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常州市委党校 江苏常州 213016）

【摘 要】网络民粹主义的泛起有着一定的积极效应，但其消极影响也很突出，给客观传递信息、调控社会舆论、维护社会稳定带来了新的挑战。网络民粹主义最深刻的根源在于当下人们对公平和效率关系的非理性面对。疏导对策主要是：从机制上消除民粹主义利用网络“民意”的基础;强化传统媒体的社会责任；营造网上主流舆论强势；推进决策过程的中介化。

【关键词】网络；民粹主义；泛起；特征；效应；疏导机制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4年12月，我国网民总数达到6.49亿，互联网普及率由5年前（2009年12月）的28.9%升至47.9%。借助网络平台，网民积极发表评论和参与网络互动，网络民意的作用日益凸显。网络民意的充分表达，对于政府工作的改进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产生了显著的积极效应，但与此同时，网络民粹主义的泛起，也给客观准确地传递信息、调控社会舆论、维护社会稳定带来了新的挑战。积极应对和疏导网络民粹主义已成为网络时代的一项新任务。

一、网络民粹主义的泛起和表现

民粹主义最初出现于19世纪下半叶的北美和东欧，20世纪中后期，民粹主义思潮广泛传播到了全世界。根据国内学者的解释，民粹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其基本含义是它的极端平民化倾向，即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以此来评判社会历史的发展。它反对精英主义，忽视或者极端否定政治精英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1]但在实践中，民粹主义又常常被少数精英所利用，“将尊重民意变为盲从民意，将引导民意变成操纵民意，将依赖‘人民’变成利用‘人民’”。[2]

相比之下，互联网诞生之前的民粹主义无论规模还是影响力都是有限的，近年来网络化的推进和网络应用方式的不断创新为民粹主义的传播提供了全新的舞台，致使网络民粹主义得以滋生和蔓延。

近年发生的网络公共事件，极具典型性地反映了互联网应用中所弥漫的民粹主义情结。比如，在前些年发生的一起6名警察与数名毕业大学生之间因发生冲突打斗而导致其中一名青年死亡案件中，起初，网络舆论几乎一边倒地谴责警察，要求严惩警察的暴力行为，但当网上有人谎称死者有高官、富豪等深厚家庭背景，声称死者是为人嚣张、吸毒的恶少后，网络舆论又陡然转向同情和支持警察，声称警察的行为是正当防卫，是为民除害，是清除“社会败类”。可见，围绕这一案件所发生的网络舆论及其转向，不是基于事实本身，而是基于当事人的家庭背景和身份，这典型地体现了民粹主义的特质。

类似情况在此后反复出现。在许多网络公共事件中，网民往往将该事件与对当事人家庭背景和身份的关注联系到一起，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反倒不是所要关注的，网民之所以围观这一事件，是因为这是一个在有着特殊家庭背景或特殊身份的人那里发生的事件。一些网民甚至把未经证实的当事人的家庭背景和身份作为评论主题，极力展现和渲染对某些社会阶层的不信任心理，以此为平台，使民粹主义得以充分宣泄。一些人甚至故意利用网民的这种心理，发表“出位”言论，放大社会矛盾。这说明，网络民粹主义已经不仅仅事实上存在，甚至被出于某种目的而被一些人所利用。如果更多的公民效仿此种做法，遇到问题不论事实真相和是非曲直，而是利用未被证实的信息挑起网民的民粹主义情结给政府和社会施压，不管其诉求的事项如何正当和合理，都是极为不可取的。

二、网络民粹主义的特征和效应

与传统民粹主义相比，网络民粹主义有着以下特征。

其一，一般的民粹主义思潮，是精英假借民意为其政治和社会主张服务，有着比较明确的舆论发源地，且舆论动员的特征明显，无序中包含着有序。网络民粹主义则是网民的自发无序参与，一方面参与者众多，另一方面人员构成多样，尤其在年龄构成上呈现年轻化和低龄化，导致不成熟甚至是幼稚意见更加多见，使得掌控舆论传播的难度加大。

其二，一般的民粹主义思潮，其焦点话题和热点言论的形成往往离不开大众传媒，只要能保证大众传媒传播信息的准确性，就能有效控制和疏导民粹主义。网络民粹主义的言论信息来自虚拟空间，信息的源头高度分散和多元，真实信息与虚假信息并存，使得普通民众在识别信息真伪中的能力下降，易于成为虚假不实信息的转发者和传播者。

其三，网络传播的匿名性使得网络民粹主义的参与者十分广泛，网络民粹主义的声音更大，由此带给执政者的舆论压力也更大，使得执政者为了趋同民意而做出非理性决策的概率增大。在网络时代，决策更加民主了，却未必科学。这就迫切需要建立一套不受汹涌的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摆布的决策机制。正如蔡志强所说：“网络不是全部，也不是根本，不能简单以网络上放大的声音作为政策出发点，必须着眼于现实需求，和普通百姓的基本利益联系到一起。”[3]

总起来说，网络民粹主义有着一定的积极效应，主要是，底层主张得以充分表达，消极情绪得以及时释放，并且打开了直接倾听民意的通道。但其消极效应也很突出，一方面会弱化政府权威，给社会稳定带来新的挑战，另一方面由于网络民粹主义的监督过于草率和直白，甚至动辄搞人肉搜索，导致误伤好人，以至一些归属于特定社会阶层的人不敢发表与网络“民意”不同的意见，使得一些媒体记者也被网络“民意”所裹挟，在舆论传播中抛弃客观性原则，为迎合网络“民意”先确定立场后发表言论。

