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百里是民国时期中国著名军事学家，与广东李浴日、云南杨杰同为中国军事学巨擘，驰名海内外。

1936年12月，蒋百里误打误撞进西安事变后，利用本人微妙的身份、地位和一直以来的所作所为，取得张学良、杨虎城和蒋介石双方的共同信任，做了一篇“转弯子”的好文章。

蒋百里

1936年12月27日，蒋百里和许多“有幸”做了一回“政治俘虏”的南京要员们，一道登上了平安离开西安的飞机。

回到上海家中，蒋百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邀请自己的好友、著名报人陶菊隐见面。他向陶菊隐绘声绘色地讲述了自己是如何意外“撞”进了西安发生的这场轰动世界的“兵变”事件，还有自己在其中的种种亲身经历。

陶菊隐根据蒋百里所述的内容，第二日就在《新闻报》发表了浓缩了很多信息的《西安归客谈》。而据说，当时的国民党政界上层人士就是通过这些“离迷惝恍的内幕新闻”和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一致认为蒋百里（在事变当中）做了一篇好文章，促使问题迎刃而解”。

特立而不独行

如今提起蒋百里，知道其人的甚少。但翻开中国现代军事史，特别是抗战史，就会发现，这是一位被誉为中国“现代兵家之父”的一代名将。

著名学者余世存如此评价蒋百里，“考察蒋百里一生，最令人心醉的是他料事如神的本事。他先知般的能力可能得益于他治学治事的纯粹，更得益于他不依附于任何集团或体制的超然、独立人格。”

蒋百里1882年出生于浙江杭州府海宁州硖石镇，原名蒋方震，字百里，名字出自《周易·震卦》“震惊百里”。他与蒋介石同是浙江人，但不同族。祖父蒋光煦是著名藏书家、刻书家。

蒋百里虽曾为清末秀才，但从小胸怀报国志，后投笔从戎，1901年东渡扶桑，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他与蔡锷同庚，也同为秀才，在日本留学期间又一同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志同道合，一见如故，遂结成生死之交。

蔡锷是维新派领军人物，梁启超的弟子，那时梁启超在日本避难，由蔡锷介绍，蒋百里结识梁启超并拜他为师。梁启超对蒋百里的文学才能分外赞赏。

蒋百里学成回国，投身革命活动，训练新军。三个月后又去德国实习陆军。1912年冬，出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他的学生陈铭枢、唐生智、方声涛、刘文岛、张治中、陈诚等多人后来都成为国民政府著名将帅。

1913年6月18日，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尚武堂枪声。蒋百里因北京政府不拨付学校书报等经费，“无法实现新军的教育目标”，在召集全校师生听训之际，当场拔出手枪自杀。所幸伤势不重，经抢救后慢慢脱离危险。

离开保定军校后，蒋百里在北京政府里任将军府将军。1918年，他随梁启超赴欧洲考察，回国后编著了《欧洲文艺复兴史》，同时写下《德国战败之原因》。

热衷研究日本和德国军事史、熟悉日本军情的蒋百里在1923年即断定，中日将来决战之地为平汉线以西的襄阳、洛阳、衡阳。

大革命时期，蒋百里劝得意门生、湘军唐生智率军投入国民革命军。1927年，“四一二”政变，宁汉分裂，唐生智乘机发展自己势力，几起几落，最后被蒋介石削去兵权，经蒋百里力保，才得以东山再起。1929年12月5日，唐生智通电全国，劝蒋介石“下野”。同时出兵直指南京。蒋介石立刻命令上海军警查抄唐生智驻沪总部，蒋百里被囚。

1932年，农商银行成立，蒋百里担任常务董事。这一年，他到日本考察回国后即预言：中日问题会走到全面破裂的终局。中日战争一定是全面战争，而且是十年八年的长期战争。

1935年夏，蒋介石召见著名战略家史九光，欲派人到西方考察现代军事。蒋百里被邀请到南京，与蒋介石在汤山温泉一夜长谈。此次欧美之行，蒋百里还带了妻子和两个女儿同行，并将女儿蒋英、蒋和留在欧洲学习音乐。

1936年12月1日，奉派赴欧美各国考察“战时总动员法”的蒋百里回抵上海，他还没休整过来，8日便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召他赴西安面谈。

