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杜林杰

根据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多元交互发展的地域特点，陈俊民设定“关学是宋明时代关中一个独特的哲学传统”，自有其相对的独立性，进而第一次将“关学”定义为“宋明理学思潮中由北宋哲学家张载创立的一个重要的独立学派，是宋元明清时代的关中理学”。几十年浸淫学术，陈俊民也更加坚信张载哲学文本赋予关中、乃至中国文化传统与时俱进的生命力，必将随着关学经典与时俱进的准确诠释和重构而大放异彩。

▲陈俊民近照

在新近出版的《张载关学的历史重构》一书的自序中，陈俊民以一首诗回望他的学术生涯：“一世寂寞校遗经，圣路悠悠日三省。忽闻长安洛纸贵，关学读本寄乡情。”古籍整理、关学研究，陈俊民一生所系的这两件事，正指引着一批批学人与读者走进关学的世界。

陈俊民教授1939年生于陕西省华阴县，1964年从陕西师范大学毕业后便一直从事中国哲学的教学研究工作。先后任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兼历史系“关学”研究室主任、校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浙江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校文科指导委员会主任等，并兼任中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美国国际中国哲学会（ISCP）中国大陆学术顾问等职。1985年至今，先后讲学研究于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德国慕尼黑大学、特里尔大学、马尔堡大学、哥廷根大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台湾“中央研究院”、政治大学、台湾大学、彰化师范大学及武汉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国内外着名学府。

关学研究正当性之争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哲学研究也挣脱了唯物与唯心“两军对垒”研究模式的束缚，焕发出久违的活力。这是中国哲学的重生，学者们都在重新寻找中国哲学的研究领域，探索新的研究方法。

1979年，陈俊民带着他的《孔子儒家考辨》和《历史上的哲学和哲学发展的历史》两篇文章走向中国哲学研究的学术前沿，这两篇文章分别在当年《陕西师大学报》和《中国社会科学/未定稿》上发表，引起老一辈学者的注意。

也是这一年的夏天，陈俊民受邀参加在太原举行的“全国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讨论会”。这是“文革”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和中国哲学史教学研究工作者的首次盛会，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王明、孙叔平、冯契等着名专家学者几乎全部与会。对陈俊民来说，这次会议不仅使他结识了代表了当时中国哲学史研究最高水平的专家学者，更与汤一介、萧萐父、李锦全等人成为毕生“亦友亦师忘年交”。

▲陈俊民上世纪80年代关学研究的主要成果

在这次会议上，陈俊民被推选为新成立的“中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此后又先后担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陕西省哲学学会”常务理事兼“陕西中国哲学史研究会”会长和“美国国际中国哲学会”大陆学术顾问等职，有了国内外更广泛的学术交往。

1981年秋，首次“全国宋明理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举行。陈俊民应邀在会上宣读《关学源流辨析》一文，并在大会闭幕式上介绍了他张载关学研究的方法论。在此之前，张载作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哲学家，学界已有研究，但关于“关学”的研究尚为空缺。除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中有“北宋亡后，关学就渐归衰熄”的论断之外，几无专文论述。陈俊民意识到，关学同哲学史、思想史等专门史研究一样，并不单是一种纯哲学的研究，同时也是一般的历史研究，它必须从既定的史料出发，必须从某些学界认同的预设或假定开始。不然，大量原始的关学文献仅仅只是一堆杂乱无章的材料，而无法整理出条理系统，更无从寻找到其思想变迁传衍的线索和规律来。

于是，在《关学源流辨析》一文中，陈俊民根据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多元交互发展的地域特点设定：“关学是宋明时代关中一个独特的哲学传统”，自有其相对的独立性，进而第一次将“关学”定义为“宋明理学思潮中由北宋哲学家张载创立的一个重要的独立学派，是宋元明清时代的关中理学”。

