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一道风景，每日银须飘拂、西装革履，从自己的青铜雕像下走过。

他被公认为是世界四大昆虫学家之一。在近百年的人生中，他由小昆虫处作大文章，从显微镜中观大世界，在国内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昆虫形态学，昆虫分类学和昆虫学史，学子逾千。而在国内外享有“蝶神”、“虫坛怪杰”、“亚洲之光”之美誉。

周尧塑像（摄影/靳军）

1938年4月，一个青年横跨万里，从意大利辗转到法国马赛上船，在四等舱的大地铺上整整漂泊了三十天，后经香港回到了广州。

当时，广州已陷入战争状态，愿意接纳来自任何地方的志愿入伍者，于是，这个青年在回国第二天就报名入伍，成为广东地方军一八七师的一名军人。

这个青年名叫周尧。

2016年4月12日，本刊记者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蝴蝶馆参观，被一尊坐在桌前的蜡像所吸引，蜡像的主人正是周尧。

从学成回国报效祖国的热血青年到名扬海内外的昆虫学家，周尧的一生，多彩而又生动。

书生少年狂

1912年，周尧出生于浙江宁波鄞县一个叫堇雁村的地方，家庭世代务农，其父在村中办起了个半农半读的私塾，教自己和邻居的几个孩子。

周尧自小随父读孔孟之书，13岁时到离家30里外的咸祥镇读高小。当时周尧家方圆15里内受过中学教育的只有周家世交童第周和亲戚沙文若。周尧的父亲就是听了童第周的劝说，才让周尧去考了中学。

周尧随后考取宁波工业职业学校，但在1927年“4·12政变”后，受左翼思潮影响的周尧因被视为“危险分子”，无法回到学校，便被父亲送到童第周堂兄开的中医馆当学徒。1928年，周尧考入上海江湾“立达学园”高中部。

1932年，周尧进入江苏南通大学农学院学习。这所学校是清末状元张謇创办的，张謇一直致力于实业救国，他鼓励民众种棉花，创办纺织厂，造轮船、汽车，修建公路、医院和大学等等，使得南通地区人民生活水平普遍高于苏北其他地区。

学风严谨的南通大学可以算得上是周尧学术生涯的起点。学校非常重视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周尧兴趣盎然，在实验室完成了很多实验。周尧后来回忆说：“我大学时做的畜牧学实验报告，到西北农学院后，畜牧系的老师见到后要去了，说是可以作为他著作的插图。”

周尧起初学的是农艺专业，大二时突然对昆虫产生兴趣，采制了不少昆虫标本。从大三开始，他兼任了昆虫学助教，对低年级学生的昆虫实验课进行指导。

1935年3月，周尧创办了国内第一个昆虫学会“昆虫趣味会”，接着又创办出版了《趣味昆虫》期刊。就是这个小小的“昆虫趣味会”，为中国培养了一批昆虫学家，后来成为西北农学院教授的王翌金、徐树基，以及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李传隆等人，都曾是这个学会的会员。

负笈沧海远

上世纪30年代，世界昆虫分类学权威是意大利那波利大学的西尔维斯特利教授。西尔维斯特利是原尾目和缺翅目昆虫的发现者，他一生做过26次世界性的采集旅行，足迹曾在中国的广东、云南等地停留。这让沉迷在昆虫世界的周尧非常向往。1936年，周尧大学毕业后，便决定去意大利拜西尔维斯特利教授为师。

贫寒家庭子弟的出国深造梦，从来都是遥远的。幸运的是，周尧向上海的宁波同乡会、宁波长者王伯元和南通大学校长张敬礼各写了一封申请资助留学的信后，都得到了同意资助的答复。

“买了去意大利的单程船票后，也只剩200元现款。”多年后，周尧自叹当年涉世未深的勇气。在意大利北部的佩鲁贾，周尧得到同行的中国留学生和当地一位律师的帮助，用三个月时间掌握了“如音乐般美妙的意大利语”。

来到南部的那波利大学后，周尧因在国内发表过昆虫学文章，直接进入西尔维斯特利教授的研究生班，是七名外国研究生中惟一来自东方的学生。

周尧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恩师时的情景：“他看了我带去的200号蝴蝶标本，问了我很多问题，并向我建议：你们国家这样大，人口多，农业一定要上去。你们果树种类很多，全世界也找不到这样好的东西，但是介壳虫的问题很突出，你应当研究介壳虫。”周尧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不久之后，他先后发表了《透明介壳的重记载》《中国圆盾蚧——新种》《菜蛾的研究》三篇研究报告。

