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州青瓷因丝绸之路而兴起，有过 “巧如范金，精比琢玉”的美誉，与定、汝、官、哥、钧名窑齐名。沉入历史迷雾数百年后，耀州青瓷又重现世人面前。但是，耀州青瓷能否如当地政府所设想的那样担当起经济转型的重任呢？

黄堡镇新建成的耀瓷文化产业园

距离铜川耀州窑博物馆两三公里的耀州区董家河镇王家砭村，是梁亚萍的耀州窑唐宋陶业有限公司所在地。

2013年，网传一辆运输25吨鲜橘的卡车侧翻在村子外面的210国道上，附近村上的人都帮货车司机拾橘子，这个村子正是王家砭村。

如今，被称为“好人村”的王家砭村又多了一个称号——陶瓷之乡。这个称号，则是来源于梁亚萍和她的耀州窑唐宋陶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宋陶业”）。

2016年年末，梁亚萍获得中国工艺美术行业艺术大师称号。而早在2010年，她的公司已被评为中国当代十大名窑。唐宋陶业聚集了耀州瓷的近10位国家级、省级大师，成为铜川市工艺、日用瓷产值规模第三大企业。

耀州窑博物馆所在地在行政归属上已归王益区黄堡镇管辖，这里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十里窑场”遗址。梁亚萍几乎每个月都要来这里观摩学习几次。“只要禚（音读：zhuó）老师在，我都要专门去拜访她。”

梁亚萍所说的禚老师，就是中国陶瓷考古界无人不知的禚振西教授。从1970年代主持耀州窑挖掘考古工作到参与耀州瓷复仿制技术研究开发，禚振西大半生与耀州瓷息息相关，是耀州瓷“三生三世” 的见证人。

前世篇：十里窑场

四十多年后的今天，禚振西与记者提起当年挖掘耀州窑的往事，兴奋之情仍溢于言表。

1961年，禚振西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被分配到成立不久的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工作。当时耀州窑遗址刚刚发现不久，被确定为考古所的重点考古遗址之一。此前在1958年和1959年，考古所由唐金裕领队，对窑址进行了首次考古发掘，清理出宋金瓷窑和砖窑12座、作坊5间，揭出晚唐、宋、金元三个时期的文化层。这次发掘，是耀州窑址考古发掘之始。

这次窑址挖掘，清理出了8万片耀瓷标本。禚振西说：“我的幸运在于，正是这8万片窑址出土的耀瓷标本，让我开始系统学习了耀州窑的发展史。”

据史料记载，铜川旧称“同官”，属耀州管辖。耀州瓷的烧制始于唐朝。相传唐高祖定都长安后，由于铜川离长安较近，渭河的支流漆水河穿过黄堡镇逶迤向南流去。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水陆交通环境，使铜川自然成为那个时代官员文人能随时来去的地方。位于铜川北面的玉华宫就是唐三代帝王的避暑行宫。丝绸之路的开拓，带来了大唐帝国手工业的繁荣，大批掌握了制瓷技艺的手工艺人云集京城附近，而拥有天然冶瓷资源——优质的煤和上乘的坩子土的耀州，自然吸引来了这些制瓷艺人，耀州窑应运而生。

据《耀州志》记载，在耀州窑发展的鼎盛时期，沿漆水河两岸，黄堡镇家家都烧瓷，盛况空前，大大小小的窑炉和瓷器作坊密如蜂巢蚁穴，由南到北分布足有十多华里，“十里窑场”由此闻名天下。

唐代耀州窑只生产普通民用瓷。到了北宋，耀州窑发展到鼎盛时期，耀州窑瓷器以其“巧如范金，精比琢玉”的品质，被地方官选作贡品送进皇宫，饰有龙凤图案的贡瓷又被朝廷当作宫中贵品送给外国使节。耀州瓷器由此漂洋过海，远走日本、波斯、朝鲜等国，声名大振。

对于有说耀州窑曾是官窑的说法，禚振西是持否定态度：“王存《元丰九域志》以及《宋史》中有‘耀州，贡瓷器’的记载。我研究了多年也证明，耀州窑曾一度只是贡窑。”

