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 泉

◎陕西省社科一般项目（2018C09）和陕西省教育厅哲学社科重点项目（17JZ063）阶段性成果

张载一生，无论是事兵、为官还是讲学著书，其实都贯穿着一个理念，那便是“开太平”，这也是张载人生终极的生命志趣。“四为精神”在张载的一生中经历了萌芽、孕育、诞生、践行到凝练的全过程，涉及到人类的价值目标、生命意义、文化传承、社会理想等诸多方面，展现了张载博爱的情怀、远大的志向和强烈的使命意识。继承关学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乃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张载像·纂图增新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元后至元六年郑氏积诚堂刻本。

张载（1020-1077年，字子厚，学者称横渠先生）是关学宗师，也是北宋理学的创立者之一。张载早年喜兵，欲以武力收复失地。拜谒范仲淹并受读《中庸》后，便致力于复兴儒学的事业。其间虽有往返佛老典籍的经历，但终究归心于“六经”与孔孟。张载登第（1057年）后，在地方居官几任，又奉召任崇文院校书（1069年），入朝同知太常礼院（1077年）。熙宁十年（1077年），病逝于临潼，归葬于郿县横渠镇。

纵观张载一生，其大部分时间是在关中讲学，并致力于地方的教育与治理。以下基于张载的生平，对其人生境遇中的三次转折与“开太平”的生命志趣进行解析和阐释。

张载的人生境遇

（一）受读《中庸》：弃武从文

张载年少时崇尚武力和军事，并有收复失地的志向。因此，当范仲淹（989-1052年）赴陕西任招讨副使兼知延州时（1040年），21岁的张载便上书拜谒。范仲淹认为张载是可造之才，所以告诫他“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并劝勉张载认真研读儒家经典著作《礼记》中的《中庸》篇。他们二人具体所论，我们已经难以知晓，但张载确实衷心接受了范仲淹的劝诫，并且对《中庸》进行了认真的研读，在此基础上逐步建构了他的哲学体系。

张载的这一转折，是其人生格局的重要一步。从这段经历来看，张载之勇不仅体现在其军事抱负上，更体现在其意志与性格的坚毅上。张载放下多年来坚持的理念，接受并践行范仲淹的建议，无疑是一种“弃武从文”的行为。但如果结合张载一生来看，这些都是为其终极的“太平”理念所服务的。

（二）京师论《易》：尽弃异学

张载“从文”之后，求学于儒释道及百家著述与思想之中，虽然倾心于“六经”与孔孟，但难免于“驳杂”。此一时期的张载，学识均已有所成就，在关中地区已有所影响。如《行状》所载：“（张载）方未第时，文潞公（文彦博，1006-1097年）以故相判长安，闻先生名行之美，聘以束帛，延之学宫，异其礼际，士子矜式焉。”（《张载集》第382页）此时张载35岁，其人生已经过半。

此后两年，时为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37岁的张载为参加翌年的科举考试前往京师。在京师停留期间，张载曾坐着虎皮为众人讲授《周易》，当时听者甚多。从此事一可见张载对自己的学术自信，二可见张载当时的见识确已有所不凡。

某一天，程颢（1032-1085年）、程颐（1033-1107年）兄弟来拜访表叔张载，叔侄三人深入交流了学习《周易》的心得，共同探讨构建道学所涉及的核心问题。次日，当张载再开讲时，他坦言道：“比见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辈可师之”（《张载集》第386页），然后撤掉虎皮，不再公开讲论，而是继续与二程探讨学问。此事亦是张载治学之勇力的体现。他敢于公开自我批评、赞誉同道的博大胸襟，更是他“勇于造道”（《宋元学案》第662页）的必要条件。

通过与二程“共语道学之要”，张载受益匪浅，消除了一直以来内心的种种疑虑和积郁，对孔孟儒学更加自信，感叹道：“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于是“尽弃异学，纯如也”（《张载集》第386页）。这一事件，无疑是张载人生的第二转折，既是对他这近二十年探索的终结与回应，也是对当年范仲淹所说的“自有名教可乐”之言的彻悟。同时，张载既在现实中邂逅到了可以在深层次“切磋”（《宋元学案》第664页）学问的志同道合者，同时更为他所致力的事业确定了终极的目标。在此基础上，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念才有可能逐渐提出。

