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川甘青滇涉藏农牧区相对贫困人口生计转型综合调查”（项目编号：21BMZ126）

文/柴剑峰 王 茜 李沅奚

乡村振兴战略作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共同富裕的核心抓手，需直面要素流动失衡与生态韧性不足等新挑战。四川省作为西部农业大省，近年来通过产业融合、基建升级和生态修复取得显著成效，但面临“要素空心化”（人才外流、土地低效、资本短缺）、“产业浅表化”（机械化率低、品牌溢价不足）、“城乡两元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生态边缘化”（资源透支、制度滞后）、“治理碎片化”（主体缺失、治理僵化）等新问题。本文提出以“要素激活—科技赋能—城乡互动—产业升级—生态治理”五螺旋模型重构发展路径，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与生态经济协同治理。

乡村振兴的核心在于通过制度创新、要素重组与动能转换，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与可持续发展。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这一系统性工程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正在重塑中国乡村的发展图景。四川省作为西部大省，凭借其独特的地理格局、资源禀赋与人文积淀，在践行乡村振兴战略中探索出具有盆地特色的实践路径，为西部乃至全国乡村振兴提供了重要范本。

四川乡村振兴现状与创新实践

（一）农业现代化与产业融合创新突破，推动乡村经济持续增长

特色农业品牌化助推规模化。在特色中下功夫，抓好品牌建设，运用知名农业品牌、农产品地理标志助推农业规模持续做大。2024年四川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到10297.5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2.5%。2024年四川粮食总产量达到726.8亿斤（约合3633.8万吨），比2023年增加8亿斤，再创历史新高[1]。在茶叶、辣椒、水果等特色农产品的生产上成绩斐然，130个产茶县中有30多个重点产茶县，主要分布在成都、雅安、乐山、宜宾[2]。由于茶园面积广、茶叶品种多、茶叶产量大，四川已成为全国最大的茶叶生产省之一[3]。同时，都江堰猕猴桃、眉山柑橘等顶级农产品，也为乡村振兴与特色经济提供坚实助力[4]。

数字赋能推动三产融合。积极运用数字技术、营造数字应用场景，推动农业与二、三产业的融合，实现了乡村产业的多元化发展。乡村旅游收入大幅增长，成为拉动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在川西高原和川南山区，依托生态旅游和文化旅游吸引了大量游客。依托“非遗+文旅”模式（如蜀绣工坊、川菜体验馆）形成了20个省级农旅融合示范园。此外，四川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如蜀绣、竹编及川菜文化，通过融合现代设计与传统技艺，打造出兼具文化价值与市场吸引力的文创产品，在推动乡村经济繁荣的同时，提升了川味传统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四川江油描绘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

（二）基础设施改善与生态治理协同升级，为乡村振兴夯实基础

在农业基础设施完善中渗透生态治理的智慧，大力推行“数字乡村”建设，实现5G基站县域全覆盖，使全省农村基本实现了供电全覆盖，四川5G基站达到18.84万个，每万人拥有5G基站数22.5个，同比增长53.8%，行政村通5G网络比例达88%[5]。为农民提供了在线教育、远程医疗和农产品销售平台，推动农民生活向好向前向绿发展。在农村交通网络建设上加大投入，注重人本位、生态本位绿色交通体系。2024年，四川省新改建农村公路11421.9公里[6]，累计农村公路总里程已达37万公里[7]，农村公路质量和覆盖面均得到大幅提升。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截至2023年底，全省农村供水工程总数137.33万处，覆盖农村人口5346.53万人。大力推广节水型农业和现代化灌溉系统，进一步提升了全省农业生产的水资源利用效率，确保了农业生产的稳定性。支持建设了一批国家智慧农业创新应用项目，截至2024年12月，累计支持建设国家数字农业创新中心、分中心34个，已初步建立智慧农业创新体系，作物表型高通量解析、土壤现场快速测量装备、大型农业通用型机器人化作业平台等多项技术取得突破[8]。