业界认为，唐到五代时，耀州瓷还在学习越窑，盏盘一类的器物要么光素无纹，要么就是抄袭越窑外刻双层莲瓣，形式比较单一，釉色也不够滋润。到北宋时，耀州窑发展成了北方青瓷窑场中最负盛名窑场，一时堪称翘楚。

在宋神宗元丰至徽宗崇宁的三十多年间，这里曾为朝廷烧制贡瓷。其制瓷技巧和活泼的风格对当时各地窑场产生了很大影响，得到广泛推广，由此形成了一个自北而南的范围广阔的耀州窑系。据禚振西研究，耀州窑系以黄堡镇为中心，囊括了河南宜阳窑、宝丰窑、新安城关窑、广东西村窑、广西永福窑、内乡大窑店窑等多个窑场。各窑制品均与铜川窑相似，仅由于所用原料有差别，胎质与釉色也有些微不同。

北宋的辉煌之后，因遭遇金灭北宋，耀州窑迅速走了下坡路。元明之后，被誉为“中国北方刻花青瓷之冠”的耀州窑开始沉入历史的浩瀚迷雾中，似乎成了历史的传说。

到了近现代，中外学者都很难辨认清耀州窑和耀瓷的真面目。在上世纪50年代以前，中外学者出版的各种陶瓷著录中，均将耀州窑瓷器错认为它窑之器，在当时的图录中，耀州窑瓷器被冠以“东窑器”、“汝瓷”、“北龙泉”、“北丽水”、“白龙泉”等称谓。一个千古名窑已面目不清。

转世篇之一：耀州窑的发现

有时站在某个时间节点里，两个看起来似乎毫无关联的人，却会产生非常奇妙的因缘关系。比如：1973年，禚振西开始主持耀州窑的发掘工作。同一年，土桥村一个普通农家出生了一个女孩。谁也没料到，这个小女孩后来会成为耀州瓷复仿制的国家级大师，并且与禚振西有了颇深的师生情谊。

耀州青瓷重现世人面前是1953年。作为耀州窑“活化石”的禚振西曾专门撰写过《耀州窑的考古纪事》一文。让人惊叹的是，已经79岁的老人依然能记忆起当年发生的每个细节，对来访者能说出相关的精确数字。

据禚老回忆，1953年，北京广安门外出土了300多件青瓷盘、碗标本。“当时请北京故宫的陈万里先生鉴定。他是中国陶瓷考古的大师和奠基人。他观看了这批青瓷片，感到胎釉特征与越窑、汝窑和龙泉窑均不同，发现有些刻花、印花青瓷片上饰有龙凤纹，认为应是贡瓷。遂查阅文献，找出耀州曾贡瓷的记载，怀疑可能是耀州瓷。次年，陈万里、冯先铭及助手李辉柄来到黄堡镇的耀州窑址调查，发现了该窑址。”

这次考察是耀州窑考古调查之始，也是国内学术界第一次揭开了耀州窑和耀瓷的神秘面纱。

在这次考察中，陈万里还在当时的黄堡高小教师食堂门外找到北宋元丰七年（1084年）刻立的《德应侯碑》，从中得知，这里曾是专祀北宋奏封“德应侯”之窑神庙所在地。此碑记载了耀州瓷的整体生产工艺，是我国最早制瓷工艺的实物资料。碑文也记载了耀州窑为全国惟一的由“贤侯上章，天子下诏”、“奏土山神封德应侯”的一处制瓷窑场，可见耀州窑在中国古瓷窑中的地位之高。

禚振西清楚记得，《德应侯碑》由陈万里公诸于世后，曾有一些人前来观看和拓印。“我第一次见此碑时，也是来学校的教师食堂看的。当时这块重要的石碑就放在食堂门外的左侧，但已经将正面朝下平摆了。”学校教师告诉她，前些年是有字的光面朝上，大家当饭桌用。禚振西请老师们帮忙，翻过来读了碑文并打了拓片。

