一种归零作用，可以刺激、调动人类回归本有的适应力、组织力和行动力，并透过灾后反思，继续新一轮的制度建设与创新，使人类不断在与灾难的挑战、应战中进步。第二，“沟通”作用。人类文明在科技领域的成功使其作用于自然的能力与日俱增，而这种能力滥用在对自然大规模改造，就会违反自然规律从而导致所谓的“环境脆弱性”，自然便以“灾害”的形式回应人类的不当行为。因此，灾害亦可以被视为自然与人类的沟通机制，人类可以透过研究和反思灾害，学习自然规律，学会制约自身的贪欲，回归与自然的和谐状态。第三，醒世作用。灾难可以在一个短暂的窗口时间打破社会以及人性的异化状态，使人类在更为觉醒的状态下体验生命的真谛，用以重新审视和确立价值取向、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因此，“面对灾难，激发个人与社区的内生力量，重燃希望，重立生命方针，化害为利，构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美好友爱家园。”这就是南都正面灾难观。

南都正面灾难观使其在救援以及重建工作中倡导化害为利的价值导向。首先，面对灾害中的社会脆弱性问题，化害为利的行动就是利用灾害对社会系统的“归零”作用，激活人类与生俱来的抗逆力、适应力、组织力和行动力，反思灾害的正向价值，推动社会制度的可持续性创新。其次，面对灾害中的环境脆弱性问题，化害为利的行动是重新反思人类现代科技和发展模式对于自然环境的伤害，教育人类应该平等地与自然对话，尊重自然规律，再创“天人合一”的美好愿景。最后，每一场灾害其实创造了一个使人类觉悟和重生的契机，这样灾害本身就具有醒世的作用。

但是，上述化害为利的行动和对待灾害的正面价值观并不是必然发生的。“灾难并非自然而然地彰显其正面的意义，当人们不去关注、开展和发扬那些往往稍纵即逝的积极面、或者采取缺乏正确理念的援助、疗愈、援建行动时，社区不仅会遭受灾害的直接伤害，还可能遭受援助干预的另一重伤害”。例如，当灾难来临时，如果抓住这一机会与社区民众一起“反思生命意义、价值取向，重立生命方针”时，灾害的社会损失就会归零；如果我们鼓励社区民众“发扬团结、互助精神，增进社区的参与与公平，消除人与人间的隔阂、歧视与偏见，建立并维护更为广泛、坚实的信任/博爱社会氛围与环境”时，社区里诸如“不公平、不透明的资源分配导致社区内部矛盾，干群、邻里关系不和谐；滋长个体自私、贪婪、等靠要的受助心理”等社会损失就会减低，甚至被消除；如果我们增强“社会基层（个体、社区）主体性和能动力（如，组织力、领导力、协同合作力，互助力），并将其有效转化为灾难应急、创伤疗愈、重建、减防备灾等能力”时，社区居民的等靠要、计较、委屈、抱怨等受助心理和被动情绪就会得到缓解或消失，“因为它使人们变得消极、被动、自卑、能力萎缩”；最重要的是当我们“积极反思和研究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反思‘环境脆弱性’的根源以及应对、解决方法”时，一些负面的社会心理损失反而转化成为灾后重生的社会资本和正向创造力。这样化害为利的行动策略才会应验那句古话：“祸兮福之所倚”。

因此，南都正面灾害观念和化害为利的救灾行动策略侧重非物质建设，即社会制度、文化、精神等关系的重建。1、开发灾难的积极效应——发掘、促进、维护灾区民众积极响应灾难的行动，如，生命/价值反思、互助、自救自愈性自组织、团结与博爱精神等；2、弥补灾害的非物质损失——干预旨在疗愈灾难中的非物质损失，如失去亲人的绝望，并达到积极的效果；3、避免救灾的非物质损失——干预旨在避免不当救援、安置、重建中的非物质损失（如，有害公平/公正、团结、信任的行为）；4、促进非物质重建——反思社会、社区、个人在灾难面前的脆弱性根源，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通过非物质重建行动促使其改变（例如，修复交通线是物质重建，增设“生命线”是非物质重建）。通过上述四个方面，支持社会组织在紧急救援、过度安置、创伤疗愈、灾后重建中促进灾区以及全社会“化害为利”。

具体行动中的策略是：1、反思生命意义、价值取向，重立生命方针；2、发扬团结、互助精神，增进社区的参与与公平，消除人与人间的隔阂、歧视与偏见，建立并维护更为广泛、坚实的信任/博爱社会氛围与环境；3、增强社会基层（个体、社区）主体性和能动力（如，组织力、领导力、协同合作力，互助力），并将其有效转化为灾难应急、创伤疗愈、重建、减防备灾等能力；4、积极反思和研究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反思“环境脆弱性”的根源以及应对、解决方法。

总之，南都强调灾害对于推进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三方面的正向作用：一是能力激活作用；二是沟通作用；三是醒世作用。

（二）怎么办？

根据马克思主义异化观点，反思绿耕社工十年来灾害社会工作的经验教训（“映秀母亲”和“山里码头”故事），笔者认为“中国式灾后重建模式”在推动经济（硬件设施和GDP）跨越式增长的同时，却在社区生计、生态和社会文化关系等方面的重建过程中面临结构性困境，出现马克思所说的劳动、自然和社会文化生活“三重异化”的问题。

对照南都的正向灾害观念，“映秀母亲”的故事充分说明面对中国式灾后重建模式的社会结构性困境，绿耕社工对“映秀母亲”“能力激活”的作用随时都有可能遭遇地方政府和资本主导的“封镇重建”、“大众旅游”等重大决定及其“强推”的过程而被迫中断（前功尽弃）。“山里码头”的故事更加说明面对强势的结构性压力，绿耕社工的“沟通与醒世”作用完全失效。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

首先，教育与唤醒是最重要的。绿耕社工及社会组织必须长期扎根社区（灾区），致力于“自下而上”组织及社区减防灾教育、生命教育和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教育，唤醒人们敬畏生态环境、尊重生命价值、 重拾道法自然！值得欣喜的是中国灾后社区重建行动学习网络成员及其社会组织已于2017年在汶川茂县小河口村和九寨沟做了有益的尝试，我们应该坚持将唤醒教育日常生活化，唤醒自己的同时也唤醒他人和社会。

其次，能力建设与沟通。我们只是一粒粒种子，只有生根发芽，才能开花结果。因此，作为先行者，要唤醒更多的人，影响中国社会，我们必须学习与人沟通（尤其是与各级政府），与自然和解，这需要巨大的勇气、学习的精神和能力建设。

最后，面对自然，我们必须学会敬畏与感恩；面对他或她人，我们必须学会尊重与谦卑；面对自己，我们必须学会抱团取暖与互相成全……我们坚信，自己变了，人际关系变了，我们对待自然的态度就会变，惟有此，大自然才会源源不断地恩宠我们！

文丨张和清 古学斌 杨锡聪

（来源：《新西部》杂志）

（责任编辑 王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