这一预设，在今天已成为学界共识，但在当时，却遭遇了一些诘难与批评。先是会议《简报》称，陈俊民的关学研究“脱离了马克思主义指导”。随后又有一些更尖锐地声音，质疑他所主张的“关学不是一般‘关中之学’，而是‘关中理学’，关学不只是一个张载思想，它同理学思潮相联系，共始终，也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发展史”等观点是否能成立，即关学研究是否具有正当性。还有一些学者，指责他所提出的“明代关学集大成者吕柟、冯从吾上承张载，下开李颙”的思想传承关系不符合历史实际，是强行拼凑在一起的。面对学界的口诛笔伐，陈俊民却并没有在意，因为他发现，批评者所援引的古籍文本非常不严谨，甚至存在随意篡改史料、混淆文献类别的问题。在他看来，这样的批评指责，没有任何学术价值。他本着“以学心听，以仁心说，以公心辩”和“不争不辩，让历史告诉未来”的治学原则，十多年一直没有作任何回应。

直到1997年，应中华书局《书品》主编之约请，陈俊民才首次在《关学研究与古籍整理》一文中作出回应，并表明了自己的学术态度：“古籍整理要比编写几本通史更重要，只有投身于古籍整理工作，才能真正使‘学术以天下为公器’，看不到古籍，何谈学术？”

随着陈俊民《蓝田吕氏遗着辑校》《二曲集》等关学典籍整理着作在中华书局的出版，诸如之前“关学研究正当性”的论争似已淡出，而真正学术意义上的“论争”逐渐突出：“关学是有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还是所谓“明清实学思潮主流推动关学走向了复兴”？张载哲学定位究竟以“气本论”为是，还是以所谓“太虚本体论新说”为是？这些争论一直延续未止；而关学文献的整理出版开始受到更多学者重视。这种学术现象令陈俊民颇感欣慰：一则表明关学自身具有传续的生命力；二则表明由他开启的关学研究亦非无本之谈，它自身充满生机，是具有生命力的学术创作活动。同时这也印证了他时常告诫海内外弟子的话：“在学术上，与其以公心辩，实不如先不争不辩，让历史告诉未来！”

由学术思维转向哲学思维

1983年秋，陈俊民在西安成功操办了“全国中国哲学范畴学术讨论会”。这是至今惟一一次有海外学者参与的“中国哲学逻辑范畴研究”全国性学术高端会议。陈俊民在这次会议上提交的《张载哲学逻辑范畴体系论》一文被评价为“为关学研究开僻了新的路径”，也被他本人视为“由学术思维转向哲学思维”的标志。

陈俊民在给历史系学生讲古代思想史的同时，也在给哲学研究生讲中国哲学史。在这个过程中，他一直在琢磨关学研究的定位。他认为，任何一个研究没有学科定位是不可能进行的。而通过对典籍的阅读和几年的教学研究，他判断，应把张载关学定位在中国哲学学科内，用哲学思维研究才能真正揭示张载思想的真谛。

在陈俊民看来，关学的产生与发展不是孤立的，它不仅与诸学派相互影响，互相促进，同时受整个宋明理学思潮和中国哲学发展进程的制约，而且同宋元明清诸朝不同的政治文化生态密切相关，不可分离。所以，他认为，只有把关学置于整体的宋明历史与地域文化背景中，并同它相关的诸多领域联系起来思考，才可能获得全面的理解。以此，他提出“地域化新儒学学派”和“地域化道学形态”的概念，进而设定“关学”是地域文化生态中形成的道学学派及其学说，始终保持“以礼立教，变化气质”，“以躬行礼教为本”的儒学传统，有自己独立发展的历史。

▲2001年以来，陈俊民所参与《儒藏》工作。

1985年夏，国家教委首次派遣以汤一介为“团长”、陈俊民和萧萐父为成员的“中国哲学家代表团”，应邀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参加“第四届国际中国哲学会”。这是二十年来中国哲学家正式参加“国际中国哲学学会”学术活动的开端。这次大会上，陈俊民集结了五年关学研究的成果，提交了《张载关学导论》专着，对关学学派的形成、思想源流及其发展线索作了系统论述。令陈俊民深感意外的是，这本具有开创意义的专着引起国外学界很大的兴趣。当时大会主席、华盛顿天主教大学的柯雄文（AntonioS.Cua）教授还特别索要一本送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费城大学傅伟勋教授主编的“世界哲学家丛书”中之《张载》一书，将之列入“主要参考书目”。

海外学界的兴趣，促使陈俊民于会后尽快对该专着作了修订，1986年由人民出版社以《张载哲学思想及关学学派》为书名出版了初版，随后由台湾学生书局以《张载哲学与关学学派》为书名又出版了增订本。哲学家张岱年在《序》中赞道，“陈俊民同志对于张载学说的深奥义蕴，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剖析；对于关学的传衍过程，作了比较全面的考察。写成《张载哲学思想及关学学派》一书，这是近年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又一丰硕成果。”着名学者金春峰在《光明日报》评论此书“对关学的发展和终结的这条路线进行了深入分析，论断精辟，富于创见，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多年后，陈俊民问费城大学傅伟勋，为什么对张载这么重视。傅伟勋答道：张载是宋明理学真正的奠基者，他的哲学具有近代意义。?

