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宝山，出外打工已经不是新鲜事，进城陪孩子读书更抽空了一个个家庭：孩子们上学那一天，就是他们自己和家人离开土地的日子。

游客可以很方便地从阿海电站坐船、快艇，在海拔1504米左右平波如镜的水面直上，轻轻地来。为迎接大批人流，千人级大型游艇正筹划购买，码头轰轰烈烈地建设，索道已列于规划中，公路伸到了村口。

张秀云有两个儿子。一天，她问小儿子，“大米饭从哪里来？”答：“从电饭锅里来。”为此，她在2014年最后种了一次稻谷，插秧和收割时都让小儿子参加，“至少可以让他知道大米饭到底从哪里来”。

石头城全景

1504米（阿海水电站水库正常蓄水位）—1720米（石头城平均海拔）—3000米（“高寒”等村寨）—4600米（人居海拔最高处）。

海拔意味着重力吸引的水位，造成了地球高程的一般次序。从下而上，水最高时，玉龙和哈巴大概还是联袂兄弟。

最后一个冰期，丽江—鹤庆（剑川）—洱源—洱海，一级级台地上堆积着冰川。渐有“丽江人”“大理人”生活在水滨。到后更新世晚期，金沙江已经贯通一脉，她和澜沧江在石鼓古湖分手，就此去了东方。

急速断裂、升高的山体经水体切割，在宝山太子关一带已近于垂直。熔岩曾在这里巨量涌出，冷却的重金属、闪亮黑沉的石头，层层叠叠，直耸云天。“金生丽水”，麽些先民曾依赖这里的资源打造了越析诏主的“铎鞘”。

这是犀牛大象之河，王朝的边界。“禹贡九州图”将其标注为“黑水”，年复一年，滚滚黑水带走了原始浅海和森林涵养的黑土。

海拔1000米-5596米，几千米落差，从亚热带河谷到寒带山地，积聚着多种文明形态。散布山间的岩穴里，原住民用鲜烈的朱红在石壁上绘制羊马狗熊，也画出了自己。

如今，江河清，只是越来越热，越来越旱。万物退却，人来了。

七个有栅门的村寨

木文川一口咬定，“宝山石头城在魏晋时代就有了。”

与他争论石头城或水渠的建设年代，如同与德钦的扎西尼玛兄弟一直辩不清塔城铁桥是谁人营造。一只老虎跳过，溅起水花又瞬息消逝，“史家”笔法一次次忽略、删减，“公家”力道更把碑石砸烂。

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继续探寻，在层累的“古史”中，找到它的痕迹，乃至科学意义上的证据。

一地即一地万物之所陈。从赋予语言到文字，再到数字代码，不同的记忆和话语体现着不同的意志。我们从“宝山州”这一名词开始，经历批评、文献与地方记忆的风波，也因此走近每一位村民，心灵就是故乡的人。

麽些族一支的七兄弟征服了大具、奉科、宝山一带，“这事发生在唐朝”[1]。江山曲折，生生灭灭，直到1253年冬，蒙古大军到来。卞头革囊渡江，七个部落归降，蒙古人把这些村寨称为察罕忽鲁罕（意为白水）。

至元十四年（1277年），以大匮七处立宝山县，十六年（1279年）升为州（《元史·地理志》）。州治在石头城，辖七个有栅门的村寨，最大一个为大匮（今大具）。其他六个村寨：罗邦（即剌宝、剌伯、拉伯）、罗寺（也称罗寺围，即拉汝）、碍场（岩可，在宝山州迤南）、卞头（今奉良、拉卡西）、当波罗（今天的东波罗）和当郎将（疑即大东）。[1]

今天的宝山村民——木文川认为：宝山州辖区包括“大具、奉科、宝山、大东、三坝、拉伯、翠玉、油米、俄亚”。

2011年出版的大具官方文献——《魅力大具》载：宝山州辖今大具、大东、鸣音、宝山、奉科、及香格里拉县三坝乡的哈巴、白地、东坝等地。[2]

宝山州的寥寥记录

《元史·地理志》称“宝山州”：“在雪山之东，丽江西来，环带三面。昔麽些蛮居之，其先自楼头（今永宁）徙居此二十余世。”

