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西安市社科基金规划项目《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中“权变”管理思想研究》（14XF08）;西安翻译学院院级重点科研项目《四大名著之权变思想研究》（14A06）

（西安翻译学院 陕西西安 710105）

【摘 要】文章以孙子兵法权变思想为切入点，选取《三国演义》战例，从“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权变境界，“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权变态度，“以利动，利而治权”的权变目的，“兵者、诡道”的权变原则，“知兵之将”“将有五危”的权变思想角度进行阐释，以其探索三国权变管理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价值。

【关键词】《三国演义》；兵家；权变；《孙子兵法》

“陈述百年，概括万事”的《三国演义》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章回体长篇历史小说，[1]以其雄浑的笔势展现了魏、蜀、吴三大政治集团的盛衰史，并以文学化的语言生动地展现三国时期的政治、军事与外交等方面的管理思想、管理智慧与管理文化。毛泽东曾从兵法思想出发高度评价《三国演义》：“学谋略，读《三国》”，[2]一语道出其中闪耀的永远的管理学价值与意义。本文仅从兵家权变管理思想的角度出发，选取要点略论如下：

一、“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权变境界

《孙子兵法》开篇就说：“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孙子·计》）认为战争是关系百姓生死、国家存亡的重大事情，必须严肃认真慎重以待。《孙子·谋攻》中指出：“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认为用兵的最高境界并不是“百战百胜”，而是不通过出兵不损失一兵一卒就能取得战争的胜利。这在三国中多有体现。为了达成孙刘联盟，避免蜀国三面临敌的危险境遇，诸葛亮只身前往东吴游说孙权和周瑜，通过“舌战群儒”“智激周瑜”等外交手段，没动用一兵一卒，达到政治和军事上的双重胜利。吴蜀联盟破裂后，魏国联合东吴、南蛮、西羌、上庸孟达等多路人马，从东、南、西、北、东北5个方向攻打蜀国。面对险境，诸葛亮分析判定魏国部署在阳平关的曹真这一路兵力是蜀国最主要的对手，故此将主要兵力集中于汉中，坚守关隘，但并不出战；而南蛮和西羌两路兵力的围攻，只是虚张声势并无实际攻击意图，故每天布置少数兵力轮番出入去迷惑对方；对于东吴和上庸孟达两路，诸葛亮判断不用直接交战就能取得合作，因此他采取派遣使者递交不战合约的外交攻势，不伤一兵一卒就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良好效果。对于现代商业竞争而言，企业要想取得竞争优势，不能只单纯的依靠低成本、低价格、低质量等方式取胜，而应在企业所在的特定行业中建立自己独特的竞争优势，具有某种竞争对手没有或者相对缺乏的特殊能力，从而比竞争对手能更有效、更经济、更快捷地满足社会需求。通过增强自身实力而取得商业竞争中“完全的胜利”，也即实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想效果。

二、“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权变态度

《孙子兵法·虚实》中指出：“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孙子认为，用兵作战就像流水一样，应根据敌人的变化和周围环境的变化来灵活应对，重点攻击敌方力量薄弱之处；同时对待战争要以国家利益、民众生死为重，对战争保持高度的警惕。

《三国演义》讲到了赤壁之战前的一次小战斗——三江口水战，曹军失败使曹操意识到了水兵不习水战的严重性，便责令张允、蔡瑁去训练水兵。可是曹操的清醒为时已晚，虽然曹军在赤壁决战前也训练了一段时间，但比起东吴的水军来，仍然有很大的差距。实际上曹操是被环境牵着鼻子走，被动适应军事环境。相比之下，诸葛亮在组织环境发生变化时其权变应对技高一筹。《三国演义》第46回中赤壁决战的序幕即将拉开，周瑜命诸葛亮十日内造箭十万支。为了维护孙刘联盟，也为了保护自己，诸葛亮欣然受命，主动将期限提前为三日并立下军令状，结果以“草船借箭”的方式按时收齐了十万支战箭。事后诸葛亮对鲁肃说：“亮于三日前已算定今日有大雾，因此敢任三日之限。”[3]这正是诸葛亮主动地、创造性地适应环境变化，使之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变化的结果。商业环境变化多端，一个组织能否生存下去，取决于是否明确所处环境的特点并适时采取了相应的策略，同时，对表面上看似不利的环境，能够创造性地去适应并找出相应的对策；否则，只能使组织在竞争中处于不利状态。对于采取多元化差异化经营战略的公司来说，因为其不可避免地要进入不同的产业和市场竞争，涉及不同类别的经营业务，更应从孙子的“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的军事权变思想中探索企业经营管理的成功之道。

