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重远是张学良十分敬重的幕僚兼挚友。在张学良最苦闷无助的时候，他向张学良提出了“西北大联合”的抗日新思路。

杜重远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世人的西安事变发生。斯诺将之喻为“历史的大峡谷上实现了一次大跳跃”、中国近代史上“惊险的好戏”。

事变发生第二天的12月13日，南京方面发布了“讨伐令”。

12月14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学良、杨虎城，建议东北军、西北军、红军三方成立统一的军事组织“西北抗日援绥联军”，张学良为司令，杨虎城、朱德分别为副司令，做好了迎战准备。这标志着“三位一体”的形成。

杜重远是“三位一体”构想的提出者，也是积极的推动者。张学良从“剿共”到“联共”的转变，与他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

实业报国

“我与汉卿，相识颇早，相聚悠忽，相知颇深。”杜重远对他与张学良关系做了这样的概括。

1923年，从日本仙台高等工业学校窑业科毕业的杜重远，回国在东北创建了肇新窑业公司，开始实施他实业救国的理想。一年后，肇新窑业打破了日本人在奉天砖瓦业的垄断局面，从日本人手中夺下了20多万元营业额。“砖瓦虽小道，但我要为国家争回利权，自此略觉自慰。”初战之胜杜重远颇欣慰。

鲜为人知的是，肇新窑业还有张学良的12万元的投资。

1927年3月，杜重远筹集30万元，按瓷器生产的要求对肇新窑业进行了扩建，购置和安装了日本制造的整套机器设备，兴建了宿舍以及能容纳千人工作的厂房，待正式开工生产之际，杜重远遇到资金不足，“几至无法周转”的困局。于是，他面见张学良，一面向他描述发展机器制瓷的可行性和前景，一面说明因缺乏资金有停工之虞。张学良当即表示予以资助，并在不久之后从边业银行拨现洋12万元，作为个人股本，使肇新窑业渡过了难关。

1928年8月16日，扩建后的肇新窑业正式投产，一年后出品三百余万件。1930年，出品比上一年又翻了一番，达六百余万件，取日货而代之，每年挽回利权达一百万元以上。

日商采取降价倾销的办法，企图将肇新挤垮，肇新不得不也以降价相抗衡。为增强竞争能力，杜重远积极活动，寻求各方面支持，扩大资金来源。

1929年10月，杜重远将肇新窑业改为股份有限公司，并经奉天省政府特准，免纳营业税五年，此举解决了亏本问题，生产蒸蒸日上。日商瓷厂则因销路不畅，不得不改做了耐火砖。至此，东北瓷器市场被国货占领。

年轻有为且富有爱国思想的杜重远，不到30岁就被推举为奉天总商会的副会长，成为东北工商界的著名人士。同时，他还被张学良聘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秘书，协助处理对日交涉问题。

但是，“九一八”事变，击碎了杜重远的“实业救国”梦想。

新生事件

“九一八”事变后，杜重远不得不放弃在东北苦心经营的我国第一家机器制陶工厂，流亡关内，寻找救国之路。

1931年9月27日，“东北民众救国会”在北平成立，远在上海的杜重远没有出席成立大会，但他还是被选为执委会常委，兼宣传部副部长。作为张学良在北平成立的智囊核心组成员之一，杜重远经常在重大问题上给他出谋划策。

杜重远一边在江西继续办实业，一边在上海从事抗日救亡运动。

当东北军马占山率领部队血战嫩江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的消息传到上海时，杜重远以及《生活》周刊的主编邹韬奋，共同发起了为援助马占山奋勇抗敌的筹款活动，仅半个月时间就收到全国各地捐款129800元。

为广泛宣传抗日救国，杜重远从上海出发，沿长江各主要城市——重庆、武汉、长沙、九江、南昌、安庆巡回讲演。三个月内，他作过60多次讲演。

“沪战已启，东北之血泪未干，黄埔之惨痛又至，仇贼险狠，狂暴已极，幸我十九路军铁血男儿，牺牲头颅以彰正义，连战皆捷，岛贼丧胆，为国家争光荣，为民族放异彩。”得知十九路军在上海人民的全力支持下，为中华民族生存而战时，他这样赞扬“一·二八”抗战精神。

