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功振

传承人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点和核心。非遗保护项目固然重要，但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主要依靠传承人口传心授而世代相传的，因此，他们最该受到全社会的尊敬。

非遗生产性保护和产业化完全是两回事。任何行业都在不断发展，非遗项目也不例外，但“生产性保护”不等于简单的“产业化”，开发、利用非遗项目一定要尊重其自身所镌刻的文化符号。

对文化底蕴深厚的贫困地区来说，通过非遗助力扶贫，不管从非遗传承的角度还是扶贫效益的角度，都是可以优先选择的脱贫新路径。

我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的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智慧与文明的结晶，是连结民族情感的纽带和维系国家统一的基础，其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审美意识和科技创新精神，是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身份和文化主权的基本依据。保护和利用好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利于培育民族认同感，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创造力，有利于民族精神的凝结和绵延，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陕西而言，则是有力助推陕西文化大省向强省的早日实现。

关于“非遗”相关的基本概念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既是历史发展的见证，又是珍贵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遗产、文化资源。首先应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遗产，本义是死者留下的财产资产，引申为遗留下来的精神财富、物质财富。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关于物质文化遗产，国务院的文件定性很明确。物质文化，一是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指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近代现代重要史籍及代表性的建筑等不可移动的文物；二是历史上各时代的重要实物、艺术品、文献、手稿、图书资料等；三是还有各种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如西安是历史文化名城，但没有列入到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中，而平遥小古城却列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中，原因是什么？我想不外就是多年来一味拆遗产，盖新楼，随着大量遗迹的消失，西安只能成为历史名城，历史名城和文化遗产的含金量就大不一样。

傅功振正在作报告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最简洁的说法就是原文化部副部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文章总结出来的概念：“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通过口传心授、世代相传的无形的、活态流变的文化遗产。”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质的区别，在于它的非物质性，可称为无形遗产，这是它存在的基本特征之一。日本对遗产分为“有形”和“无形”，人们最容易理解。如年代久远的大车，就是物质文化遗产，是有形的，而制作大车的那一套技艺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无形的。所以我们从古代到今天好多制作技艺的丢失，就意味着这些无形遗产的消失。这里涉及非遗项目与非遗产品和用品的区分。有人容易将非遗用品与产品混淆，如泥叫叫制作技艺是非遗项目，泥叫叫是非遗产品，是物质形态的，制作它的工具、用品也是物质的，而制作泥叫叫的动手过程即技艺部分是非物质的，所以泥叫叫是非遗产品；还如武术套路与搏击技艺申报成功的是非遗代表性项目，其所使用的刀枪棍棒是物质的，称为用具。其次，这里还涉及几个关系问题。1、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俗、民风等关系问题 民俗是一个内容广泛而深刻的文化事象的集合概念，就是民众的生活文化，涵盖物质的与精神的，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项目类仅是非遗类中的部分项目，认为非遗是民俗是不对的。民俗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联系密切，但把民俗与非遗混淆的现象不容忽视，一定要理清，尤其民俗学是一门学科，发端于考古学、人类学，研究对象是民众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文学艺术创作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是保护利用人类的世代口头传承的传统文化遗产；民俗学更多关注的是民间，或者说底层的人民大众的生活文化，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是着眼于全民族的文化遗产。不过我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民俗”类尚欠科学，因为现在的“民俗”类仅仅局限在民间信仰方面。2、关于保存、保护、与利用的概念《非遗法》第一条开宗明义强调了立法宗旨：“为了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制定本法。”《非遗法》中出现了“保存”“保护”并列的两个词，这两个词的含义是有区分的。保存是针对所有非遗项目来说，普查记录、登记造册，甚至数字化保护起来；保护是针对有价值的、有积极意义的项目，动态保护、活态保护。非遗项目的利用就是让其发挥效能，实行生产性保护。3、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与代表性传承人的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和命名，是《非遗法》最大的亮点，是国家和人民给予传承人的一份荣誉。传承人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点和核心。非遗保护项目固然重要，但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主要依靠传承人口传心授而世代相传的。被称做手艺人或讲故事、唱山歌的能手，在社会中就是有技艺、有知识，给人物质精神以享受的人，他们推动社区或村落的非物资文化遗产的传播、普及，提升群众的物质与精神生活水平，增加族群的、社区的、村落的团结、稳定与和谐，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和道德风尚，他们是最该受到全社会尊敬的。

