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富平县一批作家先后推出了自己的长篇小说。除此之外，也有很多作家创作了中短篇小说、散文及诗歌等作品。

农民诗人王老九早就说过，“富平是个诗窝窝”。作为一个文化大县，富平人一向热爱文学，即使是在文学式微的背景下，这些在别人看来只是业余作家的人，却始终舍不得放不下手中的笔。正是他们，支撑着富平文学和富平文化的高度和深度。

富平作协名誉主席党益民在家乡设立“益民文学奖”，极大地推动了会员们的创作热情。

（富平作协提供）

富平文学圈拥有一个年龄悬殊的作家群，长者年逾八旬，少者二十左右，组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金字塔式创作结构。

据富平县作协主席杨英武介绍，富平籍作家群创作踊跃，年轻人准备登塔翘首而望，中坚力量身处塔中低头深思寻找方法和路径，临顶老者回首瞰视，并竭力帮助大家寻找捷径，尽量让文友们少走弯路，形成了典型的接力帮扶氛围。“富平籍作家这种相互包容、促进共勉、共争上游的精神，时刻在鞭策着每位作者。”杨英武说。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除了本专题重点介绍的几位长篇小说创作者，还有几位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同样值得关注。

唐应坤与《流泪碑》

写长篇小说一直是唐应坤的一个梦想，但看到长篇小说出版难、销售难的现实，就一直没有动笔的勇气。

“一个人有责任和义务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胡适的这句话，一直在唐应坤心头萦绕。

唐应坤出生于1948年9月，几乎与共和国同龄。他经历了新中国建立后所有全国性政治运动，尤其是遭遇了“文革十年浩劫”。不是所有的往事都需要回忆，也不是所有的回忆都值得铭记。“十年文革”与“改革开放”的历史，是值得铭记的。

1966年6月，唐应坤初中毕业前一个月，“文革”突然爆发。直到23岁，他才当了兵。当兵期间又遇上“林彪事件”，“整军”期间不提干，加上年龄太大，提干泡汤。

高小、初中时，唐应坤作文在班内或年级一直名列前茅。杜鹏程、柳青、高玉宝这些作家，是他的偶像。在部队参加通讯写作学习班，47军140师的宣传科长、《湘西剿匪记》的作者张行对他写的《连长请假》给予了高度评价，并作为范文讲给学员们。

1974年，唐应坤参加了延安大学主办，延安地区、榆林地区、延安市委党校联合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这个学习班里后来涌现出一个大作家——路遥。路遥的出名，对唐应坤触动很大，使他觉得只要坚守梦想，就能拿出作品。

唐应坤的写作，最早可追溯到回乡务农时期。他在县上一个建桥工地政工组管工地广播宣传，同时编辑一份油印的《工地简报》，从组稿、写小评、插图、排版、刻印，所有活路都是他一人所为。后来，在部队以及转业到地方单位，都干着与新闻宣传有关的工作，为他日后从事文学创作打下了基础。

第一部长篇小说，唐应坤取名为《流泪碑》。他认为从“文革”之后到改革开放这一段历程，要是立个里程碑的话，那就是用人们的泪水写就的，其中既有酸楚的泪，也有喜悦的泪。

《流泪碑》中心内容是讲法治缺失或法律滞后的社会是多么的可怕，机制僵化生产力低下是多么的可悲，经济萎缩、市场萧条、生活日用品严重缺乏是多么的可怜。当时畸形的经济机制架构如此：信用社原本是股份制企业，当年却归国营农业银行管理；供销社原本是股份制企业，却要归国营商业局管理；省级的大型农机厂本应企业独立经营，但却强制搞“工农联盟”、“大厂带小厂”等等。唐应坤在书中把这种没有经济效益的经济架构暗喻为“同性恋”现象（不生孩子），结果造成国营商业、国营企业十几年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2000年，农业银行开始实行“内退”（即工龄满三十年或年龄满50岁者）。唐应坤听到此消息后，在全渭南市农行系统第一个报了名。退休后时间充裕，他就写自己想写的东西，至今出版了杂文散文集《频阳子絮语》（2006年）、长篇小说《流泪碑》（2013年）、诗歌集《荒草丝语》（2016年）。

