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学智

从张载“四为”获取使命意识和精神境界的深切感悟，从“躬行礼教”的理论与实践，获得遵纪守法意识的深刻启示，以“民胞物与”培养仁爱精神，提升精神境界，从“笃实践履”的关学特征引发求真务实和实践精神的思考，从关学学人的风骨和气节，获得心灵的净化和精神升华，这正是儒家的文化精神和关学学人的人文情怀给予我们当今提升民众人文素质、提升精神境界的极好启迪。

▲眉县县城入口处张载文化广场

人文素质是既不同于科学素质也不同于文化素质但又与之相联系的一个概念，就其内涵而言主要体现在人的精神文化和价值领域。

“人文”这个词出现的很早，在《周易》中就有，但当时是把它作为与“天文”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使用的，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成天下。”这里所说的“人文”，接近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化”。相对于“文化”，“人文”的概念更内在、更本质一些。

人文素质涉及人的精神境界、理想信念、价值认同、道德品质、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人生态度等，其综合起来，可以说明某人之所以为某人的特质。一个人的人文素质是在一定的文化环境、文化土壤中形成和培育起来的，其中文化传统的影响是其重要因素。文化传统是“活着”的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两千五百六十五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中说它“体现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我们要提升大众的文化素质，需要承继中华民族这些“最基

本的文化基因”，需要激活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从中汲取思想营养。离开这个文化根基，离开这些“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谈所谓提升大众的文化素质，或将成为空谈，或将可能走偏方向。

宋明理学史上的第一座高峰，就是张载及其创立的关学。张载在思想上的最大贡献，一是沿着韩愈反佛老和崇儒的路向，从哲学思想的深层揭示佛教、道教之弊，从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高度批判佛老，从而既阻止了佛教空幻虚无思想对人们精神世界的侵蚀，也为新儒学的重建铺平了道路。二是批判地总结了汉唐以来儒学“知人而不知天，求为贤人而不求为圣人”之“蔽”，在“天人合一”“心性一体”的进路上为儒学在此后的发展开辟了新的方向，从而成为宋代理学的重要开创者和奠基者。

张载及其创立的关学，以其突出的思想文化特征，为我们今天进行人文素质提升，提供了独特的文化资源和精神启示。

从“四为”获取使命意识和提升精神境界的深度启示

张载在长期的为学、为政生涯中，形成了自己远大的抱负和志向，他将之概括为四句话，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明代贺时泰将其概括为“横渠之‘四为’句”，黄宗羲谓其“自任之重如此”，即认为这是张载为自己确立的重大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

张载所说“为天地立心”，是主张一切有社会担当和有责任心的志士仁人，都应顺应宇宙万物的规律，自觉地肩负起为民众确立精神方向和价值目标的历史使命。“为生民立命”，“立命”即“立道”，张载立志把引导民众确立正确的生活准则和精神方向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以期帮助人们安身立命，确立起生活的意义。“为生民立命”体现了张载崇高的精神追求。“为往圣继绝学”，“绝学”，指历史上受异端思想冲击而被中断了的儒家传统，这个传统包括学统和道统。儒家道统相传是指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而至孔子一直传承着的“先王之教”“仁义之道”。唐代韩愈指出，这个道统自孟子之后受佛教、道教的冲击而中绝了。张载以崇高的使命意识和无畏的担当精神，欲在“学绝道丧”之时自觉地承载起传承和弘扬儒家道统的历史使命。“为往圣继绝学”，既体现了张载的学术使命，也彰显了张载的精神境界。

张载“立心”“立命”“继绝”的最后目的，在于实现终极的理想社会：“为万世开太平”。“太平”、“大同”等观念，是周公、孔子以来理想的社会愿景。古人认为，只有施行“仁政”和“礼治”，才能达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太平”“大同”社会。张载更以宽广深远的视野，把这一理想社会状态推之于“万世”，以期为人类谋求永久、安定、太平、祥和的基业，这种胸襟和气度，是和张载对儒家境界的深刻了悟、对儒家情怀的深切体悟密切相联的。