在昆虫研究领域，意大利的图是世界公认画得最好的。周尧恰好也擅长画图，这让西尔维斯特利非常欣赏。一年之后，周尧成绩斐然，被认为是那波利大学导师助理最有希望的候选人，于是，在西尔维斯特利指导下，他又开始攻读昆虫学博士学位。

1937年的意大利，法西斯气氛已开始与日俱增。而在远东地区，日本法西斯也是魅影重重。“七七事变”发生后，周尧每晚都是拔剑起舞，狂歌当哭。他向导师表明自己“报国之日短，求学之日长。不杀大虫，杀小虫何用”的心迹，决定回国报效祖国。西尔维斯特利教授知道无法挽留，就对他说：“你的论文已获通过，可以免去论文答辩。但我希望你在战争结束后，终身献身于昆虫研究。”

后稷教稼地

1938年，周尧学成回国，第二天就报名入伍，成为广东地方军一八七师的一名军人。

当时，周尧加入的是新成立的一支部队，只配给简单的装备，训练七天后就直接开往抗日最前线。部队从广州出发，第一站到达湖北武汉。经汉口时，周尧和一名随军记者去拜访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周恩来因公外出，由第三厅厅长郭沫若接见，对我勉励有加。”周尧回忆说。

部队从信阳进入河南兰考，打了几次仗都失败了。师长发现周尧是个留学归国的高级专业人才，就对他说，“你是建国的人才，在前线不能发挥你的作用。”师长让他护送一些文件和现款，从敌人的包围圈中突围出来。

1938年4月，周尧投笔从戎，穿上了军装。

周尧的戎马生涯经过三个月即告结束。后来他自嘲道：我是书剑两无成，只能攻雕虫小技。

在流亡途中，周尧遇到巴金夫妇和昆虫学家陈世骧夫妇，他们一起结伴到了重庆，又从重庆抵达成都。在四川大学农学院，周尧遇到童第周等人，于是便准备接受农学院的聘请。可就在这时，他又意外地接到了川康科学考察团的聘书。

1939年5月10日，周尧以昆虫学专家的身份参加了中英庚款会川康科学考察团。同年11月，他被聘为西北农学院教授。

这一年，他27岁。

带着简单的行李，周尧来到国立西北农学院。西北农学院选址非常有含义，这里是中国古代著名神话人物后稷教稼地的张家岗。学院给周尧留下的第一印象，是高坡上耸立的那栋西北地区惟一的七层大楼。

在这个偏于一隅的地方，怀揣科学救国理想的周尧艰苦工作了八年。其间，他曾受到排挤，系里甚至没有给他安排昆虫学课程，实验室和标本也都无法保障。

在这样复杂的工作环境中，周尧过着孤独的生活，他非常怀念当年在意大利求学时的和谐与幸福。

1945年秋，周尧接受陕西户县参议长陈昆山的邀请，到户县按自己的教育理想创办了一所专科学校—户县农业专科学校。学校开办后，周尧坚辞校长，只接受了“荣誉教授”一职。他每两周去一次，每次住五天。过了几年，学校遇当局压力，周尧提出的办学方针不能实施，便也不再去户县。

此后，周尧决计用自己兼课所得的全年工资创办一个私人研究所。当时，国内还没有一份昆虫学杂志或动物学杂志可以发表他手中的一批研究论文。于是，他去上海买了铅字，自己动手排字印刷。1946年惊蛰，他在校内出了壁报，公布天则昆虫研究所成立。

研究所编辑出版了三种杂志，《昆虫与艺术》后改名为《中国昆虫学杂志》。另两种杂志只出了几期。周尧的第一套专著《中国昆虫分类学》就是此时出版的。

1947年冬，周尧收到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聘书和热情洋溢的邀请信，促使他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我已经下了离开西农的决心，回到浙江既可服务桑梓，也可就近奉养双亲。”他说。

然而，周尧与西农的缘分注定难以了断，院长恳求他担任三个月总务长，可三个月后，院长在南京出差不能返回，他一直无法移交手续。

1948年4月，战局紧张。国民军二十八团进驻学校，教务长宣布“学校被迫解散”，各人自奔前程。周尧思忖很久，决定留下来。除了抢救仪器和图书等，他还组织留下来的员工和学生们自发地保护学校。于是，有人便怀疑他“把农学院保存好，送给共产党”。周尧则说，当时自己并没有这样的阶级觉悟，“我只是想为祖国和民族保存一分元气”。

为了躲避来自当局的报复，周尧决定辞职返乡省亲。据原西农学生、后任甘肃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的邹雅林回忆，“许多同学流泪挽留，怕他一去不再复返”。其实，在陕工作的这些年，周尧年年想着回到浙江老家去的，但此时他却动了情，答应来送别的学生，暑假过完一定回来。