在安庆讲演的时候，杜重远分析“一·二八”抗战失败原因：“人之谋我是有计划、有系统、有步骤的，我们应敌，却是呼号叫嚣，徒恃虚声。十九路军虽忠勇奋发，但因中国无整个的有组织的反日运动，到底不免失败。”他进一步指出：“对日作战，须全国共同起来，作积极的奋斗！”只要我们“联合成一条战线，全力前进”，“暴力无论如何的凶猛，总抵不过真理的坚强”。

1933年12月8日，国民党政府以《生活》周刊同情福建政府，“言论反动，思想过激，诽谤党国”，对其下达查封令。

1934年2月10日，杜重远以他个人名义，登记出版《新生》周刊，并保留《生活》的原班人马。在发刊词中，他明确表示：“本刊不顾艰困，不顾劳瘁，愿与读者诸君，共同努力，以求中国民族的新生。”

“这好像我手上撑着的火炬被迫放下，同时即有一位不畏环境的艰苦而抢前一步重新把这火炬撑着，继续在黑暗中燃烧着向前迈进。”邹韬奋在他的《患难余生记》中，十分感慨地讲述了从《生活》到《新生》转变的实际意义。

杜重远为每期的《新生》周刊“老实话”专栏撰稿，一系列文章主题不离抗日。

1935年5月4日，《新生》周刊第二卷第十五期刊登艾寒松用“易水”笔名写的《闲话皇帝》的短文，掀起了轩然大波。该文从学术角度泛论各国君主制度，提到日本天皇是一位生物学家，如果他不作傀儡皇帝，必能在生物学方面有很多成就。

此文被日本方面认为是“侮辱天皇”“有害邦交”，日本驻沪总领事向上海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查封《新生》周刊，严惩主编和相关责任人。

南京国民政府屈服于日本的外交威胁，向日方道歉，并查禁该刊，并以“触犯敦睦邦交，侮辱友邦元首”的罪名，判杜重远一年零两个月徒刑。同时，撤销了上海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撤换了上海市公安局长。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新生事件”。

在法庭上，杜重远大声疾呼：“中国法律被日本人征服了！我不相信中国还有什么法律！”

三位一体

鉴于杜重远在社会上的威望，以及全国社会舆论的声援，杜重远在监狱服刑享受着特殊待遇，独居于漕河泾监狱在一块荒地上专为他盖的三间平房内。张学良的部下、军官和朋友，以及地下中共党员，纷纷前来探望狱中的杜重远。

共产党员胡愈之也是杜重远在《新生》周刊的同事，杜重远入狱后，他几乎每周日都去监狱探望他，介绍一些马列主义书刊供他阅读，同时宣传共产党的反蒋抗日主张。

狱中的杜重远赞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并认定东北军只有联共抗日才有出路。

1935年10月11日，杜重远在狱中与核心组的成员对抗日问题做了深入讨论。谈到东北军的前途时，他提出了一个大胆设想：张学良应利用在西北之机，与杨虎城联络，停止内战，搞西北大联合，以西北为抗日根据地，和国内各实力派联系。

这个提议得到核心组人员的高度认可，他们给张学良写了一封建议信。鉴于该信只提到东北军退出内战，没有提及联共、联苏问题，杜重远、高崇民、阎宝航三人经过商议，就抗日联共的问题又专门写了一封信，大意是，不能对蒋抱幻想，不能继续打红军消耗实力。东北人民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抗日运动有逐渐被镇压下去的趋势，不能再等待。现在东北军集中到西北，有利于整训军队，对内应联合各抗日力量联共抗日，对外联合苏联、外蒙，举起抗日旗帜，打回老家去，不宜迟疑不决。

这封信由高崇民带去西安交给张学良。后来，高崇民留在西安，帮张学良做东北军与西北军的沟通联系等工作。

1935年12月的一天，张学良利用去南京开会之机，秘密去上海会晤杜重远。

早前，张学良的东北军在西北“剿共”，屡战屡败，损失惨重，且得不到蒋介石的补给。在极其苦闷之际，他在给杜重远的一封信中写到：“几年来教训颇多，特别是一年来，由于认识上的错误，一误再误。决心改弦更张，希望老朋友不要摈弃我。”

杜重远与张学良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谈，他依然向张学良建议：联共、联杨（杨虎城）、联盛（新疆的盛世才）。“东北军能攻善战，应当用于抗日疆场；日寇并不可畏，真正可畏的是一个民族丧失了气节；只有抗日，东北军才有前途，你个人也可以有荣誉。”杜重远对张学良说，“蒋介石借剿共消灭异己，东北军决不能给蒋做牺牲品，而应联共抗日。”

