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甜蜜事业”。一个陕北能源县，试图通过苹果产业来实现县域经济的转型，这与延安市政府的宏观布局有关，也与县域产业的突破求变有关。苹果产业的发展，不仅让农民尝到甜头，也引发了志丹农业生产方式的重构和变迁。

苹果，山地苹果，志丹山地苹果。第一次来到延安市志丹县，我们惊异地看到山峁圪梁梁上新栽种的苹果树如此之多，耳朵里听到的全是与苹果有关的各种话题。

从2007年开始，志丹县紧抓陕西省和延安市提出的“苹果北扩”机遇，确立了在全县建设30万亩优质山地苹果基地的发展思路。按照“山地建园、相对集中、高点起步、打造品牌”的总体规划，采取种植新园、更新换代老园的办法，实现了产业规模的迅速扩张。截至目前，全县建成苹果产业带16条，果园面积28.8万亩。挂果园面积11万亩，2017年苹果总产量达到7万吨。

果树种植带来返乡创业潮

义正镇稠树梁村劳务合作社组织社员们正在为陕果集团苹果基地铺膜务工。

午饭时间到了，70多岁的聂为孝仍背着老伴手缝的花布包，在儿子的苹果园里转悠着。他背的这个花布包里，装的都是他的“秘密武器”，一把随时准备剪枝的剪刀；一卷拉枝能用的塑料绳；还有一小袋果树药。

说起最早种果树的经历，聂大爷有些自嘲地笑着说了几遍：“唉，现在想想真把人家乡镇干部亏了啊！那会真傻，心想种这苹果树还能见上个利啊？”

聂大爷所在的永宁镇贺老庄村，是志丹县政府主导推广种植苹果树最早的村庄之一。据聂大爷回忆，刚开始的时候，镇政府干部来家里动员种苹果，他怎么都不肯答应。“镇干部天天跟在我屁股后面说好话，我心一软就答应了。”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他们帮我种果树苗，干到半后晌要回去吃饭，我们连口水也不给人家喝。看他们走，我也趁机回家。他们劝我：老人家你继续种吧，我们明天带十几个人来帮你种。第二天，人家果然带来十几个人。”

在镇干部的说服下，聂大爷将外出打工儿女两家的20多亩地都给种上了果树。儿女们起初也没看上这个营生，由着老父亲去折腾。接下来的几年间，在镇村干部帮助下，聂大爷和村里果农们按时给果树上肥、打药、剪枝。从2015年开始，聂大爷家的30多亩苹果树开始挂果。因为他家的苹果品质好，个头大，在永宁当地就销售一空，2016年收入5万多元，2017年达到8万多元。这样的收益，把聂大爷外出打工的女儿和儿子都吸引回来，开始打理果树。聂大爷说，现在女儿和女婿是完全不离田间地头。“见上利了，儿女们比我还忙，不用人催，都是自己忙着上肥、打药、拉枝。”

据志丹县委宣传部的工作人员证实，2016年以来，随着乡村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山地苹果种植见到收益，很多像聂大爷儿女一样外出打工的村民都回来了，形成返乡创业潮。据当地不完全统计， 到2017年底，全县已有近200人参与到返乡创业队伍中，签订各类意向合同200余份，实施土地流转6000余亩，承包果园400余亩，通过创业带动就业达565人。

由“喂奶”到“断奶”

双河镇南岭农民专业合作社所培育的苹果、杏仁油、核桃等。

“我觉得这些年成效最大的就是农民思想观念的转变。”志丹县果业局副局长胡涛感慨地说：“过去我们是把树苗、肥料、地膜、技术送到农民的地头，农民都不愿意理我们。现在很多补贴都改由乡镇选择重点户精准发放，农民还抢着要种植苹果，这个过程，我都是一一经历过来的。”

胡涛当年在学校学的就是果业专业，毕业后一直在基层从事果树栽培与种植。他走在田间地头，果农们就会凑过来问一些技术问题，没问题的也会和他拉几句家常话。胡涛总结道：“我们的政策是一个由‘喂奶’到‘断奶’的过程。”