（三）生态建设与生态经济同频发力，稳步推进乡村绿色发展

始终将生态环境保护放在重要位置，尤其是在川西高原、峨眉山、藏区等生态脆弱区域，严格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实施最严格的生态保护措施。持续大面积开展退耕还林还草、水土保持、河流污染治理等生态修复工程，助力生态旅游和可持续发展。2023年，四川完成营造林498万亩，修复退化草原1055万亩，森林蓄积增加1600万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超过5200亿元[9]。不断完善农业生态循环体系，鼓励农民采用生态友好的种植方法，提倡农业废弃物的再利用和处理，推动农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双向良性循环，推进乡村经济绿色发展。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体系逐步完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管控）率达73.71%、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95%，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行政村覆盖率达98%，有效改善了农村面貌和农民的生产生活环境[10]，为提升乡村生活质量和美丽乡村建设奠定了基础。

面临挑战和困境：基于

要素-生态-治理三维分析

（一）农村要素流动失衡：人才、土地、资本存在结构性矛盾

“人、地、钱”是农村发展的关键要素，这三个方面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四川省在农村资源要素赋能激发内生动力上面临诸多挑战。一是“空心化”加剧。农村可用人才大量外流，劳动力整体素质下降。长期以来，由于城乡发展失衡，农村产业发展薄弱、就业岗位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生活条件较差，许多农村年轻人外出到城市发展[11]。此外，农村人口的不均衡流动趋势仍在持续推进，农村易向外流失优质人才，而推动外部“精英”人口流入农村仍存在较多阻碍，乡村振兴所需人才总量明显不足，尤其缺少技术型、管理型和服务型人才。二是投入农业农村发展资金短缺。财政投入力度增幅有限，现有投入力度无法满足特别是贫困地区和生态敏感区发展所需财政支撑。同时资金支持结构较为单一，许多社会资本对乡村投资的兴趣不高，国家财政专项资金仍是农业农村发展的主要保障。三是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偏低，存在土地浪费闲置现象。加之存在违规扩建、宅基地退出机制不完善等问题，资源盘活难度较大。此外，农村承包地细碎化问题突出，地块分散制约规模经营，土地流转中程序不规范、信息不对称等现象也使土地流转纠纷增多。乡村产业用地需求旺盛与建设用地指标供给不足的矛盾凸显，审批流程复杂化，部分项目因用地难题被迫停滞。

▲四川高县“路景交融”绘就乡村振兴新篇章

（二）农业现代化程度不高：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条“短”“断”“低”

在推动农业现代化和产业融合发展上，四川省仍面临着多重问题。一是农业机械化水平仍有较大增长空间。四川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传统农业生产模式依然占主导地位[12]。二是农业产业链短、附加值低，产业链间协同不足。2024年农产品产地初加工率仅69%[13]，缺乏农业产业链的延伸与深化，在上下游环节衔接阶段，农业产业链甚至会出现“短链”“断链”现象。此外，农业品牌效应和市场竞争力一定程度上有所缺失。三是农业产业科技赋能不足，生产模式相对分散、粗放。2023年，四川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仅为63.9%，低于江苏、山东等部分农业大省，依靠科技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格局远未形成[14]。四是农村产业结构较为单一。一二三产业布局不协调，产业融合层次较低，缺少因地制宜的特色产业发展路径。

（三）城乡融合发展不足：融合发展不充分与不均衡并存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四川省农村人口位居全国前列，城乡二元结构明显，城乡差距与区域差距相互交织，边远山区、民族地区和部分丘陵地区经济发展仍较缓慢，当前正处于破除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障碍的窗口期。一是城镇化率仍然较低。2023年末四川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59.49%，仍然低于全国66.2%的平均水平[15]，高效推进城镇化进程有待突破。二是城乡居民收入仍然存在较大差距。2023年末四川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5227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9978元，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为2.26[15]，农村人口增收机制还需健全。三是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差距较大。农村居民居住较为分散，村庄规模偏小，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人均成本过高，交通、教育、科技、医疗、文化等公共资源配置水平与城镇存在显著落差。[16]四是县域带动农村发展动力不足。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存在产业特色不鲜明、集聚发展能力不强等问题，难以对农村经济进行有力支撑和引导。五是农村劳动力长期“单向流动”加剧失衡。这种“单向流动”加剧了城乡失衡刚性，城市可凭借资源集聚效应形成“人才高地”，而农村却陷入了人力资本断层的“低水平均衡陷阱”[17]。

