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文学的狂热从二十年前持续至今，文学以外的其他事情在他眼里好像都是附属品。

他一路写，从富平一个偏僻的乡村税务所，一直写进省城的国税局。

从外表看，他不像个狂热分子。可是当和他面对面，听他讲述自己最初的创作经历，一幅荒诞派的画面感便油然而生，一如他的名字，有喜有乐。

林喜乐在自己编剧的电影《柿子红了》新闻发布会现场

接近年关，接受采访的前一晚，林喜乐和朋友们喝酒喝大了，加之稍有感冒，见面说话时嗓音低沉沙哑。桌上堆着数部他自己出版的书，以及新近收录他作品的一些期刊，包括《滇池》《大家》等国内知名的文学类期刊。

林喜乐是富平留古人。1967年生，属羊。最初单位录档案时错把7写成了9，如今便只能将错就错，一直当着1969年生人。

军营起步

严格来说，林喜乐是当兵出身。高中毕业后，他入伍到中央警卫团当了三年兵。上世纪80年代，当兵、考学、接班，是年轻人的几条出路。父亲在税务单位工作，后来哥哥接班进了税务局，而林喜乐回忆其高中毕业时，好像对学习的事儿不大感兴趣，就想着要去当兵。

1987年秋，树叶刚刚染上秋天的淡黄，一年一度的征兵工作已经接近了尾声，报名参军的林喜乐却还没能换装，他和十几个中央警卫团挑选出来的青年，默默地站在大院的一角，心里空荡荡的。中央警卫团前来带兵的张连长说，政审过后还要再体检一次，不合格的今年就走不了了，大家先回家待命。

年轻的林喜乐第一次尝到了度日如年的感觉，他不知道政审都要审什么，要履行哪些手续和过程，在家干等的十多天里，他怀疑张连长一定是把自己忘了。“走不了了！”这种压抑的想法昼夜折磨着他。坐卧不宁中，忽有一天，张连长在乡武装干事陪同下家访来了。身体复查合格后，去部队的事情就定下来了，悬了十多天的一颗心总算落定了。

不久，在明媚的秋阳中，林喜乐和19名朝气蓬勃的富平青年，在渭南火车站集合，踏上了进京的列车。

在中央警卫团服役期间，由于训练和执勤比较枯燥，业余时间，林喜乐就积极参加部队的各种文化活动。1988年，他写的散文征文《军旗魂》出乎意料地获了个一等奖，天作之合地成了写作培养对象，并从此在他心中种下了一颗热爱文学的种子。

命运和人生经常开玩笑，林喜乐喜欢部队生活，却没有留下来的种种理由和条件。1990年末，他光荣复员，回到了富平老家。

1992年7月，林喜乐被分配进了富平县税务系统，庄里税务分局是他参加税收工作的第一个单位。部队生活不仅培养他爱上了文学，还磨炼了他坚强的意志，养成了稳重宽厚的性格。他像当兵时一样朝气蓬勃，很快适应了工作环境。干完工作之余，经常和三两个文学青年谈经论道，举杯抒怀。在庄里镇工作的三年里，业余时间都被用在了“清谈文学”之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林喜乐意识到眼高手低的谈论代替不了写作的真功夫。由于庄里镇的环境人熟事多，不利于读书写作，要静心写作，就必须离开喧嚣之处去一个相对陌生的环境。

林喜乐说自己一向喜欢农村，在富平留古的老家一直住到当兵离开，内心深处对农村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愫。他决然选择离开庄里镇，向领导要求去距离县城较远的美原镇工作。

1995年秋，林喜乐如愿以偿地来到了美原镇税务所。这里的环境和他想象的差不多，民风淳朴，经济落后，条件艰苦，虽然工作任务有压力，但环境清净，心里踏实，完全没有庄里镇的浮躁和酒气，的确是个读书的好地方。

“如鱼得水啊！”采访中，林喜乐乐呵呵地回忆那段至今向往的创作状态，“那会儿很快给自己制订了读书计划，全身心地进入了广泛涉猎各类文学作品的阶段。”

执着追求

林喜乐的工作，是在整个乡镇跑动，征税、宣传税收。他笑说，乡镇多大，自己的办公室就有多大。

尽管地方不小，可找一本值得读的书却有难度。如果偶然得到一本喜欢的小说，林喜乐会翻来覆去读七八遍，要把小说读到“支离破碎的程度”。所谓“支离破碎”，就是要把小说的结构方法、情节线索、细节组合全部厘清，然后分析作者这样安排故事情节的好处和不足，从中体会写作特点和表现手法。这种读书方法别具特色，也只有像林喜乐这种有心人才会如此，一般人难有这份耐心。

