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平籍作家的长篇小说创作在审美资源的开拓和书写题材的选取上，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和厚重的历史质感；在创作方法上虽然依然坚守现实主义传统，但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或吸纳魔幻现实主义之玄秘，或撷取象征主义之隐喻等等，真可谓“纸上风起云飞，笔下各有千秋。部部别开生面，篇篇花香冲天”。
著名作家党益民（前排左四）与家乡的作家们在一起（富平作协提供）
坦诚地说，对新世纪以来中国长篇小说，我原来接触得不多。但对富平籍作家群的文学创作，我是有一些关注的。
我曾经参加过陕西省写作学会举办的耿祥的《田韩堡》的改稿会，阅读过李印功的《胭脂岭》，李红的两卷本《潮起潮落》，写过一点类似于阅读印象的文字。也听朋友介绍过党益民的《喧嚣荒原》《根据地》《一路格桑花》，杨英武的《藏风巷》，康凯鹏的《贾岛传》等，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读过，但对这些作家的作品，却是有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钦羡和敬服。
此次承蒙《新西部》杂志抬爱，我才有了遍览新世纪以来富平籍作家作品的机会。在将近两个多月的阅读学习过程中，领略了富平籍作家长篇小说的风采。
毫无疑问，新世纪以来，陕西富平籍作家长篇小说创作所出现的波峰是令人欣喜的。据不完全统计，从2002年党益民的《喧嚣荒原》开始到2016年李印功《胭脂岭》的出版，富平籍作家共出版长篇小说近二十部，特别是2013到2015这两三年间，出版长篇小说十余部，其中党益民的作品曾获全军新作品一等奖、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第三届和第四届徐迟文学奖、陕西省政府第二届柳青文学奖、国家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等多种奖项。巴漠（王保卫）小说《白马道》获中华文学星光大道、“今古传奇”第二届全国优秀小说奖，杨英武、耿祥、李印功、林喜乐、李红、路西平等人的作品都得到文学评论界的一致好评，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文学景观。就我的阅读印象而言，我认为富平籍作家所取得的成绩和荣誉名至实归，富平籍作家们的某些长篇小说作品，置身于当代长篇小说之林，毫不逊色于诸多有着领军和史诗之誉的当红作家的作品，无论是在长篇小说审美资源的深层开拓，在叙事观念和叙事方式，以及主题意向提炼和人物形象塑造方面，都有着难能可贵的艺术贡献。
就总体风貌而言，富平籍作家的创作在长篇小说审美资源的开拓上的艺术创造和成就，主要集中在乡土叙事、历史叙事、都市叙事和另类叙事等四个方面。
乡土叙事：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与裂变
从文化类型上讲，中华文明是农耕文明，根系深植于星罗棋布的中国乡村。乡村、乡民、家族、家庭构成了中华文明最基本的文化单元，因此，从《诗经》开始，乡土书写就成为中国文学最基本的元素。尤其是自上世纪20年代初鲁迅的《阿Q正传》开乡土叙事先河之后，乡土叙事便以面向现代的新文学的先锋力量，与《金瓶梅》所开创的家族小说先河混成乡土书写的洪流，将生息在中国社会底层的乡土生命的生存际遇，生命痛苦和精神世界，一波又一波地推出水面，呈现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圣殿之上。
路翎的《财主家的女儿们》，柳青的《创业史》，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莫言的《红高梁家族》，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白鹿原》等，这些堪称经典的乡土书写在为当代乡土写作提供了艺术范本的同时，也对当代作家的乡土书写设置了新的超越障碍，令很多当代作家在家庭叙事书写上颇为踌躇。但令人欣喜的是，党益民以《喧嚣荒塬》对家族叙事审美风格实现了完美的超越。正如渭南师范学院李险峰教授所评述的那样，党益民在这个“家族城堡”中奋力冲击并成功地突围出来。（关于《喧嚣荒塬》的详细评论，见本专题另一篇文章《金刚怒目：一个也不宽恕——漫谈〈喧嚣荒塬〉对人性之恶的佛性书写》）
如果说《喧嚣荒塬》的乡土叙事，还有着旧中国乡村历史呈现特质的话，那么，林喜乐出版于2006年1月的《解冻》则属于相对纯净的新中国乡土叙事作品。
《解冻》以体现日常生活魅力的现实主义笔触，从容不迫地展示了一个村庄从阶级斗争、大锅饭时代到联产承包责任制，再到市场经济时代的巨大变迁。就《解冻》的主题意象而言，它展示的是传统的农业文明与现代的工商文明冲突，以及在传统农耕文明与现代生产生活方式碰撞中老一代乡土生命的惶惑、迷惘、痛苦与失落，新一代乡土生命在经受工商文明洗礼而产生的精神蜕变，以及或自愿或被迫“逃离乡村”“逃回乡村”的生存选择，从而凸现了在现代文明强势挤压下中国农村走向现代文明的必然。作品通过楚万担对土地的热爱与坚守，对日益凋蔽的乡土世界的描写，通过楚万担儿子楚立胜坚持把家中土地承包出去，儿媳妞娃千方百计“逃离”农村，女儿立婷离家里只有二里路也不愿意住在家里等日常生活场景的叙写，异常真切地揭示出中国乡村传统宗法家庭的解体过程，提出中国传统农业文明何去何从，即传统农业文明的归宿这一沉甸甸的“三农”问题，以及乡土文明沦陷所带来的乡土生命的价值困窘，为现代与传统冲突这一常写常新的母题书写提供了一个相对完美的文学文本。