“生产性保护”并非“产业化”

我国非遗保护，先后形成了抢救性保护、整体性保护、立法保护，以及近年来提出的生产性保护，而生产性保护很快成为“非遗”保护领域的热门话题。“生产性保护”与“产业化”的问题，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以保护促生存，以生产促发展，既注重生产性保护，也坚持非遗保护的原真性，这是开展生产性保护的根本出发点。2011年文化遗产日，中国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副司长马盛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主要采取抢救性保护、生产性保护、整体性保护、立法保护四种重要方式。”2012年2月，文化部印发了《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指导意见》，其中对非遗生产性保护给予了明确定义：“非遗生产性保护是指在具有生产性质的实践过程中，以保持非遗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为核心，以有效传承非遗技艺为前提，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将非遗及其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保护方式。”这里明确强调生产性保护并不等同于产业化，就是要求处理好生产发展与非遗本真性、整体性、传承性保护及创新性发展等问题。一是需要搞清什么是“产业”。产业是指由利益相互联系的、具有不同分工的、由各个相关行业所组成的业态总称。在远古时代，人类共同劳动，共同生活，生产物质产品的集合体，包括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业等部门，一般不包括商业。而产业是社会分工的产物，它随着社会分工的产生而产生，并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而发展。尽管它们的经营方式、经营形态、企业模式和流通环节有所不同，但是，它们的经营对象和经营范围是围绕着共同产品而展开的，并且可以在构成业态的各个行业内部完成各自的循环。二是怎样理解“化”字。“化”字始见于商代甲骨文，古字形由一个头朝上的人和一个头朝下的人组成，《易经·系辞下》写道：“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即新的生命产生，是表示转变成某种性质或状态，这就有了性质或形态的根本改变，“化”字不可随意用。三是“产业化”。要知道，产业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指某种产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行业需求为导向，以实现效益为目标，依靠专业服务和质量管理，形成的系列化、产业化和品牌化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以彻头彻尾地从质的规定性上达到提倡的目标。如农业产业化也可以称作农业生产、经营、服务一体化。“非遗生产性保护和产业化完全是两回事”，这是全国非遗专家徐艺乙教授指出的，我非常赞同。产业化要求大批量大规模生产，产业化即低成本、大批量生产产品，但传统的非遗文化产品则具有独特性和地域性，这与非遗传统手工项目本质是背道而驰的。任何行业都在不断发展，非遗项目也不例外，但“生产性保护”不等于简单的“产业化”，开发、利用非遗项目一定要尊重其自身所镌刻的文化符号。非遗项目一旦被产业化，其包含的文化信息及历史内涵将无限缩小，取而代之的则是利益与金钱，非遗产业化生产不可取。非遗项目可以通过市场实现其价值，但要将传统产销进行合理规划。传承发展和创新同等重要，不能一味地以现代技术盲目追求数量和规模，追求效益和利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一定要谨慎分析，慎重选择，科学论证，反复求证，才能做出科学决策。 开展生产性保护绝不等于提倡“产业化”“商业化”或“市场化”，这已经成为多数学者和非遗保护者的共识。无论是“产业化”“商业化”或“市场化”都意味着批量化、规模化、标准化和机械化，这显然与非遗要保护的“独特性”“差异性”“地域性”和“手工技艺”等特征背道而驰。生产性保护强调的是手工“核心技艺”和“传统工艺流程”的维护，强调的是“差异性”的生产，规模化并非它的必然追求。生产性保护以“保护”为终极目标，“生产”只是手段。非遗保护工作的重点是如何有效保护与传承。“生产性保护”是非遗保护工作的一种方式。根据当前文化发展情况，非遗项目也需要以商业模式取得发展，而这不等于产业化，如果将非遗项目产业化，其核心的技艺必定发生裂变，否则无法进行大规模生产。尤其是传统手工技艺类的项目，是以人为本的技艺，每件成品都不可能完全相同，与批量生产有着本质不同。从这方面看，非遗的“产业化”是不现实的。但如果在创意产品方面，可以将大量生产生活用品借用各种各类相关非遗项目整合，既实用又美观大方，何乐而不为呢？

