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张凌云

1920至1921年的两年，被认为是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发展“黄金时代”的顶点。在五四运动中，学生发起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对民族工商业发展起到了助推作用，诞生了一批具有民族大义和社会责任的实业家，即使在偏僻落后的西部地区也是如此。与此同时，民族工商业界对学生运动大力支持配合，也让五四运动不只简单地停留在学生层面，而是形成了各阶层的大融合，唤醒了国人的民族意识。

一百年前发生的五四运动，民族工商界的推动作用功不可没。

在历史学者傅国涌看来，过去我们研究五四运动对中国的影响偏重于文化、政治这些侧面，其实中国企业史上同样有“五四”的刻痕。由学生而始的爱国行动发展到各阶层的广泛参与，最终形成中国近代一次最广泛的社会参与，民族工商界的罢市、实业兴邦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尽管这一时期，工商业集中在沿海、沿江地区，以上海、天津、广州、武汉为中心，但在经济基础薄弱的西部地区，比如重庆、广西、贵州等地，工商业发展也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工厂规模扩大、国货品类增加。西部地区的工商界也给予了学生运动积极的支持。

法国学者白吉尔（MarieClaireBergere）将1911年到1937年称为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她认为那个时代的银行家、实业家都是很有思想、才华的中国人，他们与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是“一珠双璧”。

重庆商学联合会：商学界抱团合作

地处西南门户的重庆，五四时期是长江上游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四川的经济中心、西南的交通枢纽。

1919年5月12日，重庆《国民公报》首次披露北京五四爱国学生运动的消息。重庆青年学生奔走相告，奋起响应。5月24日，“川东学生救国团”正式成立。学生代表强烈要求争回青岛，惩办国贼，取消密约，抵制日货。巴县人温友松作为重庆总商会会长，积极推动重庆工商界投入五四运动。

6月12日，温友松在重庆总商会召集各商帮召开特别会议，讨论提倡国货，一致对外问题。他在会上指出：“山东问题迎来群情激愤，渝中风潮日烈，北京学界愿为此次救国，主动派代表到渝，曾与本会接洽，其宗旨洽与本会相符。本会拟趁此提倡国货，日内即当拟定章程，规定办法，即日呈请官府着手办理。”

6月15日，重庆学界和商界联合召开大会，温友松被选为大会主席。他支持商界与“川东学生救国团”成立重庆商学联合会。会上，温友松与学界代表决议，以后调查日货和处理奸商，概由商学联合会执行。

五四运动后，贵州人华之鸿筹银60万两，兴建永丰抄纸厂。

反对与日商交往和抵制日货是五四运动在重庆的重要内容。在商学联合会的宣传下，有人乘坐日本船，卖物资与日商，给日本人抬轿，受日本人雇佣等，都被视为丧失爱国心。一时间，日轮无货运输，只得载人，并降低票价，甚至以送雨伞、人丹、金灵丹之类的物品，招揽乘客，但依然少有人问津。

7月7日，重庆商学联合会作出了抵制日货的详细决议案，把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推向高潮。商人们组织了“商界十人团”，沿街宣传不买日货，不运日货，不用日货。随后，华商收回了裕丰轮的主权，解除了联华轮的租约。日本驻重庆领事松岗寿八来重庆总商会，请温友松维持日货，温友松以“买卖自由，不能逼人买”为理由加以拒绝。

重庆的爱国工商界人士，对学生的宣传积极响应。有商人将历年所购日货，如草帽、衣服、磁器等价值数百元的物品，全部销毁。一个姓付的山货商，本已买了一张日商三井联华轮的船票，准备去上海；当他从报上看到日本拒不交还青岛时，就把船票撕得粉碎。他悲愤万分地说：“我亦国民一分子，国存我存，国亡我亡。今后，誓不与日人交往。”

除了积极支持学生抵制日货，温友松在振兴实业上也有突出贡献。他是重庆缫丝业的开创者。从事地方志研究的文史专家曾传宜指出，20世纪20年代，温友松所办旭东丝厂生丝产品参加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获得金奖、特等奖，从而打开了四川生丝产品的国际销路。