再一次出场，已是明代，明《土官底簿》“宝山州知州”一条，后未见记：“和耐，本州人，前元任本州知州。洪武十年，本州系边境，西番俱系生拗，麽些蛮如他出官劝人民认纳钱粮差。本府前故土官木得委充火头。三十二年，见任土官知府木森举保袭知州，西平侯暂令管事，后准任知州。患病，男阿日赴京朝贺。永乐四年正月，奉圣旨：‘先著他替做知州，还去照勘他父病的缘故。钦此。’”

往后，《木氏宦谱》里有只字片语，因与木氏集团之间“叛服不定”的一段关系，它见证了木老爷的武功。此外，还有《读史方舆纪要》《云南志》里几十个字的记载。

被汉语大历史遗忘的村寨和居民，直至近现代来，才渐渐有了细致的文字描述。

石城的建造

栅门什么时候变成石堆土砌的城门、城墙？没有确信的说法。

有一点可以肯定，到民国年间，石头城城门、城墙的建设达到了最高规模，也因此抵抗住了最大规模的土匪围攻。[3]

1921年5月，土匪骚扰，宝山人都逃进深山沟箐，有的渡江跑到宁蒗县境内，第二年农历春节才陆续回家。在村人和绍先的发起和倡导下，人们动工加固并新建城墙和西大门。从外地请来了石匠，全村的泥石技术工协助；向各村摊派了伙食，所有青壮年劳力背运石头、土基。

修完护城墙和东西大门后，又在西面入城口，依绝壁十米处修第二道门。门槛、门枢同用一块长条石，门顶用土基拱圈，门板用三寸厚的木料，外包三毫米厚的铁皮。大门上第二层护墙，都留有炮眼，并筑有烽火台。最西端，筑了一座三层方形炮楼，高踞于祭天坛上。

为了防御突然事变，便于转移，还在北面崖壁中段下方，设有岩洞暗道，直通城外。

到1926年年底，城墙东西三个大门和炮楼全部竣工。

包围石头城

1949年，人数最多的一拨土匪来了。他们从上奉科三红口革囊木筏渡江，一路烧杀劫掠，其中四五百匪徒翻过了太子关，包围石头城，并袭击了拉汝等地。

这年7月以后，丽江、鹤庆、剑川、中甸等县陆续宣布和平解放。12月，中甸汪学鼎调集中德维三县土司及寺院武装进攻丽江、维西、兰坪通甸解放区。金沙江河谷的巨甸、石鼓至宝山，顿成战斗第一线。

城外的住户都进了石头城。大门里面用大石封死，外面砌上了土基。男民兵守西北险要处，女民兵守东南城墙。

刚到石头城那夜，匪徒点燃了靠近岩下的两所房子，造起了声势，顺便观察石头城的地形和防备。

他们占据了城外的院落，白天并不敢行动，只在夜晚来袭。但他们领教了石头砸下来的威力，甚至被惟一的一杆枪和惟一的一门土炮伤了同伙。石头城的人在守卫战中，没有伤亡。

宝山人说法，匪徒围困了十几天，奉科人说只一天一夜。这时，边纵七支队赶来，匪徒跑了。

匪徒烧毁城外所有的房屋，也在其中烧化同伙的尸体。悲愤的宝山人出城追击，在后续的战斗中，付出了两条生命。

这以后，再没土匪，汪学鼎也老实了。1952年，汪学鼎及其从众再次向解放军四十二师投降。“百度百科”“互动百科”展现了汪学鼎的进化史：“汪学鼎，云南省中甸县东旺共新联乡人，清末当喇嘛，民国初年任民团队长、总指挥。1949年，任国民党中甸县副县长。红军长征过中甸时，曾进行抵抗，后镇压金江农民‘黄军’起义。解放初期，两次叛乱，后在党和政府争取下有所进步，曾任中甸县副县长，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迪庆州副州长。”[4]

神史——宝山是这样的地方

“居万山中，玉龙凝阴，盛夏积雪，居民刀耕火种。”（《光绪丽江府志稿》）

辟开“文化”与“自然”的边界，金沙江河谷的居民更早进入定居的农耕生活，精细劳作使石头城的居民持续地利用同一块土地，养活了一代代人。

先民留下了明沟暗渠构成的水利系统和它所滋润的庭院、梯田，石头城在十年九旱的干热气候下仍是丰产之地。“稻，红、白、黑三色，分饭、糯二种，惟沿江产之。”（乾隆《丽江府志略》卷三）。