座上客与阶下囚

国民政府国史馆档案里，保存着1936年12月蒋百里亲笔写的《西安事变目击谈》。

1936年12月11日，应蒋介石的要求，蒋百里从南京飞到西安。时任陕西省主席的邵力子在机场迎接了他。其时，西安表面上还平静如常。蒋百里刚到西安的西京招待所不久，就被蒋介石招到临潼华清池会面。

下午两点，蒋百里在华清池与蒋介石见面时，张学良也在场。会晤间的一个小时里，主要是蒋百里汇报了欧美之行的情况，也谈到了当前的国际形势。当天晚上，张学良和杨虎城设宴招待南京来的各方宾客，蒋百里也在邀请之列。“汉卿（张学良）邀我一同回西安，委员长留住了他，说是还有话要说。”蒋百里先行回到西京招待所已傍晚六点左右，便匆匆赶往绥靖公署的张学良、杨虎城公宴。

此时的西京招待所，还住着蒋鼎文、朱绍良、邵元冲、万耀煌等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和一位德国顾问，一位路透社的女记者。

晚上八点多，张学良才来到宴会现场，同来的还有国民党的高级将领陈调元、蒋作宾、陈诚、卫立煌和陈继承。这些人和蒋百里一样，谁也没料到，今晚他们还是张学良、杨虎城的座上宾，明天就成了人家的阶下囚。

不过，此时的张学良一脸笑容地举杯向来宾们致歉，确实根本看不出来有什么“子弹上膛”的安排。

蒋百里的日记也对此事件过程有细致的描述：翌晨，曙光未起，闻枪声四起，疑系军队凌晨演习，初未介意。俄而，机关枪声大作，辨为实弹射击。然犹以练习打靶，决未料及祸变发于俄顷。也未几，枪声由远而近，似在咫尺之间。对余伏案整理文稿，室未下键。有一青年排达面入，询余姓名毕，即曰：“请先生至客厅休息”。语未毕，两健卒挟余出。

尽管宴会回来后，蒋百里睡得很晚，但12月12日一早，他还是很早就起床，伏案给远在德国的两个女儿写了两张西安的风景名信片。正要动笔写欧美考察报告书之际，突然听到窗外的枪声，由疏到密，有机关枪的声音，听起来像是实弹射击。一开始他以为是军队凌晨的军事演习，也没有多在意，根本没有想到顷刻后，世事突变。

由远到近的枪声，让蒋百里猛然间惊觉：可能是兵变。正在此时，隔窗有一团黑影在爬动时，随着一声“砰”响，影子倒下了。后来蒋百里才知道倒下死去的就是邵元冲。而在那一瞬间，蒋百里清晰地告诉自己：兵变发生了。

蒋百里默不作声地回到床上假睡，大脑迅速运转，推寻兵变的缘由。在他还没有理清头绪时，就听到有人在门外寻找从上海来的蒋百里先生。正当他下床之际，一名青年军官已推门而入。军官是位营长，后面跟着两名持枪的士兵。“没什么大事，不要紧，请先生到客厅坐。”

听了军官的话，蒋百里跟着到了客厅。此时，客厅里已聚集了惊魂未定的军政大员和被缴了械的卫兵们，加上受到惊吓的穿着睡衣拖鞋的夫人们，乱作一团。在蒋百里之后，被请到客厅的是陈诚、蒋鼎文、朱绍良、万耀煌。昨晚席间的贵客，如今全都聚集在这里。另外还多了一个钱大钧，他是蒋介石的待从室主任，被从临潼抓到了这里。钱大钧的出现，让大家全都意识到：临潼出事了。但当时的情形下，这些军政大员竟无人敢出声问。

过了很久，闷不住的蒋百里问那位营长：“今天究竟怎么一回事啊？”得到的是一个所答非所问的话：“你们有年纪的人，哪里知道我们年轻人的苦闷。事情不会扩大的，你们放心好了！再过一个小时真相就会大白。”

张学良问计

这些做了“俘虏”的军政大员们，多数都上了年纪。蒋百里后来回忆道：“我当时失落了身穿的燕尾服还不算最狼狈，其他人谁不是失了仪态了。而且我们这些老人们，没了老花镜，变成了睁眼瞎子，那情形真糟。”