▲四川以花为媒，美丽经济助力乡村振兴。

（四）生态韧性不强：资源透支与配套制度滞后交织

四川省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约束较多，体系建设不完备，乡村绿色发展之路仍任重而道远。一是农业资源开发过度，生态修复成效与预期目标仍有一定差距。四川部分农村地区曾有过过度开发时期，导致了水土流失、森林资源枯竭、生态系统退化等一系列难以在短期内进行修复的问题，生态承载力逼近阈值。据估算，川西北高原牧区草场约38%的“两化三害”源自人为草场破坏，约72%源自畜牧业失序发展[18]。虽然后续实施了退耕还林、森林保护、湿地重建等生态恢复工程，但其成效仍受到自然条件和资金投入的限制。二是农业废弃物利用率不高，转化效益低下。由于存在运行机制不完善、补贴政策不到位、科技支撑不成熟、标准建构不统一等问题，农村地区对于畜禽粪污、农作物秸秆、果蔬垃圾等农业废弃物的绿色转化和回收利用仍然不足。三是农业绿色治理意识较为薄弱，相关制度体系不健全。大部分农民缺乏环保意识，较少参与生态保护建设，有时会牺牲生态环境而选择追求经济利益。同时，较少有法律条文明确规定在农村污染，如农药超标、农田农膜污染等方面的处置措施，农村生态建设法治体系建设层面存在一定漏洞[19]。另一方面，部分基层生态保障部门监管不够到位、宣传不够有力，欠缺在多维度上引导农村群众主动承担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平衡好农业农村发展和生态保护的举措，且不少地区对于生态是否遭受破坏的检测工具不规范、衡量标准不统一，难以识别出真正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

（五）综合治理滞后：主体缺位与治理僵化

自治能力弱化，难以有效适应经济社会结构变迁带来的新挑战。一是农村治理主体缺失，村民自治能力减弱。一方面留守群体受限于身体条件、知识结构和认知能力等，难以有效参与到日常民主决策中来；另一方面，乡村精英面临身份认同模糊、治理理念冲突以及参与渠道缺失困境，在参与治理乡村的深度广度力度上大打折扣[20]。村级组织“行政化”倾向明显，调研显示，仅有17%左右的村民近一年内在线上参与过村内重大事项讨论，参加过线上听证协商的村民不足10%[21]。多重因素导致乡村自治主体呈现结构性虚化。二是农村封闭性减弱，利益诉求更加多元化。随着交通基础设施完善、数字技术普及，外部信息与文化持续涌入，农村社会的封闭性被打破，以人情、面子、宗族为纽带的熟人社会伦理逐渐弱化。在此背景下，农村利益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特征，由此导致的差异化诉求，使得农村内部的资源争夺竞争加大，利益冲突加剧，传统的乡村治理格局被打破。三是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滞后。四川大部分农村地区的收入来源狭窄，市场化不足，集体经济发展基础薄弱。在组织内部治理架构上，存在收益分配制度不完善、监督机制和防风险机制缺失，权责混淆不清、信任危机等现象。此外，由于组织经营人才短缺，缺少现代企业经营知识与市场风险意识。四是农村沟通机制不健全，表达渠道有限。农民核心诉求不能及时传达，沟通梗阻既加剧了矛盾升级风险，又削弱了基层治理公信力，制约了治理效能。五是数字化治理短板，智慧乡村平台功能单一，数据孤岛问题突出，村庄“一网统管”覆盖率不高。

乡村振兴创新路径：

构建“五螺旋”协同发展机制

（一）紧抓“人、财、地”三要素，推动农村关键资源高效配置

构建“内生培育+外部引进”双轮驱动的人才振兴体系。加强本地人才培养，为当地农民提供多维度、多层次的职业农民教育和技能培训；建立“乡村振兴人才驿站”，整合高校、科研院所资源，定向培养农技推广员、职业经理人等专业人才。加大农民工返乡创业支持力度，对用工企业和就地就业农民开展双向补贴激励。建立多层次的人才引进机制，提供良好的创业环境和政策支持，给予税收减免与用地支持，促进城市人才回流。建立“乡村振兴人才学院”，定向培养数字农业、电商运营等技能型人才。