此外，当时重庆缫丝业开展的难点在于青年妇女不愿出门抛头露面，工厂根本招不到女工。温友松从宁波聘清技师乐阿英夫妇来到重庆，由乐负责安装机器，其妻担任缫丝的技术训练工作。通过乐妻与当地妇女们以“拜姐妹”等方式，多方联络，邀约她们进厂，传授技术，于是

风气渐开，女工不断增多。

温友松在1910年前后，先后收购了重庆南岸界石乡的蜀眉丝厂和合川张明金在重庆磁器口的恒源丝厂，扩大经营，取名叫旭东蒸机机械缫丝厂，缫丝业至此进入机械时代。由于温友松在磁器口兴办丝绸等实业，使磁器口成了重庆民国时期有名的工业区。

根据《四川省志·人物志》记载，除了办丝厂外，温友松为了发展商业，还将重庆旧府台衙门改建为总商会会址，又修建商业场，创办了商业学校，培养技术人才。1922年，温友松所办的缫丝业得到较大的发展，他又在柑子坝开办了华康丝厂。温友松还创办了重庆永庆轮船公司，五年获利百余万元。

1919年，温友松还与友人汪云松等筹组留法勤工俭学重庆分会，帮助聂荣臻等35人赴法勤工俭学。1920年，总商会资助重庆留法预备学校首批毕业生邓希贤（邓小平）、周贡植、冉钧等83人赴法勤工俭学。

由于重庆学生组织和商界联合起来，统一组织领导，所以抵制日货运动延续达两三年之久。直到1923年，军阀刘湘才强令解散了“川东学生联合会（川东学生救国团后改的名字）”。在五四运动时期，重庆很少见到日货，民族工商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扈光民在《论五四运动中商人的作用》一文中指出，商人、工人和学生三位一体，互相影响，互相促进，把运动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各界联合会开会的场所多是由商会提供，还有许多商人主持了各地的联合会。除重庆外，天津商会的会长卞月庭，也担任了各界联合会会长。多次不辞劳苦，赴京营救学生，并发起募捐支援工人学生的斗争。

贵州：贫弱工商业星火点点

五四运动爆发后，由于贵州统治当局极力封锁消息，直到当年5月中旬，《贵州公报》发表题为《不宜乱杀学生》的专文，才揭开了贵州五四运动的序幕，学生纷纷响应支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

1919年7月16日，全国学联贵州支会成立并发表宣言。宣言表示“愿为国家牺牲性命及种种权力”。商界也成立了国货维持会，禁买禁卖日货，还通电各总商会，就抵制日货的具体办法提出意见。

贵州籍在外地读书的学生在运动中成为骨干，增加了省内学生的信心。在南京读书的贵州人陈永锡，率领南京学生赴北京声援首都学生，在演讲时咬破手指，书写血书。在天津读书的谌志笃，曾担任天津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会长和天津各界联合会主要负责人。

贵州的运动对邻省也产生了影响。在湘、黔边区的贸易集散地湖南洪江，黔籍学生成立组织，举行集会、游行，推动了洪江的抵制日货运动。遵义县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不仅使曾经充斥市场的日本府绸、百货、花布等商品一度绝迹，而且使日货由汉口、重庆至云、贵的通路阻塞。毕节县的缪剑尘等二十多人发起成立“醒民社”，不仅推动了本县的爱国运动，而且名声远播四川。

在五四运动率先发声的《贵州公报》是由贵州知名实业家华之鸿参与创办的。1907年，华之鸿、唐尔镛、任可澄等组建宪政预备会。1909年，华之鸿参与组建的宪政预备会主办了《贵州公报》。米立方在《工商巨擘华之鸿》一文中说，华之鸿是民国初年贵州最大的民族资本家和杰出实业家，开创了贵州现代民族工业的先河，尤其在工商业界创造的数项之最，使当时地处荒僻边远的贵州备受关注。

1919年，华之鸿筹银60万两（约占当时全省年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兴建的永丰抄纸厂，在贵阳南明河虹桥附近建成投产。纸厂用料以本省的木料、稻草为底浆，纸品质地优良，除供应文通书局和贵州城乡用纸外还远销四川、湖南、广西和云南。