过了大约半小时后，果然如那位营长所言，外面送来第一次号外，从这份号外上，大家看到了“张杨兵谏”和八项主张的条文。随后，就有第二次、第三次号外，没有了眼镜的蒋百里让人一句句读给他听，慢慢地从中揣摩着这场兵变的内情，也为蒋介石的安危担心。

从一大早开始到下午五点，除了看守他们的士兵，竟然再无人问津这些军政大员们。饥寒交迫中，一向嗓门高、风趣幽默的烟事参议院长陈调元大喊着：“诸位谁想吸烟，每支烟卖五毛。”青年军官听到陈调元的喊声后，立刻命人去取来了香烟给大家吸。

下午五点，看守的士兵接到命令，这些军政要员们被允许回到房中，只是每个房间外面都有一个持枪的士兵把守，不许他们关门。六点，张学良来到西安招待所，向大家拱手致歉道：“惊动了各位，实在抱歉！”然后进每个房间安慰了一遍。

直到晚上各个房间的灯打开了后，囚禁他们的军官才让开饭。只是没有想到，饭菜一上来，就被士兵们抢吃一空，一连五次以后，蒋百里等人才吃到了晚饭。青年军官竟然不停地抽打招待所的主人，斥责其招待不周。

晚饭过后，东北军军长何柱国来见蒋百里。蒋百里在日记中写道：“仍呼余为老师，执弟子礼，甚恭。余漫应之。”何柱国走后不久，张学良就来到蒋百里的房间，掩上门。张学良当时神色紧张，一脸苍白。蒋百里从他的这些神情判断：临潼那边的事，或许不太严重。

张学良一边郑重地说：“百里先生您是无党无派的人，先君很敬重您，此刻，我有一疑难问题想向您求教。”一边掏出“兵谏”的电报全文递给蒋百里过目。“我没有眼镜，什么也看不到。”蒋百里说完，张学良连忙让外面的士兵找了一副不知是谁的老花镜。

其实，蒋百里曾差点死在张作霖手里，张学良也不是不知道，足见张学良非常信任蒋百里的人品。蒋百里认真将电文看了一遍，还给了张学良。“先生以为如何？”张学良焦急地问他。

“今天是力的问题。”蒋百里诙谐地说，“在西安，你的力很够，尤其是这招待所，两条枪就够应付我们了，可西安以外怎么样？”张学良实打实地回道：“西安以外，我就力不从心了！”

在蒋百里看来，张学良其实早有了打算，并不是真心请教。张学良以为蒋百里还在生气，匆匆结束谈话，让副官准备了一些酒菜后，就离开了。

当晚九点多，张学良再次来到蒋百里的房间，这次只谈了一些家事。蒋百里不知道蒋介石的情况，又不能贸然发问，也就顺着张学良的话，但他说了一句：“我要是和邵元冲一样，国家该抚养我的家属和子女吧？”张学良不好再说什么，又离开了。

第二天一早，蒋百里得知何应钦已经准备进攻西安。而住在西安西京招待所的陈诚、蒋鼎文等十多名蒋系军政大员和蒋百里同被羁留，在押的蒋系大员都反对“兵谏”，均不肯在八项主张通电上签名。上午十点，张学良又来到蒋百里处，他想让蒋百里判断黄埔将领是否与何应钦态度一致。

蒋百里回答到：“你问计于我，我一切闷在鼓里，没有情报，又是俘虏，怎么做军师？”张学良这才恍然大悟，连忙道歉，请蒋百里移居到杨虎城的私邸。

两次密谈

其时，何应钦调兵遣将，兵临潼关，并欲派飞机轰炸西安。而东北军少壮派见南京大军压境，都非常激动，竭力主张杀掉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眼看大战一触即发，非常焦急。

情急之中，张学良想到了蒋百里。曾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的蒋百里弟子数千，而蒋介石也把他敬为上宾，他又是无党派人士，是出面调停的最理想的人选。张学良对杨虎城说：“蒋百里德高望重，请他出面斡旋，局面可能改观。”杨虎城同意了张学良的举荐。

据蒋百里的三女儿蒋英（钱学森的夫人）回忆：张学良很佩服父亲，说他“不做官，没有钱，有学问”，也很信服他，就向父亲请教说，蒋介石不见人，也不说话，“我没有办法，你想想办法吧”。父亲觉得那个时候绝对不能打。