张载关学的历史重构

1983年，陈俊民担任陕西师范大学的副校长，为学校成立了出版社和科技服务中心。1986年，新加坡要在全国推行儒家伦理，成立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请陈俊民去作高级研究员。同年，又应德国慕尼黑大学鲍威尔（WolfgangBauer）教授之邀，为其“东方研究所”博士生讲授张载《正蒙》，并协助指导完成《正蒙》德文译本的最后审定工作。在此期间，陈俊民又问德国的学者，你为什么这么重视张载哲学？他们说，张载不是有四句么：“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这里讲的事物对立统一，不就是我们的黑格尔吗？张载讲道德性命，讲善性、至善，这不就是我们的康德吗？这也印证了美国的学者讲“张载哲学具有近代意义”。陈俊民说，“为什么我坚定不移认为把张载关学放在中国哲学学科中是恰当的，也有国外这些因素。”

1987年，陈俊民辞去副校长职务。此时，他除经常受邀参加相关的国际学术会之外，还先后长期或短期以“客座教授”、“高访学者”的身份讲学、研究、访学于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和美国哈佛、斯坦福、耶鲁、夏威夷、普林斯顿诸大学，以及德国慕尼黑、特里尔、马尔堡、哥廷根等大学，从而比较广泛地结识了海外一大批学界同行友人。陈俊民说，正是与这些友人的学术交流，不断唤起他学术创作的灵感，促使他自觉置身于学术研究的前沿，始终不敢懈怠。也促使他不断汲取各家之长，形成“自得”的学术路径。

1989年，浙江大学校长路甬祥请陈俊民去浙大做研究，他在那里创办了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他第二个“读书的十年”也在那里开始。

陈俊民回忆，自己有两个“读书的十年”。第一个十年是“文革”期间，他被打成“修正主义苗子”，却因祸得福，有了读书的机会。他潜心苦读《通鉴》《四史》，又读到了《张子全书》《李二曲先生全集》。陈俊民从学生时代就喜欢文史哲，于是张载的着作很快便引起了他的兴趣。就是从这一时期接触古籍开始，陈俊民才有了进入关学研究的契机。而在浙大，陈俊民全身心投入关学经典与宋明理学的古籍整理工作，对他来说，这也是专心读书的过程。至1997年，陈俊民先后完成了《关学编》《蓝田吕氏遗着辑校》《二曲集》《关中三李年谱》和《朱子文集》（十册），由中华书局和台北允晨文化公司出版。

2001年，陈俊民受邀担任《儒藏》精华编“集部北宋”主编，并承担了其中有关关学的《张载全集》《蓝田吕氏遗着辑校》《泾野先生文集》《冯少墟集》《二曲集》《四书反身录》等十多种书的校点编纂工作，一做又是十几年。这又是他一个“读书的十年”。

唐人李匡乂曾言：“学识何如观点书”，意思是一个人的学问如何，就看他如何给古书断句。陈俊民对此深以为然。一个校点的书，如果整理的文本是错的，不仅会误导读者，校点者自己也被误导。所以他一直给研究生讲，“校点一本书比你写专着、写通史要重要的多。”

二十多年的理学古籍整理工作，也推进了陈俊民关学研究的深度。这种细致的读书过程，使他触及到宋明理学研究普遍存在的难点，比如宋明两朝一直争论的“道统”，其实是一个如何正确看待理学家的师承与学承问题。在理学家眼里，“道统”像禅宗一样，是以师承传授为前提的。可惜孟子之后儒家正宗千年不传，直至北宋以降的宋明理学，其实也不是像禅宗那样代代不绝的“道统”宗传。