路西平与《村路》

路西平最早一篇习作，发表在《少年文艺》上。那一年是1985年，他刚上高中。

沈从文、王蒙、韩少功、艾特玛托夫、加西亚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等中外作家的作品，路西平都看，但他认为对他影响最大的两部作品是陈忠实的《白鹿原》和柳青的《创业史》。

路西平是《陕西农村报》的记者，经常跑基层。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业余创作，主要写小说以及少量的诗歌。

创作长篇小说《村路》，路西平大概用了一年半的时间。“有一次我在富平齐村镇某个村采访，触动了我想用文学形式把采访内容表现出来的想法。”这是路西平决定写《村路》的初衷。

在采访时，路西平遇到这样一个真实的事情：一个村民小组在上世纪80年代初集体入股建了一座砖厂，由于地理位置好，土源优质，效益不错。到了90年代，砖厂经营进入低谷，甚至面临倒闭，村里一个能人承包了砖厂，但依然没有起色，曾经一度关了门。承包人带领妻儿下煤矿干了一年，积攒了一笔启动资金，又开了砖厂，总之受尽磨难。到2000年，这个人被推选为村支书，但还继续经营着砖厂。2003年，砖厂效益转好，村里修路，新上任的村民组长筹集不到资金，就在一部分村民的怂恿下要砖厂……

故事本身很复杂，但进入真正的艺术创作，如何跳出现实故事的框架，重新拆解编织，刻画鲜明的人物形象，融入自己的思想和艺术观点，成为路西平当时需要突破的一个难点。

《村路》出版后，中国作协副主席、原人民文学杂志社主编、著名评论家李敬泽，中国作协副主席、陕西作协主席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贾平凹，陕西作协副主席、著名诗人、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延河杂志执行主编阎安都写了推荐语。

李敬泽说，《村路》是一部新型改革背景下中国式乡村编年史。作品的功夫在于以小见大、管中窥豹，通过对农村新型现实深入细致的观察与表现，以一个时代的名义将农村与农民所面临的历史性困境与选择，进行了诚恳而精确的记录性再现。

而在贾平凹看来，《村路》咬准了具有独特民俗风韵的北方农村生活，塑造了以村党支部书记刘乐然为代表的当代农民形象，通过对乡土生活、乡亲乡情的描绘，展现了中国新农村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和艰苦历程。是新近充满了现实感的、不可多得的农村题材小说。语言智慧精到，动感鲜活。

这些年来，路西平陆续在《青年文学》《萌芽》《延河》《陕西日报》等报刊发表上百万字的小说、报告文学以及诗歌。2016年第十一期《延河》小说版头条刊发了他的中篇小说《绝情谷》；2010年，中篇小说《致我们悄悄逝去的浪漫》获得中国散文学会举办的“新视野”杯文学大赛小说组第一名。

近期，路西平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鱼刺》，即将在国家级大型文学刊物上全文首发，目前已进入最后收官阶段。

路西平认为，创作与日常工作并不冲突，相反，许多素材灵感都来自他的工作。作为业余作者，他最大的苦恼是没有整块的创作时间。他给自己规定，每天再忙也必须写两千字。

程凌、李继庄与《石川河》

程凌、李继庄都是富平人。1973年，两个人一同入伍当了兵。

在部队，程凌喜欢写快板，黑板报上经常有他写的快板。在部队立了三等功后转了干，随后又到宁夏吴忠师范深造了两年。转业后，他到铜川石油公司工作，任铜川市石油公司经理，后调任中油陕西销售公司咸阳采供站副经理。

喜欢文学的程凌，多次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赞美秦岭的文章，后集为《秦岭风韵》一书，其中《骊山行》一文获得省“融桥杯”三等奖。2012年，程凌加入咸阳作协。