与《解冻》有着相同主题意象的乡土叙事作品，还有耿祥出版于2011年的《田韩堡》。《田韩堡》以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期关中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为背景，叙写了生活在乡土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关中农村的小人物们的生存和生命状态。作品以“四海翻腾云水怒”的“文化大革命”写起，以“分田分地真忙”的家庭责任制结束，以冷静客观、平实朴素的笔触，通过描绘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关中农村社会的众生相，再现了“颠狂” 岁月里的“颠狂”人生，展示了被政治狂热激活了的人性的美好与丑陋，人生的艰难与欢悦，人情的冷暖与隔膜，以及人在残酷与逼仄的生活条件下的困宭与挣扎。
从小说文本所复原的历史现场来看，《田韩堡》的乡土书写有着民族苦难史的叙事特征。我认为，历史，特别是民族的苦难史，是不应该被遮蔽，更是不该被“雪藏”和“格式化”掉的，一个有历史担当的作家，有责任“恢复民族历史的记忆”，给我们这个最擅长忘记的民族，长一点记性。
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说过这样一句话：对民族悲剧的记忆同对胜利的记忆一样神圣。我觉得，对于民族悲剧的记忆与书写，比对民族的辉煌与胜利的记忆更神圣。《田韩堡》就是这样一部有关民族悲剧记忆的书写。我认为无论是写得成功与否，都要比那些为主流意识形态所热捧的获什么大奖的作品更具神圣性。我们热爱且挚着于文学创作的作家们最热爱的一句话是：文学依然神圣。我理解，这个神圣，它所指的当是对于民族记忆的书写的坚守与执着。
相对于《田韩堡》而言，李印功的《胭脂岭》在乡土书写的视野上相对要广阔一些。《胭脂岭》以双胞胎兄弟张金柱、张金梁之间的恩怨，以及身份转换为主线，将胭脂岭发生的人生悲欢、生命苦乐，乃至家长里短、鸡鸣狗盗娓娓道来，为我们讲述了在改革开放前后几十年的乡村风云变幻中，一群物质和精神都极度贫困的乡土生命，为了吃饱穿暖，为了有尊严地活着而“八仙过海”式的奋斗历程，展现出渭北农民在时代变迁中的迷茫与困惑、坚强与执着。作者通过偷牛皮事件、捡钱事件、毁砖窑事件、供水风波等环环相扣的文学叙事，生动地呈现了艰难生存和精神困顿双重重压之下乡土生命文化性格中勤劳与朴实、自私与贪婪相克相生的人格叠压，成功地演绎了当代农民的真实生存状态。同时，作者通过对张金柱兄弟俩的爱恨情仇，以及张金柱、孟建兆与廖英侠的爱情纠葛，党西胜和张金梁兄弟间的明争暗斗，把笔触伸向了农村的深层次矛盾，伸向了农村基层干部思想上的困惑，伸向了农民生存环境恶化的现实。以文学的形式，在为农民的生存自主呐喊，在为农村人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失衡担忧，在为农村由‘留守’变为‘失守’敲警钟。著名军旅作家党益民认为，《胭脂岭》这棵根植于黄土深处的文学之树，无疑是当代农民生存状态的真实呈现。
继《胭脂岭》之后，李印功又推出一部乡土叙事力作《野女镇》。《野女镇》叙写的是一组生活在关中乡村社会里的乡土生命的生存故事。小说以上世纪70年代到新世纪初近三十年来的乡村社会为背景，通过村主任姜巧宁、县农畜局局长黄西胜、建筑公司经理王大奎、村民贾元、梁香梅等七八户人家的世俗恩怨和爱恨情仇的纠葛，生动繁复地展现了乡土生命为打开贫穷枷锁和挣脱生存困境的艰难挣扎，抗诉了乡土生命在追求体面尊严的人的生活历程中贪婪自私兽性本能的侵蚀与损害。
就艺术表现而言，《野女镇》立足于乡土中国的书写传统之上，以广阔的综合视角，以温和敦厚、同情甚至有点焦虑的态度，观照当代乡土中国中浮沉于物质爱欲生命河流中的褐色灵魂，继承了中国世情小说宏大繁盛的叙事方法，以黄、姜、贾三家争夺种猪场为显性结构核心故事，以黄西胜父子、姜巧宁父女、王大奎夫妇、梁双树父女、王全天父子、贾平夫妇、辛粉夫妇等人爱恨情仇为结构骨干要素，构建起收放自如的伞形网状艺术结构，以生动繁复的日常叙事方式，通过对细小琐碎的日常生活细节的描述，讲述了挣扎在食色欲望人生囧途中的乡土生命的忧欢悲喜，展示了行进在自我生命价值实现之途中的乡土生命精神蜕变的艰难与苦涩，呈现了深隐于看似正常的乡村生活实景之下的扭曲变形荒诞诡异的深层真实。
