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没有这种豪情，或许深藏于黄土高原、晋陕河谷腹地不起眼小山村里的这片千年古枣园依然不为世人所知。
陕西沿黄公路经过泥河沟村时，人们都会被村口立着的巨石吸引，巨石标注出联合国粮农组织与“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图标，让人观而为之一震。
据高峰讲，为了做好申报农业文化遗产的准备工作，从2005年开始，“几乎8年多的时间，我就待在这个村子里，准备各种各样所需的资料。”退休后，高峰一直担任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陕西佳县古枣园系统首席专家，“我的办公室就在村里”。
泥河沟村与佳县黄河沿岸的很多村子的底色一样，村在枣林中，枣林在村中。这个村子所处的位置很特殊，据《中国果树志：枣卷》所载，起源于中国的枣树，最早的栽培中心是黄河中下游一带，且以晋陕峡谷栽培较早，渐及中原地区。目前综合考古发现、古代文献与现代科学论证所得，7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此地先民们已经食用枣果；3000多年前，此地有人开始有意识移种和选种枣树；2500年前，枣成了重要果品，开始入药；1500前，传统枣树栽培技术体系在这一带已经建立。
佳县位于黄河中游晋陕峡谷西岸，被认为是中国枣最早的栽培中心。如今境内还大量生长着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酸枣和枣林，呈自然分布状态，野生与原生栽培类型较多，与各类文献记载一致。黄河岸边的泥河沟村还集中保留着一片世界上最大的千年古枣树群落，一度无人知其树龄几何。据高峰讲：“有一年村里有棵老枣树被大风吹折了，我一直想给这片古枣树做树龄鉴定，趁机赶紧锯好树盘，送到了陕西省林业科学研究所作树龄鉴定。”当时鉴定出约有1300年左右的树龄时，还是吓到了一些人。随后佳县政府委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林学专家对泥河沟村的古枣树龄进行了初步估算，占地2.4公顷的古枣群落活态性地保有1100余株百年到千年枣树，树龄最长的约有1400多年。
如今作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佳县古枣园系统的区域，以泥河沟村为核心，北至上高寨乡南至螅镇乡。而距离泥河沟村15公里的小会坪村还保存着一大片千年酸枣园，树龄最长约有1600年左右。佳县古枣园系统的珍贵性在于，在这个系统中可以完全展现出人类对枣类驯化栽培的轨迹，并由此可证中国是枣的原产地、驯化地和规模化种植发源地，更重要的是保留下来了枣的种食种质资源库。现代林学认为，酸枣是枣的野生种，经过千百年来人为的选择与保护，在佳县古枣园系统中出现了野生型、半栽培型和栽培型三个酸枣品种群共16个地方品种。而枣则因人类的选育、栽培方式和繁殖管理办法的差别，现存有13个枣品种群共35个地方品种。
泥河沟村为代表的佳县古枣园系统还完整保留着千百年来基于实践积累形成的枣粮间作，枣园管理，枣树栽植、采收、贮藏、食用和加工等传统知识与技术，这也是古枣园系统内涵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枣源”石碑
距今1400多年的古枣树
另外，在这个系统中还可见几千年来传统农耕文明通过气候、土壤和环境等自然方式择优出的适配性强的生态保护体系。数万年来，黄河中游的黄土高原地区是黄河注入泥沙量最多的区域，枣树自身抗旱防寒，仅树干高大，成片种植密郁，有良好的防风效果；其水平根系伸展能力极强，匍匐根系也较多，侧根发达，有极佳的固持表面土壤的能力；另外树龄较长的天然林和人工古树林，土壤持水能力相对较强，特别适合用来保持水土。因而广泛种植于黄土高原、黄河中游沿岸山区、坡地、河岸的枣树，在水土保持、防风固沙、涵养水源的功能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高峰与他守护的古枣树
“农业文化遗产最大的难点是项目要求必须呈系统性、活态化的存在。”高峰感喟道：“黄河中游两岸同类区域内有些县也有单株的古枣树，但如今只剩佳县泥河沟村一带才有大片并呈现活态化存在的古枣园。”退休后的11年里，他越来越觉得只有将农业文化遗产的理念与生物、技术、本土文化基因保护下来并与现代科学技术、管理理念相结合，才能进行有效的保护和传承。而他也心生另一个夙愿：“从2020年我就提出倡议，世界果树生产第一大国的中国也应该有自己的国树、国果，原生于中国的枣树和红枣就应该是中国的国树和国果的首选。”
