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西安市社科基金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西安廉政文化软实力研究”（15WT02）阶段性成果

(西安文理学院政治学院 陕西西安 710065）

【摘 要】文章考证了长安渊源流长的传统廉政文化，认为历经周、秦、汉、唐时期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影响后世乃至今日的丰富的廉政社会文化,涵盖丰富严格的廉政制度，深邃精彩纷呈的廉政思想文化; 崇廉尚德的廉政社会文化，对我们今天加强具有西安特色的廉政文化建设意义重大。

【关键词】长安；廉政制度；廉政思想；廉政社会文化

2013年4月1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历史的教训更应引以为戒，要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优秀廉政文化”。优秀的古代廉政文化是我们当前不断贯彻反腐倡廉精神，不断深入反腐败斗争的精神源泉。长安即今天的西安，自古就是帝王之都，先后有周、秦、汉、隋、唐等十三个封建王朝在此建都，有着三千年的建城史和一千多年的建都史，作为古代中国曾经的首都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形成了将儒学、官德、社会风俗、家庭伦理和中央集权相结合的独特的廉政文化，包括丰富的典章制度、深邃的廉政思想、清廉的社会文化，对当时全国范围内的廉政文化起到了率先垂范的作用，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廉政制度的渊源与发展几乎都与长安有关。周、秦、汉、隋、唐这五个伟大的时代均建都长安，这五个朝代也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基本的制度文化并影响至今。“宋元明清时期，廉文化继续发展，但廉政思想鲜有创新，仅是对先秦诸子学说给予阐释和发挥，在制度上也是对前期的补充或完善。”[1]因此，对于长安作为都城时期的廉政文化进行梳理，基本上就可以看到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的脉络，这些弥足珍贵的思想文化基因，更是我们当下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

一、丰富严格的廉政制度文化

监察制度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廉政制度。治国先治吏，一个权责明确、奖惩分明、监督有序的官吏监察网络，对各级官员定会形成一个制度约束。中国行政监察的雏形始于西周，秦朝时开始建立最基本的监察制度，对官员的职责、考核与处罚做了明确的规定。秦朝在中央设立最高监察机关，监察机关的首脑是御史大夫，主要的监察职能由御史大夫的一名副手——御史中丞来负责。此外，秦朝实行郡县制，每郡设有郡守负总责，设郡尉分管军事和治安，还设有监郡御史来负责监察之责，各县也设有御史，负责监督、监察一县内的所有官吏，包括县令。这样，秦朝就形成了一个“御史大夫——御史中丞——监郡御史——县御史”这样自上而下的官吏监督体系，力图使整个官吏队伍清正廉明。秦朝的监察组织和监察体系的设立还是比较严密的，对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的吏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察举制度和刺史制度是对监察制度的发展。刘邦开汉代察举制度之先河，汉武帝进一步把察举制度发展为一种较为完备的官吏选拔制度。使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社会正统思想并影响至今的董仲舒就是通过“察举”进入到汉武帝的视野中的。察举制度，就是由中央政府和地方郡国按指定科目举荐人才，被举荐者经考核合格，即可委任为一定的官职。被举荐的人必须是品德高尚、孝敬父母、贤良方正、富有才干之人。两汉察举最主要的科目即为孝廉科，守孝道、知廉洁，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对官员的基本要求。两汉时期的察举制度，通过严格的考核和举荐，保证了官吏队伍的数量和质量，极大地压缩了官员选拔过程中的腐败和舞弊现象。汉代的刺史制度是对察举制度的继承，对维护皇权、澄清吏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科举制度的完备。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最早起源于隋朝，隋灭亡以后，唐朝的帝王承袭了这一人才选拔制度，并把它进一步完善。科举考试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为大批出身寒门的“贤良”之士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报效国家的平台。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对科举制度的完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唐太宗任人唯贤，虚心纳谏，重视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大批的能臣廉吏与李世民一起创造了“开元盛世”。女皇武则天则亲自“策问贡人于洛成殿”，这是科举制度中殿试的渊源，武则天还开创了武举。唐玄宗在位期间曾多次面试科举应试者，录取了很多有才学的人。科举制度不断改革和发展，对隋、唐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社会文化、教育思想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周、秦、汉、唐时期的廉政制度，体现了任前考核与任中监督的结合，道德与能力的结合，他荐与自荐的结合、任职与回避的结合，极大地丰富了廉政制度文化的内容，体现了制度设计者深刻的思考，在整个中国古代廉政制度文化建设中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也为今天西安廉政文化的建设提供了精神基因。