（三）案狱浙东：归居横渠

举进士（1057年）之后的十年间，张载“间起从仕，日益就，学益明”（《张载集》第382页）。在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年已50岁的张载迎来了自己人生的第三次转折。这一年冬天（闰十一月），张载被招至京师，面见宋神宗，与之阐述了自己的政治理念和对上古三代的构想，《张载集》中的《策问》即是其文。但他并没有得到宋神宗的实际任用，而是给了个崇文院校书的职务。可是，天意难测，在当时的执政王安石（1021-1086年）的安排下，张载被派至明州处理狱案。其时，张载的推荐人吕公著（1018-1089年）和亲友程颢等均上疏力争，然而未果。

▲张子语录，宋福建漕治刻本。

张载从明州回到京师，恰逢其弟张戬（1030-1076年）被王安石罢官，他对时政感到失望，无意参加这政治斗争，因此辞官返归横渠镇。此后到去世，张载“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张载集》第386页）。这七八年间，张载的主要活动便是独坐著书、聚徒讲学以及在地方上实验上古三代的制度。

张载51岁的这一决定，基本上预示着他政治生涯的终结。虽然在其人生的最后一段时间曾被召入朝并任命为同知太常礼院，但没多久便对中央混乱的礼制失望而又一次辞官返乡。这一去，终究是没有能够真正的归隐横渠，而是归葬于横渠了。或许有感于时事，张载酝酿已久的思想精华《订顽》《贬愚》（即《西铭》《东铭》）可能就成于返归横渠之后。前一篇《订顽》提挈纲领，后一篇《贬愚》谨言工夫，二篇合观足以见《正蒙》的“莫不悉备”与“人功充荣”（《张载集》第3页）之处。

张载的生命志趣

张载一生，无论是事兵、为官还是讲学著书，其实都贯穿着一个理念，那便是“开太平”，这也是张载人生终极的生命志趣。

（一）收复边关：以事兵开太平

1、少喜谈兵

张载对军事的兴趣，无疑与他早年的成长环境和人生经历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生命品格有很大关系。张载生于长安，随父亲居涪州约十年，15岁复归关中、移居横渠之后，更是常年在关中地区活动。

当时的长安及关中，位置临近边关，是北宋与西夏的军事活动频繁地带。加之古时关中地区民众的豪杰气息十分浓烈，又遭遇当时现实境遇的酝酿，张载与邠（今陕西彬县）人焦寅交友，喜好其谈兵之言，更有意组织同道收复失地（山西洮河之西）便是很容易理解的了。

2、著述献策

张载不仅事兵的志向浓厚，而且对兵法也有深入的理解与研读，并有所撰述。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有《张载注尉缭子》一卷，现已佚。在现存的文献中，涉及军事的尚有为范仲淹所撰《庆州大顺城记》（1042年）、《边议》（1043年前后）、《贺蔡密学第四》（1066年），以及在签署渭州军事判官任上所撰写的《与蔡帅边事画一》《泾原路经略司论边事状》《经略司画一》等（1068年前后）。

张载的这些努力，一方面是为了争取北宋治下边关地区的安定与太平，另一方面是争取在可能的情况下收复被异族占领的北宋领土。因此，其根本的愿望是通过加强军事实力，实现领土的完整和保证国家的安定。

（二）有志三代：以为政开太平

1、政治生涯：为官与《策问》

张载举进士之后，历任祁州司法参军、丹州云崖县令、签署渭州军事判官、秘书省著作佐郎等官后，经御史吕公著推荐，被召至京城，问治道之策，授崇文院校书。同年，被派往明州处理苗振的狱案。次年还朝后，告归横渠镇。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经吕大防（1027-1097年）推荐，召张载复崇文院校书旧职，同知太常礼院。张载讨论礼制与有司不合，遂罢官归乡，途中病逝于临潼。