永丰抄纸厂是同期贵州第一家机器造纸厂和西南地区最大的印刷厂。

华之鸿还创办贵州第一家现代化出版企业——全国七大书局之一的文通书局。

1921年，贵州丝织业作坊由30多家恢复到62家。规模较大的有同昌行、协记、方春凡号、刘绍成号等十多家。

抗日战争时期，沿海重要厂矿企业大量内迁，逐步形成了一个以重庆为中心，包括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及湘西的西南工业区。这个时期贵州工厂数目，七年增加十几倍，资金增加50多倍。民族工业有了较快发展，烟草工业、橡胶工业等，从无到有，对后来贵州经济产生了积极影响。

学者范同寿指出，贵州的五四运动深度、广度不及全国其他地区，但各阶层积极响应，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忱。工商界也“毅力起而与抗”。

广西：民族企业盛极一时

素有广西水上门户的梧州，是广西学生五四运动的中心。1919年5月27日，梧州学生联合救国团成立，是统一指挥全城学生运动的领导机关。

广西各地学联会在抵制日货的同时，大力提倡国货，举办“国货劝销场”、“振兴国货会”等活动，既有力打击了列强对华商品倾销，又促进了广西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苍梧县党史办公室资料显示，1919年6月，为了联合梧州各界人士群策群力，共救危亡，梧州学生联合救国团组织成立了各界反帝爱国的联合组织——梧州振兴国货会。该会旗帜鲜明地宣称：“救国之事，莫先于抵制劣货，莫先于振兴国货，故振兴国货即所以救我国也。”梧州振兴国货会的活动一直到1920年冬才结束。

这一时期，梧州的机械、纺织、冶炼、医药、化学、电力、火柴等行业百花齐放，盛极一时，工业资本投资曾占广西四市（南宁、柳州、桂林、梧州）工业资本总额的百分之七十三。

从1921年开始，硫酸厂、制药厂、炼油厂、火柴厂和糖厂等陆续在梧州浔江北岸建成投产，从而形成了着名的河西工业区。在河西繁华地段，有条路曾经就叫工厂街。

作为曾经的梧州火柴厂员工，严佳宜特撰文《舞龙牌火柴，是老梧州人脑海中抹不去的记忆》，告诉人们梧州火柴厂拥有过的辉煌。

在文中，严佳宜提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直接影响了舞龙牌火柴的诞生。梧州是广西第一个响应学生运动的城市。9月，国货劝销场在梧州小南门外（当时未拆城墙）正式登场。学生们通过人人易懂的巨幅漫画，表达了抵制洋货、振兴国货的宗旨。

漫画上面描绘着一个大扫帚正在横扫“垃圾”的画面，“垃圾”就是老百姓熟悉的各种洋货：有当时流行的瑞典凤凰牌火柴、日本猴子牌火柴等，扫帚上方画着一轮光芒四射的太阳，象征太阳的红圈里，是当时知名的国货品牌，有中国火柴生产史最悠久的平遥火柴厂的蝙蝠牌火柴、京师火柴厂的丹凤牌火柴、佛山巧明火柴厂的舞龙牌火柴。

中国火柴市场一度被瑞典、日本的“洋火”占领。1916年之前，中国只有五家火柴厂；1917年至1921年，新办的包括梧州在内有12家火柴厂。火柴大王刘鸿生于1920年1月开办的苏州鸿生火柴公司也是其中之一。

火柴虽小，却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所以漫画吸引了很多市民围观。这个劝销场的活动历时三年，直至1922年10月才结束。

国货扬威让民族工商业者看到机会，梧州的火柴工业趁势起步。1919至1921年，苍梧县政府秘书长黎竹林牵头，联合日本神户经营火柴原料的华商麦宪平、广东商人麦朗初、梧州商人徐泽生、李福生等，合资创办梧州火柴厂。

刘鸿生得知广西梧州也创建了火柴厂，非常高兴，专门拍发电报表示祝贺。在当时，小小火柴点亮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前景。正如火柴盒上印刷的爱国标语：“提倡国货，挽回利权”“爱国同胞请用国货”“用国货就是救国”。