“此碑‘文革’期间被运到西安碑林收藏，遗憾的是已斜断为两块。今天我们所见的拓片，完整者为早年在窑址所拓，有斜向裂隙者为入西安碑林后所拓。”禚振西说自己很幸运，拥有早期的完整碑拓。

禚振西大学毕业时，一门心思想着从事自己的考古专业。“当时正值困难时期，我们的副所长兼书记觉得大学生资料都不会整理，就让下去搞田野调查，对以后的学术研究不利。”于是，禚振西先在资料室整理瓷片标本。“真是幸运，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可以随意触摸这些瓷片。”两年间，她不仅完成了这批标本的资料工作，也熟知了这些瓷器的纹理、胎薄、釉匀和造型。

1973年5月，耀州窑遗址上的铜川市灯泡厂进行厂房基建工程，刚一动土就出土了一批耀瓷碎片。当时的铜川市文化馆接到报告后，派文物人员去察看，捡回了一些瓷片标本。“因识别不出时代，文化馆就将瓷片送到了省文管会汇报。”

当时，省考古所、省文管会和省博物馆合并，成立了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机构设在西安碑林大院中。这些瓷片运到文管会办公室后，大家都围过来看，现场只有禚振西识别出了这些瓷片。“因此前对耀瓷已有系统认识和了解，就随手将瓷片按时代分了几堆，并一一告知其时代。大家感到出土的瓷片标本很重要，应该去发掘。”禚振西回忆说。

省文管会委派禚振西任领队，成立了禚振西、李诗桂和铜川市文化馆卢建国三人组成的考古队，开始对耀州窑遗址进行发掘。

转世篇之二：历时十五年的发掘

1984年到1998年间，是耀州窑黄堡窑址的考古挖掘期。

其实，从1973年开始，禚振西带领的考古队就开始做了大量的前期考古工作，还主持了玉华耀州窑址的发掘，找到了耀州窑的一处新窑址，搞清了其发展史及其与耀州窑中心窑场黄堡窑的关系。发掘成果受到陕西省政府的重视，陕西省文化文物局拨出专款建立了玉华文管所和遗址保护厅。

1984年夏，黄堡镇新村农民在漆水河岸打石灰窑，将掩埋在地下的耀州窑宋代窑炉炉基打破了一角。铜川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赶到现场，发现周围还有唐代黑釉瓷器。陕西省文物局催促陕西省考古所派出考古队，禚振西再次主持耀州窑址的发掘，同时任领队的是她的丈夫杜葆仁。

这是一次长达十五年的全国最大规模的古瓷窑址科学发掘工作。

最初的发现，显然是令人惊喜的。1984年年底临时停工时，考古队发掘出一处保存较好的宋代晚期的家庭式作坊和窑炉，这座已有八百年历史并保存如此好的古瓷场家庭作坊，在国内尚是首次发现。他们还在不同的发掘点上，挖出了宋代早、中、晚各时期的窑炉。“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不仅出土了唐、宋、金、元各时代的大批精美瓷器，而且还出土了预期希望得到的唐三彩和唐代低温单彩，揭示出一组唐三彩作坊，清理出三个烧制唐三彩的窑炉，使耀州窑成为我国已知的第二处烧制唐三彩的窑场。还发掘出多座唐三彩作坊和窑炉，在唐三彩作坊中又意外地出土了唐代的绿釉和黑釉琉璃板瓦和筒瓦，以及唐三彩瓦当和建筑构件。这些都是考古上的首次发现。”

这些文物出土后，禚振西告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此前一直主持唐长安城发掘的马德志。马德志兴奋地说：“早在五六十年代，大明宫和兴庆宫遗址都出土有唐代的绿釉琉璃瓦，但由于我们不敢确认是唐代的，担心混进去明代的东西，在编写《唐代大明宫遗址》时，没将这些琉璃瓦收进去。现在好了，在你们这里找到依据了。”