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健全工商资本下乡服务体系。把乡村建设纳入财政预算优先保障，稳步提高土地出让金、政府债务资金等用于乡村振兴的比例，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撬动作用。引导金融、社会资本投向“三农”项目，撬动乡村闲置资源，盘活农村闲置宅基地、闲置农房，实现农村资源变资产。支持金融机构扩大对乡村建设的信贷投放，拓展农业农村抵押质押物范畴[22]。实施“送码入户、一键贷款”金融服务专项行动，多渠道引入金融“活水”精准灌溉乡村建设。

▲四川广安延伸产业优势打造特色品牌

加强土地利用率，盘活土地闲置资源。优化土地使用规划，提升土地利用效率，强化“精明增长”理念，强化土地市场监管和流转力度[23]。推进农村承包地细碎化治理，推行农田集中整理与连片经营，推广土地股份合作社、农业共营制等模式，加速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进程。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严格落实“一户一宅”政策，遏制宅基地超占滥用行为，保障耕地资源稳定和农田种植功能。深化乡村国土空间规划统筹，加大乡村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倾斜力度，简化农村建设用地审批程序，优先将宅基地复垦整治、耕地占补平衡新增指标用于本村乡村建设需求，为乡村产业持续发展预留充足空间。试点“宅基地‘三权分置’+金融赋能”，允许闲置宅基地入股乡村旅游项目。设立省级土地流转纠纷仲裁中心，降低交易成本。

（二）坚持科技赋能提质，推动农业全链整合和现代化发展

提高农业机械化程度，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坚持将农田宜机化改造和高标准农田建设一体谋划、一体推进[24]。按照“小并大、短并长、弯改直、陡改缓”原则系统改造田块形态，优化农业机械作业环境。实施农机装备研发补短板行动，开展农机适用性技术攻关。构建农机社会化服务网络体系，培育多元化、多层次、多类型的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设立省级智能农机创新中心，探索研发适用坡度25°以上的微型耕作机器人。

▲中药材土特产成四川乡村振兴新引擎

大力发展智慧农业，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加强智能化设备和技术的应用，强化对农业生产全流程监控，确保农产品符合质量安全标准。建设完善农业大数据平台，融合分析气象、土壤、市场等多源数据，为各方提供更精准的种植养殖建议，减少人力、物力、财力浪费。推广生态农业、循环农业等可持续发展模式，保护农业生态环境。

促进产业融合发展，增强乡村产业聚合力。重点推进农业全产业链延伸工程，引导农产品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从城市下沉到县域乡村。依托物联网和现代生物技术，积极培育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农业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形成智慧农业产业集群。建立纵向整合和一体化的乡村产业全产业链，实现产业链、价值链与供应链的“三链”协同互动，提升整体产业的效率与效益。[25]着力构建“农业+”融合体系，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康养产业等新业态，提升乡村经济活力。构建“区域品牌+企业品牌+产品品牌”矩阵，建立“天府优品”地理标志认证体系，实现农产品品牌溢价提升。

（三）驱动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激发乡村经济绿色发展活力

加强基层公共服务建设，缩小城乡硬性条件差距。推进“四好农村路”提质改造，同步建设冷链物流节点与电商服务终端，打通农产品出村进城“最后一公里”。加大对农村教育设施的投入，改善乡村学校的基础设施和教学条件；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创新“名师课堂+校本资源”共享模式；健全教师轮岗交流与跟岗研修机制，提高乡村教师质量。加强医疗卫生资源统筹整合和布局优化，依托中心乡镇卫生院构建乡村医疗节点，推动上级医院专家巡诊制度，构建远程协作、绿色转诊渠道，扩大乡村就近医治病种类型和农村医疗补贴范围。推进农村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低保的参保覆盖工作，加强对农村弱势群体的社会救助，实施孤寡老人和残疾人关爱项目，推动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建设。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发展。重视易返贫重点人群，做好网格化管理工作，监测脱贫对象收入状况，排查农户返贫致贫风险，确保不发生大规模返贫现象。促进多类人群稳定就业，推动外出务工与就近就业双向发力，针对不同类型重点人群，多措并举做好稳岗服务。同步开展增收渠道拓展行动，通过给予补贴等政策，积极引导对象自主创业，增强“造血”能力。