张载为官时日较短，现存相关文献也十分有限。略可知，任丹州云岩县令（今陕西宜川县）期间，张载的政事主要以“敦本善俗为先”（《张载集》第382页）；在祁州（今河北安国市）、渭州（今甘肃平凉一带）及明州（今浙江宁波市）时则以军事参谋、断狱为主；在秘书省及崇文院，则是以撰拟文字、整理图书、教授诸生为主；在太常礼院，则商议制定国家礼仪制度事宜。纵观这些记载，可知张载基本上没有能在政治上实现其人生抱负。惟一表明其政治理念的是与宋神宗的《策问》，即通过井田渐复三代。然而，他的新政理念与执政王安石的多有抵牾，二人于此互有不满与冲突。不得已，张载归养横渠后，在地方上进行了自己的政治改革实验。

2、地方自治：实验与《乡约》

张载回到横渠之后，仍然对自己的政治理念抱有极大自信，因此与弟子进行了一系列的自治实验。《行状》谓：“先生慨然有意三代之治，望道而欲见。论治人先务，未始不以经界为急，讲求法制，粲然备具，要之可以行于今，如有用我者，举而措之尔。尝曰：‘仁政必自经界始。贫富不均，教养无法，虽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难行者，未始不以亟夺富人之田为辞，然兹法之行，悦之者众，苟处之有术，期以数年，不刑一人而可复，所病者特上未之行尔。’乃言曰：‘纵不能行之天下，犹可验之一乡。’方与学者议古之法，共买田一方，画为数井，上不失公家之赋役，退以其私正经界，分宅里，立敛法，广储蓄，兴学校，成礼俗，救菑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遗法，明当今之可行。此皆有志未就。”（《张载集》第384页）《宋史·张载传》总结称：“其家婚丧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傅以今礼。又论定井田、宅里、发敛、学校之法。皆欲条理成书，使可举而错诸事业。”（《张载集》第386页）因此，张载的地方治理在制度上体现为：

（1）井田，即通过土地制度改革，使公私分明，人民富足，稳定人口与社会基础结构，为后续的礼的教化奠定经济基础。

（2）封建，通过政治制度改革，简易程序，提高效率，以加强和提升“井田”所带来的生产力，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十分强调施政者的德性与才能，以及土地的合理分配，避免土地兼并与贫富差距过大。

（3）宗法，通过重建宗族、编制谱系（族谱、家谱等）、制定乡约，在基层社会实现儒学的（道德、知识）教育与礼仪的传承，从而为国家储备各类人才以安邦定国，以至于“为万世开太平”。张载弟子蓝田吕大钧（1029-1080年）所制定的《乡约》《乡仪》，可以认为是对张载政治理念与价值新意的集中体现。从“宗法”到“乡约”，是对公私观念一个重要的拓展，从家庭走向了公共领域，走向了一个以‘约’的形式组织起来的一个“群”，而这个“群”恰恰是儒家“修齐治平”中忽略的一环，“群”的建构则让儒家从“家”到“国”的伦理演进走得更加平稳、更加可行，因而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因为这一重要的现实价值，从朱熹（1130-1200年）的《增损吕氏乡约》到王阳明（1472-1529年）的《南赣乡约》、吕坤（1536-1618年）的《乡甲约》、陆世仪（1611-1672年）的《治乡三约》以及梁漱溟（1893-1988年）的《乡村建设》等，均是对《吕氏乡约》的承续与实践。

井田、封建、宗法，分别针对经济、政治、文化三个层面，相互因循而彼此关联。在张载的构想中，这三者是对他“道——学——政”一体架构理念的具象化，在现实操作中则有助于发展基层经济、稳定社会结构、提升伦理道德，从而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讲学著述：以为学开太平