1984年耀州窑遗址的成功发掘，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陕西考古所在遗址区征地3.6亩，建起了铜川考古工作站。这个工作站成为国内第一个在瓷窑遗址上建起的能长年从事陶瓷考古与研究的专门机构。禚振西在这里不仅一直工作到退休，而且退休后十多年也没有离开这里。

禚振西将漆水两岸耀州窑遗址中心区划为七个工作区，开展了大规模、分层位的科学揭示。到1997年，共布探方211个，发掘面积达12982平方米。发掘揭示出唐、五代、宋、金、元、明各时代的文化层，找出其间的叠压与打破关系；发掘出各时代上百组作坊基址和上百座不同结构与特征的烧制瓷器的窑炉；出土了唐至元明各时代数以逾百万计的各种陶瓷器标本，其中可复原器物有数万件。

这也是国内古瓷窑址中出土文物最多、延续时间最长、所见遗迹和遗物最能成为完整发展序列的考古发掘，从而全面系统地揭示出耀州窑黄堡中心窑场从唐至明八百多年的发展史，发现了各时代陶瓷产品之瓷釉品种、器物种类与造型、装饰技艺和手法、纹样图案的题材与布局等丰富内涵，为我国古代唐以后上千年来北方瓷器的断代和鉴定提供了重要标准。

此次发掘还首次将耀州窑古代贡瓷的历史，由北宋一个朝代扩展到五代、北宋和金等三个朝代，还解决了我国古代最为历朝皇室权贵所青睐的天青釉瓷的起源问题。

耀州窑考古的重大发现，使该窑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耀州窑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成为“七五”期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重点考古科研项目，还荣获了1997年中国首届田野考古奖，并被评为二十世纪中国考古重大发现。禚振西本人也获得英国东方古陶瓷学会的“希尔金奖”， 为获得该奖的第一位华人学者。

在禚振西团队窑址考古发掘的基础上，国家先后建立起“耀州窑遗址”保护厅和“唐三彩遗址”保护大厅，并于1994年建成耀州窑博物馆。这是我国最大的一所陶瓷专业博物馆。

现世篇之一：耀州瓷的复仿制技艺恢复

2015年5月，印度总理莫迪到访西安，习近平主席将耀州瓷省级工美大师崔涛所制倒流壶作为国礼相赠。这只倒流壶是在仿制古代制作式艺的基础上，对其纹饰做了新的修改和雕刻，也就是业内人士所称的复仿制作品。

其实，耀州瓷复仿制技艺的恢复，是和禚振西他们的考古发掘几乎是同步进行的。据她回忆：“1973年灯泡厂发掘工作结束后，受到时任铜川市领导张铁民的重视，决定进行宋耀州青瓷的复仿制工作。考古队为复仿制工作提供了瓷片标本和造型、纹样图纸资料，促成了日后复仿耀瓷的成功。”

当时，铜川市安排了陈炉陶瓷厂和庄里陶瓷厂两个试验组，分别进行工艺技术方面的试验和仿制，但都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直到1974年，由轻工业部研究院下放到陕西的李国桢工程师到陈炉蹲点，才指导试验组的工作走上正轨。

“李工是中国陶瓷科技界的前辈，此前曾成功地指导过龙泉青瓷的复仿制工作，不仅对古代青瓷的呈色机理和烧成制度有科学认识和掌握，而且有丰富的青瓷仿烧经验。他一来就指出：宋代耀州青瓷用的肯定是当地原料，应以铁做着色剂，采用还原焰烧成，不要再配其他金属化合物了。他的话，为耀州青瓷复仿制的成功指出了方向。”禚振西说：“幸亏有了李国桢的指导，此后，陈炉试制组的仿烧试验，一直沿着正确的科技和工艺开展工作。”

1976年，耀州青瓷复仿制品出炉。在1977年召开的耀州青瓷鉴定会上，与会专家学者认为，陈炉陶瓷厂仿制耀州青瓷获得成功。从此，失传了数百年的耀州青瓷获得再生。

耀州青瓷复仿成功之后，陈炉陶瓷厂推出了一批造型精美的刻花青瓷，代表作有大小梅瓶、玉壶春瓶和各式牡丹纹刻花碗。因产品问世不久，精美珍奇，数量有限，人们竞相求赠求售。