《野女镇》的底层书写，突破了既往的关于乡村的二元对立的文学想象。《野女镇》关于乡土中国的文学想象，既不是充满诗情画意、桃红柳绿的世外桃源，也不是阴森恐怖、让人不寒而栗的人间地狱，而是既有着种种不幸和痛苦，又有着脉脉温情与爱的欢悦，充满人间世俗烟火气息的“真的人间”。在作品中，最初以恶的和丑的生命形式纵横在野女镇的黄料科，在经历了在南方做天麻生意失败和与贾元打官司等重大人生挫折之后，幡然悔悟，改邪归正，一如既往地追求被蹂躏与被侮辱的梁香梅，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并且走上诚实劳动的正道；有着因作风问题被遣送回乡前科，行为恣意张扬而且一直有着“勾引”乡村妇女污名的村主任姜巧宁，在被罢免了村主任职务，患心脏病住院后，在接人待物和名利心态上，有了很大转变，命运之神为他送来了失散多年的女儿，让他在辞世之前享受到了人间至乐……作者“人间自有真情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人生价值判断和价值追求，把乡土生命的生存价值和人生意义引向了真善美的理想世界，相对比较完满地解决了新世纪乡土中国的书写伦理问题。
在最近两年的书写家族命运和社会变迁的作品中，李红的两卷本《潮起潮落》无疑是最新最丰硕的成果之一。两卷本《潮起潮落》分别出版于2015和2016年，这部耗时近十年的宏大叙事作品，叙写的是当代中国农村从解放初期以至实施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的农村社会生活，以及渗透于其间的新旧杂缠的价值观念、人生哲学、道德理想、精神信仰的碰撞对新旧乡土生命的深刻影响。
《潮起潮落》宏博的乡土历史叙事的艺术创造，开发了长篇小说表现的无限可能性。就题材而言，它承继“五四”新文学乡土叙事传统，努力开掘农村这个有着数千年农耕文化传统的稳固而深厚的审美资源。在这一点上，《潮起潮落》的作者与新世纪以来那些依然坚实地立足乡土，守望乡土，讲述中国乡土的忧患、痛苦、裂变、苏醒、转型的作家同频共振，在描绘翻卷着政治风云和弥散着经济阵痛的乡村时，从看似平淡琐碎的农村生活诸如穿衣吃饭，人情往来，妇姑勃谿、婚恋嫁娶等日常图景，进入对农村人物灵魂状态、文化人格，以及他们在风诡云谲的时代漩涡中精神震荡，把重心放到中国农民在时代浪潮冲击下的精神冲突和价值归依上。如以赵厚坤勤劳致富、剥夺家产、批斗受辱、梦灭身死和蓝方辛一家的升降沉浮、艰难求生、分离聚合、悲喜愁怨等等构成复线叙事，展现了在土地改革和“大跃进”、“反右斗争”和三年自然灾害以及“文化大革命”历史现场中诸多乡土人物精神震荡、人性迷失、人格裂变以及生命价值扭曲的惨烈图景，比如作品中厚坤婆娘、老二家的、黑驴等人物形象以“缺乏诚与爱”的“麻木冷酷”所制造出的“平庸之恶”，以推波助澜的形式，制造了以赵厚坤、蓝方辛等为代表的乡土生命的心灵痛苦和人生苦难。尽管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历史现场”和“历史人物”已经随风而逝，但是重回曾经上演着“人整人”悲剧的当代中国乡村“历史现场”，重新审读在历史悲剧中扮演各种角色人物的灵魂，以及这段历史悲剧的根源，在当下仍具有极为重要反思和认知价值。
和其他以底层书写为叙事架构的长篇小说不同的是，《潮起潮落》两卷本的乡土叙事书写，其乡土生命人物类型并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以农为业、以耕为生的乡土生命，而是将与乡土中国有着千丝万缕血缘与文化联系的中小学教师纳入到了乡土叙事的视域之内。
从第一部第四章起，作品便以乡村女教师蓝方辛及其丈夫和女儿们为主要叙事对象，书写她及其丈夫与女儿们的命运际遇，生存挣扎，婚姻爱情，以及他们在波诡云谲的历史潮流冲击下的心灵痛苦，以及在生存困境中对正义、道德、节操的追求。作者通过对蓝方辛这个处于社会底层的知识女性平常琐碎、辗转不定生存际遇和努力把持内心高贵与心灵幸福人生追求的叙写，彰显了善良纯朴美好人性的生命张力。
但是，作者并没有把《潮起潮落》处理成一部关于一代处于社会底层的知识女性苦难命运的女性叙事作品，尽管从第二部起，两卷本《潮起潮落》的主人公由赵厚坤转为蓝方辛，继之以大雁、梦梦和丽娃，并以这三姐妺的婚姻爱情为主线展开文学叙事，但作者的创作向度却似乎有着更为广阔的叙事追求。从两卷本《潮起潮落》的时空跨度和人物张力来看，它已经构成了有着广阔历史叙事鲜明个性特色的多声部奏鸣曲。
我觉得，在众多的乡土叙事作品中，路西平出版于2015年的《村路》在题材选取、主题意象和人物形象塑造上，都有着不同凡响的艺术贡献，著名文学评论家李敬泽、中国作协副主席贾平凹、陕西作协副主席阎安对这部作品评价甚高，认为路西平撰写了一部新型改革变景下中国式乡村的编年史，塑造了以村党支部书记刘乐然为代表的当代农民形象，从更深一层的社会变革理论探索的角度去表现中国农民在改革开放中的精神面貌。我认为，这部作品书写了当代中国农村在新时代浪潮冲击下迈向现代乡村政治文明的艰难历程，以及新一代乡村生命冲破传统文化习俗和现实名缰利锁羁绊“破茧化蝶”的文化重造。
就我的阅读体验而言，《村路》是一部褪去怀念性色彩，有着表达乡村正义拯救强烈渴望的作品。《村路》的上部，以修造现代化村庄道路为核心事件，结构故事，关联矛盾，设置冲突，凸现乡土生命物质世界和精神的诸般困窘与追求，以及在迈向现代物质文明生活的艰难和苦涩。作品的下部，以大型现代企业的介入，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各个社会阶层的精神动荡为叙事核心，隐喻了传统中国农村社会在现代化历程中道路选择的艰难。作者在有意无意之间，对当代中国农村走什么道路的时代命题给予了自己的解答。尤为难得的是，作品的艺术审美对象涉及到了生活在新时代的各色人物，他们不再是已经随风而逝活在历史记忆中的乡土生命，而是活在当代，活在当下，与我们朝夕相处，或者并肩而行在社会主义新农村道德和经济重建行列中的真实生动的乡土生命。与乡土有着千丝万缕文化血缘关系的读者，都不难在其中看见自己的文化“亲人”的面影，感受到他们生命律动的节奏。特别是作品所塑造的单纯善良，性格阳光，奋发向上的新农村建设的带头人刘乐然，是一个有着作者理想人格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也是正在解体的传统中国农村迈向现代化的希望和力量所在。