二、精彩纷呈的廉政思想文化

西周时期的廉政思想。中国传统的廉政思想文化起源于夏商周的奴隶社会时期，在西周时期就已有鲜明的廉政思想呈现。商纣王因穷奢淫逸、贪酷残民而亡国，对后世西周而言是一个极大的警示。周公旦十分崇尚廉政爱民，他主张“明德慎罚”，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礼乐典章和周礼，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指的就是周礼，周公旦被尊为儒学的奠基人，是孔子一生最崇拜的古代圣人之一。西周名臣姜子牙也深知贪腐亡国，因此极力倡导清正廉洁的风气，想必他在渭水之滨垂钓之时就在孕育治国平天下的宏伟蓝图。姜子牙在其所著的《六韬》《三略》中指出：“同天下之利者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并指出“廉洁爱民者厚其禄。”等一系列廉政思想。世人皆知姜太公的政治谋略和军事奇才，岂不知太公的廉政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我们在孔孟老庄的思想中，在唐太宗的治国之道中，在范仲淹的文学作品中，都能看到姜子牙廉政思想的影子。

诸子百家的廉政思想。孔子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孔子主张“仁政”，其中就包含了清廉节俭的思想。他提出“仁者爱人”，做官者要“亲亲而仁民”，他重义轻利，“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他主张节俭并强调人要有自我反省的意识：“吾日三省吾身”。孟子倡导清心寡欲，他曾指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道家主张崇尚自然、清净无为。老子提出了大量的民本思想，“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老子还主张廉政而不伤害他人，“廉而不刿”强调为人廉政宽厚。庄子的思想主张淡泊名利，清廉自守。法家的廉政思想是对儒、道思想的有益补充。管仲在《管子·牧民》中，开宗明义提出了著名的“四维”，把礼、义、廉、耻四种道德看作治国的四个纲，缺一不可，主张廉洁清正，不包庇坏人坏事。韩非子以法为本，告诫君主在运用“术”、“势”时，要严于律己、廉洁俭朴，杜绝奢靡。

中国古代思想家廉政思想的启蒙，对后世的统治者、政治家、文学家以及整个社会制度皆产生了重大影响。作为中华文明发源地的长安当然浸淫其中，发展创新，涌现出了许多泽被后世的圣明君臣和文人墨客。汉武帝刘邦在即位后的一次庆功宴上，自己总结取胜的原因：“我能做到知人善用，发挥他们的才干，这才是我们取胜的真正原因。至于项羽，他只有范增一个人可用，但又对他猜疑，这是他最后失败的原因。”唐太宗李世民更是知人善任、从谏如流、厉行节俭、轻徭薄赋的一代明君，他与魏征的故事被后世传为君廉臣贤的佳话，他把荀子的“水舟”思想作为自己的政治训诫。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被汉武帝采纳，由此确立了儒学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地位，仁政与廉政的结合也成为此后统治者广泛倡导的官员修养。历代的廉政思想都注重道德教化与忧患意识的结合，时刻提醒我们防腐拒变警钟长鸣，以避免政息人亡的历史节律。

三、崇廉尚德的廉政社会文化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的总和必然要形成社会文化意识。中国社会是一个传统文化深厚的国家，人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形成的社会意识和风俗习惯，必然会形成价值观念的合力，对社会文化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中国社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崇廉尚德的廉政社会文化。