1980年代，一批学习陶瓷专业的大学毕业生进入陈炉陶瓷厂，他们的专业技能和才智将耀州青瓷的复仿制工作推进了一大步。从原料选取、釉药配制、器物造型和装饰纹样的设计到烧造窑炉和烧成制度等方面均有了全面的改进和提高，精致优美的新造型不断推出，陈炉陶瓷厂复仿耀州瓷进入了发展的兴盛期。

从1992年开始，在复仿耀瓷的生产中，又出现了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作坊。这些个体仿烧者几乎都从事过陶瓷生产，其中有不少人还是世代制瓷的匠人世家，还有一些人参与过复仿耀瓷的试验与生产工作。他们的仿烧，起初用的是传统的煤烧馒头窑，虽然制作精致，但烧造时间太长，而且成品率较低。陈炉陶瓷厂从外引进了以液化气作燃料的梭式窑，烧造时间从三四天一下缩短到八九个小时，而且产品的成品率由25%左右一下提高到90%。这种烧制方法很快在复仿耀瓷的厂家中得到普及。

复仿的耀瓷，以青瓷为主流，多为复仿宋代青瓷，也有仿五代、金元青瓷，还有仿唐代的茶叶末釉、黑釉、素胎黑彩，宋金的酱釉、黑釉酱斑，金代月白釉，明代黑釉和白地黑花等。所复仿的器物种类和造型均大为增加。一些高仿品很精美，几乎达到了乱真的地步。

在私人企业中，唐宋陶业有限公司规模最大。这家企业还成立了铜川市唐宋陶瓷研究所，成为铜川乃至陕西由政府批准的第一家私营陶瓷研究所。2008年，铜川市政府又将铜川市陶瓷研究所定为事业单位，目的是通过他们带动陶瓷业的发展。

如今，复仿耀瓷的厂家和作坊，多集中在陈炉和黄堡，已逐渐形成集群化发展格局。禚振西说：“整个发展形势正促进着复仿耀瓷鼎盛期的到来。”

现世篇之二：经济转型中的耀州瓷

1992年，土桥村的农家女孩梁亚萍高中毕业，进入离家不远的王家砭村的耀州瓷厂工作。梁亚萍根本没想到，二十多年后，自己会管理这家厂子。

初入陶瓷行业的梁亚萍起初并没有机会接触到真正的耀州青瓷。“当时厂里主要是生产日用瓷，就是彩绘的白瓷。”梁亚萍说，与耀州瓷很多家传大师不同，她是在工作几年以后，才有机会跟着师傅去向陈炉的老艺人拜师。随后，她又有机会去了博物馆下设的耀州青瓷复制厂学艺。2002年4月，耀州窑唐宋陶瓷有限公司成立，梁亚萍进入这家公司工作。当时，国有陶瓷企业一家一家关闭，私人企业开始出现，梁亚萍进入的这家公司就是当时最早的私人企业之一。

其实，在1990年代，铜川市政府也曾力图拯救过国有陶瓷企业。铜川市陶瓷协会会长赵志伟告诉记者：“1990年代，市政府成立了国有陶瓷公司，当时布局很大，本意是想将6家陶瓷企业关系理顺，将产、供、销、科研攻关一体化，把铜川所有的陶瓷厂合并成一个大的陶瓷集团。但集团成立起来后，并没有形成规模，规划提了很多，最后都流产了。”

赵志伟和禚振西旁观了耀州瓷产业发展的起起伏伏，两个人有了一个共同的观点：“耀州瓷走国有企业这条路走不通。”

从2002年开始，铜川市政府再次提出将陶瓷产业作为经济转型的重点产业来抓。赵志伟当时担任铜川市轻工局副局长，主管陶瓷产业。那几年，政府决心很大，专门发了一个关于发展陶瓷产业的文件。“从当时的角度来看，这个文件对促进陶瓷产业有些推动作用，特别是从招商引资方面，给了一些政策和激励机制。”赵志伟说。