杜重远还向张学良分析了实现联合的三个有利条件：第一，中国共产党不久前发表了《八一宣言》，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第二，陕西杨虎城将军有抗日思想，其部下有些人主张抗日；第三，新疆盛世才是东北人，他利用地理形势，与苏联的关系搞得很好。这些都是实现西北各方政治力量大联合共同抗日的基础。

1936年2月，张学良在南京出席国民党二中全会后，去见已转到虹桥疗养院的杜重远，告知他和陕北红军商谈合作已达协议，并约定杜出狱后，代为邀请一些民主人士共赴西北，配合军事组成政治班子。

杨虎成因牙病在虹桥疗养院就医时，与杜重远也有过多次交谈，这促进了张学良和杨虎成的联合。

1936年三四月间，高崇民、孙达生、栗又文合写了一个小册子《活路》。这本封皮上绘有残缺的东北地图、用草书写“活路”两字、无作者姓名、无印刷发行机关的小册子明确主张：东北军只有联共、联西北军才能有前途、有活路。在东北军、西北军、红军集成“三位一体”大联合的基础上，联合全国各地实力派共同抗日，在西北组成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以西北的陕、甘、宁、青为主，联合晋绥以及河北、河南的一部分，还可以联合新疆的盛世才和西南的实力派，组成抗日大联合。

为了得到国际援助，《活路》还提出联苏的思想。

高崇民因撰写《活路》遭通缉，后辗转被秘密送到天津躲避。

新疆被害

1936年4月9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延安）会谈，达成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成果。张学良对周恩来表示：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边劝，我们对蒋介石来个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转过来。张学良认为，蒋介石错在“攘外必先安内”，这个需要扭转。

1936年10月，杜重远出狱。不久，他冒着被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的危险，来到西安。两周后，西安事变爆发。

事变第三天，杜重远回到江西，即被陈立夫软禁。软禁期间，杜重远还致函黄炎培、杜月笙，主张各派团结，拥蒋抗日，认为“今日之事不宜操之过急，各党各派均宜打破成见，共救危舟”。

直到蒋介石生还南京，杜重远才被释放。

张学良被禁后，杜重远第一个去看他，然后返回上海积极投入营救张学良的活动。他利用与国民党上层的关系，向熊式辉、宋子文等人做了大量工作，希望早日释放张学良，均未能奏效。

1937年2月2日，东北军中主战的少壮派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人和十七路军的主战派宋文梅、王劲哉等人利用杨虎城的犹豫态度，下令杀死了东北军主和派的王以哲军长、交通处处长蒋斌等人，要求立即和中央军决战，此举导致东北军其他几个军长义愤填膺，认为杨虎城和中共纵容少壮派使用杀人的手段威逼东北军打仗。由此，东北军几个军长先后宣布归顺南京政府，一部分投靠中央，一部分甚至率兵向西安进攻。此事件后被称为“二二事件”。

“二二事件”后，东北军彻底瓦解，杨虎城十七路军仅剩的3万多人独木难支，也只得投降给中央军，杨本人也被迫离开军队出国。“三位一体”宣告解体。

1939年1月，为了抗日，杜重远来到新疆，接任新疆学院院长一职。

盛世才是东北人，当时担任新疆省督办，高举抗日旗帜，提出联共联苏的口号，吸引了不少革命青年奔赴新疆。杜重远在新疆学院开讲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课，宣传抗日，宣传民主，反对割据，深受学生们欢迎。他经常在《反帝战线》上发表文章，还在新疆学院里创办了一份宣传新思想的刊物，一心想帮助盛世才把新疆建设成抗日基地。

1939年夏，杜重远组织了一个一百多人的“新疆学生暑期工作队”，并任队长，沿乌鲁木齐到伊宁一线去各地进行抗日宣传，历时一个半月。

盛世才认为杜重远在收买人心，11月就解除了杜重远院长一职，将其软禁了起来。

1943年6月，盛世才为了向蒋介石效忠，杀害毛泽民、陈谭秋、林基路等大批共产党人员。10月，盛世才对杜重远下了毒手，派人给其食物投毒，又令军医注射毒针，并毁尸灭迹。

两年后，杜重远被盛世才杀害的消息才传入内地。1945年7月24日，各界各党派在重庆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称杜重远先生为“最热忱的爱国主义者、最坚决的民主战士”。

（责任编辑 师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