回到杭州，浙江大学、川大农学院等学校都邀请周尧去教书，江西中正大学甚至给他汇来全家的航空旅费，并承诺“有必要时一起撤退到台湾去”，但这些邀请，都被周尧一一拒绝了。

1949年5月关中解放前，周尧再次回到了西农，还兼任了西北大学无脊椎动物学和昆虫学课程。他用兼课所得费用继续出版《中国昆虫学杂志》。

专攻昆虫学

1951年9月，周尧当选为中国昆虫学会理事，兼《昆虫学报》及《昆虫知识》编委，同时还当选为陕西昆虫学会（第一、二届）会长。

在此期间，周尧还致力于世界语的普及，在西北农学院创办了“世界语协会”。1951年，他还联合西北农学院20位教授发表联合声明，号召科学家们采用国际语发表著作。

从1948年起，陕西关中、豫南、皖北等小麦主产区间歇性地暴发吸浆虫害。1950年，周尧接受了农业部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委托，开始了小麦吸浆虫的防治研究。他带领学生在麦田里奋战七天七夜，研究出短期对策，通过农药控制住了虫害。但周尧认为，用药治虫不是昆虫学主攻的方向，他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有两种寄生蜂是小麦吸浆虫的天敌。这项让昆虫生生相克的研究成果后来在黄河流域大范围推广，很好地控制了小麦吸浆虫灾害。有人评价道：“毫不夸张地说，是周老让农民四十年不再饿肚子！”

1956年，周尧发表了论文《小麦吸浆虫之研究》。随后因参加“鸣放”，被划为“右派”，没法给学生上课，就把精力全放在了昆虫学分类研究上。到“文革”前，他已发表了6篇论文，建立了23个昆虫新亚目、45个新总科和2个新科，还抢在美国人前面，发布了角蝉科这一新属新种。

“文革”开始后，周尧因学术权威身份，再加上推广世界语，首当其冲地受到审查和批判，随后被发配到农村接受改造，妻子儿女也受到牵连。1970年，他被学校从改造的农村抽调回校，负责编写《农业昆虫学原理》一书。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周尧因研究小麦吸浆虫防治取得突出成绩出席了这次大会，并被大会授予“优秀科技成果奖”，他个人也获得“先进科技工作者”称号。1979年，国务院又授予他“全国劳动模范”光荣称号。

从此时开始，周尧的影响力已经开始远播世界。1980年，他曾留学的那波利大学也授予他荣誉奖状。1982年，他还受邀访问了母校那波利大学。1984年，他当选为圣马力诺共和国国际科学院院士。

在上世纪50年代初，美国人L.O.Howard编写的《应用昆虫学史》一书中，完全没有提到中国的任何种类，这让在应用昆虫学浸淫已久的周尧非常难受。1956年，周尧开始研究中国古代昆虫学史，从《诗经》《本草纲目》着手，连各地的地方志和野史都不放过，仅线装书就翻阅了7000多册。1957年，他编著出版了《中国早期昆虫学研究史》，考证出中国在益虫饲养、害虫防治、昆虫生物学与形态学研究、天敌与化学药剂领域，都比欧美早几个世纪。

周尧（后排左一） 与导师西尔维斯特利教授一起在意大利

此书出版后，震动世界昆虫学与生物科学史坛。周尧随后又两次补充内容，出版《中国昆虫学史》，包括中、英、意、德和世界语五个版本。接着，他开始指导自己的学生进行中国近现代昆虫史的研究，分别出版了《中国近代昆学史》和《二十世纪中国的昆虫学》。

在学术界，周尧被公认为中国昆虫学史学科的开山鼻祖。

虫苑达宏愿

周尧的学生花保桢回忆：“在我们上学的时候，周老师说，我有几件大事要做：要创办一个学报、学刊；办一个出版社；建一座昆虫博物馆；还要创建一个昆虫奖励基金。这些他后来都做到了。”

在浙江省宁波市鄞县东钱湖旅游度假区，有一座周尧昆虫博物馆，这是1996年6月周尧的家乡鄞县政府为弘扬其在昆虫分类学研究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专门修建的，如今已成为当地的旅游景点之一。

在当年的开馆典礼大会上，鄞县政府还为周尧颁发了60万元的奖金。那时，周尧心存一个长久无法实现的心愿——设立昆虫分类学奖励基金，但自己微薄的收入却始终无法使心愿变成现实。有了这笔奖金，周尧当场宣布，将其中20万元捐献给周尧昆虫博物馆，其余40万元和他积累的稿费10万元，全部用来设立昆虫分类学奖励基金，希望基金能够激励青年科学家的成长。

