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着“敬祖”传统的中国乡村，祠堂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族人们在祠堂除了祭祀祖辈，还要实行族规家法。

在电视剧《白鹿原》中，祠堂是很重要的一个场景，而家法族规则是其中一项关键的内容，主人公白嘉轩曾朗声说道：“乡约立在那里，你们就得拜它。”在祠堂指责鹿子霖聚众赌博时，白孝文则说：“族法是天。”随后又上演了以家法族规对狗蛋、田小娥施行鞭刑的一幕。也就是说“家法亦法”，乡约族规是有约束力的，违背乡约会受到惩罚。

原著小说《白鹿原》中，有两次“请家法”的情节，一是田小娥与狗蛋的不轨行为，一是对白孝文的惩罚。对第一次执行家法族规，陈忠实写的很详实：白嘉轩听完族人的汇报，决定执行家法族规。祠堂正厅和院子里聚集了白鹿村十六岁以上的男女，白孝文主持惩罚的仪式。“他发蜡后接着焚香，领着站在正厅里和院子里的族人叩拜三遭，然后有针对性地选诵了乡约条文和族法条律，最后庄严宣判：‘对白狗蛋田小娥用刺刷各打四十。’”得到父亲白嘉轩的首肯后，由族内四个年高德勋男人执行惩罚。整个过程既有一定仪式、程序，又遵循了家法族规，公开进行，几乎是一套正式刑事司法程序的民间翻版。刺刷抽打的惩罚并不是象征性的，而具有相当的严酷性，这次受罚的狗蛋，加上先前被团丁用枪托砸断的腿伤，在刺刷抽打后很快浑身溃烂，又未得到及时的医治，竟然一命呜呼。

《白鹿原》的惩罚来自于朱先生的《乡约》，其中对酗酒斗讼、行止踰违、行不恭逊、造谣诬毁等“犯义之过”，都要求记录下来，犯过三回者，就按其情节轻重处罚，处罚的方式包括罚跪、罚款、罚粮以及鞭抽板打。书中说，《乡约》施行后，偷鸡摸狗、摸牌九搓麻将等事顿然绝迹，打架斗殴扯街骂巷的争斗事件再不发生，白鹿村人一个个变得和颜可掬文质彬彬，连说话的声音都柔和纤细了。事实上，朱先生的《乡约》不完全是虚构，《白鹿原》故事的原生地——蓝田，也正是著名的《吕氏乡约》的诞生地。

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家法与族规并无明确的界限，大量约束整个家族的规范，即族规，同时也被叫做家法、家规、家训等，这主要是由于时人认为，合族之人本来就是同一祖先的后裔，宗族是家庭的扩展，是众多小家庭组成的大家庭，因而族规与家规并无实质性的差异。家法族规生效的范围是本家族，即主要约束家人或族人，其内容以儒家思想为旨，倡导忠孝、互助，禁止赌博、吸毒、偷窃等恶行，既含有道德性的规劝，又包括法律性的罪罚。从惩罚力度看，家法略轻微，包括有叱责、罚跪、笞杖等，族规则较重，不止有前述的刺刷抽打，甚至还有活埋、沉潭等残酷的处死方式。

家法族规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唐宋以后世家大族的不断强化，家族秩序有维持的必要；另一方面，古代中国奉行“皇权不下县”，县级以下基本上放任社会自治，宗族及其乡约族规自然有存在的必要。宋代张载认为：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明清以来，官方法令通过对族权的支持实现对家法族规的认可。明太祖朱元璋曾御赐孔府族长龙头拐杖，要其“主令家务，教训子孙”。明清官府还直接批准家法族规，使其更具有强制力和权威性。事实上，也正是地方宗族及其家法族规的实施，较好地维系着乡村社会的秩序。

当下中国社会中，家族几乎已经处于失去传统道德与文本制约的境地，经济理性进入家族，对家族责任造成冲击，个人自由意识的强化，使得极端实用的个人主义膨胀。族长、家长的权威下降，家族成员对大家族主义旧风俗的抵触，使得家法族规逐渐失去了生存的社会基础。现代法治将暴力刑罚权由国家垄断，家族不再享有刑罚的权力，传统家法族规的严苛，也与保障人权的观念不符。然而，在基层社会治理面临诸多难题的当下，可以在法治精神的指引下，实现传统家法族规的创造性转化，发挥其抑恶扬善的积极效用，制约其暴戾的一面，在现代法治与传统族规之间寻求一个适度的平衡，为良善的乡治奠定更好的基础。

（责任编辑 马颖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