1921年，梧州火柴厂在黎竹林原有的化砂玻璃厂开始生产，招雇工人100人，用“梧州牌”商标，日产火柴50件（每件1200小盒），产品交由谦源和福生两间商店专卖。

没多久，因股东不和，梧州火柴厂拆伙。黎竹林把梧州火柴厂改名为怡和祥火柴厂继续经营，商标也更换为“怡和祥”。由于资金不足，技术设备简陋，加上1925年至1930年，火柴业面临洋货倾销，黎的企业经营十分困难，只好停产。

1931年，黎竹林再补充扩资，恢复生产。新厂改名为振兴火柴厂，用“振兴牌”作商标。员工扩至180多人，日产火柴60笠（每笠1200小盒）。但是，黎竹林坚持了几年，感觉力不从心，最大难题是原材料紧缺。

1934年，梧州火柴厂易主，由东山火柴厂的陈吉甫经营，改名为广西火柴厂，商标改为用东山火柴厂的舞龙牌。由于陈吉甫资金实力雄厚，采用更先进的机器，聘任利耀峰为总管。

利耀峰是华南火柴行业鼎鼎有名的人物，他曾花两天两夜成功试制火柴头配方。担任广东东山火柴公司广西厂总管后，火柴头的配方原料，除氯酸钾、重铬酸钾和赤磷国内尚无，须向英、德商人购买外，其余原料都用国货，保证了其火柴价格低于国内其他厂家以日本配方、日本原料制造的火柴。

从那时起，梧州的火柴产品才实实在在成为国货。当时广东东山火柴公司广西厂有职工800多人。舞龙牌火柴价廉质优，产品销往广西、湖南、贵州等地，在西南各省有较高声誉，是梧州市轻工业较大批量的日用产品之一。

1939年，在备受压力下，几经磋商，陈吉甫将工厂折价出售给当时的广西省政府，至此，火柴厂由官僚资本控制。1941年，舞龙牌火柴终于再次面市。因东山火柴厂提出异议，商标改为无脚的舞龙牌，后又出天鹅牌火柴，畅销广西各地乃至湘西一带。

1953年冬，利耀峰将保密数十年的火柴头配方献给人民政府，他是立志用中国机器、中国技师、中国原料制火柴的爱国志士。

梧州火柴厂的兴衰历程，见证了民族工业艰难起步和发展壮大浮沉的演变。2007年，生产舞龙牌火柴的原梧州火柴厂——舞龙工业总公司停止生产。

严佳宜说，梧州火柴厂给梧州千家万户带去温暖。不少贫困家庭曾以粘贴火柴盒为主要经济来源或副业补充

收入。梧州的街巷、江岸、山边，处处可见晾火柴盒的竹匾。许多孩子大学毕业甚至留学海外之后，仍对小时候糊火柴盒贴补家用的情景念念不忘。?

全国各地总商会的支持配合

抵制日货是五四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地工商界在学生运动的推动下，积极参与了这一运动。中共中央党校博士生导师李东朗在《五四运动与民族意识的空前觉醒》一文中提到，据统计，运动波及全国20多个省的100多个城市，处于抗争中心的山东、长期遭受日本侵略的东北和上海郊区等地的农民也参加了斗争。除少数亲日派当权者外，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工人阶级、工商业者等几乎所有的城市居民都不同程度地卷入了五四运动的浪潮。他认为，大中城市商人对运动的参加和罢市，产生了很大的社会效果，彰显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

1919年5月4日前，北京商会发电报给其他城市的商会，相约支持中国在巴黎和会的正当要求。5月6日，在北京的中华总商会立即作出反应，主张断绝中日间一切工商业关系，抵制日货。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在6日、7日连续发电给北京政府，要求释放在五四运动中被抓的学生，支持学生的各项要求。

5月7日，天津总商会特电“恳诸公力为主张，勿稍退让，必将青岛收回，以保领土”。天津总商会不仅公开表明了态度，而且出面领导商人罢市。商人罢市是商人在五四运动中最突出的斗争形式，天津总商会在这一点上非常突出。

其他许多商会也大体相似。苏州总商会、汉口总商会分别致电北京政府，表示“商民一致、誓为后盾”。

作为中华第一商会的上海总商会，前期虽对日态度受到质疑，但随后由50余个工商小团体组合而成的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掀起了大规模抵制日货行动。历史学者朱英在考证后表示，五四运动对1920年8月上海总商会会董的换届改选影响深远。上海商界在聂云台、穆藕初等新一代工商界翘楚人物的领导下，开启了新的征程。