张载的“四为”所体现的强烈的使命意识和责任担当，给当下的人们以深刻的人文启示，这就是我们应该提高一种人文素质，即把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与整个民族乃至人类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以天下为己任。特别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它有着更为特殊的人文意义，即人类已形成了一个命运的共同体。在这一共同体中，每个人、每个民族都必须承担起自身应尽的责任，不仅为了自己，也为了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的其他人。包括张载关学在内的中华文化的价值，在于特别“推崇互相尊重与相互依存的关系价值”。从这一“关系价值”出发，我们每个人都不能仅仅从狭隘的视域出发考虑自身的眼前利益，而必须放眼世界，展望未来，像张载那样，从历史的和未来的、民族的和世界的、现实的和哲学的视野思考问题，去“立心”“立命”“继绝”，并立足于“为万世开太平”。这正是关学给予我们重要的人文启示。

从“躬行礼教”的理论与实践中获得遵纪守法意识的价值启示

黄宗羲说：“关学世有渊源，皆以躬行礼教为本。”（《明儒学案·师说》）司马光作《横渠哀词》曰：“教人学虽博，要以礼为先。”（见吕本中《童蒙训》卷上）张载笃志好礼、躬行礼教，谓“礼者，圣人之成法也”，从而赋予礼以法的涵义。张载强调，“不惟于法有不得”，即法律规定的东西决不可触犯。不过他谈礼法，更多地是指向以礼化俗、以礼为教和因礼以成德等方面。以礼化俗，强调以文明的礼仪来规范、改变和提升人们的生活习俗；礼以成德，即进一步发挥了孔子所说的“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的思想，强调“知礼成性”，主张通过礼来“变化气质”，培育人们遵循道义的自觉，以提高人的德性和正义感。同时张载主张教育“以礼为本”，即以人的行为规范为基本的教育内容。张载不仅主张“躬行礼教”，而且自己能身体力行，时时注意进行礼的实践。张载这一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弟子，其在蓝田的弟子“三吕”之一吕大钧制定的《蓝田吕氏乡约》，就是张载礼治思想的一次成功实践。《吕氏乡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的乡约，其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为基本内容的礼治实践，使“关中风俗为之一变”。

张载关于“躬行礼教”的理论与实践，给予我们当代人文素质教育之深刻启示在于：遵纪守法和遵守社会公认的行为规范，是大众基本的人文素质；全面提升法治观念和法律素养，就要切实将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形成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法治教育格局和学法、守法的良好法治环境，以促使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少年增强法治意识，养成重法守法的人文基本素养。?

以“民胞物与”培养民众的仁爱精神提升人们的人格境界

张载有一篇名作叫《西铭》，是《正蒙》中《乾称篇》中的一段，原名《订顽》，后来程颐将其改为《西铭》。程颐称赞《西铭》“扩前圣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自孟子后盖未之见”（《宋史·张载传》），可见其评价之高。

张载在《西铭》中从天人物我一体谈起，谈及人与人、人与万物的关系，说“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意思是说，天地是我的父母，人处天地之间，都是禀受天地之气而生。在天地面前，大家都是同胞兄弟，人与万物也都是同伴朋友。后人把这一思想概括为“民胞物与”。“民胞物与”其价值指向是，人人都应该对他人、对社会、对万物尽自己的一份职责，履行自己的道德义务。这不仅是对孔子“仁爱”、孟子“仁民而爱物”思想的发挥，而且把儒家“仁民而爱物”的思想提高到博爱的高度。这里，张载明确地表达了儒家的忠孝伦理和仁爱精神，其中蕴涵着“视天下无一物非我”的哲学境界，是张载“天人合一”思想的集中体现。《西铭》又说：“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这里张载传递的是人间的大爱，强调每个人都有尊重和慈爱他人的义务，也有被尊重和被慈爱的权利。诚如此，不仅人与自然要和谐，而且社会也应是一个和谐的大家庭。这是张载以开阔的胸怀与平和的心态看待宇宙和人生而形成的和谐伦理思想，是张载对和谐的社会人际关系的向往和憧憬。

近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多种场合谈及“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问题，这一思想是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价值为基础的。这些与张载所追求的“民胞物与”、“视天下无一物非我”的伦理境界和价值追求相贯通的。由孔子“仁者爱人”发端，到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至张载的“民胞物与”，儒家仁爱观的视野达到了一个极致的境界。