和同样有着试图解决农村现存问题为主题旨归的《湖光山色》相比，《村路》的写作视阈相对广阔，它不仅从乡村正义的角度展现了乡村社会伦理的堕落和社会公正的缺失，而且脱出善恶因循，环环相报的窠臼，以符合人物成长和社会进步逻辑，以从容不迫的叙事风格，书写有着作者理想的乡村青年在“拯救”和“匡扶”乡村正义，重建乡村社会道德良序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种种努力，彰显在现代文明浸润和推动下农村社会进步的必然，从而使得作品的乡土书写具有了坚实的真实感和厚重感。
历史叙事：重诉、拓展与铿锵再现
历史叙事是中国长篇小说的书写传统，以历史叙事而获得巨大成功的作家作品代代有之，经典如山，佳作若河。
新世纪以来，当代诸多著名作家都在进行着重新诉说历史、重新发现历史中的现代精神的文学书写，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当代诸如《圣天门口》《张居正》《白银谷》《张之洞》《银城故事》《伪满洲国》《蒙古往事》《檀香刑》《历史的天空》等有着浓烈的颠覆性色彩的历史书写诉求不同的是，富平籍军旅作家党益民的《根据地》则努力在历史的真实性与文学的诗意性之间取得一种内在的平衡。作者选择了以陕甘根据地为中心的文学叙述方式，所有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殊途同归，最终都集结在根据地。这样的写作方式既能凸显出个体的人生传奇，又能将众多的历史人物最大限度地融汇在一起，呈现出历史事件的多样性、复杂性，丰富了故事的复杂性与作品的可读性。
《根据地》立足革命史实，真实而艺术地再现了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艰难历程。作品塑造了众多个性鲜明、形神兼备的革命者形象，首次揭秘陕甘红军鲜为人知、惊心动魄的革命故事，全景式地记述了这一波澜壮阔的革命进程，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回眸历史的独特视窗。《根据地》的红色书写，既沿袭着历史写作的风格，也饱含了对文学意义的新的诠释与探索。它将陕甘红军和陕北红军创始人缔造革命军队的艰难，党内左倾机会主义对革命所造成的损害，以及革命党人为创建红色革命根据地所做出的艰苦卓绝的贡献，还有年轻的共产党人的成长，以既科学严谨又通俗易懂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部作品远远超出了历史事件和故事叙述的文本范畴。作品以新的视角引领我们在回望历史之时，前所未有地关注今日中国。这种引领和关注，就是这部作品的时代意义与文学价值之所在。
除了《根据地》之外，富平籍作家的历史叙事作品中写得厚重而深遂的当属杨英武的《藏凤巷》。《藏凤巷》展示的是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一个叫御苑镇的古老乡村里一条叫藏凤巷的巷子中，一户姓杨的昔日财东及其后代二十多年的生存和遭遇，具有乡村社会历史书写的性质。《藏凤巷》的成功之处在于，作者以特殊历史时期的乡村社会历史描述，以家族历史和个人身世的书写，以家乡历史人文传统的回顾与赞美，构成立体交叉式的宏大乡土历史叙事架构，为人物形象塑造和主题意象的拓展提供了广阔而厚实的书写空间，从而使英子娘、天命、上官秀青、老倔头程金发、由二等人物的人生际遇，生命苦难和精神追求，具有了厚重浓烈的文化意蕴。
《藏凤巷》的成功之处还在于，塑造了英子娘和天命、上官秀青以及德贵、蒋遥等真实生动、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通过人物自身的言行举止，彰显了人性的真与善，丑与恶，以及命运对美好人性的拨弄与砥砺。作品着力塑造的英子娘是一个由旧中国社会走过来的“知书达理”的乡村知识女性形象，在她身上，闪耀着人性的理性光辉。无论身处何等境遇，英子娘始终坚守着清白善良的做人底线。在饥饿的年代，她坚守着做人的清白，不允许天命随大流去“偷苜蓿”，宁愿饿死也不动用为他家而死的长工满囤的工钱，不卖传家的宝珠，但却将珍藏多年的宝珠义无返顾地交给了国家。她不但积德行善，扶厄救困，而且恕恶释怨，以身示范，承传着其家族，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正因如此，她的养子天命，女儿英子，儿媳上官秀青才在坎坷人生际遇中不失赤子之心，其情，其义，其孝丰润了特殊年代“艾蒿太盛椒兰少”的精神世界。也正因如此，《藏凤巷》才获得著名文学评论家李星先生的激赏，称其“不仅成为关中大地，也成为中国大地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巴漠的《黑石村往事》出版于2015年，是作者历经三年精心打磨的一部乡土历史叙事佳作。《黑石村往事》的审美资源来源于广袤富饶而又苦难深重的关中大地，因此亦可当作关中往事来读。