在学者吕建云看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国货运动不仅代表了中国资产阶级发展工商业的利益，也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利益，所以国货运动每一次都得到了全国各阶层的积极支持，且都取得了相当的成绩。

学生界中，有的筹集资金举办国货商店，有的组织国货推销团，巡回宣传，劝用国货。据潇湘晨报网报道，长沙在1919年，真正形成规模“抵制日货”，“国货当自强”也形成高潮。1919年5月28日，湖南省议会、教育会、商会、农会等单位，联合发起成立湖南国货维持会。学生们身体力行贩卖国货，组织贩卖国货团，每天派人用箩筐盛装国货，在街上叫卖。

不仅如此，长沙的高校甚至开始成立校办工厂，自行制造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如岳麓山工业专门学校（即湖南大学前身），生产了诸如雨伞、肥皂、牙粉、墨水之类的商品，在长沙南正街设定点出售。

商界则配合学生，创试了各种销售国货的商店和公司。由于五四运动时期民众团体大力宣传爱用国货，很好地促进了各阶层联合运动的开展。

在奖励国货、取缔日货的名义下，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利用全国的行会组织、商会、实业团体及其他民众团体，努力扩大国货的销路。1921年，上海总商会商品陈列所正式开办。第一次展览会共有870家厂商参加，展示国货品种33400件。这一年，上海还成立了众多的国货社会团体，其中以上海市民提倡国货会声势最大。

运动中心的民族实业家们

五四运动发生后，一些还在校求学的青年，如都锦生、胡厥文等，都萌生了“工业救国”之志。这一年，项松茂将五洲大药房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投资14.2万银两，开始在上海闸北天通庵路筹建制药厂，跨入新式制药工业；“国货大王”方液仙的“中化社”因提倡国货运动死而复生；“火柴大王”刘鸿生的第一家火柴厂因爱国运动而得到发展；上海有了专门的证券物品交易所，有了专门投资工业的煤业银行、合作银行……

资料显示，1919年至1922年，民族资本发展的势头持续高涨。这一时期，中国民族工业无论从设厂数目、投资规模，还是从增长速度看，都是其产生以来发展最快的一个阶段。以民族资本最重要的部门棉纺织业为例：1920年至1922年三年中，设厂数目达32家，几乎等于以前几十年设厂数的总和。拥有的纱锭数，1919年为65万多枚，较1914年增长20％；1922年达150万多枚，较1919年增长129％。

研究近代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历史的基本书籍

有学者认为，对民族工商业发展出现短暂春天的原因分析中，一战爆发，列强无暇顾及的客观条件被过分强调，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实业救国的理想与抱负则挖掘不够。

为反对帝国主义国家商品倾销，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民族工商业阶层对国货运动大力支持。他们从外资手中夺回部分市场，促进了本国工业的发展，也促进了近代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处于北京、上海、天津、杭州等运动中心城市的民族实业家们与学生并肩作战，创造了奇迹。

“火柴大王”刘鸿生自述：“真正使我第一个企业成功的原因，是那时的爱国运动推动了这个企业的发展，因为当时每个人都愿意买国货。”

1920年1月，刘鸿生创办的第一家企业苏州华商鸿生火柴公司，就是在五四运动推动国人购买国货热情高涨的背景下建立的。1919年，刘鸿生深受学生爱国热情的鼓舞，决定开设一家火柴厂。尽管当时的火柴市场基本被日本的猴牌火柴、瑞典的凤凰牌火柴垄断，但刘鸿生坚持不放弃，请回留美化学博士林天骥，半年后生产的火柴大受百姓青睐。

1930，刘鸿生的苏州鸿生火柴厂与中华、荧昌两家火柴厂合并，成立“大中华火柴公司”，联华制夷，避免同业相残，大中华火柴公司是中国火柴工业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刘鸿生在给儿子的信中，吐露了自己的心声：“我力图把这一行业发展成为一个巨型的民族工业。你们知道，人们常常称我为‘火柴大王’……我这种努力并非出于自私，因为我想，只有用这样的组织手段，我们才能真正地发展和保护我们的民族工业。我对这一个行业的观点，同样的也可以实行于我们所经营的其他行业。”