1、聚徒讲学

张载的讲学生涯可能在其与邠人焦寅交游时便已显露端倪，只是当时所论以兵事为主。他转向治学之后，十余年间寻访佛老典籍、返还“六经”之中，35岁时已经名满关中，遂有文彦博之聘（1054年）。这是有记载的，关于张载讲学的较早的记录。之后有嘉祐元年（1056年）的京师讲《易》、治平三年（1066年）的京兆郡讲学、熙宁元年（1068年）左右的武功绿野亭讲学、熙宁十年（1077年）的洛阳议论。张载的讲学授徒多是在眉县横渠镇，间与弟子、二程等人以书信论学论道，如现存的范育（？-约1094年）、吕大临（1040-1093年）、李复（1052-1128年）等人的书信往来以及程颢的《定性书》《识仁》等。

在治学讲学过程中，张载以其道德学问与人格魅力，吸引了以关中士人为主的众多学者，形成了兴盛一时的北宋关学学派。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御史中丞吕公著向朝廷举荐张载时说：“张载学有本原，四方之学者皆宗之。”（《张载集》第382页）“四方之学者皆宗之”这一局面，说明张载关学学派发展进入了繁荣期。与此类似，程颐也描述过张载居乡讲学、学者远道而至的盛况：“（张载）所居之乡，学者不远千里而至，愿一识其面，一闻其言，以为楷模。”（《二程集》第564-565页）

张载讲学（1066年）“多教人以德”，希望学者能“少置意科举，相从于尧舜之域”。退居横渠之后，“与诸生讲学，每告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学必如圣人而后已”，指出“知人而不知天，求为贤人而不求为圣人，此秦汉以来学者大蔽也。”（《张载集》第382页）张载讲学授徒，致力于为社会培养有实干能力的贤才，外可以御敌，内可以兴邦，最次也可以治理地方，总体亦是以“太平”为念。

2、著书立说

“学者潜心略有所得，即志之纸笔，以其易忘，失其良心。若所得是，充大之以养其心，立数千题，旋注释，常改之，改得一字即是进得一字。始作文字，须当多其词以包罗意思。”（《张载集》第275页）张载并不以撰写专门的经学注释著作为目的，他研读经典是为了探求其中所蕴含的天地之道、道学本源。张载解儒家经典都强调自出义理。他认为，“此道自孟子后千有余岁，今日复有知者。若此道天不欲明，则不使今日人有知者，既使人知之，似有复明之理。志于道者，能自出义理，则是成器。”（《张载集》第274页）又告诫学者“当自立说以明性，不可遗言附会解之”，并举孟子“不成章不达”和“四体不言而喻”为说，认为“此非孔子曾言而孟子言之，此是心解也”（《张载集》第275页）。因此，就实质体例而言，张载著作如《正蒙》《经学理窟》《张子语录》《橫渠易说》、“诸经说”及文集等多是其历年读书论学札记、文字的汇编。

从“诸经说”、《经学理窟》到《正蒙》，可以认为：作为张载的核心哲学著作、集中体现其哲学观点与思想体系的《正蒙》，是张载真正着力的著作，形成于其51岁归居横渠以后的时间。包括“诸经说”、《经学理窟》在内的所有早中期著作，都可以视作张载创作《正蒙》的原始资料。《正蒙》的撰著既是张载再思考和再创作的过程，也是张载对旧著的整理和选用。张载精心拣选，又以数年精思熟虑和多方实践，熙宁九年（1076年）授全稿于弟子，后由苏昞（约1054-1104年）依照《论语》《孟子》类编为十七篇。

张载著作的演变，可能经过了这样一个过程，即“诸经说”——《经学理窟》——《正蒙》。“诸经说”是其治学早中期的主要文字的类编，《经学理窟》则是其治学中后期主要文字的类编，《正蒙》则是最后的集大成者。当然，这并不妨碍今日所见的“诸经说”和《经学理窟》有张载后期的思想，毕竟对于这些著作的成书及其原貌没有详细的文献记载，对于其版本流传也有很多未知和猜测性的意见。至于《张子语录》，则并不具有鲜明的特色，可视为对张载其他著作的补遗。总之，真正意义上的张载所著之书只有《正蒙》，其所立说也尽在于此，其中蕴藏着张载“立心”“立命”“继绝学”“开太平”志趣下的儒学理论体系与三代实践经验。