非遗与文旅产业发展

以文化旅游产业为依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国际社会正在实践的一种形式，这种生产性的保护，我国《非遗法》也确定了生产性方式。文化部、国家旅游局《关于促进文化与旅游结合发展指导意见》中也明确提倡，“通过生产性保护方式，加以合理利用，为旅游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注入新鲜元素”。正如国家非遗保护组织委员会吕品田先生说，生产性方式应在遵循其自身规律和运作方式前提下将传统手工艺导入当代产业体系，使之在创造社会财富的生产活动中得到积极保护，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旅游业和大量的文化活动离不开非遗项目。旅游除了自然资源人文景观以外，要大量依靠非物质文化遗产激活它，包括地方民间工艺品、地方小吃等。山西刀削面、兰州拉面都申遗成功了，陕西的面全国没有，却成功不了，这都很正常。第一，提起山西就是刀削面，提起兰州就是牛肉拉面，陕西的面太多了，多到没有代表性的面，反倒缺了一个能够打造的品牌。本来biangbiang面就是我们陕西咸阳产生的，绝无仅有，那个biang字也是老百姓依据面食的制作自主生发的字，丰富地涵盖了我们关中人从做到吃的动态过程，把陕西关中人的性格习惯、精神品质融入其中，应该是可以作为我们最具代表性项目来打造，但我们缺乏这个意识，贻误了时机。

以“非遗+扶贫”创建脱贫新路径

非遗助力扶贫，把非遗变成脱贫的稳定生产力，是当前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国务院扶贫办综合司下发的《关于支持设立非遗扶贫就业工坊的通知》以及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大力振兴贫困地区传统工艺助力精准扶贫的通知》，对“非遗+扶贫”作出具体部署，提出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选取适于带动就业、有市场潜力的传统非遗项目，根据项目特点和工作实际，采取政府投资、对口帮扶援建、合作共建等方式，设立非遗扶贫就业工坊，形成一个或几个相对集中的传统工艺生产培训和交流展示空间。对文化底蕴深厚的贫困地区来说，通过非遗助力扶贫，不管从非遗传承的角度还是扶贫效益的角度，都是可以优先选择的脱贫新路径。非遗扶贫本质目的是调动贫困户积极性，让群众增收。陕西汉中市南郑区群众巧手妙编织，开拓了指尖上的扶贫路。2014年，“汉中藤编技艺”成功申请列入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黄官藤编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藤编技艺在当地又重新红火了起来。在南郑，藤编并非惟一的手工编织技艺，藤编、棕编、竹编、手工艺品编织、扇编技艺，被统称为“五编”。作为南郑区的传统产业项目，具有市场需求大、投入成本少、就业门槛低、吸纳人员多、工作方式灵活等特点。为此，南郑区整合资源，不断搭建平台，发挥优势产业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实现贫困劳动力灵活就业，并相继出台专项扶持政策，鼓励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给予资金支持和奖补。借助产业引领，并采用“企业+基地+贫困户”的模式，整合财政扶贫产业发展资金，鼓励支持贫困群众以入股产业合作社、龙头企业、集体组织等形式，通过发展手工编织产业带动贫困户稳定增收，稳步脱贫，成功探索出“让百姓靠手艺挣钱，用非遗推动精准脱贫”的新路子，助推脱贫攻坚走上“快车道”。开展“非遗+扶贫”，不论是从非遗传承发扬角度，还是从创业扶贫效益角度，都是文化底蕴深厚地区脱贫致富的新路径。

作者简介

傅功振著名文化学者，陕西省非遗评委会评委、民俗专家

(责任编辑 王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