《黑石村往事》叙写的“往事”横跨新旧中国两个历史时期，内容涵含关中平原民国十八年以至解放初期所发生的诸多历史事件，如惨绝人寰的大年馑、刘郁芬兵乱、交农驱米运动、红军改编八路军、解放马庄等重大历史事件。就作品的叙事架构而言，作者匠心独具，以经纬交织，显隐相间的结构形式，以黑石村为叙事平台，在黑、白、红三股政治军事力量的较量与缠斗中，编织成一幅异彩纷呈、引人入胜的历史画卷。从艺术表现上讲，作品巧妙地融合贯穿，历史事件与个人命运交织，宏大叙事与精妙细节契合，增强了作品的历史厚重感。钩沉和复现等多种手法的艺术表现，地域语言的灵活运用，增加了作品的生活质感，繁杂生活的浑沌呈现，增加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融入的红军誓师抗日，山西前线鏖战等重大历史事件，增加了英雄主义的凝重色彩。对惠天禄、康三老汉等人较为细腻的心理描写呈现出故事人物的丰富个性和诡谲命运对人物人生际遇的拨弄，在人物性格和人物命运的多重组合与对比中，强化了高尚者的理想光芒。
和《黑石村往事》同样有着开拓关中历史审美资源，铿锵再现关中儿女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英勇奋斗历程的作品，还有程凌、李继庄出版于2014年的《石川河》。《石川河》记叙了石川河两岸英雄儿女为中华民族崛起，发扬青龙开河勇往直前的精神，与国民党反动派、社会黑恶势力、日本侵略者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故事。
程凌和李继庄是两位典型的草根作家，两人都有着军旅生活和从政经历，创作《石川河》的冲动和激情完全来源于对石川河这条两岸开满英雄传奇之花的母亲河的热爱。在创作这部小说之前，两位作者沿着石川河一路北上，对发生在石川河两岸的革命历史事件和英雄人物进行了调查采访，在理性梳理调查采访所得的写作素材的基础上，提炼主题，串联人物，合成故事，并以饱含激情之笔，对石川河两岸关中儿女为中华民族崛起而进行的英勇斗争进行了生动呈现，做到了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完美结合。
《石川河》继承了中国古典章回小说具有史传品格的叙事模式，作品以石匠老汉石倡义讲述青龙开河、造福石川河两岸百姓神话传说开始，奠定了全书英雄传奇的叙事风格，继而由村民梁满囤遭受乱兵抢劫负伤，引出儿子梁进仓去找他的老师杜思哲，又由杜思哲引出主人公惠全民等人，接着又由惠全民受伤引出方培玉和杨威等人的除奸行动，由除奸行动的成功又引出王禄魁兄弟重创土匪马冲天，由重创马冲天引出石川河游击队的成立等一系列故事。从第七回开始，作品以相对集中的笔墨，以环环相扣的链状结构，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设计，对发生在石川河两岸的由惠全民等共产党人策划领导的交农事件（成立农会）、改编土匪、两当兵变、照金御敌、南梁肃反、岚西抗日、青化砭战役、康庄战役等进行了精当的艺术再现。尤为可贵的是，两位作者的叙事伦理有着深厚的革命英雄主义和宏博的共产主义理想情结，在当代历史叙事书写中不乏解构红色革命历史，且以之显示人类“普世”情怀的书写环境中，《石川河》的作者却异常鲜明地高举红色理想之旗，“拒绝在俗世里沉溺，拒绝心灵被遮蔽”（麦加语），独立特行，以文学之笔为一度被妖魔化的红色革命历史“袪魅”，还原和再造千千万万共产党人为之牺牲奋斗的“人民当家做主”的理想世界，并发现一种值得我们为之折腰、甚至为之牺牲的精神向度。
与《石川河》有着相同传记文学叙事风格的还有康凯鹏出版于2010年的《苦吟寒士贾岛传》。康凯鹏是一位长期生活在富平贾村，有着深厚文学功底的“职业”农民，《苦吟寒士贾岛传》是他在耕作之余，呕心呖血，耗时五年的作品。从作品自序中，我们看到作者之所以耗费巨大心力为之作传，是基于对贾岛这位星斗其名，曾经寄寓其村的唐代诗人的仰慕，从而自觉担当起为之作传的文化使命。在被“蜗角蝇头争名利，著书多为稻梁谋”污染的当代世风之下，能下如此功夫，峥嵘古人，高标逸韵，令人钦佩。更令人钦佩的是康凯鹏对传主贾岛个性品质和诗歌艺术特色的把握，有着惊人的精当和精肖。尤其是对贾岛诗作的熟稔与恰到好处的引用，使得贾岛的丰骨才情跃然纸上，把一个以诗为命，苦吟不休的一代“诗奴”形象，奉献于新世纪读者之前。从《苦吟寒士贾岛传》关于贾岛与韩愈、张籍、孟郊、李益、王建、姚合等唐代诗人的诗酒酬和、人情往来的文学想象来看，康凯鹏对唐代士子间的交往礼仪等有着比较深入的研究。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康凯鹏在叙写贾岛与韩愈等人的交往中，并不回避贾岛汲汲于功名的人生价值追求，包括顺从干谒求进的官场陋习，不惜屈意请托之举，屡试不第的沮丧和贬官之后的失落与愤慨等等都一一展示出来，还原了一个生活在政局动荡，政治黑暗的中唐时期，困窘长安数十年的清贫诗人的真实人生。
富平文坛宿将惠旺，宝刀不老，古稀之年仍然笔耕不辍，以朴实生动的文笔撰写了以真人真事为原型的传记文学作品《任彦才》。传主任彦才是富平县长春乡温家壕人，曾任富平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和平常人一样过着平平淡淡的生活，却有着平常人所不具备的那么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就是“顶天立地，敢担敢赔”的硬汉子精神，不怕邪恶的正义感、“乐善好施和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高尚的道德情操。作者在为任彦才立传的叙事伦理书写中，非常注重从“凡中见真情”，努力发现并且牢牢抓住主人公身上充盈着的正能量。