张载的历史地位

朱熹曾感叹说：“（《正蒙》）此书精深难窥测。”（《晦庵先生朱文公别集》卷三《书·程钦国》）王夫之（1619-1692年）高度评价张载之学，称其“上承孔、孟之志，下救来兹之失，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圣人复起，未有能易焉者也。”（《张子正蒙注·序论》）钱穆（1895-1990年）说：“横渠之学，能言性理，能言经术，能言治体，能深入释老而辟之，其规模极壮阔。”（《朱子学提纲·五》）“在北宋理学四大家中，二程于宇宙论形上学方面较少探究。濂溪、横渠则于此有大贡献。”（《朱子学提纲·七》）唐君毅（1909-1978年）说：“横渠之《正蒙》，乃以天道之论为先。”（《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这些都从一个侧面说明，张载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崇高地位是确然不可移的。对于张载学术的历史地位问题，仍需要给予比较全面的研究和评价。

（一）理论贡献

张载一生的最大贡献，是“为往圣继绝学”，在其50岁以后的思想成熟期，完成了其理学思想体系的建构。张载自述道：“某近来思虑义理，大率亿度屡中可用，既是亿度屡中可用，则可以大受。某唱此绝学亦辄欲成一次第。”（《张载集》第329页）在长期“思虑义理”的过程中，创造性地建构一套涵盖天论、道论、性论、心论的理学体系（“成一次第”），是张载终生努力的目标，而这一目标在其思想成熟期终于得以实现。

张载在其代表著作《正蒙》的《太和篇》中，概括了自己的思想体系：“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张载集》第9页）这四句话是张载晚年精心构撰的思想纲领。其中涉及“天”、“道”、“性”、“心”四大范畴，其排列顺序是自上而下、层层下贯，是张载关学体系中形上学的部分。其形下学部分，则主要指张载面向现世社会、规范引导个体行为、社群关系和国家政治秩序的礼学，具体内容为教育哲学和政治哲学。

首先，张载援道释儒，借助道家的“太虚”概念以改造儒家之“天”观，为儒家重建作为超越源头的宇宙本体和价值根源之“天”。太虚是涵括了精神性实在和物质性实在的最高本体，既是自然本体又是价值本体，是宇宙间一切存在物的终极根源，构成了张载的“太虚本体论”（或“天论”）。

其次，张载认为世界是由太虚和气构成的，宇宙万物也是由太虚和气构成的，这就是张载“太虚即气”的“虚气宇宙论”（或“道论”），是把宇宙本体与宇宙生成连接起来的基本命题，是关于天地万物的成长条件构成根源、动力、变化过程及其秩序的理论。“凡可状，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正蒙·乾称篇》）在万物生成的过程中，气为万物的生成和存在提供不可或缺的素材和活力。气的变化过程，构成了世间万物，并推动万物不断生存变化，是世界运行的规则。太和，则是张载对宇宙万物运行发展变化的总称。

“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正蒙·太和》）“天”和“道”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家通过经验感受与理性思考所总结出的世间万物的终极根源与变化规则，它有别于当代实证科学层。但在哲学层面有其价值意义，并在原则上符合科学精神，即承认客观世界的物质存，承认世间永恒变化的法则。

第三，张载揭示了包括人类在内的万物生成的共同根源，包括物性与人性在内的宇宙万物的本性，都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部分是由气化形成形体，即“天地之性”，另一部分是由太虚赋予的世间万物的属性，即“气质之性”，简称为天性与气性。两部分统一构成了世间万物的存在与变化，故可称为“虚气成性论”（或“性论”）。

张载认为：“天所性者通极于道，气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者通极于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不免乎蔽之戕之者，未之学也。性通乎气之外，命行乎气之内，气无内外，假有形而言尔。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尽其性然后能至于命。”“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均见《正蒙·诚明》）