谁的乡村？谁来保护？
每次回到泥河沟村，看着村子里只有几十位老人还在留守的村子时，高峰总唏嘘不已，过去千百年来这里曾是谁的乡村？未来这里又会是谁的乡村？“等我们这一代老人都走了，谁来保护这里？”
如今，佳县和晋陕峡谷一带很多小县一样，是最严重的人口净流出区域。城镇化带来的人口虹吸效应已经是一个尖锐而无奈的社会问题。在这种背景下，以泥河沟村为核心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出现显得尤其重要。
佳县泥河沟村所具有当代社会背景下的乡村特性，引发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庆忠团队的持续关注。作为一位人类学博士，他关注的是如何唤醒并为这个没有文字记载的传统古村落留存历史记忆，这是对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全新探索。
在泥河沟村村口，一组由大学生团队拍摄泥河沟每位村民日常生活肖像为主题的《黄河照相馆》，格外引人共情。自2014年开始两年多的时间里，孙庆忠教授率领的中国农业大学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团队深入泥河村，通过60多天的调研，收集老照片、老物件，走访了百余位村民以及与泥河沟村有关的社会各阶层的人物，为古枣园和传统村落留存了2000多幅影像资料。最后形成了百万字的《村史留痕——陕西佳县泥河沟村口述史》及《枣缘社会——陕西佳县泥河沟村文化志》《乡村记忆——陕西佳县泥河村影像集》系列丛书。
孙庆忠教授的团队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与乡村减贫、社区发展为目的的公益组织相结合，在泥河沟尝试开展了以社区营造为导向的社区发展动员，推动所有村民参加协会与促进会，搭建文化平台，吸引外界多方力量走进古枣园系统。
而事实上，能保护和挖掘乡村潜力的，更多的是如高峰这样一众对这里乡土充满了感情的基层各级工作人员。
与各地急于将农业文化遗产转化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思路不同，孙庆忠教授田野调查团队对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是向内里、向乡土、向千百年的信仰深入，让村民重拾对这片生活的黄土地、黄河水的眷恋与依存。这种田野调查方式不仅复活了村民的历史记忆，也打破了乡村基层工作人员的惯性思维。乡村是自己的，这样的乡村需要所有生活在这里或是曾经生活在这里的村民一起守护。事实上，能保护和挖掘乡村潜力的，更多的是如高峰这样一众对这里乡土充满了感情的基层各级工作人员。
科技部2010年派驻到佳县担任过两年挂职副县长的刘耀曾回忆，他第一次去泥河沟村的时候，“红枣产业办的高峰主任向我介绍，古枣园中可以观察到野生枣到家枣的衍化过程，不同阶段自然衍化的枣树还在生长。高主任提到曾和前几届的挂职人员打报告，希望能够将古枣园申请为农业文化遗产。我一听，觉得他们的想法非常好。”
其实，在这之前的几年的时间里，高峰的团队早已经为申请农业遗产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泥河沟的村民们习惯了高峰每天在那片古枣园不停念念有词地转悠，众人与他开玩笑道：难不成你还能在这枣树园里挖出来金子？后来他们才知道，高峰带着人已经将古枣园内枣树的树龄进行了全面普查和估算。“还请人撰写了《枣园志》，做了很多宣传。”只是在刘耀到来之前，高峰苦于举己一身与佳县一县之力无法完成此事。
在佳县说起红枣，高峰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高峰说他的大半生非常简单，守一县执一事，就两个字：红枣。后来的大半生里，这位毕业于西北农学院林学系林果专业的大学生，有无数离开佳县成为专业领域专家的机遇他都放弃了。
1990年，佳县成立红枣工作站，高峰是第一任站长。基于多年基层调查研究高峰写出《从佳县枣属性的品种分布看枣树进化过程》一文，这也是后来申请农业文化遗产的雏形资料。彼时他的“佳县红枣综合丰产技术”获得陕西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在当时的榆林地区进行推广，“那几项丰产技术现在仍在使用。”1999年，佳县红枣发展到30万亩的时候，他成了佳县红枣产业办公室的主任，工作重心从研究红枣的丰产优质技术转入了红枣的加工和销售问题上来。