清官文化根深蒂固。中国封建社会有政治远见的统治者历来重视官吏的廉洁问题，并通过政治宣传在全社会倡导大法小廉的社会风气。“统治阶级对廉吏的旌表，对贪官的惩罚，使社会形成了廉洁光荣、腐败可耻的社会氛围。”[2]清官的产生，既是统治阶级的推动，也反映了老百姓的期盼，更是中国文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神支柱和人生目标。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吏选拔历来孝廉并举，中国人历来尊崇“百善孝为先，百官廉为德”的为官之道。魏征一生清廉节俭，临死前唐太宗才派人给其家中加盖了正厅，否则去世时连个祭拜的厅堂都没有。2011年7月30日晚，新编秦腔廉政历史故事剧《太尉杨震》在西安举行首场演出。杨震，陕西潼关人，东汉时期官居太尉。他的门生曾送金于他，以为无人知晓，不料杨震却告诉门生此事“天知、神知、子知、我知”，拒不收金。杨震为我国古代清官廉吏的典型代表，杨震暮夜却金的故事也广为流传。包拯被老百姓称作“包青天”，是铁面无私、廉洁公正的代名词。神探狄仁杰、一代廉吏于成龙、海瑞罢官等流传千古的清官故事被世世代代的人们以各种方式传唱纪念，表达着人们对清官廉吏的敬仰之情，也反映着人们对清明政治和社会正义的强烈期盼。

道德教化形成舆论。中国社会的群体意识特别强烈，社会文化特别强调统治者通过自身的道德修养和公正廉洁来推动率先垂范、上行下效的廉政社会文化建设。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强调道德楷模的人格力量，孔子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要人向善，官僚贵族要在教化中起表率作用。儒家社会的君子风范也成为文人志士理想人格。尽管历朝历代社会思想交融多样，但都倡导教化。文人志士既注重内省修养德性，又不乏社会责任感，关中大儒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民生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政以德，是古人安邦治国的准则，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礼义廉耻已形成一种社会道德评价机制，寡廉鲜耻之徒都会遭到全社会的谴责、受到制度的惩处；清廉正直之士定会得到世人的高度评价与推崇、成为道德之楷模。用道德教化来赢得民心、凝聚力量、形成良好的舆论场，是古代政治家成就一番伟业的秘密。

家风家训清廉传世。“廉”是古代官员应具备的最基本的品德与素质，家庭、宗族是孕育道德修养的沃土。在2015年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指出，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中国的家风家训中，包含着丰富的廉政文化内容，《弟子规》开篇即谈到“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我国古代重视对人道德的培育和养成，注重家庭伦理道德教育，仁人志士不仅自己修身养德，而且有严格的家训，力戒儿孙奢靡贪腐。唐太宗就经常通过实际生活训诫太子要节俭勤政、爱民惜民，要有忧患意识。长孙皇后更是时常在唐太宗枕边吹“廉”风，良好的家风家训在一定意义上成就了贞观之治。陕西大儒冯从吾，出身书香世家，父亲笃信理学，亲书王阳明诗句“人人心中有仲尼”作为冯从吾的座右铭，冯从吾一生不忘家父教诲，为官清正、中正耿直、爱憎分明、直言敢谏。离关中书院不远的西安碑林博物馆至今仍收藏着一块完整无缺的“官箴”刻石，碑身有颜希深祖孙三代跋语。碑文上刻“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这块碑文内容，被颜氏家族定为家训，传世后人。《颜氏家训》、《朱子家训》、《了凡四训》等代表性著作朗朗上口、通俗易懂，在民众中广为传颂，不断地教化后人。

廉政制度文化、廉政思想文化和廉政社会文化彼此相互推动，相互影响，构成了长安廉政文化的丰富内涵，对我们今天推进廉政文化建设仍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麻承照.廉政文化概论.中国方正出版社，北京，2014.

[2]李秋芳.廉政文化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2011.

【作者简介】

魏娟辉（1974—）女，陕西长安人，教育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