剿共无果、抗日无期的张学良在感到前途渺茫时，逐渐产生联共抗日的思想。

与周恩来秘密会谈后，张学良豁然开朗：“对中共，我不仅知道他第一步是抗日，还知道第二步要建立富强的中国。中国的事，从此好办了。”

事过半个世纪，张学良在答记者问时说：“至于你们问我，为什么有西安事变，我只能这么说，我相信中国一定要统一，要枪口对外，不要打内战了。这是我的一贯信仰，从东北易帜到西安事变都如此，谈不上什么后悔不后悔。”

西安事变前的张学良（左）和杨虎城

张学良曾在其口述历史中说：“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最近我自己发现一个事儿，我的事情是到36岁，以后就没有了，真是36岁，从21岁到36岁，这就是我的生命。”

尽管在张学良自己的口中，他只有36岁的生命，但是，在中国抗战史上，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他却留下了永不泯灭的印迹。

曾经是“安内”坚定支持者

热河失守后，张学良被迫下野，出洋考察。

旅欧期间，张学良一直在思索中国的抗日前途问题。在意大利，他接触了法西斯主义，并对之深表认同，由此产生了领袖崇拜情结。他认为，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只有全国统一在一人领导之下，才能走向民族复兴之路，而这个领导者就是蒋介石。

当时的张学良，把抗日的幻想寄托在蒋介石一个人身上。于是，从欧洲回国之后，他无条件地支持和服从蒋介石的主张。他曾说：“为了抗日，为了集中力量抗日，为了免除抗日战争进行中的后顾之忧，为了保证能够取得这一战争的最后胜利，希望我全体官兵，同心同德，奋勇直前，完成剿共之重任，建树统一之功勋。然后挥师北上抗日，收复东北，返回老家去……”

在这一思想支配下，张学良认同了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认为应该先统一后抗日。他希望蒋介石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统一中国，以便尽早走上抗日之路。

当时，蒋介石正全力以赴在江西“剿匪”，而蒋要张回国的目的，也是要他去“剿匪”。

果然，张学良一回国，就被任命为“鄂豫皖剿共副总司令”，代表蒋介石坐镇武昌，率领东北军进攻红军，期望实现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在就职仪式上，张学良表示：“我们国家，现在已到了万分危急的时期，内忧外患，重重逼来，大家再不努力，马上便有亡国灭种的可能。不过今日惟一的先决问题，是在‘安内’，能‘安内’，才能产生一个健全的统一的政府，有了健全的统一的政府，才能‘攘外’，才能谈到收复失地，而‘安内’最重要的工作，便是消灭赤匪。”张学良认为，红军很快就会被消灭，北上抗日、收复故土指日可待。

在“剿共”与“攘外”之间徘徊

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蒋介石的剿共中心也随即转移。自1935年5月始，奉蒋介石指令，东北军陆续进入西北，准备联手杨虎城将军的十七路军，配合中央军夹击并消灭陕甘红军。张学良开始时踌躇满志，并没有觉得此时剿共难度有多大，认为陕北红军的力量、装备都不堪一击，数千红军短期内即可消灭。他向东北军开往“剿共”前线的官兵讲道：“为国家民族前途，为东北军前途，奋勇前进，完成‘剿共’事业，建立统一功勋；然后出师抗日，集中全国力量，打败日寇，收复东北，返回老家。”此时的张学良，坚决拥护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认为应该先剿共而后言抗日。

然而，现实和理想总是有太大的差距。东北军与红军交战三个月，经劳山、榆林桥、直罗镇战役，东北军丧失三个师，被击毙两个师长、五个团长，被俘两个团长和4000余人，东北军原20余万兵力仅剩10余万。

1935年11月的直罗镇战役，红军全歼东北军一〇九师。此时，张学良正在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大，在会上他备受冷遇，还受人冷嘲热讽。张学良要求补充损失的部队，蒋介石不但未答应他的要求，反而撤销了他两个师的番号。张学良要求抚恤阵亡将士，给阵亡的两位师长家属各抚恤10万元，也遭到蒋介石拒绝。

由于战争的失败和得不到补充、抚恤，东北军官兵士气大为动摇。张学良这时十分苦闷，正如他在《杂忆随感漫录》所记：“官兵的情绪不安，皆以如此的牺牲消耗，远不如抗日牺牲为光荣，尤以东北籍的将领更具深一层的烦闷——历年流浪的苦痛，思乡的观念，加深了抗日而不愿‘剿共’的心情。自然，他们的情绪，皆影响我的情绪。”“当进剿再见不成功，良觉一己主张，自问失败，征询众人意见，遂有联络共产党同杨虎城合作，停止剿匪，保存实力，共同抗日种种献策，良不能委罪于他人。虽然出于他人，但实有动于我心。”

由此使张学良认识到，“剿共”是没有出路的，残酷的现实使张学良开始怀疑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了，照这样打来打去，军队打光了，如何去“攘外”，如何打回老家去?剿共无果、抗日无期，张学良感到前途渺茫，他不得不对自己旅欧归来后的思想和行动进行深刻反思。他发觉内争实非实现抗日之路，与其中国人自相残杀，自损实力，不如团结起来共同抗日，于是，他逐渐产生了联共抗日的思想，即非抗日不能统一的思想。

