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热爱文字，半生在报纸的油墨中度过。如今虽已年过花甲，却突然华丽转身，由总编变为编剧，又由编剧变为作家，四年时间完成了两部长篇小说。

能做自己喜欢的事，而且做得还不错，这让他颇有几分愉悦，笑称自己“老夫聊发少年狂”。

李印功近照

“社会上大概没有一个人不想把事干大，我也一样。但不是你想干大就能干大的。我这辈子努力了，最后证明，自己压根就没当官的命，没挣钱的运，最终把事没干大，充其量是把上辈人抡镢头变成了耍笔杆子，也没耍出个名堂，落了个‘能写’的虚名。”李印功在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胭脂岭》的后记中写道。

《胭脂岭》描绘的是在农村改革的风云变幻中，普通农民为了吃穿、为了尊严而造就的百味人生。李印功希望读者能透过鸡零狗碎的生活，在毫不起眼的小人物身上，看到时代的投影。

其实，李印功的人生就颇有味道，单从他60岁才开始写长篇小说的举动，就不难看出他是一个敢于选择的人。

文学青年梦断仕途

李印功1953年出生于陕西省富平县，家境贫苦。自7岁丧母，温饱于他便成奢望。

到了该读书的年龄，小学一块五毛钱的学费却令李印功的父亲一筹莫展。一直到11岁，多亏哥哥李来功和嫂子张淑玲的帮助，他终于能够拿起课本，成为一名学生。

贫穷给李印功带来了自卑感，同时塑造了他要强的心性，所以他格外地渴望知识、渴求阅读，这都被老师们看在眼里。

从二年级跳到四年级，李印功成为孟家大队历史上第一个跳级生；高中时，作为四个优秀学生代表之一，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最让他感念至今的，是初中的党德英老师和高中的张继国老师，他们发现李印功有文学天分，便格外用心于培养他的文字感觉和写作能力，从此为他埋下文学的种子。

1974年，李印功高中毕业，被抽调去参加富平县路线教育工作队，在距离县城30公里的老庙公社老庙大队赵家生产队当工作队员。

在此期间，李印功遇到一位贵人。那是一位藏书颇丰的老教师，叫赵泽生。李印功一有空就钻到赵老师家里去看书。书里的世界，让他觉得美妙无比。有一次，他无意间听到赵泽生对别人说：“这娃这么爱看书的，将来必有出息。”他心中一动，备受鼓舞，自此更加勤奋读书。

“赵老师是老天给我的馈赠！”李印功感慨地说。

路线教育期间，李印功表现突出，公社党委决定，让他回到他所在的孟家大队当党支部书记，成为全县最年轻的大队党支部书记之一。

大队工作纷扰杂乱，但是，李印功阅读习惯并未改变。因为他工作上思路清、点子多、成绩斐然，被破格选拔为富平县委副书记兼革委会副主任，时年24岁。

彼时正值“文革”尾声，政治混乱，风云变幻。任职任命未及宣布，李印功却险些成了要被清除的“四人帮”的“三种人”。经过一番折腾，虽然最终讨得清白，但仕途就此截断。

不久，李印功作为富平县的一个“特殊人物”，被抽调到县委工农理论研究组工作。又过了一段时间，富平县委给他的去向有了新安排：去富平县委党校当教师，或者去富平县广播站当记者。

李印功是经历过政治风波的人，心中有创伤，向往简单的环境，一心想去党校当教师，而且最希望能当一名图书管理员。然而，阳差阴错，他最终去的却是广播站，从此与新闻结了缘。

那一年，是1978年。

县城媒体的笔杆子

李印功虽然只有高中文化，没有受过新闻专业训练，但他凭着好学的习惯和吃苦精神，在老记者惠旺的指导下，不耻下问，很快就熟悉了记者工作。他的新闻稿件在县广播站播出的同时，经常被《陕西日报》和陕西广播电台所采用。

稿件不断被广泛传播，令李印功暗自得意。当听到时任《陕西日报》副总编的任中南在一个场合说：“李印功是个人才”，他更是喜上心头，觉得自己“也许还是吃这碗饭的料”。

当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报纸和电台已成寻常，李印功欣喜的感觉也日渐消退。沉静之后，他开始思考：为啥这个东西可写，那个东西不可写？为啥要这样写，不能那样写？这件事大家都说对，对在哪儿？大家都说错了，又到底错在哪儿？不盲从，好思辨，成了他的习惯。