《任彦才》从任彦才多灾多难的苦难童年写起，其间写到任彦才亲生父亲死后，任彦才跟随邻居老婆讨饭，母亲为了让任彦才逃“活命”，把两个女儿小小地就送给人家当童养媳，后来携着任彦才改嫁到党家窑一个普通农户家中。在贫苦中长大的任彦才起初跟村人吆骡子驮炭挣钱养家，后来因找被偷的骡子而参加了游击队，又因家中变故而滞留家中务农。但是，当游击队需要他出来打开工作局面时，他又义无返顾地站出来，参加了借粮、抬担架等革命活动。在任彦才的一生中，最让人敬佩的是为了响应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他听从党的安排，丢掉公社干部的铁饭碗，回乡当了村党支部书记。在“文革”中，他千方百计保护革命干部，同时又清醒冷静地处理错综复杂的派性矛盾，避免了群众斗群众的大规模流血事件。作品浓墨重彩地叙写了任彦才率领数万民工历时数年开凿红卫渠和治理石川河的英雄事迹，特别是他退休之后，不要任何报酬，跑前跑后，付出极大心血，重修了几近荒废的红卫渠，解决了四万多亩土地灌溉、人畜用水问题。
惠旺是富平文坛宿将，新闻界元老级瑰宝，《任彦才》集中体现了惠旺质朴劲健的散文风格和人物通讯的书写功力，其大开大阖，精当传神的典型事件叙写，简洁生动、内涵丰厚的白描式的人物生活细节描写，以及声口毕肖、崭劲有力的语言书写，使得任彦才这一平凡而又伟大的普通农民形象，跃然纸上，树起了一座永远矗立在富平人民心中的丰碑。
都市叙事：现代与传统的碰撞与纠缠
依出版时间的先后来看，林喜乐出版于2007年的《客居长安》无疑是富平籍作家作品中最早涉猎都市叙事的作品。作家以机智风趣，甚至有点黑色幽默的叙事风格，讲述了一个将届而立之年，有着律师资格和实践经验的青年知识分子，为实现人生价值而贸然冲进现代化大都市这座“围城”，最后却毅然舍弃所有冲出“围城”的故事。
《客居长安》通过孟大友、吴老三夫妇、乐彤、谢奋强、于志宁、刘显，小得、寒蝶等“客居长安”的底层人物的求生挣扎与生死浮沉，展示了在社会转型大背景下都市社会底层人物的生存艰难和人生理想为残酷现实无情辗压而破灭的生存困境和心灵痛苦。从这些“客居长安”的寻梦者式的底层人物伤痕累累的梦幻之旅中，读者不难品味出金钱之鳄的贪婪与血腥，都市文化中深隐于“契约”文明锦袍之下的冷酷与残忍。也正是基于作者对有着“历史合理性”的将“人变为鬼”的现实之魅的质疑与暴露，从而使得这部并非社会批判的小说具有了强烈的社会批判意味，对当代社会转型期的诸多社会问题进行了无言的文化拷问。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作者关于孟大友搁置教职，赤手空拳毅然冲入“围城”，最后又重拾教职，舍弃一切毅然冲出“围城”，以其由“不安分”到“安分”， 由“不求安然”到“只求安然”的叙事架构设计，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显示了作者的文化倾向，以及面对更为广阔而陌生的都市文明形态下的社会生活的困惑和无奈。当然，这也是作者对原乡式中国传统社会伦理的一种回归与坚守。
相比较而言，唐应坤的《流泪碑》的都市叙事则具有一种波光涟艳的平和宁静之美。
《流泪碑》出版于2013年，作品提供的文学场景是上世纪80年代前后关中平原上的一个小县城和附近的关中农村。作品的主人公是一位名叫杜越生的因“不适宜继续留在部队”而提前转业的农家子弟。作者将复转军人杜越生的人生浮沉放在一个相对较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去展现，通过与杜越生有血缘和准血缘关系的几户都市人家的生存状态真切而琐细的叙写，把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体制改革对都市世俗人生的冲击，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都市社会各个层面人物的心路历程，给予了鲜明而深刻的生动展示。尤其是对供销系统的经营模式，弊端和集体无意识的“合情不合理”的潜规则不动声色的展现，将隐秘的政治和经济的无意识显影，提供了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世俗风景和文化镜像。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尽管作者的初衷是“通过几个普通百姓家庭成员的生存状态、心路历程、世俗故事及生活情节，力图将那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记录下来，并试图以一个草根百姓的角度，观察和解析国营工商业从辉煌走向黯淡的缘由”，但是，作者却在无意中介入到了同性恋文化元素的书写。从文学审美角度来看，这种新元素的介入是一种具有颠覆性的文化书写，是对具有霸权意味的异性爱的“破坏性”追索，是对人性复杂的一种丰富和提升。具体到作品中的主人公杜越生，他的同性性取向是挣脱无爱婚姻及异性性压迫、性束缚、性伤害的一种性反抗，从性解放的角度来讲，这是人性中的“自我保护本能”和“自我价值重构”的两种力的迸发，是向大写的人的跃进。