▲此书是陈俊民研究张载关学四十余年来积年之思的一次系统性总结

陈俊民认为，所谓关学“百年不闻学统”，其实是指关学百年中断了师承传授谱系。而史实是，张载死后，他的“气本气化”思想为宋代蓝田吕氏、长安李复，明代江西罗钦顺、河南王廷相、湖南王夫之等人继承发扬；而他“以躬行礼教为本”的思想，一直为宋元明清七百年间关中的吕大临、吕柟、马理、冯从吾和李顒代代相承。所以说，没有师承，绝不等于无学承。关学以其“风土厚”、“气节着”的地域文化为背影，逐渐形成了自载自顒，代代学承不宗主一家，不各立门户，多能吸收融会各家之长，而不断丰富充实“以躬行礼教为本”的关学特点。一旦确认了在关学的传衍中，学承比师承更重要，关学作为一个独立学派的特性就凸显出来了。

陈俊民重新定义关学、整理关学古籍等学术工作，都是为了达成“张载关学的历史重构”的目标。在他看来，关学作为特定时空间中的理学思想，必须经过对宋明理学及其宋明历史的整体考察，才能获得全面准确的把握和理解。所以，他的关学研究便将宋明“关中理学”置于宋明历史和关中文化背景中，在分析哲学概念同时，进行历史地理的重构。

他重构的“关学历史”框架是：根据《关学编》“关中理学”的学术定位，将宋代关学定位为张载创立的“道学（理学）学说及其学派”，将元明关学定位为吕柟、韩邦奇和冯从吾代表的“关中理学”，将清代关学定位为由李二曲、王心敬转型的“关中儒学”，以及继王征之后，由杨双山、刘古愚实现变轨的“关中新学”；民国初年，泾阳吴宓留学美国，回国后自己追溯其“师承渊源”于“古愚太夫子”，他足以代表现代化的“关中学术”已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但这还不可能是“关学历史”原型的最后定本，陈俊民说，“它还需要进一步重构关学思想原型及其世代传承创新的关学传统文化精神，并以此作为张载关学重构的历史主线。”

学术人生的精神家园

自1981年发表《关学源流辨析》，陈俊民从事关学研究已有三十九年。回忆这些年亦南亦北、亦中亦西的学术经历，陈俊民觉得，关学就是他一世的“精神家园”。

1997年，陈俊民在新加坡“儒学与世界文明国际学术会”上与中山大学李锦全教授相会，二人有过一番唱和。陈俊民吟道：“十年沉寂西湖畔，学界相交结善缘。年年相逢笑谈日，精神何处是家园?”李锦全和道：“昔年结友长安道，重聚星洲亦有缘。西子湖头韬晦日，应知随处是家园。”想起这一幕，陈俊民总是感怀：“其实我无论走到哪里做学术研究，都没有离开过关学这一主题。无论在陕西师大、浙江大学，还是在新加坡、德国、美国，我都没有离开过我所喜爱的这门学术。”而经过几十年的浸淫学术其中，陈俊民也更加坚信张载哲学文本赋予关中、乃至中国文化传统与时俱进的生命力，必将随着关学经典与时俱进的准确诠释和重构而大放异彩。

如今的陈俊民是一位已年过八十，却精神健旺、记忆超群的老先生。对于关学文献的整理点校工作，他是极为严肃、执着的。他说：“校点书如扫落叶，再扫都扫不完的。我不敢说我的点校工作完全没失误，但我一生做这个东西，就是要给研究关学的人提供可靠的版本。”接下来，陈俊民想要为普通的读者做一些事情，出一些通俗的解读读本。早在上世纪90年代，陈俊民便答应北京大学出版社要完成《陈俊民讲朱熹》《陈俊民讲张载》两本书，只是因为长时间忙于《儒藏》工程，至今尚未实现。他还早有将他1986年为德国学者讲解《正蒙》的讲稿修订重新写成《正蒙今读》，供一般读者阅读。

▲即将由三秦出版社出版的陈俊民点校的《关学经典集成》

学术是陈俊民一生志业。正如他在《三教融合与中西会通》一书的自序中所言，在耳顺之后，他便了悟了自己的前半生，也预料到自己终其天年的人生定位便是“为学术的生命”：“‘不烧铅汞不逃禅，不爱乌纱不要钱’。步前贤之后尘，走自得之路径。只为‘中国哲学’这门学科的独立发展而尽心尽力，以献终身。”

（责任编辑 王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