李继庄喜欢写新闻。有一年，他的报道被好几家报纸刊登、转载，师党委会讨论决定给他提干。一个排级干部的任命文件由师部下达，也算创了一个记录。李继庄在部队从事新闻工作十年之久，被《解放军报》《人民军队报》《宁夏日报》聘为特约通讯员，被宁夏人民广播电台聘为特约记者，还被兰州军区授予先进新闻工作者称号。他先后发表新闻作品和文章200多篇，有5篇稿件被《解放军报》刊用时加了编者按。

转业后，李继庄到铜川市委老干局工作，开办了铜川市老干部工作通讯专刊。60余篇作品发表在《中国老年报》《陕西老年报》和《金秋》杂志上。人物通讯《燃烧的晚霞》被中组部编写的老干部先进事迹选编录用。

两个老战友，也是棋友，一个已退休，一个即将退休，他们一边下着棋，一边商量出一件大事——合写一部长篇小说。

2013年春，他们得到一本中共富平县委宣传部编印、南志秀著的《富平史话》，这给他们创作小说带来了启迪。该书中的名人录、英烈传、大事记等内容，为他们采风搜集资料、谋划创作思路提供了重要线索。

在创作过程中，铜川市政协主席杨志良向他们讲述了许多习仲勋密切联系群众、给群众办实事的故事，为他们塑造小说主人翁惠全民的形象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铜川市青松园干休所原所长范耀辉为他们提供了照金的史料，所长王海祥送来了陇东革命根据地的史料，铜川市政协专委张桂云和丈夫于有为专门买来《习仲勋传》，以供其参考。

2013年4月，程凌和李继庄沿着富平的母亲河石川河一路北上进行调查采访，小说主人公的形象渐渐清晰起来。以习仲勋、王杰、周义侠为代表的有志之士，带领富平人民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不畏艰险、前仆后继，他们同旧的社会制度、国民党反动派、日本侵略者、地方黑恶势力、土匪恶霸进行了英勇斗争，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生命华章。

他们将长篇小说定名为《石川河》，灵感来自一次看见石川河发大水，场面很壮观，完全不同于平常的平静。石川河也是富平的母亲河，汇入渭河，再汇入大海。

在形式上，他们采用了中国传统小说章回体的写法，意在克服写作中难以回避的不连贯的问题。为了增强小说的可读性，他们大量使用了富平方言，给人以朴实亲切之感。

《石川河》在2014年出版后，受到读者的热捧。2015年12月间，在陕西省广播电视台连续播出《石川河》全集，程凌、李继庄接受该台专访，播出后受到广大听众的好评。

《石川河》是程凌、李继庄二人饱含心血的首次尝试，他们目前正在对文字进行修改，准备再版。

“我俩最大心愿，是这部小说能拍成电视剧。”程凌最后对记者说道。

杨刚与《坎坷人生》

2013年，杨刚终于实现了他藏在心中多年的一个愿望——出一本自己的书。

这本名叫《坎坷人生》的书，前言极短，只有短短的七行，交代了故事发生地西魏村的来历，重点是说他“写这部小说，期望以真情实感去打动人，以执著的爱去感动人，以不幸的悲剧去警示人”。

小时候，杨刚家贫，导致他体弱多病。13岁那年，可怜善良的母亲因病而逝。从此，他的童年不再有快乐。

“刚利的作文是全班写的最好的。”小学四年级的语文老师在课堂上说过的这句话，令杨刚（原名杨刚利）记忆深刻，也让他有受宠若惊之感。印象中那篇作文写的是奶奶，无论谁家过红白喜事，她都热心地去帮忙。

《坎坷人生》是杨刚的一部自传体小说，描写陕西黄土高原上一个叫西魏村的一个家族及其周围各色人等的境况，“写的就是平凡的生活，一些鸡零狗碎的叵烦日子”，反映改革开放后农村发生的一系列变化。