2007年，铜川陶瓷协会成立时，铜川陶瓷国有企业大部分都处于停产状态，而私人公司、家庭作坊开始蓬勃发展。在这之前的2005年，赵志伟所在的轻工局开始着手抓陶瓷艺术大师的推荐和评选工作。“当时省上举办工艺美术大师评选，我们就推荐了几位当地有名的工匠参加了省上的评选，崔涛的父亲崔鹏就是那年评选出的省级大师之一。”

赵志伟承认，从这个时候开始，铜川陶瓷的管理部门才逐步有了培养工艺美术大师的意识。2007年，铜川举办了一次陶瓷行业市级工艺美术师的评选活动，评选出了17名市级工艺美术大师。这个评选2013年又举办了一次，选出了42名市工艺美术大师。到2015年，省上评工艺美术大师时，铜川一下子就有17名入选。

2016年，在全国工美行业艺术大师评选中，王彩红、梁亚萍两人当选。“现在我们有2名国家级工美大师，2名陶瓷艺术大师，3名陶瓷设计大师，其中梁亚萍等人还是‘双料’国家级大师。”赵志伟介绍说。

2008年新年伊始，铜川市政府就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陶瓷产业的决定》，提出以陶瓷产业来壮大旅游产业，打造城市文化品牌。但在当地陶瓷业界诸多人士看来，当年这份旨在招商引资的文件，并没有给铜川的陶瓷产业发展带来多大的作用。

2012年，赵志伟开始担任陶瓷协会会长。这一年春天，铜川市政府又专门下发了《关于支持陶瓷产业发展的意见》。“这份文件从财政、税费、土地、环保等方面都给了陶瓷企业极大的支持。”赵志伟说：“特别是财政每年列入500万元的陶瓷发展资金，从2013年开始，我们协会将财政给予的这笔资金用于陶瓷大师项目补贴。国家级别的大师补贴10万元，省级别的大师补贴5万元，这都实打实地给到了大师们的手里。”

2010年9月，耀州青瓷烧成技艺被列入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通过国家质监局验收，耀州青瓷被认证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在禚振西看来，最近几年，铜川市政府为了陶瓷产业的发展做了很多工作，鼓励陶瓷技术人员到外地考察学习，到各地参展，进行行业交流。去年组织企业参加南京“第51届全国工艺品交流会”和中国历史名瓷烧制技艺大赛等等的比赛，把耀州窑最新的成果展示出去。

更让禚振西感到欣慰的是，在今年铜川市的“两会”上，她看到了梁亚萍等陶瓷行业的精英当选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陶瓷行业的人有了发表意见和建议的平台，这会为陶瓷业的发展带来更多改观。”

据铜川陶瓷协会提供的一份数据显示，到2016年底，全市共有陶瓷生产、研究企业43家，年平均从业人数2831人，完成工业总产值80421万元。

“总体上，不管规模和产值，还有从业人员都是在缓慢增长中。”但在赵志伟看来：“这与市政府近几年数次提出耀州瓷要在全市经济转型中所占的经济比例的构想来看，还是有距离的。”

现世篇之三：发展的瓶颈

春节刚过，记者来到黄堡镇陶瓷产业园区的大师园。春日暖阳里，这个大师园区却寂静无声。禚振西直言不讳地说：“这个大师园没有设计好。”

赵志伟告诉记者，“黄堡镇的大师园还没有完全建成。这种大师园模式还是不错的，但黄堡镇的大师园规模建得确实有些小了。”产业规模太小，这是制约整个铜川陶瓷行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从几个工业园的情况来看，陶瓷企业对经济增长的支撑能力有限，尽管也有像火凤凰等这样的企业，但成长型的企业不多。”

2016年，梁亚萍的公司“耀瓷”“耀陶”两个注册商标被陕西省工商局认定为陕西省著名商标。但在赵志伟看来，整个耀州瓷的推广宣传力度还是太弱。“习总书记赠送印度总理的国礼就是我们的瓷，还有黄堡生产的青釉龙纹盘成为成龙获得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的纪念品，但这些都是昙花一现的效应。每年就只有陈炉镇举办一次陶瓷文化旅游节，很多外地来的客商都很不解，说‘你们这么好的东西怎么就藏起来，不对外宣扬呢？’我经常无言以对。”