天性与气性是有本有末的。天地之性是“至善”的，具有仁义礼智等道德内涵。而气质之性是善恶混杂的，在每个人身上表现各异，如何回归天地之性的本源，张载提出了变化气质的修身功夫。因此，张载把超越的、普遍的、永恒的本体之善，即天地之性，作为人性的本源和根据，而后天的、差异的、友善的气质之性，是需要人们去改变的。

第四，张载提出在人的形成过程中，在两重人性的影响下，对人的知觉产生不同影响，从而发挥出两种不同的作用。（1）“见闻之知”是感观知觉与气质之性的结合，即感性认知和粗浅的理性之知；（2）“德性之知”是心官知觉与天地之性的结合，有别于感性的见闻之知，主要指向于深刻的理性认知与德性认知，指向主观能动性的高度发挥，甚至是极限发挥。

▲诸儒鸣道（宋刻本，再造善本）·横渠正蒙书

“世人之心，止于闻见之狭。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梏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孟子谓尽心则知性知天以此。天大无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正蒙·大心》）张载认为，人的认知应以“德性之知”为主导，避免感性认知带来的局限性，但不完全否定见闻之知的作用，而应将感性认知蜕变为理性认知，这是中国古典哲学关于“认识论”（或知识论）的创举。张载强调人性对知觉的制约、规范、引导等作用。这是张载心论的特色，为人的感知思维能力确定根据，并为后来的学者从多角度提供感知思维的类型提供了可能性。

第五，张载的礼学。二程称张载之学“以礼立教”，《宋史》称张载之学“尊礼贵德”，都突显了张载学说重视礼学的鲜明特点。张载认为，礼有三重根源，即源于天（太虚）、源于理、源于心或情。同时指出，礼功能有三重：（1）第一层，成德践行之礼。就个体而言，提升和成就自己道德人格的有效方法便是学礼、知礼，并依礼而行，使自己的行为符合于礼的要求。（2）第二层，社会教化之礼。主要指乡村生活尤其是家族生活中的常行礼仪，如冠礼、婚礼、丧礼、祭礼等，能够发挥维系和调节宗法关系的作用。（3）第三层，养民治国之礼。礼的政治功能是会通天下，发挥养民和治民的功能，促进社会和谐。

张载“以礼为教”的教育理念，具体表现为：（1）在教育原则上，一是强调先学礼，将礼作为教学实践的支点，来确立个体的道德人格；二是突出强调“礼”对实现仁的积极作用，是对“克己复礼为仁”的继承。张载曾说“某所以使学者先学礼者，只为学礼则便除去了世俗一副当世习熟缠绕。”（《张子语录下》）（2）在教学目的上，张载强调“先正其志”与“成德”。（3）在教学内容上，“学礼”、“知礼”、“行礼”。（4）在教学过程上，强调“推广”，“成不独成”。“今欲功及天下，故必多栽培学者，则道可传矣。”（《经学理窟·义理》）“学在乎推广，而不可以不思。”（《横渠礼记说》）

第六，张载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为个人修养工夫的法门，立志于成就圣贤人格与圣贤事业。张载将人的道德修养目标分为三层：学者、大人（贤人）、圣人。

第一阶段：以“知礼成性”工夫“长存德性”的学者阶段。这一阶段目标是德性的养成，通过“知礼”、“守礼”、达到“合内外”，即内与外在“礼”的“践形”中得到统一。

第二阶段：“勉勉以成性”以及“成不独成”以“广业”的大人阶段。这一阶段着眼于社会生活的提升与道德风俗的改良，体现了承担社会责任的经世思想。

第三阶段：以“不思不勉”的“尽性”工夫达到“位天德”、“至诚”境界的圣人阶段。圣人仍然要知礼、学礼，并践行“知礼成性”工夫。如果说“自明诚”是学者和大人的穷“理”工夫，那么“自诚明”则是圣人的“尽性”工夫，合起来就是“穷理尽性”。