他不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遇事有了自己的主见，写了不少思想性很强的稿件，引起了不小的社会反响。

因为出色的工作，李印功被抽调到富平县委通讯组，当了组长。不久，又参与筹办《富平报》，后来又当了《富平报》副总编。

《富平报》是中共富平县委机关报，李印功在这里一待就是二十多年，先后配合惠旺、杨特宇、樊天赦、由保民四任总编，把《富平报》办得有声有色，在全国县报优秀稿件评比中，稿件多次获奖。其中李印功撰写的《农民用粮食做肥料》《七嘴八舌说……》分别获得一、二等奖。直到2003年，全国整顿取消县级报纸，李印功一直担任《富平报》副总编一职。

县级报纸被取消后，李印功受聘担任《富平邮政广告报》主编。报纸办得风生水起，陕西省邮政局在富平县召开了现场会。

2006年，陕西日报社为了把《陕西农村报》做大做强，更好地为“三农”服务，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总编。蒲城县委外宣办主任吴永国独拔头筹，当了总编。李印功和张国政、刘景荣、陈继红被聘为执行总编。

三年时光倏忽而过。2009年，李印功从《陕西农村报》执行总编的位子离职，过上了含饴弄孙的生活。

总编到作家的跨越

李印功性格刚强，突然退出社会生活，让他感到无所适从，不甘平庸的心开始蠢蠢欲动。

他寻思，要把自己的经历变成精神财富，让夕阳更璀璨，使人生更具价值。心意已定，他再次回到了书桌前。

2012年，李印功开始写剧本。勤于思考的精神和顽强的学习能力，让他很快成为编剧内行。他用一年半的时间为陕西电视台《百家碎戏》《都市碎戏》栏目写了98部短剧，拍摄了94部，播出后深受观众喜爱。十多个影视公司与他建立了业务联系。

起初，电视上出现“编剧：李印功”字样，都让他有抑制不住的兴奋。每当电视台要播出他编剧的碎戏时，他都要不厌其烦地给亲戚朋友打电话、发短信，提醒到时收看。有一个月，电视台播了他七部碎戏，一个亲戚戏谑地说：“再不弄啥了，整天光看你的碎戏了。”

“我那时真是人来疯。”回忆起那段狂热的日子，李印功笑道。

然而，编剧身份的新鲜感、荣耀感也很快就过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不满足：碎戏中的人物、场次、故事，让他觉得难以尽兴：“红苕窖里打拳，抡不开。”

李印功是个说干就干的人。说不写碎戏剧本了，便马上罢笔。同时，埋藏多年的心事，突然热切起来：他想当“作家”。

2013年，从来连短篇、中篇小说也没写过的李印功，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和难以抑制的激动，正式开始了长篇小说创作。

他仿佛重回到和农民一起跌打滚爬的日子，普通农民的家长里短、喜怒哀乐齐涌心头。他将黄土地上的风起云涌、春种秋收、炊烟树影，在笑声和泪水中，倾注笔端，描绘出农村生活的多彩画卷。

伏案三载，日夜鏖战，59万字的《胭脂岭》于2016年4月终于问世。

《胭脂岭》以双胞胎兄弟张金柱、张金梁之间的恩怨为主线，将胭脂岭发生的人生悲欢、生命苦乐，乃至家长里短、鸡鸣狗盗娓娓道来。小说主人公之一的张金柱在极“左”路线盛行时担任胭脂岭大队党支部书记，他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没能保持独立、理性的思考方式，盲目服从领导的指示，大搞“阶级斗争”，与热衷搞“资本主义”的弟弟张金梁水火不容，搅和得胭脂岭鸡犬不宁，自己也成了政治运动的牺牲品。极“左”政策的阴霾过后，和“穷”字掰不开的村民求富心切，把早已富起来的张金梁推上了村长的位子。张金梁上任后，真心实意为村子谋福利，全心全意为村民服务，他鼓励村民外出打工，引技兴办企业。为了抓留守儿童的教育，他搞“留守联盟”；为保障留守老人的生活，他和外出务工的村民签《留守协议》；为维护村里的秩序，他和恶势力过招，和“怪怂”斗智斗勇……

正如著名新闻人、高级记者原野给《胭脂岭》所写序言中指出的那样，李印功“把笔触伸向了农村的深层次矛盾，伸向了农村基层干部思想上的困惑，伸向了农民生存环境恶化的现实。他以文学的形式，在为农民的生存自主呐喊，在为农村人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失衡担忧，在为农村由‘留守’变为‘失守’敲警钟。”