因为工作的地方距离县城较远，林喜乐一般是每礼拜回家一次。县城比起乡镇来肯定容易搜罗书籍，一有空闲，他就去书店买书，去朋友家里借书，然后再带到乡镇去，边工作边学习。在美原镇工作的前期，他看遍了能买到、借到、租到的所有书刊，包括生涩难懂的老中医专著，以此扩展视野。

1995年至1999年，林喜乐曾埋头写了多篇短篇小说，但没能真正发表过一篇，每每将小说寄出，便如同泥牛入海。林喜乐不服，但同时他也冷静地意识到，一定是自己的小说在质量上还存在问题，需要进一步反省提高。

“写了五年没发表过一篇，对多数人而言肯定就放弃了，这也是多数人不能成为作家的原因。”但林喜乐没有放弃，“继续写，不信就发不了。”说这话时，林喜乐的面部表情彰显出关中人固有的那股子倔犟，加之受访时声音有点沙哑，听起来更显出一股子牛劲，大有不撞倒南墙誓不休的自信。

2000年，林喜乐终于在陕西国税系统编发的知名期刊《税收与社会》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老龙峪》的散文。“这是打破五年沉寂后的第一记钟声。”他高兴地说，“看来，只要质量够标准，就能发表。”

从1992年进入税务系统开始，林喜乐一直从事一线税收征管工作，是一名普普通通的税收专管员。由于专管员可以自主支配自己的工作和业余时间，如果自律性不强的话，就会浪费掉许多大好时光。

“在农村工作的时候，最奢侈的就是拥有大把的时间。”林喜乐说，到美原后，他几乎戒掉了饮酒，将业余时间都用在了读书和写作上。

林喜乐的作品涉及农村内容居多，因为他长期身处其境，在工作中就能感受农村的生活氛围。他的长篇小说《解冻》就取材于美原周边的七乡八镇，其他作品中经常出现的“榆木镇”，也是美原镇的缩影。对农村生活、人情、经济、文化的深切了解，都是在工作中和广大农民接触时有意无意地积累起来的。

林喜乐自2000年发表散文《老龙峪》开始，截至2016年11月在《草原》杂志发表短篇新作“三战吕布”为止，十多年时间里，他先后在《大家》《散文》《北京文学·精彩阅读》《小说月刊》《延河》《滇池》《草原》《蓝色高原》等专业文学期刊上发表了大量小说、散文和随笔作品，并先后出版了长篇小说《解冻》《客居长安》，短篇小说集《顺阳故事》，以及散文集《品读昨天》。其中长篇小说《解冻》获得2010年渭南市第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

相辅相成

林喜乐是个有心人，他在工作中积累了大量写作素材，反过来再用自己的笔大量讴歌赞美税务工作和税务干部。

2010年，林喜乐创作的电影剧本《春皱一池春水》，获得了国家广电总局影视剧中心举办的“夏衍杯”推荐奖，这部剧就是纯粹的税务题材，剧本里细腻地描绘出农村税务专管员的工作和情感生活。“用文学记录税收发展历程，展示税务人员的情感世界，是我创作的一个重要内容。”

事实上，在林喜乐的诸多作品中，有6篇短篇小说都是讲述税务工作的。这些作品连续在《税收与社会》杂志发表后，引起了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税务干部的共鸣。2015年秋，他在《蓝色高原》上发表的小说《暮春之光》，也是税务内容的小说，当年就获得了内蒙古自治区文联颁发的“小说作品奖”。对此，林喜乐谦虚地说，“这只是一种尝试和实践。”

这个尝试无疑是成功的。林喜乐抛弃了税收小说长期只写业务工作的套路，还原了税务干部的生活本质，直接触及到了税务干部的情感世界和精神空间。《暮春之光》的发表，让税务读者眼前一亮，《呼伦贝尔》杂志立即采访他创作税收文学的经验，以及税收文学走出自身限制，走向广阔天地的创作设想。他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写了一篇《税收文学的出路》，并随文配发了描写税务干部日常生活的小说《家事无理》，作为对自己创作理念的印证。

成功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正是由于林喜乐多年的创作实践和所取得的成绩，2004年，他被省国税局借调到了西安，专职编写《陕西省志·税务志》。在编写志书期间，他参与编著了历代税收思想图书《税收百家史话》，出版后在全国税务系统获得一致好评，并获得了2007-2008年国家税务总局科研进步一等奖。随后，他还参与和独立编著了《历代贪官史话》《血铸税魂——延安十三年税收记事》等大型历史类图书。