正是怀抱这样的救国志向，刘鸿生后从“火柴大王”又发展成为“煤炭大王”和“水泥大王”。

“国货大王”方液仙创立的中国化学工业社（中化社）更是在五四运动提倡国货的高潮中才起死回生的。

喜爱化学的方液仙，少年就立下了兴办化学工业，以实业兴邦的志向。他与亲友合资开办了鼎丰珐琅厂、龙华制革厂、硫酸厂及橡胶厂。这些企业，都属国人首创，可惜资金薄弱，又因洋货充斥而销路滞塞，先后倒闭。但方液仙仍砥砺奋进，1911年，18岁的他在上海圆明园路安仁里成立了中国化学工业社。方液仙通过自己所学，与工人在车间反复试验，终于试制成功了牙粉、雪花膏、生发油、花露水等产品。他雇人挑着产品穿街走巷叫卖，因少人问津，仅三四年的时间，“中化社”就濒临倒闭。

方液仙又试图通过扩大产品门类来改善经营，他又借钱，在生产化妆品外，附带生产皮鞋油、果子露等，还设置了发行所，情况稍有好转，但仍年年亏损。至1919年初，“中化社”再次陷入绝境。

五四运动中，同胞均以买国货为荣。各商店、摊贩纷纷向“中化社”订购国货商品。在发行所里，订货批发者纷至沓来，即使加班生产也供不应求。“中化社”绝处逢生，方液仙深受鼓舞，随后逐渐增资扩大生产。

值得一提的是，风靡近百年的歌曲《何日君再来》，其实最早是方液仙为自己生产的“三星”牌日用品做推广的广告歌曲。1937年，歌曲流行开来时，方液仙的“中化社”已是旧中国日用化学工业规模最大的公司。

前文提到的都锦生，1914年至1919年就读于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机织专业。在校长许炳堃的引导下，“工业报国”志向悄悄在心里扎根。1922年5月15日，都锦生丝织厂在他杭州茅家埠的家中设立。1926年，都锦生的丝织西湖风景和《宫妃夜游图》在美国费城博览会上获得金质奖章，从此打开销路。1927至1931年，都锦生在13个城市开办营业所，每月营业额达到15万银圆。

重庆的“猪鬃大王”古耕虞曾说过一句话：“抵制洋货一次，中国商人的国货生意就好一次。总而言之，不管反对哪个帝国主义，对民族资本来说都有好处。……反帝浪潮越高，制造或贩卖国货的资本家得利也越多。”

胡厥文不仅是实业救国的典范，更是中国企业史上“敦刻尔克”西迁的代表人物。在上世纪20年代，他先后创办了上海新民机器厂、合作五金公司、长城机制砖瓦公司、大中机器厂等。抗日战争爆发后，爱国实业家们发出了“誓不以厂资敌”的声音，工厂内迁成为首选。胡厥文组织江浙沪宁爱国民族工业家内迁，任中南区工业协会理事长、迁川工厂联合会理事长。新民机器厂、上海机器厂、亚浦耳灯泡厂等率先做出迁厂的决定，成立了“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由颜耀秋、胡厥文等11人组成。

据统计，最后陆续迁到四川，参加“迁川工厂联合会”的有400家企业，涉及化学工业、机器制造业、纺织业，电工器材业、冶炼工业、印刷出版业、建筑工程业、服务用品制造业、皮骨毛骨橡皮制造业、饰物文具仪器制造业等。

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民族企业家，在傅国涌看来，那些为后世立范，创造本土传统的民国企业家们，都具有知识分子气质。企业家阶层与知识分子阶层在那个时代毫无隔膜……

齐大云、任安泰在《百年浮沉——近代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道路》一书中指出，五四运动后，由于一战结束，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卷土重来，民族工商业总体已转义萧条，但仍然得到持续发展，主要就是爱国民主运动空前高涨的结果。

学生运动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演变为各阶层参加的爱国运动，可以说，由五四运动开启的人们救亡图存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空前觉醒。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傅国涌着《民国商人1912-1949》；齐大云、任安泰《百年浮沉——近代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道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等书以及相关学者的着作，在此一并致谢！）

（责任编辑 王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