志丹县的苹果种植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当时志丹县曾建成了一些效益较好的果园。但随着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再加上受栽植品种、管理水平落后等因素的影响，全县的苹果产业逐步走向衰落。到1994年后，志丹县政府又开始推广种植了一些苹果树，当时主要引进的是川地苹果树种，无法适应志丹县的气候水土条件，因此收益有限。

1990年代末到2000年代初，志丹县政府还曾引进过仁用杏种植产业。仁用杏市场发展也是比较有潜力的，但在实际种植中同样遇到晚霜冻等气候条件，农民很快选择自动放弃。

2006年，志丹县政府在延安市政府关于苹果产业宏观布局政策主导下，派出专业人员开始市场调研，并请来省、市农科专家进行科学论证，最终确定了发展山地苹果种植产业的思路。在胡涛的记忆中，他除了带着乡镇领导、乡镇技术员考察了洛川、安塞、宜川这些老苹果基地，还去了邻近发展苹果产业较早的甘肃晋宁、庄浪等地。经过考察，大家的思维有了很大改变：“比如我们考察晋宁的发展模式发现，无论气候还是经济状况，他们都与我们县很相似。晋宁的经验是，只有种植达到一定规模，才能带来经济效益，于是，县政府根据全县土地状况和承受能力，确定将全县苹果种植面积提高到30万亩。”

正如聂为孝老人所说的那样，最早种植果树的农民，不需要自家花一分钱，政府把种植苹果所需的一切都送到田间地头。胡涛形容说，最早推广苹果种植时，对农民真像是给“喂奶”。县政府设立苹果产业专项资金，在当地的财政列支中，这项资金一直不少于5000万元。各乡镇干部反复说服农民将果树苗栽进地里，然后技术人员手把手教农民打药、上肥，铺设地膜。一些农民有抵触情绪，果业局的技术人员将给果树上的肥送到地头，有的农民趁技术人员不注意，就将肥料藏起来，然后上给别的庄稼。

十年时间里，志丹县政府对苹果产业的扶持政策进行了三次微调。2007年到2013年，基本上是给果农免费提供苗木、肥料、地膜、农药，防爆网验收合格每亩补助1500元。2013年起调整了管护费，每亩给农户50元管护费。但在实践中，胡涛和其他工作人员都发现，农民将管护费一领取，就放任果树自生自长。于是，从2015年起，县政府将这项费用交由乡镇直接支配，只有真正管护的果农才能领到这笔费用。

从2014年开始，第一批苹果种植户开始有了收益，大幅增长的经济效益，激发了更多农民种植苹果的积极性。

随着苹果产业的日益成熟，2017年，志丹县政府又微调了政策，这就是胡涛所说的“断奶”过程。过去政府将扶持资金拨付给果业局，果业局购买肥料分给各乡镇，统一发放给果农。从2017年开始，县政府开始将扶持资金调整到各乡镇，各乡镇根据实际情况将扶持资金重点投向示范引领效果明显的果农，同时也向生产积极性较高的果农倾斜。政府虽然把“奶”给断了，但果农的积极性却进一步高涨。在胡涛看来，“这都是这两年部分挂果果农高收益引发的效应”。

农业生产方式的重构和变迁

陕果集团志丹2万亩矮化密植苹果扶贫示范基地建设启动仪式。

虽然在发展苹果产业方面已经付出多年努力并初见成效，但在延安范围来看，志丹的苹果产业只能算是刚刚兴起，没有品牌效应，更没有形成规模效应。当地果农说，刚挂果这两年，因产量少，收购成本大，果商都不愿意到志丹收购苹果。不过，在政府与市场双重引导下，志丹果区很多村子很快建立起各类合作社，引发当地农业生产方式的重构和变迁。