构成张载理学思想体系的理论元素，包括基本概念、基本命题和原理。就其理学思想的基本命题看，主要包括“太虚即气”命题，“性其总合两”命题，“大其心体天下之物”命题，等等；就其理学思想的基本原理看，则主要包括“太虚”和“气化”的宇宙论哲学原理，“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人性论原理，“德性之知”、“闻见之知”的知识论原理，“知礼成性”和“变化气质”的工夫论原理，“以礼为教”的教育哲学原理，等等。这些基本概念、命题与原理，既是张载理学体系的核心，也陆续被同时代与后张载时代的理学家们接受与继承，甚至成为了宋明理学理论体系的核心。

（二）精神传承

从研读作为始学之书的《中庸》开始，途经释老与六经的迷茫与求索，到“尽弃异学”“专以圣人之言为学”（《张载集》第289页）的孔孟圣学的终极归属的二十年间，张载“每观（《中庸》）每有义，已长得一格。六经循环，年欲一观”（《张载集》第277页）。回顾往昔，张载感叹“学者不可谓少年，自缓便是四十五十”（《张载集》第280页）。张载在其近四十年的学术生涯当中，反复研读以“易礼语孟”核心的儒家典籍，学养不断积累，思想不断提升，经过探索期、演进期、成熟期，他对义理的思考已经达到运思精深的境地。同时，他对孔孟所推崇的三代之治也越发自信，主张秉承先王之意以“循先王之迹”，结合北宋当时的现实困境来施行先王之法，希望“纵不能行之天下，犹可验之一乡”。

张载人生境遇的三次转折，将其生命的进程分割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的事业和成就各有差异，然而它们之间却隐含着一条一以贯之的脉络。无论是事兵还是治学，无不蕴含着张载强烈的“开太平”理念以及所付出的理论探求与生命实践。张载以继承、发扬孔孟绝学为学术担当，以渐复三代为现实抱负，在理论探求与现实实践的双重努力下，致力于他力所能及的“太平”志业。张载人生的三次转折及其所从事的兵、政、学之事业，是包括宋明理学家在内的儒家学者群体性生命志趣的一个缩影；其生命中所彰显的气象与魅力，是对自孔孟以来传统儒家学者圣贤君子人格的极好诠释。

张载所提出与践行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通行版）的“四为精神”，被马一浮尊为“横渠四句教”，被冯友兰尊为“横渠四句”。张载著作中的经典四句较多，为了以示区别，这四句我们可以称作“横渠四为句”或“横渠四为”、“四为句”。

“四为句”内含丰富，我们可从基本含义、对个人与家庭的意义、对国家和民族的人类意义三个层面来理解和解读。

1、为天地立心

第一层：为人类社会确定精神价值。首先，基础是认识世界，即把人的思维能力发展到极限，使物质世界的事物和规律能够被人所理解。其次，核心是认识自己，即把人的精神价值发展到极限，使人类社会确立共同目标，形成价值共同体。

第二层：对于每一个生命个体，树立人生价值信念。

第三层：每一个国家、民族，甚至是人类，都需要有具有一定体系性、普遍共识性的价值观。如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而不同”的价值观。《世界伦理宣言》（1993年，芝加哥）指出：“Quodtibifierinonvis，alterinefeceris.（拉丁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应该是通于生活的所有领域——家庭与社区、种族、国家与宗教的不可取消的、无条件的规范。”又比如张载“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爱必兼爱”、“成己成物”的价值观，儒家“仁义礼智信”的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是我国目前所倡导的共同价值观念。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层面：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

2、为生民立命

第一层：为人们指明人生方向。首先，通过自己在道德修养上的努力，来掌控自己的命运，从而赋予自己生命以意义。其次，引导他人，使他们自觉地对自己的命运方向做出选择，形成命运共同体。

第二层：每个人都应确定自己的人生目标，以及实现该目标所需具备的心性、道德修养和生存技能。

第三层：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社会应该为每个人提供实现梦想的平台与路径。

2016年4月26日，习近平主席在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梦想属于每一个人，广大劳动群众要敢想敢干、敢于追梦。说到底，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要靠各行各业人们的辛勤劳动。……只要有志气、有闯劲，普通劳动者也可以在宽广舞台上展示自己的人生价值。……提倡通过诚实劳动来实现人生的梦想、改变自己的命运……”