三、“以利动，利而治权”的权变目的

兵家进行战略决策的唯一标准就是“利”，认为一切军事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就是夺得“利”，或者是化害为利，转危为安。《孙子兵法·军争》指出“兵以诈立，以利动”、“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孙子兵法·火攻》）、“势者，因利而制权也” （《孙子·计》）。陶谦三让徐州而刘备不受，用刘备的话来说是“为义也”，人们可能不理解。刘备素有匡扶汉室的大志，然而从举事以来，未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地，现在有人拱手送给他一块现成的地盘，他却拒而不受，可谓傻帽。其实，刘备非常聪明，他何尝不想有一个栖身之所以求立足和发展。但对如何得到徐州，他打算“以义取利”。看看后来的事情，人们一定会有所感悟。陶谦病死第二天，徐州百姓拥挤府前哭拜：“刘使君若不领此郡，我等皆不能生存。”[4]关羽、张飞再三相劝，刘备才答应权领徐州事。在前两次陶谦礼让徐州的场合下，刘备越推辞，越体现出他是仁义忠良之士，而老百姓就越希望这样的人统管徐州。其结果是刘备既以义征服了百姓，又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以义取利”，把“义”当作实现“利”的手段，所得到的远远超过所付出的。

刘备义得徐州，就在于他超越时点的限制，用权变思想来辩证地分析事物，赢得义与利的和谐统一。在商品经济社会里，任何经济活动都以取“利”为目的。企业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做到“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很显然见利忘义行不通，单纯取义又违反了经济活动准则，而“以义取利”“义利合一”理所应当成为企业和企业负责人的理性追求。比如为消费者提供上乘的产品和服务，坚决摒弃假冒伪劣；严格环保，节能减排，不做危害社会、自然和子孙的损事等，这些措施和服务就是“举义”；服务搞好了，消费者认同了，企业自然就有“利”，也就能实现长远的经济效益。因此“以义取利”“义利合一”能从根本上实现企业的良性发展，塑造良好的企业文化，打造企业的核心价值观。

四、“兵者、诡道”的权变原则

“诡道”“诈”在《孙子》十三篇中表示一种随机应变、毫无常规的用兵形式，是所有战争指挥艺术的核心。孙子提出“兵者，诡道也”（《孙子·计》）、“兵以诈立”（《孙子·军争》），认为战争指挥艺术的精华归根到底不外乎用诡诈欺骗、迷惑敌人，使敌人分辨不清，然后“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打击敌人。赤壁之战后，南郡因为其战略位置的重要成了魏蜀吴三国必争之地。以蜀国兵力，显然不是魏国曹仁和东吴周瑜的对手。《三国演义》记载，周瑜出兵攻打南郡之前曾到油江口询问刘备屯兵在此是不是想和东吴来争夺南郡，刘备言说是想助周瑜一臂之力。周瑜听之信心百倍：“吾东吴久欲吞并汉江，今南郡已在掌中，如何不取？”“吴若取不得，那时任公取。”[5]这正中诸葛亮下怀，他把南郡让给周瑜先取，一方面使其消除戒心全力攻打曹仁；另一方面在周曹争战无暇顾及南郡之时，蜀国抓住有利时机便轻而易举的取得南郡。虽然没有在周瑜之前去攻取，但却先于周瑜取到了手。正所谓“兵者，诡道也”。再有，马谡丢失了街亭，诸葛亮闻报跌足长叹：“大事去矣！此吾之过矣！”[6]立即布置退军。探马忽然来报，司马懿率大军十五万前来攻城。当时诸葛亮只留有2500兵力,不及司马大军的六分之一。危机关口，诸葛亮下令城门大开，每一城门口安排将士二十人，扮作普通老百姓打扫街道，而他自己则只带一个书童，在城门上悠然凭栏而坐，焚香操琴。司马懿知道诸葛亮平生谨慎不曾冒险作战，于是带领两路大军全部撤退。诸葛亮采取“空城计”，以“兵以诈立”的兵家权变之道获得全胜。