在贺老庄村，就有一位叫王志昌的“能人”，他从2014年开始，就成立了一个果业合作社，吸引本村和邻近村子的果农自发加入进来。

王志昌从年轻时代起就开始做生意，而且当了近五十年的村支书。走南闯北的经历，让他对商机有着天然的敏感。2007年，县上在各乡镇开始推广苹果种植，贺老庄村一下子就种植了1000亩，但很多村民因为不能立即见到效益，对果树管理就不大热心，王志昌就成天跟在村民屁股后面追着撵着督促他们施肥、打药。2014年，眼看着果树要挂果了，王志昌便想到：“一旦这些苹果销售不出去，村民们心凉了，这个产业就完全毁了。把苹果销售出去，让村民们尝到甜头，这个产业就算我做成功了。”于是他决定成立一个果业合作社，为村民解决后顾之忧。

2015年，贺老庄村的第一批果树挂果，收成不多，果农们几乎都没有卖，送完亲戚朋友，剩下的就留着自家吃了。2016年，贺老庄村的苹果丰收在望，王志昌就开始联系果商。可是，真正到了卸果子的时候，果商却不愿意来了。

“我们村的苹果质量还是不错的，果商从口感、外形、含糖量、色泽等方方面面综合评定，每斤给的收购价格是2.6元，但全村只有40多万斤苹果，果商嫌量太少，从捡果到装果，人工工资太高。”王志昌一咬牙，自己掏腰包，给果商每天付800元的租车费。他又请来一个厨师，在村委会给果商带来的人管吃管喝管住。村民们的商用果一共卖了80多万元，王志昌自家的却一颗也没有卖，反倒贴进去5000多元。

到2017年秋天，贺老庄村苹果销售达到230多万元，最多的一户收入8万多元。于是，村民栽种果树的积极性进一步提高，当年村上的苹果种植面积又增加500亩。王志昌笑着说：“2017年，果商就主动来村里了，我没倒贴一分钱。”

王志昌把村里的苹果带到省城的专业机构进行了鉴定，得出的结论是：苹果糖份均值15.8，硬度均值11.5，具有耐贮藏、色泽艳、口感好、品质优的特点。王志昌一口气做了“无公害”商标的鉴定和“永宁永昌”商标注册。

按照延安市苹果产业宏观布局，要加大提升“洛川苹果”、“延安苹果”、“梁家河苹果”三大品牌的影响力。2017年秋，贺老庄村的苹果经过了市级“延安苹果”品牌的授权使用验收，王志昌成立的果业合作社因此成为志丹县仅有的三个可使用“延安苹果”品牌的合作社。

而在义正镇稠树梁村，经济社会组织的重构则以另一种形式显现出来。这个村的苹果产业引进了陕西果业集团，村民们可以以土地流转方式，将自家承包的土地以每亩150元的流转费交由果业集团统一管理经营，目前全村已流转土地3606亩。另外，村上还将30亩集体果园和拖拉机折股量化入股到果业集团，还引导流转土地的农户将前五年承包资金一次性入股到果业集团，形成资金股。资金股每150元为一股，按照每股每年分红135元，连续分红十二年。村民入股后，通过合作社与果业集团建立了利益联结机制，进一步拓宽了群众增收致富渠道。村上还通过技能培训组建专业的果业服务队，村合作社与果业集团建立了定工定资、长期保底的就业机制。

据志丹果业局提供的资料显示，全县目前已建成各类示范园366个，面积4.5万亩。在保安街道办建立了50亩13个品种试验示范基地。建成杏河镇、双河镇2个专业镇和永宁镇贺老庄村、杏河青界湾村、保安镇壕沟村三个专业村。启动了义正镇阳洼河村、保安镇阳畔村等8个专业村建设。同时鼓励专业大户、合作社、家庭农场流转果园等新型生产方式的出现。

随着果园大量挂果，销售市场成了县政府侧重布局的重点。今年2月2日，志丹县在北京举行了陕西·志丹“延安苹果”北京推介会，组织13个果业专业合作社代表及有关工作人员60多人参加了推介会，志丹苹果受到客商的好评与追捧。北京首都农业集团、北京首都农业集团物流有限公司、北京科技农业产业诚信联盟、北京日日生鲜商业有限公司等110余家果品营销企业参会。志丹县政府与北京首都农业集团物流有限公司签署了合作协议；志丹县九月红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北京首都农业集团物流有限公司、北京日日生鲜商业有限公司签订了苹果购销协议；志丹县杏子川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北京京昌凤华果品销售中心签订了苹果购销协议；志丹县永昌山地苹果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天津京津联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苹果购销协议，共签订了8500吨订单，总金额约4800余万元。