三、网络民粹主义泛起的社会土壤

网络民粹主义最深刻的根源在于当下人们对公平和效率关系的非理性面对。

中国平民文化中向来崇尚“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极端公平主义，而市场经济又是天然推崇“效率”，于是在市场经济演进过程中就产生了猛烈的“效率”与“公平”的冲撞。加之我国市场经济尚不完善，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又造成了一些程序和结果的不公平，使得老百姓对于“公平”更加渴求。渴求“公平”无可厚非，但由此出发转向追求极端公平主义就走向了民粹主义。

在互联网应用诞生之前，老百姓对“公平”问题的不满往往是私底下发发牢骚，借以舒缓内心的焦虑，表达深藏于心的渴盼公平的平民主义情结。互联网应用被不断创新出来后，可供展现渴盼公平情结的舞台就广阔多了，它的受众再也不是寥寥数人或数十人，而是数千人、数万人，甚至一些焦点性话题能引发浪潮般的互动效应，以至足以影响到对事实的理性判断。“如果你有10个粉丝，你就是一本内刊；如果你有10万粉丝，你就是一份都市报；如果你的粉丝有一个亿，那你就是CCTV”。这句近年来用以描述微博效应的网络流行语，充分说明了互联网的巨大影响力，导致崇尚极端公平思想的网络民粹主义借机泛起。

与崇尚极端公平思想相伴而来的是对社会精英的贬斥，以至在某些领域，把社会精英阶层贬得一无是处成了互联网上一道怪异的风景，而且往往能一呼千应、一呼万应。社会精英阶层中固然有可骂可贬之人，但可骂可贬之人决非社会精英阶层独有。一方面崇尚极端公平，恨不得重回以前的平均主义年代，另一方面无情地贬斥社会精英阶层，甚至以类群评判替代个体评价，这便是当前中国式网络民粹主义的集中呈现。

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民众的民主意识空前高涨，对公平公正的要求异常强烈，但带有数千年历史烙印的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运行机制不可能很快达到公众所期待的完善状态，30多年的改革开放虽然改变了中国以往积贫积弱的状况，但受经济支撑能力所限，民生的改善还不能立即达到民众所期望的水平。但在网络应用同样发达的中国，许多老百姓并不会考虑到中国目前所具有的这种阶段性特征，甚至常常以发达国家的水准向执政党提出要求，正如戴焰军分析的：“我们和别的国家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我们的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恰好跟社会转型遇到一块了。”[3]此种情况下，打着公平旗号的民粹主义特别容易得到网民的响应，如果执政者受国情和发展阶段所限，不能充分满足民众的需要和诉求，各种以表达民粹主义作为实质内容的微博和评论必然会大量出现，非理性的偏激言论、恶搞和谩骂、甚至怀有政治目的的言行有可能借此广为传播。

追求社会公正是共产党执政的根本，但追求社会公正不是要导向极端公平。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市场经济考验集中体现在能否恰当地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严重的社会不公会动摇共产党执政的基础，但迎合民粹主义式的极端公平会造成社会活力的丧失以至社会发展的停滞，这同样有悖执政党所确定的奋斗目标。中国历史上所遭遇过的一些发展进程中的大逆转往往起自因社会极度不公而导致的极端公平主义的登台和入场。既要力促社会公平公正，又要调控和疏导民粹主义思潮借助互联网而无度膨胀，是摆在执政党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四、建立疏导网络民粹主义的社会机制

建立疏导网络民粹主义的社会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是从机制上消除民粹主义利用网络“民意”的基础。要努力优化网络环境，积极面对和及时回应民众诉求。虚拟民意是对现实民意的延伸和扩展，疏导网络民粹主义，要求执政者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坚持以人为本的执政信念，重视研究社会心理，充分把握社情民意，着力促进社会公平公正，并围绕执政为民，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创新不断推进相应的制度保障机制建设。

二是从机制上强化传统媒体的社会责任。要引导传统媒体增进角色意识和阵地意识，创新并发挥好传统媒体在民意表达中的主渠道作用，注重做好遴选和筛查网络“民意”工作，“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4]

三是从机制上营造网上主流舆论强势。要进一步加强政府网站建设，着力打造一批权威政府网站，同时完善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建立起对网络舆论的主动回应机制和民意引导机制，同时要同步研判网络舆情，及时引导舆情热点，建立和优化舆情预警机制。

四是从机制上推进决策过程的中介化。要更加重视发挥决策咨询研究机构的作用。对于重大决策不能简单采取网络投票表决方式，避免被民粹主义所利用。要积极培育和壮大新型智库，克服新型智库建设中的行政化和官僚化趋向。在推进新型智库建设的基础上，政府决策要更多听取咨询研究机构的政策建议，避免简单听任网络民粹主义的舆论摆布。

【参考文献】

[1] 俞可平.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J].战略与管理，1997（1）.

[2] 庄吟茜.对民粹主义概念的再认识[J].唐都学刊，2015（1）.

[3] “中国网事”记者.把群众路线“传家宝”运用于虚拟世界[EB/OL].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6/26/c_121585174.htm.

[4] 新华社.推动主流媒体在融合发展之路上走稳走快走好[N].人民日报，2014.8.21.

【作者简介】

康永超（1965－）男，河南南阳人，江苏省常州市委党校理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责任编辑 马颖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