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对杜越生与王远东、小黄、庄跟社的同性爱的书写，采取了既不渲染、亦不回避的临界式的艺术处理。这种策略性的艺术处理，保护了作品叙事风格的纯净和价值取向的干净。不过，作品的主题意向似乎有可探讨之处，即作者通过杜越生由复转军人到供销社职工，由职工到销社政工人员，由政工人员而成为工商局副局长、副县长的升迁之路，传递出一种“得金钱者得天下”、“会经营关系者得升迁”的人生价值观。这是值得探讨的。固然，在现实社会中此类以名目堂皇的权钱物交易而获得升迁的事例不胜枚举，作为社会大众之一分子，可以有无奈而顺应，或者漠然无谓的态度，但作家不能丧失主体性，也不应以暧昧的态度，将其“景观化”，不能“背着火跑”，而是应该“向着火跑”（别林斯基语）。
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土小说开始在历史反思、家园守望、社会问题和生存状态四个新的主题域展开想象，张铖出版于2014年的《东辛庄》在这些领域都有深入的探索和尝试。《东辛庄》叙写的是大都市城郊被纳入开发的范围，迅即成为工业区，农民迅即成为市民过程中各色乡土生命的物质欲望和精神迷失。作品通过辛来、王顺天、辛坤等几个家庭的人物形象的生存和生命状态的叙写，以简洁生动的语言、行为和心理描写，绘制了一幅生动鲜活的都市世俗生活画卷，揭示了深刻的社会主题。作品所塑造的辛来、王顺天、辛坤等人，有着作者对生活的体味和概括的浓重色彩，或者说是作者意想中的生活实质。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相对狭小逼仄的叙事空间里，相对集中地叙写了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现代文明冲击的城中村农民的精神世界，因土地被征而被动地转换市民之后，如毒瘤般附着于其身上的精神痼疾并未因生存方式的改变而消失，反而和现代都市文明中的“文明之恶”融合起来，以更“文明”的形态侵润着健康的社会机体。毫无疑问，辛来、辛坤是作者着力鞭挞的“富而不仁”“富而无德”的城乡流氓有产者的典型，但深刻之处在于，作者不但展览其丑陋龌龊的生存方式和生命状态，而且对其人生价值进行了彻底的否定，同时，以不乏忧郁的笔触，对国民劣根性的改造和道德重建问题，进行了形象化的昭示。
另类叙事：反思小说别有洞天的显现
巴漠的《火山口》是一部“别有洞天”的关于政治伦理和生活伦理的反思小说。《火山口》的“别有洞天”不仅体现在小说书写审美资源的“特别”，虽然当代不乏涉及监狱生活书写的作品，比如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丛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徐剑铭《死囚牢里的陪号》，哥儿们（张春雷）的《四面墙》等，但其大多是从囚犯的角度来写监狱、写监狱生活，进而辐射到狱中干警形象，而以监狱干警视角，书写监狱干警生活的作品，巴漠的《火山口》当为首发。
其次，作为反思小说，《火山口》具有强烈的反讽意味，无孔不入的权力腐败把“改造者”变成了“被改造者”，把监狱管理者的“惩恶”和“向善”指向，扭曲变异为“善的萎顿”与“恶的肆扬”。从政治伦理角度讲，巴漠决不仅仅是展现具有神秘和另类生活色彩的监狱生活“实景”，而是通过一个有诗文专长的监狱干警罗子文从大学毕业到监狱政工科，到任监狱长秘书，到办公室副主任，再到中队指导员，最后因其所管辖的中队工场引发监狱火灾，而被变相“挤出”监狱干警序列的故事，对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经济变革对监狱管理以及监狱干警队伍思想的冲击，以及监狱干警和犯人的人性尊严、体面生活等基本人身权利实现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因此，《火山口》的反讽性书写，已经超越具体的事件，指向了人性滑堕的政治的经济的和生命本能的最深处，为社会急骤变革时代特殊群体的人性剖析提供了色彩驳杂的手术台。
值得指出的是，《火山口》的文学价值还在于，它第一次以不动声色的文字叙写，将“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一黑色定律阐释得如此惊心动魄：不是“改造者”改造“被改造者”，而是“被改造者”改造着“改造者”，监狱这个“火山口”底下运行冲突着的“权钱交易”的孽火，将罪犯“烧”得变态，把干警“烧”得变异，“警察不像警察，犯人不像犯人”，使白的不得不变黑，黑的不得不想更黑。在被权力和腐败烧得通红的“火山”上，无人幸免人性的滑堕与变异，人人无路可逃。
对富平籍作家的几点期望
从重铸民族灵魂和从表现人性的深度、人类性含量的丰富程度来看，从与世界文学展现的人文内涵的比来看，富平籍作家的作品还显得不够成熟和深湛。要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写出强有力表达的文学作品，作家们还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