与周恩来举行秘密会谈

随着红军长征，中共对自身的统战政策也相应地进行了一些调整，不断改进对东北军策略。而张学良在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由初到陕西的积极“剿共”，转变为寻求联系共产党、了解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在同部下商讨之后，张学良决定先同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1935年底开始，张学良瞒着蒋介石积极联络中国共产党。这时，来自上海的中共代表刘鼎在东北军代表赵毅的接应之下秘密抵达西安，张学良即在金家巷寓所会见了刘鼎。初次见面，刘鼎即以渊博学识与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全面系统地向张学良介绍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抗战的正确主张，通过刘鼎对中国共产党的介绍，让张学良真切了解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的卓越历史，同时也让张学良感到在抗日救国这一原则立场上自己与中共十分相近。可以这样说，张学良正是通过刘鼎才真正了解共产党的。通过与刘鼎的谈话，增强了张学良积极靠近中共的愿望，坚定了张学良联共抗日的决心。

1936年初，“剿共”战役中被红军俘虏，又主动要求回东北军做张学良工作的原东北军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向张学良讲述了被俘后在红军中的见闻，大胆地指责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同时，高福源还向张学良说明：共产党诚心诚意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红军愿意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是可靠的盟军，如果张愿意合作，他们可派正式代表前来谈判。这正是张学良所希望的。他当即指定高回苏区请共产党派代表到洛川面谈。

1936年1月20日，张学良和中共代表李克农在洛川进行了密谈。李克农代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向张表示：“可助其在西北稳固局面，肃清蒋系势力，进一步助其回平津、东三省”，并暗示可以通过苏联帮助东北军解决军械和给养问题，这引起了张学良的兴趣。3月初，张学良与李克农进行了第二次会谈，并提出两条意见：一是为什么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蒋介石；二是请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或周恩来亲临肤施（延安）以便商谈救国大计。

4月9日，张学良与周恩来在肤施（今延安）举行会谈。天擦黑时，周恩来、李克农秘密来到肤施城内的一个天主教堂与张学良、王以哲、刘鼎会面。周张两人一见如故，坐谈竟夜。周恩来说，我是在东北长大的。张学良说，我知道，周公，我听老师张伯苓讲过。我们两人是同师同年。红军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我是同意的。在抗日问题上，我看是有可能与蒋先生合作的。如果蒋先生真的降日，我会立即离开蒋先生。但目前还是要争取蒋先生。目前东北军仍然要接受蒋先生的命令，所以，东北军受命进攻苏区是势在必行。周恩来说，关于对蒋先生的政策，中共中央已有考虑。

双方最终达成协议：（1）双方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2）张学良同意红军集中于河北，若红军坚决东进，张命令东北军不加阻拦。（3）在未公开抗日之前，张学良仍接受蒋介石的命令。（4）双方互派常驻代表。事后中共方派刘鼎为中共常驻东北军的代表。（5）中共赴莫斯科的代表可由张派人送到新疆，而后经新疆去苏联。

会谈一直到4月10日清晨四时才结束。临别时，张学良拿出一本《申报》大地图，送给周恩来说，“让我们共同保卫中国！”又表示，要互派代表常驻。陕北根据地可以与他通商，军用品由他代办，子弹可以供给。另外，张学良又赠送私款二万光洋，后来又赠送了20万元法币。周恩来在4月22日给张学良的信中说，4月9日会谈真是“快慰平生”，党内同人，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之大幸也。“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

会谈后，张学良高兴地对刘鼎说：“我是太满意了，比我想象中的好得太多了，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人。周先生是这样地友好，说话有情有理，给我印象很深，解决了我很多疑难，我要早见他多好呀！我和蒋先生处了多年，但弄不清他打完红军，是否抗日。对中共，我不仅知道他第一步是抗日，还知道第二步要建立富强的中国。中国的事，从此好办了。”

发动兵谏改变中国历史走向

肤施会谈的成功，确立了张学良和共产党合作的基础，张学良的抗日思想也转变为联共抗日、非联共无以抗日。肤施会谈后，中共和张学良在某些方面互相通报消息，共同做抗日宣传和准备工作，一时间，西北呈现出另外一种积极的氛围。张学良成立了王曲军官训练团，秘密培养抗日骨干，并积极地通过报刊杂志向广大官兵加强抗日的宣传教育，他亲自前往王曲军官训练团，向官兵们作了《中国出路惟有抗日》的讲演。在刘鼎的建议下，张学良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抗日同志会，同志会后来发展到70多人，包括高级军官、中下级军官和社会名流，影响很大；1936年七八月份，张学良又成立了东北军学兵队，培养抗日骨干，学兵队队员基本上都从北平学生运动积极分子和民先队中挑选。

在与周恩来肤施会谈时，张学良就许下了“我在里边劝，共产党在外边逼，促使蒋改变错误政策，走上抗日的道路”的诺言。此后，张学良开始利用一切可能使蒋介石转变“安内攘外”的政策。1936年下半年，张学良屡次找机会劝谏蒋介石，指出“内战的结果，无论谁胜谁败，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自我消耗，无异在客观上帮助了民族的敌人”，建议蒋介石应该“和共产党联合抗日”，但均遭到蒋的驳斥。

在多次苦谏无效之后，张学良认识到他同蒋介石“政治意见上的冲突”，“已无法化解，非告一段落不可”。他终于下定决心，破釜沉舟，与杨虎城一起发动了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可以说是张学良联共抗日思想的一个高潮，标志着张学良抗日思想的成熟和升华。

西安事变发动后，张学良立即向全国表明心迹，说明发动事变只希望“集合全国的力量去抗日救国，是绝对纯洁的，是绝对发自内心的，无一毫私心，无一点背景”。他表示，他这样做，是“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

事变后，张学良不顾危险，躬送蒋介石回南京，更进一步证实了他为了抗日大局不惜牺牲一切甚至生命的誓言。

事过半个世纪之后，张学良在答美国记者问时说：“至于你们问我，为什么有西安事变，我只能这么说，我相信中国一定要统一，要枪口对外，不要打内战了。这是我的一贯信仰，从东北易帜到西安事变都如此，谈不上什么后悔不后悔。”

（责任编辑 师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