▲张载以礼化俗，强调以文明的礼仪来规范、改变和提升人们的生活习俗。

“民胞物与”对于我们提升人文素质的启示在于：人最基本的品德是“善”，善性是仁德的基础，所以具备“仁爱”的品德是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基本的人文素质；如果每个人都有仁爱的品德，生活中的一切乱象就不可能发生，反之，解决时下“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社会诚信不断消减，伦理道德每况愈下”（见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两千五百六十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以及社会上存在的坑蒙拐骗、假公济私，贪污受贿等肆虐社会的现象，最根本的举措是要从培养人们的仁德、坚定信仰、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开始；建立在仁爱基础上的“民胞物与”思想，可以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文明、和谐、诚信、友善等相结合而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的境界追求，可以成为今天在国际关系中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思想渊源。

以“笃实践履”的品格获得培养求实态度和笃行精神的启示

崇真务实，实事求是，笃行践履是儒家一贯倡导的思想和作风，这在关学学派那里进一步得以承继和高扬。张载关学尤其反对空谈，主张“学贵于有用”，这个“用”指“学古道以待今”，也就是强调古为今用。他总是把自己的所思所想与国家的需要和危难联系起来，把自己的理想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西夏入侵中原，他研习兵法，并打算组织民团和西夏作战，还写了多篇相关的文章或建议，深论戎毒之害，强调“惟是三秦生齿存亡舒惨之本，莫不系之”，强调要以“攘患保民为己任”；时北宋豪强地主大肆兼并土地，贫富分化严重，张载欲从调整中央和地方利益关系入手解决时弊，提出恢复周礼关于井田制的设想，并自己“买田一方，画为数井”，进行井田的实地试验。所以古人说张载“笃乎行”“诚乎言”，“学古力行”，确实如此。二程评价“关中之士语学而及政，论政而及礼乐兵刑之学”，都说明张载及关学具有经世致用、笃实践履的特征。

在张载的影响之下，其后的关学学者大都承继了这一传统，如蓝田“三吕”《吕氏乡约》的理论和实践，明代吕柟的“君子贵行不贵言”以及在贬官解州时的为政实践，清代李二曲的“明体适用”，清末牛兆濂的“学为好人”，关心民瘼等，都是这种笃实践履作风的真切体现。

儒学特别是关学崇真务实、笃实践履、经世致用的思想特征，对于我们的启示在于：求实、务实、笃行、践履，既是一种工作作风，也是一种人文素质。务实、求实的人不浮华，不空谈，不张扬，不虚假；“笃乎行”、“诚乎言”的人，能诚实守信，言行一致，表里如一。

所以，在形式主义严重，浮躁之风盛行，造假售假猖獗的情势下，以关学“笃实践履”的精神培育求真、务实、笃行、践履的人文素质，有着突出的时代意义。

以关学“崇尚气节”的品性净化心灵，培养人格节操

自孔孟以来，儒家学者多有坚持真理、不畏权贵，不苟且、不合污的精神节操。孔子的“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的理想信念，“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论语·微子》）的人生信条，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大丈夫气节，一直影响、感化和激励着一代代的中国人，并煅铸出无数为国家和民族奋斗不息、视死如归的志士仁人。儒家的这些品格在张载及关学学者身上得以高度凝聚，并被鲜明地持守和光大。

张载强调“大义大节须要知”（《经学理窟·义理》），“气节之士，冒死以有为”（《横渠易说·下经》），主张“欲身行之，为事业以教天下”（《横渠易说·下经》）。他自己平生“于公勇，于私怯，于公道有义，真是无所惧”（《经学理窟·自道》），在公道大义面前，他从不畏惧，而于私，则了无所求。事实确实如此。张载诚心为公道和理想而献身，当理想不能实现时，决不为一官半职而苟且、合污。他初次被召进京，宋神宗拟委以重任，他推辞了，说：“臣自外官赴召，未测朝廷新政，愿徐观旬月，继有所献。”（《横渠先生行状》）当王安石请他参与新政时，由于改革观念上的分歧，他没有听从。最后一次赴召进京，亦因与其理想不符而辞官回乡。张载的弟子吕大钧在自以为“道未明，学未优”时，则“不复有禄仕意”。这种重大义大节的精神，在此后形成了关学特有的坚持真理、不畏强权的风骨，刚正不阿、崇尚气节的道德人格和节操。