读完《胭脂岭》，原野情不自禁地感叹道：“如今用小说把农村写得如此耐读和让人信服的，并不多见。”

一部有品质的小说

《胭脂岭》的发表，在读者中引起极大反响，好评如潮，多位文化名人、专家学者都对这部作品给予很高的评价。

著名作家、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莫伸说，《胭脂岭》是有相当品质的长篇小说。“看得出来，李印功对农村生活非常熟悉。农村的发展变化，坎坷进程，甚至家长里短，鸡鸣狗盗，都被他尽揽笔下。他写农民的形象，写得栩栩如生；写农民的语言，写得活泼真切。可以说凡涉及农村和农民，他都熟稔于心，笔触所至，信手拈来。我觉得，在当今众多的作家中，像他这样具有扎实生活积累的作家是不多的。”

著名陕籍军旅作家、鲁迅文学奖得主党益民在悉心指导李印功创作过程中发现，李印功确实具有过人的编织故事和叙述故事的能力，他说，“李印功这个农民出身的业余乡土作家，在耕种了半辈子的渭北土塬上，终于成功地收获了他的文学梦。他创作的五十多万字的处女作长篇小说《胭脂岭》，藉双胞胎兄弟、姐妹间纠结难解的爱恨情仇，成功地演绎了当代农民的生活困惑与精神迷茫，以震撼人心的故事和质朴真诚的语言，让我们陷入对土地的深深思考。这棵根植于黄土深处的文学之树，无疑是当代农民生存状态的真实呈现。”

当代作家、中共西安市委党校教授、秦文化研究专家王琪玖算是《胭脂岭》出版前的第一位读者和指导者。他说，《胭脂岭》是他多年来读过的为数不多的好作品，佩服李印功用小说讲故事的娴熟和老道，小说的结构艺术和许多人物故事，以及生活场景的再现，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当代作家、三秦文化研究员、原富平县文化馆馆长李问圃认为，《胭脂岭》以其深刻的社会价值、鲜明的人物性格和跌宕的故事情节及质朴的语言风格，使其成为渭北农村的壮丽史诗，引起社会反响是情理之中的事。

陕西旅游出版社旅游文化出版中心主任南先锋看了书稿说，小说有生活气息，读起来有一种自然亲切的感觉，是扎根生活、源于生活的好作品，力挺《胭脂岭》的出版。担任责任编辑的张婧和武莹莹在编辑手记中这样写道：“美好的梦想、丰富的生活积累、扎实的文字功底和坚韧不拔的毅力造就了它。文学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这句名言在《胭脂岭》这本书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知名影视编剧吴万哲看了《胭脂岭》后，立即和李印功商谈改编事宜，一口气完成了《胭脂岭传奇》四十集电视连续剧的策划书。

《陕西农村报》社长、总编焦永兴夸赞李印功是报社六十多年走出来的第一个出版长篇小说的作家，指定李印功在陕西农村文艺创作会议上发言，还请他给报社全体编辑记者作了《农报情结与胭脂岭》的报告。

专家的肯定，读者的好评，影视界的关注，抚慰着李印功曾经忐忑不安的心。但是，他并没有沉浸在各方的肯定和叫好声中，而是特别关注大家对作品缺陷和不足的客观评价。而且，很多人并不知道，李印功很快就躲开纷扰喧闹的场合，再次将自己封闭起来，开始第二部长篇小说的创作。

李印功告诉记者，金钱和荣誉于他已没有多大的诱惑力，他之所以拼命写作，是他觉得作品是作家生命存在的另一种形式。他说，“我不太在乎别人咋样看，在夸赞和讥讽面前，我心中有自己的一定之规，就是在埋头耕耘、关注收获的同时，尽情享受耕耘带来的快乐。也就是说，我努力过了，成功了不骄傲，失败了不后悔。我给自己的心灵找到了一个安放的位置。”

有了写第一部小说的历练，李印功写起第二部小说来就顺手多了。目前，第二部长篇小说《野女镇》已经脱稿，共计58万字。著名作家、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朱鸿为该书写序，党益民题写书名，出版社也有了着落。

“老夫聊发少年狂。”李印功如此评价当下的自己。能做自己喜欢的事，而且做得还不错，这让他颇有几分愉悦。

（责任编辑 马颖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