事变后的第四天，12月15日下午两点，张学良找到蒋百里说：“我想请您做一件事，您愿见委员长谈一谈吗？”张学良告诉蒋百里，自己去见蒋介石，他必然会大动肝火，没有说话的余地。所以请蒋百里去劝一劝，因为蒋百里是客人，说起来比较容易一些。

蒋百里应下了此事，而他并不知道邵力子已经见过蒋介石，碰了大钉子。

16日下午四点，张学良来接蒋百里，告知已向蒋介石报告了蒋百里去谒见的事，得到了首肯。此时蒋介石已移居到了西安金家巷高桂滋的将军府中，因背伤未愈，睡在卧室的床上。

蒋介石被软禁后，也很气愤与焦急，只是在张学良、杨虎城面前放不下架子和面子，不愿与其商谈。现在见比他年长，且在国民党文武两界均声望颇高的蒋百里出面，正是个很合适的“梯子”。于是，对蒋百里很是尊重与客气。张学良见状心中暗喜，便自行退出，让二蒋关起门来密谈。

蒋百里不急于引入正题，先问候了蒋介石的身体状况，并委婉地表达了对张学良、杨虎城此举的谴责，然后才拐弯抹角地说：“我刚从国外考察回来，消息比较灵通。目前日本海军和陆军为侵华而互相争功，日本天皇已秘密接见过陆军大臣，看来明年（1937年）一定会大举入侵我国！”言下之意，要“安内”已来不及了。他还引经据典，叙说中国历史上亡国之痛，当“儿皇帝”均无好下场的教训。

蒋介石听后，心有所动，蒋百里遂将话题转入解决“西安事变”的对策。他提醒蒋介石：“中央军不能急攻，更不能用飞机轰炸西安，否则会危及你的生命。为保持元气，应避免内战，以和平解决为好。”蒋介石认为，他的这些意见确实是站在有利于自己和国家的立场，表示愿意考虑。

经过与蒋百里先后两次密谈，蒋介石态度渐渐转变。他亲笔书写两封信，一封给宋美龄，一封给何应钦。在给何应钦的信里，他明确指出：星期六日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

据蒋英回忆：蒋介石请父亲坐在床前的沙发上，对他说：“张学良想派一人回南京商谈。他心目中你最为适宜，但我未置可否。”父亲非常赞同派人去南京，“南京和西安之让相持不决，眼下已成僵局。我本人和党国关系不深，去了于事无补，必须派南京所信任的人前去，才能解决问题。”

从蒋介石居所辞出后，蒋百里问张学良，“留在西安的军事大员中，你最恨的是谁？”张学良说：“我不恨任何人，只有蒋鼎文这个人好出坏主意，我就是看他不顺眼。”蒋百里就说：“你最好派他去。”看着一脸糊涂的张学良，蒋百里说道：“派一个最不喜欢的人前去，就可以表示你绝无伤害其他中央大员之意，也可以表示你对和平解决时局的诚意。”

直到蒋鼎文上飞机前，蒋百里才将蒋介石“停止轰炸三天”的手谕交给了他。

很快，宋美龄、宋子文等飞到西安。这时，蒋百里向蒋介石建议：“中共方面竭力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共代表周恩来已抵达西安，委员长不妨找他谈谈。”蒋介石欣然赞同。此后，蒋百里就不再介入，让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直接与蒋介石谈判，使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

蒋百里在其《西安事变目击谈》写道：二十五日傍晚，杨虎城设宴为余等饯行。余戏谓之曰：“昨为阶下囚，今为座上客，真余等之谓矣。”满座皆大笑。二十六日上午九时，余等至飞机场，杨氏遣队莅场欢送余等。遂于军乐悠扬声中凌虚而归。

蒋百里完成了使命，返沪时张学良亲自到机场送行。这是西安事变后第一架从西安飞来的飞机，在当时的上海引起了轰动。此后，蒋百里并不居功，对登门来访的众多记者只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中国不会打内战了！”

有了解内情的人赞曰：“张杨兵谏名垂千秋，蒋百里做了一篇‘转弯子’的好文章，中共最终做了一篇团结抗日的大文章！”

（本文参考了曹聚仁所著《将将之将：蒋百里评传》一书，特别致谢！）

（责任编辑 师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