发展县域特色产业，加强县域对乡村托举作用。因地制宜全面考察县域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区位优势等现实情况，发展特色产业体系，如对生态功能区重点培育林下经济、碳汇开发等绿色产业；对传统农区发展预制菜加工、生物提取等高附加值业态；对城郊融合区着力打造农文旅融合综合体。实施县城补短板强弱项工程，推进县城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向乡村梯度延伸。聚力推进小城镇差异化发展，将中心镇作为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就地城镇化的重要载体。

（四）推动生态保护优先发展，提升乡村振兴生态韧性

构建“变废为宝”的生态化处理体系。加强农业废弃物收集系统基础设施建设，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建设畜禽粪污收集处理池、沼渣沼液贮存利用池等配套设施。建立区域有机废物综合处理中心，利用生物转化、智能化发酵等现代化工艺，实现禽粪污废物绿色环保、高效循环利用。探索种养循环新模式，构建“以地定养、以养肥地、种养结合”循环“生态圈”。完善秸秆收储运体系，加强秸秆再利用的补贴政策，引导秸秆产出大户就地收贮。

促进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协调发展。建立生态承载力评估考核机制，划定农业生产红线区，实施轮作休耕制度，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深入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修复保护，构建生态修复工程市场化运作机制。开展生态资源价值评估，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打造“森林康养”“雪域清心”等生态旅游项目，培育生态旅游产业集群，形成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格局。开发“碳汇茶园”“生态民宿”等产品，探索GEP核算与财政转移支付挂钩，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做好农村生态环保宣教工作。实施“形式+内容”双重创新性宣传，采用文艺巡演、短视频等通俗形式增强吸引力，聚焦农事需求开发实用课程，建立环保行为积分奖励制度，推动生态理念入脑入心。完善生态保障政策制度体系，推进农村生态环境监测评估机制建设，利用科技手段监控环境，及时调整环境保护措施[23]。构建农业生态补偿体系，加强农田保育激励、农产品供给核心区生态补贴补偿。构建污染协同治理网络，建立跨市州的“岷江-沱江生态补偿基金”，推行“谁污染、谁付费”市场化机制。

（五）激发基层自治内生动力，推动乡村生态治理现代化变革

强化村民自治机制，培育农民自治意识和自治能力。充分发挥村民委员会、议事会、监督委员会等自治组织作用，严格执行“四议两公开一监督”、党务村务财务“三公开”等制度，推动形成民事自主协商、自主办理、自主监督的治理链条。搭建适配当前乡村人员特征的议事协商体系，通过简化议事程序、开发可视化表决工具等方式降低参与门槛，建立“上门协商”“田间地头协商”等新型协商模式，同步建立积分奖励、典型表彰等激励机制增强其持续参与动力。依托乡村利益共同体构建和规章制度保障等形式，充分发挥“乡村能人”等角色在乡村治理中的引导作用，形成制度规范与人文引导协同发力的治理格局。

加强组织流程监管，提升经营管理能力。理顺村“两委”与集体经济组织的权责边界，大力推动“政经分离”，通过制定权责清单明确双方在土地流转、项目运营、收益分配中的角色定位[26]。实施农村集体经济人才振兴计划，选派具备市场意识的能人作为集体经济发展负责人，采取理论教学、案例教学等培训方式，提升其经营管理能力。通过引进职业经理人，或整合政校企多方资源重点培养懂市场、会管理、善风控的专业团队，破解农村集体经济“能人荒”难题。

引入数字化赋能，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立体化渠道网络。打造集数字党建、综合治理、惠民服务等模块于一体的智慧村务系统，在实现政策信息精准推送的同时将民众的需求意见及时反馈给乡镇管理部门。激活村民自治组织功能，引导村民根据共同利益或文化习俗培育纠纷调解、丧葬嫁娶等多样化群众组织，降低村务决策参与门槛，拓展村民对外表述渠道，强化村民诉求表达欲望。组建专业乡风调解队参与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对矛盾源头及时实施干预和柔性调和。