1986年，建筑面积1200平方米的昆虫博物馆在西北农学院建成，成为我国第一个昆虫博物馆。1999年9月，一座占地面积4500平方米的现代化展馆又矗立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美丽的校园中。这是昆虫博物馆扩建的二期新馆。2005年，昆虫博物馆三期工程完成，占地10000平方米，完全采用声、光、电结合，将复杂的昆虫形态功能、生活习性与活动展现出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成为全国、乃至世界动物学研究单位和高等院校中保存昆虫标本最多的单位之一。

对办报办刊，周尧一直是有情结的。1979年6月，周尧创办的《昆虫分类学报》第一期发行，成为国内惟一专门刊登昆虫分类论文的学术刊物。学报聘请中、英、美、意、丹、日等国26位权威学者为编委，发表昆虫分类论文数为建国以后全国同类报刊的4倍。学报还与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余种科学期刊建立了长期交换关系。国内外昆虫学家称，此举“为世界昆虫学作出了贡献”。

上世纪40年代，周尧曾创立过天则昆虫研究所研究出版部。1987年，周尧在他75岁之际，开始向全国政协和陕西省委、省政府、陕西省新闻出版局申请成立国内第一家民办“天则出版社”。他称：“这是我这一生贡献给生物科学研究事业比较重要的一份礼物。”经过周尧多次打报告，多方奔走，1988年6月7日，天则出版社正式成立。仅到1990年6月这两年间，天则出版社就出版和付印了238种书籍，生物科学和农林科学占付印总数的81%。

庄周梦中身

陕西著名蝴蝶专家寿建新回忆：“1985年暑假，我专程去西北农大拜访周尧先生。当我说明来意并把自己收集的500多枚蝴蝶邮票展示在他的面前，他既吃惊又高兴，一边看一边也拿出他收集的蝴蝶邮票让我欣赏，其中包括香港蝴蝶明信片和我国发行的第一套蝴蝶邮票首日封。”

1990年，寿建新与周尧合作出版了《世界蝴蝶邮票》，第一次系统介绍了全世界有代表性的蝴蝶17科323种，将外国蝴蝶的学名翻译成中文名，在国内蝴蝶研究领域引起反响。

周尧的故乡是民间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的起源地，早在1950年代，周尧就开始研究蝴蝶，1956年发表了《太白山的蝶类及其垂直分布》，后来陆续发表了《陕西蝶类》《陕西蛾类》《陕西经济昆虫志》等成果。据周尧的弟子、原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副校长张雅林回忆，年已花甲的老师还曾带着他们去西双版纳采集蝴蝶标本。

1989年，经过五十年的研究，周尧完成三卷本巨著《中国盾蚧志》，包括了全部中国已知种316种，而其中经过他亲自研究的就有212种。这本书荣获中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

此后，年届80岁的周尧全身心投入蝴蝶研究。寿建新提到，周老曾无限感慨地说：“许多外国学者到中国来都讥笑我们，说新中国已成立四十多年了，连一本蝶类志都没有写出来。”因此，他决心在有生之年完成这部巨著，为国争光。

晚年的周尧

1991年，周老将全国昆虫学家组织起来进行《中国蝶类志》的编写，寿建新也被邀请作为编委和作者参加。1994年8月，这本耗时三年的巨作由周尧主编出版，被业界称为中国昆虫学划时代的科学巨著，周尧也被学术界誉为中国的“蝶神”。借着这本书的出版，周尧又在1994年倡议建立了中国昆虫学会蝴蝶分会。

1995年，香港亚洲农业发展基金会鉴于周尧的贡献，授予他“亚洲农业杰出人士”的称号与金奖。

与民国时代众多受过传统教育的名士一样，周尧一生志趣众多，不仅写得一手好古体诗词与对联，而且绘画也有相当功底，尤擅长小巧的工笔画，这与他经常画昆虫不无关系。

“我与蜂为花事忙，唤醒大地春光漾。牡丹海棠巧梳理，莺歌燕舞也登场。栩栩庄周梦中身，依稀葛洪五彩裳……”这首诗创作于2000年4月，时年88岁高龄的周尧因患急性胆囊炎住院做手术，三天后并发心衰和肺炎。转危为安后，周尧以“蝶之梦”为题口述此诗，由他的儿子周一阳记录下来。周尧对周围人说，得了这场病，“好像做了一梦”。

2001年，周尧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2006年，重庆电视台将传记文学《虫苑大师周尧》改编后，拍摄了一部电视剧——《蝶之梦》。

2008年年初，由周尧发现的角蝉总科昆虫系统研究获得教育部自然科学二等奖。这一年的12月15日7时40分，周尧如蝴蝶一般翩然飞走，享年96岁。

（本文参考周尧本人所著回忆录《雕虫沧桑》一书，特此致谢！）

(责任编辑 师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