陡峭的山体上，田地并不多。宝山行政村牧牛科自然村，张秀云家四口人的田地共四亩。20世纪90年代前，稻谷、麦子、玉米、高粱、蚕豆、油菜……“种完一样种一样”。没让土地闲着，每年产出谷子十来担、玉米七八百斤。“交完木老爷的，再交国家的，剩下的才是自己的。木老爷不行了，还要交国家的。”最后，勉强养活一家。

如今，老人们很失望。不再上缴粮食、肉酒等各种税收，田地却闲置很多。“以前吃米，自己种自己碾，现在的年轻人只在超市买现成的。”

张秀云有两个儿子。一天，她问小儿子，“大米饭从哪里来？”答：“从电饭锅里来。”为此，她在2014年最后种了一次稻谷，插秧和收割时都让小儿子参加，“至少可以让他知道大米饭到底从哪里来”。

这几年，牧牛科再没人种植水稻。种的少了，鸟来盯着吃，一半收成都没有，干脆不种了。

沿着箐边的山路，一直往下，另一位石头城的“种子专家”——李瑞珍正在江边往上搬运一袋袋羊粪。除了自己的田地，她还受雇于人，照看大片宾川软籽石榴树苗。太子关来的羊粪，去年新引进的石榴，都藉由阿海水库运来。

从谷底到山脊，人类干预着这里的生态秩序，海拔1504米的江边和1720米的石头城无疑是其中变迁的热点。农耕依存于种子的驯化和耕作，而外来作物、杂交品种，已经使这里的人们形成了强烈的市场依赖，草甘膦的空瓶也曾在沟渠里被发现。[5]

和善豪（74岁）、和仙诚（89岁）和李茂源（89岁）几位老人告诉我们，这里最后一次见到豹子，是在五十多年前，它在村口咬死了一个清晨上学的小孩。

关于宝山一带的生态状况，约瑟夫·洛克也留下了20世纪40年代的记录。

为躲避可能到来的日本军人，约瑟夫·洛克组织了一个包含卫士、随从、脚夫等在内的一百多人队伍，从丽江出发，经鸣音、宝山、奉科，渡江去永宁。

途经宝山，“我们没有走下深谷的底部，而是绕着高踞于峡谷上部的北山坡走，穿过松树、栎树和梨树林，这种树林属于典型的旱地植物，正如我们在金沙江山谷其他地方所见到的植被一样。一群一群的鹦鹉在松树林中嬉戏，但其他鸟却很少；路很窄，有些地方因山崩使路被淹没，一些片状的岩石裂成小碎石片……”[1]

更早些时候，明代晋宁学士张翥一首《西僰箐》[6]，道出了这一地区更长久的风貌：

“西道出邛僰，百里弥箐林。

俯行不见日，刺木鬱萧森。

付莽有夷獠，巢枝无越禽。

根盘三岭险，气接西蕃深。

银山雪夏白，金沙岚昼阴。……”

这是属于金沙黑水的神史，在曲折倒转和高耸峭拔间，沿江无数洞穴，壁上布满了一代代人的画作。

峡谷的丛林里，人们选择接近清洁水源的洞穴作为最初的安身之所，在高山守护他们的羊群。这种石头为“家”的情状，一直承袭到今天的石城。

拆解石头城

“相传，古时宝山石头城就是一处风水宝地，才俊辈出。玉龙山地区的统治者木天王生怕这里的人尖子夺了他的衣钵。有一天夜里，一颗亮星坠落，溅起满山光芒，木天王感到大事不妙，率领队伍到宝山镇守。那一天，一条大龙从空中飞腾而下，木天王怒火大发，抽出宝刀向龙挥去，将龙砍成了两截。于是龙身化作了阿刷山，龙头则变成了石头城。” [7]

在山水的维度里，大自然的力量这样拆解：阿刷山，应即“拉伯阿刷崩”，将宝山与果乐分割开，在太子关形成最险要的一座高峰。在一个久远时代遗留的巨大滑坡体上，石头城的坐落就是原始的山顶。