此后，志丹县尝试引进大型企业，陕西果业集团在一些乡镇采取“企业+农户”方式，引导农民以土地流转形式入股，让无资金、无技术、无劳力的农民进入企业，享受这一产业带来的红利。

当地的九月红集团则采取了“合作社+企业+农户”的模式，帮助果农建基地，搭建销售平台，提供技术服务，为果农提供生产所需的农药、肥料等产品，还为果农提供金融担保、提供冷库贮藏等服务。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重中之重

在志丹的调研采访过程中，很多果农也向记者表达了自己的担忧：苹果到了丰果期后，会不会出现市场饱和与滞销？

果农的担心不无道理。随着全球气候的变暖，过去不适宜种植苹果的延安北部山区、榆林南部山区和陇西地区开始盛产苹果。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赵政阳教授说，这些黄土丘陵沟壑地区的苹果被业界通俗称为“山地苹果”。这些地区所产的山地苹果口感特别好，所以极容易受到市场欢迎，因而他并不担心市场会出现过度饱和。这与胡涛和果农戚礼刚的看法比较一致。

戚礼刚前段时间遇到一件苦恼的事情，他想辞退几名自家农场的工人，却没有办法给工人支付工资。他告诉记者，家庭农场是与自家二哥合办的，种植了214亩苹果，已经开始挂果。但是，由于前期投入过大，通过民间高利贷款70多万元。去年苹果每斤卖到了2.98元的价格，收入了50多万元，除去工人工资等成本，实际盈利20多万元，“但只够还高利贷款的利息”。

戚礼刚觉得自己就像“祥林嫂”，只要见到县上领导，他就反复念叨自己的困境。他觉得，如果能得到当地金融部门的支持，即使政府不给任何扶持，他的家庭农场都能运转得非常好。但是，尽管县领导出面协调，因为土地产权与信用等问题，金融部门还是无法突破规定给他贷款，他只能还是一边依靠政府的扶持，自己再想其他办法解决资金短缺问题。

赵政阳教授是著名的苹果专家，他今年4月考察了陕北地区的苹果产业，也见到了志丹县委书记和县长。对于志丹推广的苹果产业，他的告诫是：避免品种单一与低水平重复种植，做好品质与科学种植。

赵政阳被业界称为“国产苹果之父”，他一直诟病国内富士系一统天下的栽种局面，提倡应丰富消费市场上的苹果种类，构建良性的苹果产业结构。

志丹县果业局技术人员已经意识到当地果业品种单一的问题，从今年开始，大力推广矮密栽种模式，重点推广短枝富士品种。但是，这种模式仍没有能跳出富士系品种的框架。胡涛介绍说，县果业局在塔庄村建立了50亩13个品种试验示范基地，仍以富士系为主。

随着丰果期的到来，苹果产量和收购价格都上去了，这对果农们来说无疑是最好的消息。但果农们还是有自己的担忧：“人工实在太贵了，现在请一个人一天就要一百多元。再过几年，产量大增了，人工不够，价格会更高。”按戚礼刚核算，他家农场全部收入的三分二用于工人工资，以及苹果的外包装和冷藏支出。

按志丹县政府提供的资料显示，发展山地苹果已是志丹农业产业调整的重中之重，更是全县农民脱贫致富的关键。到2020年，按着“规模扩张、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的思路，全县种植面积将达到30万亩，挂果面积达20万亩，产量达到20万吨，产值达到10亿元以上。

胡涛觉得，这个数字还有些保守，“因为现在果农的积极性很高，各个村的种植面积还在不断上升”。

黄土地上的沟壑山峁不动声色地看着这一切改变，苹果产业能否真地推动志丹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目标的实现，也许它们是最好的见证者。（本文图片由志丹县委宣传部提供，特此致谢！）

（责任编辑 王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