3、为往圣继绝学

第一层：为历史上的圣贤传承一度中断的优秀文化传统，张载特指孔孟儒学。首先，学习、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知识与理论体系。其次，追求、践行优秀传统文化做人和安身立命的精神。第三，加强文化交流、对话互动，形成文化共同体。

第二层：我们要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通过一方面知识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人生境界的提升，来达到古人“修身成人”的途径。同时，为家庭提供优秀的文化基因，传家风、承家训，以达“齐家”之道。

第三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家风家训，到乡风乡约，到社会风气以及党风建设，重在践行。

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系统阐释了传统文化与中国梦，提到：“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现。”《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4、为万世开太平

▲于右任书写张载“四为”原碑

第一层意思：为长久太平开拓基业、奠定基础。前三句，侧重于为人类社会奠定并确立长久的精神文化根基，而最后一句“为万世开太平”是对前三句的总结，是实现《西铭》描述的“民胞物与”、“天下归仁”社会理想的终极目标。首先，奠定物质基础，即勤奋积极营画，使物质极大丰富，形成经济共同体。其次，奠定制度基础，借鉴三代之封建制度、井田制度等，形成制度共同体。第三，在价值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制度共同体基础上，形成道路共同体。

第二层意思：这是对人的担当性、责任感，尤其是“以天下为己任”精神的经典表述。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人生一片坦途、实现梦想，家庭长久延续。

第三层意思：站在中国梦的角度，“为万世开太平”是最具中国风格并影响至今的大国和平理念，是社会理想的终极目标。对于我国当前，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2015年7月7日，习近平主席参观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主题展览《伟大胜利历史贡献》，指出：“珍视和平、警示未来，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维护世界和平，万众一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

与“四为精神”相呼应，《西铭》的精髓是“仁”与“孝”的伦理原则，扩大了“仁”和“孝”的实践范围，并论及了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及其所蕴含的仁爱观。《西铭》的提出“民胞物与”思想，是人们以仁爱之心处理人己关系、人物关系的境界追求和方向指引，是中华民族和谐发展的重要价值理念，更是当今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渊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人类生活的关联前所未有，同时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也前所未有。世界各国人民前途命运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类今天所面临的问题，都不是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能够自行解决得了的，需要各国的协调和共同努力。只有坚持“民胞物与”的理念，把乾坤宇宙看作我们共同的家园，真正视“天下为一家”，才能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实现世界大同。

这些精神，在张载的一生中经历了萌芽、孕育、诞生、践行到凝练的全过程，涉及到人类的价值目标、生命意义、文化传承、社会理想等诸多方面，展现了张载博爱的情怀、远大的志向和强烈的使命意识。张载等儒家学者的理论创造与政治实践，都是针对其所处的时代而提出和进行的，难免刻印着其时代特性与局限性。虽然不一定可直接验之于当今社会，但他们在理论创造与现实改革上的这种担当，仍是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任务所必须继承与发扬的优良传统。

时值纪念张载诞辰一千周年之际，我们今天的使命，是以“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为基本要求，继承关学优秀传统文化，用关学精神立德树人、涵养学问、提升境界，结合当代陕西的现实情况和需求，创造性转化，立足于历史，立足于现实，服务于当代陕西的建设与西部大开发的新格局。同时，在全球化语境下，面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机遇，重新审视张载关学思想并肯定其当代价值以及未来对于民族振兴乃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意义，创建既有“民胞物与”视野，又有“玉汝于成”品格，反映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具有地方特色和区域性特征，同时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中国文化。基于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研究，以“四为”为核心，在现代文明秩序中确立其典范意义和普遍价值。从根本上解决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这三重关系，自觉担负起守护休戚与共的全人类命运的新时代使命。

（本文参考了陕西师范大学林乐昌教授的相关论著，特此说明）

作者简介

刘 泉 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眉县横渠书院常务副院长

（责任编辑 王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