第一，要像守财奴那样贪婪地广博汲取，像地老鼠那样不知疲倦地积累精神食粮。具体说来，我希望富平籍作家们高度重视审美资源（生活积累）和美学品格（思想积累）的积累。就目前所看到的这近二十部作品而言，除党益民之外，几乎是所有的作家都是在写自己的“生活库存”，写自己亲身经历过的社会生活和生活经验，作为一个练习者，作为一个作家的处女作，这是一条必由之路，无可厚非，但作为一个作家，仅仅有此是显然不够的。要想成为一个有较大社会影响的作家，仅仅有此更是远远不够的。作家要有远超社会大众的广阔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历史的人类的文学视野和思想视域，通俗地讲，就是要比社会大众看得更远，看得更透，想得更远，想得更深，只有这样，作家才能有引导读者趋赴美好理想人性的精神力量，才能使自己的作品跳出“泡沫狂欢”的怪圈。而要做到这些，就需要作家有深厚的生活积累、思想积累和精神储备。
第二，不要死守本土，不要死守传统。本土地域历史文化资源无疑是作家最珍爱的审美资源，生于斯，长于斯，生活工作于斯，作家对本土历史文化资源和民俗风情的稔熟，当然有助于作家的文学书写，这一点是需要承认的。但是，作为一个新世纪的现代作家，生活在“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中，应该有着超越本土文化情感的人类之爱或者人道主义的人文情怀，应该承继本土文脉，但又不能死守本土，要接受多元文化的碰撞与冲击，在碰撞中融会新思想，新文化，新观念，新伦理，并以之观照我们所稔熟的本土文化和社会生活现象，就会自然发现“我们从未发现过的东西”，这种“从未发现过的东西”，会打开作者和读者的“第三只眼”，让作者和读者更为深刻、更为痛切地发现现实生活中人与人关系的真相。
第三，不要纪实性书写。文学叙事与影视叙事（纪录片）的区别在于，影视纪录侧重于事件及进程展示，文学侧重于人物形象塑造。有些作品被评论家称做编年史，或者忠实纪录了时代风云等等，这本身就是一种委婉的提醒和善意的批评。短篇写故事、中篇说结构、长篇写命运，长篇是命运书写，是以形象的生动描绘，以诗性的艺术审美，应答审美对象“向何处去”或者“将来会怎样”的命运命题。当然，长篇叙事一定是写大故事的，但大故事或者大事件只能是以背景式的人物活动平台来处理，而不能成为长篇叙事的中心或重心。在这方面，党益民的《喧嚣荒塬》《雪祭》《一路格桑花》等已经为我们做出了书写样板。我建议我们富平籍作家们尽可能地将其找来看看，相信会从中悟出很多“小说之道”的。此外，要克服和防止“虎头蛇尾”的非文学化倾向。在我阅读过的富平籍作家的长篇小说，有的作品前半部写得非常好，文学意味极为浓厚，但到了后半部，或者是结尾部分，作者却变得似乎不耐烦起来，把一些本来应该用人物故事情节推动和展现的人物命运，故事结局等等，用大笔勾勒式的粗线条叙述和类似于剧情介绍的文字，急匆匆地予以“走过场”式的交代。这是极让评论家所惋惜，亦为读者所不能原谅的。
第四，作家不要跳到前台来。在文学叙事中，不能有作者的旁白或者提示性的语言，正如演员们正在演出时，剧作者不能站在舞台上向观众介绍提示剧情一样，这样是违背艺术规律的，也是笨拙的，出力不讨好的。在我阅读的几部作品中，都不程度地在着作者“忍不住跳上台来解说一番”的问题。小说是讲故事的艺术，讲故事有一个讲究，就是设伏线，包“包袱”，在适当的时候，随着人物性格的发展，情节的推进，将“包袱”抖开，将伏线展开，故事也就有了高潮，人物命运就有了起伏，作品就有了让读者产生不断阅读下去的吸引力。关中人蒸馍，再笨的婆娘都知道一定要用湿的“笼布”把笼裹严，不要热气外漏，在蒸馍期间，她所要做的只有一个，就是不断添柴烧灶，气圆了，揭开蒸笼，自然是一锅白净暄软的好馍。而我们有些好心的作者，只怕读者看不出、看不懂其中的奥妙，过一会跳出来把“笼布”揭一下，过一会再跳出来把“笼布”揭一下，通俗地讲，把“气”都跑完了，把读者的阅读热情都消解掉了。人对未知的东西都是很感兴趣的，如果都“早”知道了，还会感兴趣吗？
第五，要注重作品的思想性和趣味性。富平籍作家的长篇小说创作数量不少，但引起强烈反响的不多，其中主客观因素很多，但与我们作品的思想性和趣味性还不是那么深邃与饱满有关。当然，这并不是说富平籍作家当中就没有人写出美感强度和思想深度都很高的作品。我只是觉得，我们在这方面还有进一步认真思考的必要。
第六，要学会写爱和爱情。根据我的阅读体验，我感觉到我们富平籍的作家们的情感世界比较粗犷，多侠骨，少柔情。不会写爱和爱情，作品中很少有让人看得落泪的爱的生活场景，也很少有令读者亦为之赞、为之叹、为之喜、为之悲的缠绵悱恻的爱情描写。除了党益民的《一路格桑花》等雪域系列、路西平的《村路》、李红的《潮起潮落》等人的作品之外，富平籍作家们的作品中对爱的叙写，都是粗线条的，特别是在男女性关系的描写上，绝大部分把爱与欲混淆起来了，或者只有欲，而没有爱，或者把欲当作了爱。更为普遍的是，大家对人与人之间，父母儿女之间，兄弟姐妺之间，师生之间的人类之爱的描写，都不是很到位，仿佛作品中的人物都是无情之动物，父母给予儿女的爱，除了给吃，给穿，给用，就是盖房娶妻和生儿育女，最常见的情感交流方式和爱意的表达，就是打、哭，骂，恨，伤心等等，除此之外，好像就不会有别的情感交流，因而使得整部作品的文学情感色彩显得偏冷，偏硬，缺少能够打动读者心中那块最柔软地带的东西，难以引起情感认同和追随，这样，作品的吸引力就大大地减弱了。
（责任编辑 马颖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