自古商场如战场，商业经营活动实质上是一种企业与企业、经营者之间的利益之争，是一场“斗智斗勇”商业谋略竞争。因此，企业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发展壮大，就应该汲取孙子兵法“兵者，诡道也”的权变思想，针对市场环境和竞争对手的策略变化，制定全面系统切实有效的经营战略和竞争方针，因时因地制宜，才能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

五、“知兵之将”“将有五危”的权变管理

《孙子·作战》言道：“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安危之主也”，《孙子·谋攻》又指出：“将者，国之辅也，辅国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认为战争是关系百姓生死、国家存亡的重大事情，而将帅是决定战争胜负、国家兴衰存亡的关键因素。刘备集团的人和虽然不是一个人主观努力的结果，但谁也不能否认刘备起了主要作用。在刘备身上，多处体现了“知兵之将”的智慧和魅力。刘备立志“匡扶汉室”“拯救苍生”，关羽、张飞、诸葛亮、赵云等人与其志趣相投，这一理想就成为刘备集团的共同价值观和企业文化。同董卓、袁绍等人相比，刘备具有高度的仁爱之心，待人和善，从不因“主公”身份而高高在上；对待身边大小将士都如亲兄弟一般，从而激发出团队巨大的热情和能量。诸葛亮随刘备初到新野，被任命为军师、中郎将，关羽、张飞大为不满，刘备一方面从中调停，一方面让诸葛亮全权指挥战争显露身手，让关、张心服口服，从而消除了矛盾。作为一个集团的最高统帅，刘备让所有组织成员团结一致，各司其职各展所长，组成一个智勇兼备的团体。就此而言，刘备是一位“知兵之将”。

然孙子在《九变篇》中又指出：“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这主要是指将帅要以大局为重，灵活变通，不可鲁莽义气用事。关羽遇害后，刘备为了兄弟义气，不顾江山大局不听众将士劝阻，亲自率领几十万大军讨伐东吴去给关羽报仇，致使许多大臣心藏怨言，结果让东吴陆逊的火烧夷陵，致使整个国力衰败，就属于“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在现代商业组织内部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非正式组织关系，如同学、朋友、亲戚等，他们没有明确规定的正式结构，但在其内部有一些不成文的行为准则与规范。若组织内出现一定的内外部诱因，这些非正式组织关系就可能迅速表现出其消极性和破坏性，就像刘备集团那样。因此，企业管理者应从刘备身上吸取经验教训，合理引导和疏通组织内的非正式组织，使之发挥积极作用，抑制消极破坏性，以保证组织的统一和谐，真正做到“知兵之将”。

六、结论

老子曰：“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道德经·道经·第十四章》）探析《三国演义》中的权变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经营管理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在当今的竞争时代，企业如何保持正确的经营管理方向，审时度势，趋利避害，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是一项系统性的、持续性的危机管理工程。如果不能根据形势发展灵活应变，失败的萌芽便会在不知不觉中产生。因此，对现代企业和领导人来说，面对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应该从兵家权变管理思想与《三国演义》中得到更多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参考文献】

[1][3][4][5][6]罗贯中．三国演义[M]．北京：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2]蒋红.《三国演义》中的管理哲学思想[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7（6）:167-170.

[7]张小龙.《孙子兵法》在《三国演义》战例中的运用[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2):121-124.

【作者简介】

宋虹桥（1977.6—）女，汉族，陕西西安人，工程管理硕士，经济师，主要从事企业管理、中国管理哲学等研究.

（责任编辑 马颖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