高峰对申请农业遗产的动念源于2005年，当时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被列为中国第一个、世界第一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我仔仔细细地看了这个农业遗产的宗旨和申报要求后，觉得泥河沟的古枣园系统完全有希望。”而在更早之前，他在翻阅了大量古树志、枣树志和现代专业资料后，多次在自己所写的文章中提出，佳县的千年古枣树群落属于人类农业遗产，应当好好保护。“那时我还不知道联合国粮农组织后来提出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理念。”
此时，距离第一次走进泥河沟村的青年高峰已经过去了20多个年头。
如今中国的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与实践处于国际领先地位，联合国粮农组织共认定89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其中22项在中国，数量为全球第一。“在发掘中保护，在利用中传承”是中国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能领先全球的原因。
10多年后，高峰提及科技部历年来佳县的挂职扶贫团队时，由衷地高赞：“对于佳县这样偏僻的贫困山区小县来说，倘若没有科技部多年来不断地‘输血式’帮助，我们不可能发展这样快！”对于佳县古枣园系统之所以能获得“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这一殊荣，他说当时倘若没有科技部派驻的挂职副县长刘耀，“这项农业文化遗产未必能落地佳县。”
刘耀来佳县挂职的时候，红枣已经成为了佳县的支柱产业，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就是枣，彼时佳县的有机枣园已经是榆林市第一。随着佳县红枣种植面积、产量、质量的不断提升，高峰说：“佳县红枣将这个领域几乎所有的荣誉都拿到了。”2001年5月被国家林业局授予“中国红枣名乡”；2003年8月获得绿色食品认证；2006年，佳县有机红枣得到了世界公认最权威最严苛的日本农林水产省的JASY（日本有机农业标准）认证，同年12月被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授予“红枣生产国家农业标准化示范区”；2009年，佳县红枣获得国家农业部核发的农产品地理标志证书，同时还获得了“中国百县（市）优势特色有机红枣种植基地”的殊荣。
2014年佳县古枣园系统入选世界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当农业农村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闵庆文2011年10月在红枣产业研讨会上第一次正式提议“佳县古枣园”申报GIAHSR时，无人能体会那一刻高峰内心激动而汹涌的暗流。高峰笑言自己当时感觉如做梦一样，“如果没有科技部的帮助，这其中的任何一位国内顶级专家，佳县都不可企及。”会议上，闵庆文介绍了农业文化遗产的申请流程，并建议榆林市和佳县都重视起来。《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60多家媒体对这次研讨会进行了报道。在专家组的建议下，佳县政府在会后的2011年10月12日成立了千年枣园申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工作领导小组，正式启动了申报流程。2013年，佳县古枣园系统入选中国第一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014年，佳县古枣园系统又成功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