林喜乐用自己写作的特长弘扬了税收文化，宣传了红色税收历史和革命战争年代的税收精神。他的文学创作与税收工作和谐共生，相辅相成。2016年，中国税务出版社主动提出出版了他研究陕甘宁边区税收历史的成果——《陕甘宁边区税史笔记》，这是创作与税收工作互促互进的又一个有力佐证。

想当初当税收专管员的时候，为了不虚度光阴，才开始涉猎文学。林喜乐说：“阅读范围在扩大，阅读质量在提高，渐渐对铅印的文章不再是虔诚的拜读，而是有了自己的看法。”当他不满意别人的作品时，就自己动笔写了起来，这时已经到了1995年末。只有动起笔来，才能尝试到写作的难度。他坦诚，“如果提笔就能写成功，相信爱好文学的人就会寥寥无几，艰辛有时候是十分令人着迷的。”

林喜乐坦言，文学创作纯粹属于个人行为，一般是在爱好文学的基础上开始的，我们常能听到身边有人说，自己年轻时也爱好文学，可从这条路上走过来的人却凤毛麟角，究其原因，是因为绝大多数人坚持不下来。林喜乐说，自己能走到今天，“最主要是有持之以恒的决心，坚持阅读，坚持练笔，坚持走自己选定的道路。”

走向未来

林喜乐的性格绝对从其名字，是个乐天派，颇有喜乐的感染力。和他聊天，不会犯困，不用做作，也无需拿捏话题。

“那些年，来家里聊天的同学和朋友，进门坐下没顾上说话，我就先给每人发一篇文章，让读完再说话。往往读完后，不知道要说什么了。”从林喜乐所说的这个细节中，可以体会到他当时对文学的狂热。可惜多数人并不像他一样爱好写作，他的朋友渐渐不敢轻易去他家聊天了，害怕让读文章，一看半天，说不上半句话。说到这里，林喜乐笑了，“只顾让别人分享自己的快乐，把人家找我的意图都忽视了。”

从林喜乐创作的过程可以看出，他走上文学道路，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偶然性表现在他的业余时间选择了读书，而不是干别的什么，这就和多数人区别了开来。选择了读书，并能坚持不懈，还能在阅读中评论鉴赏别人的作品，并动笔描写自己心中的故事，这就为必然性提供了条件。

在最初的写作中，林喜乐把自己的小说与名家的作品进行对比，写着比着，比着写着，一晃十多年就过去了。他总结说：“真要找一条走上文学道路的原因，那一定是命运使然吧。”说这句话时，林喜乐显得格外严肃，没有了轻松的笑意。

林喜乐深深感到，创作是个苦差事。“年轻时，脑力欠佳体力有余；人到中年，体力日减脑力渐佳。长期伏案，脖子和腰杆发硬是常事，但这或许就是宿命。”

每个人生活方式各有不同，生活状态也有区别，尽管小说是虚构的艺术，可虚构的基础离不开缤纷的生活。林喜乐之所以到现还喜欢跑农村，就是与他感悟“真实的生活”有关。他善写农村，自然要经常去农村看一看，走一走，问一问。

2016年，林喜乐将富平老家的房子修葺一番，目的就是为了回老家时方便住一住，和乡亲们聊一聊。

2008年初，林喜乐调入陕西省国税局科研所。“如果写作能带来收益的话，目前，这算是我最大的收益。”他说。

其实，林喜乐在电影剧本创作方面的收益更为可观，但他没往下说。当然，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收益，一个是他在事业上的发展，一个是个人经济收入的补充，不可混为一谈。

不知不觉中，一个早晨就在谈话中过去了。林喜乐在谈话中提到，税务系统是社会的组成部分之一，没有独立于社会之外，写税务就是写社会，写大社会也可以带入税收这个组成部分。他说以后的创作，或许和现在一样，既写税收内容的专著，又写社会内容的作品，两者互相渗透，相得益彰。

走出大楼时，记者见缝插针，赶紧问他近期创作计划，他说，计划多了太累人，自己是随意惯了的，“写到哪里算哪里”。这种随意并非完全没有计划，他随身总带有一个小本，有将思考结果随时记录下来的习惯。构思一篇小说，未成型之前，会记下想到的所有细节和情节，这既是积累的过程，也是计划的部分。

告别时，林喜乐欣然打印了他尚未杀青的中篇小说《佛珠》送给记者，记者由此成为这篇小说的第一个读者。“未来无论做啥，但文学是我的最终归宿，这辈子是不会放弃了……”他说。

（责任编辑 马颖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