张载及弟子形成的精神和节操，后来在明清时期关学后继者身上得到充分地体现，马理、吕柟、杨爵、韩邦奇、冯从吾、李二曲、李柏等关学群体，都表现出刚正不阿的品性和不苟且、不阿贵的节操，形成非常鲜明、影响深远的关学宗风。例如，明高陵吕柟，正德三年登进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时宦官刘瑾当权，欲与之结交，吕柟不屑与之交往，遂拒绝其贺礼，由此结怨，仕途因而受阻。他一生自守甘贫，“立定跟脚自不移”，历仕三十余年，“家无长物”。虽然清贫，但其感召力即使在告老居家时也在所不减，每当京城有官员来陕，总有人叮嘱他们：“凡过高陵毋扰，有吕公在也！”三原学派的杨爵，因据理直谏而多次坐牢，但即使在狱中也矢志不移，与钱德洪等继续研讨《春秋》《周易》，以学共勉。马理更以“荣不足以骄，辱不足以锉，利不足以歆，害不足以怵，常不足以肆，变不足以惊”为志，并贯穿于自己的为官过程中。韩邦奇更以为官清正，刚直不阿着称。他做吏部员外郎时，受命考察都御史政绩。都御史以庸常贪财货之心度他，并以送礼以巴结逢迎，韩邦奇当场厉声指责，使得都御史及属下官员张惶失措，再不敢生邪佞之心。活动于明万历、天启年间的冯从吾，时朝廷腐败，宫廷宦官专权，一些官僚文人往往投靠于他们。冯从吾则坚守其节操正气，拒绝与之往来。他不畏强权，敢于仗义执言。明神宗朱翊钧中年后日日深居宫中，沉湎酒色，不理朝政。面对长期怠政而潜伏已久的社会危机，冯从吾不顾个人安危，冒着杀身的危险，在皇太后长秋节之日上书《请修朝政疏》，把批评的矛头直指皇帝，直陈他“困于曲蘖之御而欢饮长夜”，“倦于窈窕之娱而晏眠终日”，并直言“天下之心不可欺！”神宗顿时大怒，立即传旨“廷杖”，后因大臣们出面联保，方幸免于难。在清初，学识渊博，闻名海内的周至李顒（号二曲），因民族情怀和个人精神追求等原因，终生不仕。康熙十二年（1673年），陕西总督鄂善以“一代真儒”向朝廷荐举二曲，他以疾固辞。康熙十七年（1678年），当局或“大儒宜备顾问”荐，或以“博学鸿辞”荐，皆借故不赴。朝廷催迫紧急，守令至门，敦逼上道，他仍以疾固辞，至此卧病，终不赴。但地方官员不肯罢休，命人欲强行将二曲从当时寓居的富平用床抬至西安，欲强其赴任，二曲遂以绝食抗拒，滴水不入口者五昼夜。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帝西巡欲召见他，二曲仍以疾固辞，康熙帝无奈以“高年有疾，不必相强”准许，赐御书“操志高洁”匾额赐之。这充分彰显出李二曲的铮铮铁骨与气节！

儒学特别是关学学人的气节和风，值得今天的人们去体味和思考。这些人的节操绝不是个人一时一地的境遇所致，而是有如张载所说的“于公勇，于私怯，于公道有义，真是无所惧”的道义精神所支撑。我们从关学学人所表现出的气节、风骨和操守得到的深刻启示是：树立理想，坚定信念，秉持公道、节制私欲，严于自律，对于普通的民众，是应该力加培养的人文素质；对于一个手握人民赋予的公权力的国家干部、官员来说，是更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和力加培养的人格节操。

总之，从张载“四为”获取使命意识和精神境界的深切感悟，从“躬行礼教”的理论与实践，获得遵纪守法意识的深刻启示，以“民胞物与”培养仁爱精神，提升精神境界，从“笃实践履”的关学特征引发求真务实和实践精神的思考，从关学学人的风骨和气节，获得心灵的净化和精神升华，这正是儒家的文化精神和关学学人的人文情怀给予我们当今提升民众人文素质、提升精神境界的极好启迪。

作者简介

刘学智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陕西省文史馆特聘研究员，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

（责任编辑 王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