赵志伟认为，“品牌宣传力度不够，也造成了像梁亚萍这样的国家级大师的作品价格远低于其它窑同级大师的作品价格。”

禚振西对此也持同样的看法。“耀州瓷是通过丝绸之路发展起来的，可这几年耀州瓷利用‘一带一路’所进行的推广宣传基本为零，最尴尬的是习总书记都在国际上推广耀州瓷，我们却错失了一次又一次机会。我这么大年纪了，逢机会就讲耀州瓷，为什么政府不能举办个国际性的耀瓷文化节？”

“天下陶瓷一家人”是梁亚萍一直强调的理念。“我们引进了崔涛、宋小虎，还有西安美院搞造型的刘谦教授等等大师，大家在一起能互相交流学习。”在梁亚萍的工作室和公司的展厅里，记者也见到了她创新出的很多新派的耀瓷作品。梁亚萍说：“这是我每年去不同的窑学习和观摩，结合了其它窑系风格大胆尝试的作品。”

但在禚振西看来，铜川陶瓷产业存在的最大弊病就是观念落伍。“耀州青瓷从上世纪70年代试制成功后，在国内外声名大振，这本来是铜川陶瓷品牌发展的最好契机，但一些管理部门和陶瓷企业的领导总认为铜川陶瓷拿得出去的就是耀州青瓷，其他的陶瓷不去想，也不去做。”她说：“别看梁亚萍他们年年出去到景德镇等地观摩学习，但就没学回来人家的大胆创新的理念。”

“人才匮乏，工艺美术大师队伍的梯队虽然形成了，但数量偏少。”这是赵志伟认为的制约铜川陶瓷产业的另一个原因。“浙江龙泉平均每1000位技术人员中就有一位是工艺美术大师，我们呢？比都不敢比。”

2016年，铜川陶瓷行业也受到经济整体下行的影响，产值和销售收入分别下降了4.2%和4.56%。梁亚萍的公司也不例外，尽管去年她的公司扩大了厂房，创新开发了高档日用瓷。对于未来的发展设想，她似乎信心不足：“最近几年，也不敢奢谈能有多大的发展规模，能保持现有的水平就很好了。”但她对耀州区政府正在设计的耀瓷文化产业园项目报以期望。“这个工业园是以我们公司为核心，集民俗作坊、陶艺展厅、玩泥赏陶为一体的文化产业体验区，会带来很好的效果。”

虽然对发展现状不大满意，但赵志伟并没有丧失信心。“规模增长缓慢，但每年还是有增长的。市政府这几年在项目引进、资金投入和税费方面的优惠，还是为铜川陶瓷工业的发展注入了活力。”

据铜川陶瓷协会提供的资料显示，2016年，全市新建和开工一批陶瓷项目：黄堡工业园区日用艺术瓷生产建设项目已投资1.15亿元，预计可实现产值2.5亿元；耀瓷文化产业园核心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已完成投资1.2亿元，预计产值上亿元；黄堡高科技陶瓷挂板生产线建设项目投资2.8亿元，今年6月建成投产，预计产值上亿元；黄堡镇东塬将建成陶瓷小镇，预计建成产值1.1亿元；投资1.8亿元的陈炉陶瓷工业园区综合服务体系建成后预计产值也上亿元；投资1.2亿元新上两条仿古琉璃瓦生产线，预计产值在千万元。

新增加的这些项目，累计预期年增产值在数亿元。随着项目的逐步完成，年收益也会逐年增加。这是赵志伟感到欣慰的地方。

“市政府经济转型力度和投入的加大，也会倒逼和促使陶瓷行业的规模扩大。这样一来，陶瓷行业必然会在全市的产业发展中占得重要的一席之地。”对此，赵志伟充满信心。

（责任编辑 马颖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