“自小我见了村里年长的，不是叫爷爷，就是叫伯伯。年轻一点的不是叫叔叔，就是叫哥哥。“杨刚从小生活的西村四组，98%的人都姓杨。忠娃爷两眼虽然看不见，却能哼着秦腔从东走到西，从南走到北；正当壮年的铜郎爷忠厚善良，做得一手好菜，无论谁家过红白喜事，他肯定是主厨；开小卖部的浩勤爷原来是老师，早已不教书了，村里的人还都亲切地称呼他“杨老师”，他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村里所有人家大门上的对联，都是他写的；春华爷虽然没念过多少书，可他爱说笑，又能吃苦，村里凡有盖新房的，都喜欢叫上他，一来他干活没麻达，二来热闹，说笑之间就把活干了；正民叔办了水泥厂，村里大部分人都在他的水泥厂上过班，他给村里买了一套锣鼓，以丰富村里人的文化生活；成娃虽然没有进过维修学校，可他对收音机，电视机、摩托车一类的东西，一修一个好。这些人都是杨刚书中的人物原型。

杨刚说，贾平凹的《秦腔》横空出世，让他茅塞顿开，便决定也写本书，为故乡立个“碑”。写书之前，他特意回了一趟故乡，在亲人的坟前，发下誓言：“我一定要把这本书写出来，以达到感动人、警示人的目的”。

整整两年时间，杨刚边打工边写作。有时，写着写着就泪流不止，因为哀伤；有时写得欢快无比，因为高兴。为了能有业余时间写书，他不得不换着打工的地方。

他在建筑工地干水电工。下班后，别的工友出去玩，或打牌，或喝酒，只有他雷打不动，在工棚写小说。

2012年，他在咸阳七厂十字一个工地干活，住在正建的大楼的一层，冬天冷风呼啸，他都始终没停笔。有工友直接说：你每天一下班就坐在这儿写，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你要想开些，人生苦短，要及时行乐。杨刚邻床的四个人，打着纸牌，忽高忽低地谈笑着。

有工友说：呀，你想当作家，好好写。其他人就都笑。杨刚明白他们笑声里的含义，仿佛没听见，依旧写他的。

作品出版后，杨刚给他的父老乡亲，亲朋老师同学，一人送一本。在这个浮躁的社会，一些人认为有钱、有房、有车就是成功，在他看来，他也是成功者。

“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为出这本书，杨刚不仅投入时间、心血和金钱，甚至连家庭也搭上了。杨刚说，他在建筑行业干活，年底才结账，每月只领1700元左右的生活费，他要给家里打1000元。自费出书的钱，是他东挪西借来的，但老婆不理解他，提出离婚，尽管他一再挽留，还是没留住。

杨刚原计划想写第二部，但由于家庭变故，现在不得不以挣钱养家为主。

喊雷及其小小说

富平作家中有三个中国作协会员，其中一个是喊雷。喊雷并没有长篇作品，而是以小小说闻名文学圈。

喊雷原名刘汉雷，1938年生，富平县庄里镇人，原籍四川。现任富平作协名誉主席，富平书画院名誉院长。

“我以小小说这个文体为杖，一步一步地去攀登文学的珠穆朗玛峰，虽然峰巅还在云端，但我不会停下脚步。”喊雷在一篇博客中这样写道，“在这个生活节奏很快的社会，我写小小说既是为了节省我写作的时间，也是为了节省读者阅读的时间。我发誓要把小说越写越短。”

小小说的写作，为喊雷赢得很多奖项。他曾获第三届中国人口文化奖、由读者评选的《微型小说选刊》主办的全国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届“我最喜爱的微型小说”奖、由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主办的第一、第二、第四、第五、第六及第七届年度评选奖、益民文学奖等奖项30余次。2009年获小小说作家风云人物榜“世纪之星”称号；2010年，喊雷先后获得《文学报》举办的百字小说大赛一等奖和柳青文学奖；2012年，《喊雷小说选》获首届杜鹏程文学奖特别奖。