参考文献

[1]《四川省统计局农村处处长刘志东解读2024年全省农业数据》，http：//tjj.sc.gov.cn/scstjj/c112118/2025/1/21/5cf97f71469c4f6c838dfeabbba59908.shtm。

[2]王云、李春华：《四川茶产业发展现状及今后发展思考》，《中国茶叶加工》，2016（3）：33-38页。

[3]戴奇彤：《乡村振兴背景下四川茶旅融合发展模式与提升路径》，《福建茶叶》，2025（1）：73-75页。

[4]钟丽芳、袁利群：《乡村振兴背景下西部地区特色经济发展研究》，《投资与合作》， 2024（12）：88-90页。

[5]寇敏芳：《四川已建成中西部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信息通信网络》，https：//sichuan.scol.com.cn/ggxw/202405/82529731.html。

[6]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四川省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及2025年计划草案的报告》，《四川日报》，2025-02-08（06）。

[7]王眉灵：《四川开启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2025年拟建4000公里通组路、2000公里产业路》，https：//sichuan.scol.com.cn/ggxw/202412/82873056.html。

[8]《智慧农业发展开启加速度》，http：//nynct.sc.gov.cn/nynct/c100630/2024/12/17/35bc06d2220c4ac9bbf21cf3b5a68c1a.shtml。

[9]徐浩煊：《进击吧！2024丨四川林草产业总产值已超5200亿元！2024年计划这样干》，http：//scdfz.sc.gov.cn/gzdt/zyhy/content_136882。

[10]《我省统筹抓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http：//nynct.sc.gov.cn/nynct/c100626/2025/2/14/82b359332a344fbca43e5f4fbcb55c20.shtml。

[11]周重：《乡村振兴战略下推动乡村人才振兴的困境与出路》，《新西部》，2024（10）：118-121页。

[12]阚莹莹：《提升农业机械化四川的破与立》，《四川日报》，2023-07-05（08）。

[13]袁宇君：《我省农产品产地初加工率达69%》，《四川农村日报》，2024-12-04（02）。

[14]魏后凯、崔凯：《农业强国的内涵特征、建设基础与推进策略》，《改革》，2022（12）：1-11页。

[15]四川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2023年四川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四川日报》，2024-03-14（07）。

[16]郑小明、朱黎、邱钰烽：《四川乡村振兴的现状、挑战与对策》，《西部经济管理论坛》，2024（3）：1-9页。

[17]王留鑫、赵一夫：《基于城乡融合视角的乡村振兴实现路径》，《宁夏社会科学》，2022（1）：97-102页。

[18]杨帆、蒋尧、曾维忠：《川西北高原牧区生态振兴的问题、路径与对策》，https：//www.cssn.cn/glx/glx_llsy/202302/t20230215_5588308.shtml。

[19]白凌婷、徐嘉辉、谢小军：《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生态环境污染治理的不足与对策》，《农业经济》，2023（8）：34-37页。

[20]张心仪、杨建科：《新乡贤嵌入乡村治理：困境、成因及纾解》，《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1-9页。

[21]四川农业科学院：《〈农业科技动态〉2023年第25期：关于推进四川乡村治理数字化的对策建议》，http://www.chinawestagr.com/zwgk/showcontent.asp?id=52951。

[22]左正龙：《绿色金融创新助力乡村振兴：机制、困境、路径》，《学术交流》，2021（9）：83-95页。

[23]梁玉雨、付洪涛：《区域范围内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探索——以四川省雅安市为例》，《农业产业化》，2024（12）：16-19页。

[24]毛世平、张琛：《以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推进农业强国建设》，《农业经济问题》，2024（4）：36-46页。

[25]李馥君、杜彬：《乡村产业振兴中头雁现状、困境与对策研究——以四川农业大学“头雁项目”为例》，《农业开发与装备》，2024（12）：1-3页。

[26]孔祥智、高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的变迁与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理论探索》，2017（1）：116-122页。

作者简介

柴剑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后合作导师，研究方向为劳动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

王 茜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科研助理，研究方向为人力资源管理

李沅奚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科研助理，研究方向为人力资源管理

责任编辑 王顺利-《新西部》杂志-新西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