1996年2月3日，丽江境内发生了7级地震，石头城座下的巨石被扯出200多米长、40多厘米宽的大裂缝。城中的人十分担心这大石头要滑到江中去。但事隔不久，这条大裂缝又慢慢合拢了。[7]

上游的巨甸，就曾发生山体垮塌，壅塞江水的事件：“成化庚子，五月内，云南丽江军民府巨津州白石云山，约长四百丈，距金沙江计二里许。一日忽然山裂，中分其一半，走移与金沙江中，与两岸云山相倚，山上木石依然不动，江水壅塞逆流，没田苗，荡析民居，知府县申上司镇守太监官等，以闻诸朝，云南屡有边报，此山之兆也。”[8]

比较起来，现实的拆解是全方位的：

你不能决定自己的孩子在哪里读书，也不能决定自家的房子盖什么样。

属于集体的乡土记忆，要求每一位村民紧守自己的文化，哪怕只是保持建筑外表的古貌。

但指鹿为马的现代故事，支配着各路“话家”，用他们轻车熟路的“理论”“观念”，去诠释“乡村衰败”的现实。

在宝山，出外打工已经不是新鲜事，进城陪孩子读书更抽空了一个个家庭：孩子们上学那一天，就是他们自己和家人离开土地的日子。

游客可以很方便地从阿海电站坐船、快艇，在海拔1504米左右平波如镜的水面直上，轻轻地来。为迎接大批人流，千人级大型游艇正筹划购买，码头轰轰烈烈地建设，索道已列于规划中，公路伸到了村口。

东门下，一座符合新农村美学标准的观景台加盖了亭子，“太阳实在太辣，光秃秃的台子上站不住。”因为风大，飞机才不敢来，而人们已经在上游的大具飞行试验成功并且要推向市场了。

“3M”的世界，异曲同工。“Market-Museum-Media（市场-博物馆-媒体）”，在这里也有应验：市场不用多说，“媒体”即无上的批评；而石头城将成为一座“乡村博物馆”，进入文化艺术体制，里面只有模范村民。[9]

更多的旅行者会到来，石头城将拆开、展露。

结 语

白色石头的城，1949年，它面对过最后一拨土匪。1996年，与山体裂开又缝合。

如同大象和老虎排挤到了民族国家的边境地带，“人民的要求”来了，取消了生活的界限。

石头城人，在特定地域和时代中一个个具体的人民，被袭夺着现实与灵魂的依存：乡土生活及其实物。

他们中会有人去指认石锅石灶和石床，一个族群的尊严就要降格并且出售。

太子关，三月头，九月尾，烟嶂拍天如雾起……

参考文献

[1]约瑟夫·洛克著，宣科、刘宗岳、杨福泉等编译校：《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云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第155页。参《元史·世祖本纪》《肇城志》《读史方舆纪要》《纳西族史》。

[2]中共大具乡委员会、大具乡人民政府编：《魅力大具》，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

[3]戈阿干：《元跨革囊故址纪行》，线装书局，2014年。和舜典：《记宝山古石城》，载《丽江文史资料全集（第五集）》，政协丽江古城区委员会 编，云南民族出版社，2012年，第216-217页。

[4]互动百科：“汪学鼎”词条，http://www.baike.com/wiki/%E6%B1%AA%E5%AD%A6%E9%BC%8E。

[5] 宋一青、宋鑫、木文川：《石头城村的种子梦：乡土生物文化多样性及社区可持续发展》，“农民种子网络”资料，2016年。

[6]（清）管学宣乾隆八年纂修：《丽江府志略·艺文》。

[7]马霁鸿:《云南宝山——石头城探奇》，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02年02月01日。

[8]《滇略》卷一○，转引自：《纳西族社会历史调查（一）》，《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辑委员会编，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159页。

[9]黄河清：《当代艺术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与当代西方文字狱——简评多梅克〈没有艺术的艺术家〉》，来源：雅昌艺术网专稿，2009-08-25。

作者简介

杨青，男，1973年出生于云南威信，历任《东陆时报》编辑中心主任，《生态经济》编辑部主任，《人与自然》执行主编，“乡村之眼”理事会监事。主要作品有纪录片《回去》（2001）、《入地记》（2014）、《油米月》（2017），诗集《云南十三人诗选》（2011）等。

（责任编辑 马颖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