申报成功后，夙愿得偿的高峰到了退休年纪。这一年佳县官方公开数据显示，全县有红枣72万亩，产量达1.6亿公斤，产值高达6亿元，占全县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2016年6月科技部举办了“‘十二五’科技创新成果展”，展现了科技扶贫30年取得的显著成效，其中佳县“红枣树成为致富林”成为8个典型案例之一。
2017年，闵庆文在回看佳县古枣园系统与泥河沟村的实践时，他评价道，超越了一村一寨的个体“试点”，是在社区层面推动乡村建设行动的经验探索与理论先导。
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主旨还是要将其与消除贫困，促进乡村社会发展紧密联系起来。据佳县农业农村局提供的数据显示，2022年红枣种植面积82万亩，年产量达5.05亿斤，创历年最高，其中有机红枣基地认证30万，成为全国最大的有机红枣种植县。全年红枣实现16亿元销售收入，达历史之最，全县三分之二的农民重要的收入就来源红枣。
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佳县一直坚持将红枣作为农业发展的核心，在增加红枣种植面积的同时，改造了21万亩低产枣园，新建6000亩酸枣基地。古枣园保护系统中蕴含着传统的合理利用枣林地空间所形成的生态系统，于是林下种植、养殖和枣林景观利用等复合型林下经济被进一步放大化，发展出1万亩枣粮间作、林下养鸡为主的林下种养立体经营经济。
全县红枣收入很大一部分来自红枣加工产业，以佳县红润枣业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红润枣业）为代表的红枣加工企业有144家。另外还有500余个小型红枣加工点，年加工红枣能力1.5亿斤。
红润枣业有9个定单式有机红枣基地，基本都分布在佳县古枣园系统中，每年能生产红枣加工1000吨左右。这家合作社与县里其他同类型企业一样，享受到了当地政府引导的科技转化带来的甜头。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科研院校的帮助下，佳县探索出从“食品-营养品-补品-药品”的发展方向。目前，佳县红枣开发出的紫晶枣、黑晶枣、红枣酵素、枣酒、枣醋、枣芽茶、枣花蜂蜜、枣木香菇等30余种深加工产品在红润枣业都有生产。据企业负责人高润红介绍，红润枣业目前是佳县较大的红枣全产业链加工与销售企业，产品进入国内大多数省市的市场，还销往日本、美国、韩国及越南等国。
除了深耕红枣产业链，佳县不断推动农遗文化与黄河文化旅游资源融合发展，形成了游客“看红枣”、村民吃“旅游饭”的双赢局面。
2024年，赤牛坬民俗文化村旅游在中央电视台“出圈”。据赤牛坬村驻村第一书记薛楠介绍，赤牛坬文化旅游的内核是展示陕北传统民俗重现农耕文化记忆。从2016年开始，村集体以枣树林中的村子为背景，以村中老窑洞和遗留的老物件为内容，让老农民走上舞台，申办了旅游公司管理运营景区。如今枣收入连年下降之后，村民的家庭收入转型为以演出收益和开办农家乐为主。从2024年来看，全村旅游综合收入900多万元，参与演出的村民增收6000元以上。另外村里还成立红枣、手工挂面等5个专业合作社，参与其中的户均增收4万元以上。
泥河沟村村民们围绕古枣树举办民俗庆祝活动
赤牛坬也包含在古枣园系统保护区内，其创新性转型方式在佳县乃至陕北黄土高原地区极具代表性。因其引领效应被评为“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和“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入选第一批全国“一县一品”特色文化艺术典型案例。2022年以赤牛坬村为原型的电影《高高山上一头牛》拍摄完成，2023年该影片获得第二届香港紫荆花国际电影节“最佳乡村振兴影片奖”。2024年赤牛坬民俗文化村升级为国家4A景区。
泥河沟村自然也不例外，坐在咖啡馆一边品尝枣花味道的咖啡，一边欣赏千年古枣树的风姿。分散在村民院落中间的11座高档民宿与中华红枣展馆、村史记忆馆完全融入一体，游人可去隔壁村民家中聊天、忆史。
佳县古枣园系统中还包含有晋陕峡谷中最大的道教圣地白云山，近两年白云山已经成为森林康养、生态休闲、避暑养生、红色文化为主线的省级森林康养试点。高峰总结道：“不管文化旅游还是康养项目，在佳县只要是吃喝游都离不开红枣。”
（陕西佳县泥河沟村口述史《村史留痕》一书对本文有贡献，本文部分图片由高峰本人提供，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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