喊雷的作品数百篇次被《作家文摘》《中国文学》《读者》《小说选刊》等报刊转载；入选《世界微型小说经典》《微型小说鉴赏辞典》《中国新文学大系》《中国当代小小说大系》《新中国六十年文学大系》等文集二百余部。

刊载于《红领巾》特大号的《回家路上》，获中国儿童福利会全国征文一等奖。这是喊雷首部获奖的作品，那一年他只有13岁。奇的是他的一幅画同时获得了该机构的全国征画甲等奖。迄今，喊雷号称集作家、书法家、画家三位一体。

“文革”期间，喊雷被投入监狱，有过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 再度写作，已是上世纪80年代，由此一发而不可收。

“牢狱生活并没有消蚀他对理想、信念，乃至事业的追求。他没有自暴自弃，消沉下去，而是拿起了笔，以文字浇他心中的块垒，写出他对人生、对社会、对历史、对未来的种种看法。或许是有了这种不同常人的生活经历的垫底，他的文字也就有了区别于他人的分量。” 这是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秘书长凌鼎年为喊雷小说集《魔袋》所写的序言中对他的评价。

情理之中的特殊现象

从客观环境看，明清以来，张耽、杨爵、孙丕扬、李因笃等富平籍诸多鸿儒，分别以各自的理论基础书写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和理学著作。清末民初一百多年以来，富平仁人志士叠涌，文武全才者凸显，尤其在近代关学大儒杨昌年的影响下，胡景翼、张义安、冯子明、焦子静、高培支、王少猷等一大批富平精英，随着辛亥革命的洪流踏上革命旅程，他们在战斗中不忘学习，利用笔墨文章促进革命，在诗词、戏曲、散文、小说等方面取得了让后人望其项背的成果，让人频生敬畏。

解放后，尤其改革开放以来，富平文学取得更加令人瞩目的成绩。富平及富平籍作家在文学领域成绩颇丰，先后有仵丛巨、袁秋香、喊雷、党益民等一大批作家在富平脱颖而出，带着其极具影响力的作品亮相全国。

2007年8月，富平作协应运成立，为作家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文学艺术交流平台；名誉主席党益民老师慷慨解囊，拿出5万元设立“益民文学奖”，极大推动了会员的创作热情；作协创办刊物《富平文学》，已出版近40期，及时鼓励和引领广大会员，推送优秀作品，为大家建立起发表作品的平台。广大作者齐聚作协麾下，在这个“家里”或畅谈设想，或进行辩论，或埋头提笔著写宏文，其创作成绩如八月的芝麻开花节节高，多年来在渭南作协独领风骚。

富平县作协主席杨英武告诉记者，当富平长篇小说创作这一特殊现象被业内人士炒沸的时候，我们并不感到突然，反觉得全在情理之中。因为这里有丰厚的文化底蕴，这里有一批怀揣梦想、矢志文学的拓荒者，这里有一个在文学田园里勤奋耕耘、互相扶持、共同进步的文学创作团队。“大家在一起埋头笔耕，甘守寂寞，用作品见证创作丰硕，不知不觉中屈指数来，竟创作长篇小说二十多部，真的令人欣喜，大有‘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成功后的喜悦，想必这也是一种必然。”

据介绍，富平作协一百多名会员中，有中国作协会员三名（党益民、喊雷、杨英武），省级作协会员十一名（李问圃、柯喜堂、张更祥、康凯鹏、陈向炜、林喜乐、唐应坤、王小英、孔延利、王保卫、吴宏博等）。

目前，除了已出版的长篇小说，李印功的《野女镇》、张更祥的《斩城记》、李红的《潮起潮落（三）》、吴宏博的《秦娃》、马福元的《神话孙思邈》、李居奎的《惹天》等多部小说也都已完稿，正处于出版阶段。

“下一步，作协计划精选并推出五部以上长篇小说。”杨英武说。

（责任编辑 马颖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