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陕西省委党校 陕西西安 710061）

【摘要】文章探讨先秦时期崛起于关中的周文化与崛起于陇西的秦文化的互动。周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核心体现是尊天敬祖观、以德配天论、明德慎罚说、保民重孝说；制礼作乐——传统礼仪文明的发端；以农为本，民好稼穑。双向吸收戎狄文化和周文化的秦人开始显示出强大的生命活力，实力逐渐强大起来，首先接受“周遗民”，吸收周人的信仰；其次，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文字犹有丰镐之遗”；再次，周秦农业、手工业文明的对接。所以，先秦时期周文化与秦文化互动主要是尚礼崇德的礼仪文化与非礼薄法的戎狄文化的互动；宗法家族观念与择勇立强习俗的互动；发达的农业文明与落后的游牧文明的互动。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更高层次的秦文化，造就了秦穆公时期“昙花一现”式的短暂辉煌。

【关键词】先秦；周文化；秦文化；互动；影响

周族崛起于关中，秦族崛起于陇西，在西周王朝统治时期两者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秦人在立国前后展开了向周文化靠拢和学习的过程，形成了周、秦文化的对接与互动。以周文化为代表的关中文化和以秦文化为代表的陇西文化的互动，主要是尚礼崇德的礼仪文化与非礼薄法的戎狄文化的互动，宗法家族观念与择勇立强习俗的互动，发达的农业文明与落后的游牧文明的互动，最后促进了秦人的“跨越式”发展，形成了风格别具的秦文化。

一、西周文化特征

建立西周王朝的姬姓周族是崛起于渭河流域关中西部的一个古老部族，在周武王时期以地处沣河两岸的丰镐为都城建立了全国性的政权。西周时期是中国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使关中文化在全国取得了领袖群伦、辐射四方的主导地位。

1、意识形态领域的主体思想

以关中为中心的周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核心体现是尊天敬祖观、以德配天论、明德慎罚说、保民重孝说。

西周统治者仍然继承了夏商二代的“君权神授”论和“天讨天罚”说，强调自己统治的神圣性和不可侵犯性，但是由于周人吸收总结了夏、商二代灭亡的原因和教训，加上宗法制度的确立，对原来殷商的政治理论和伦理思想进行了较大的革新。

在中国历史上，夏人以“尊天”著称，即强调天命以强化政治统治权威，显得极为蛮横和生硬。商人以“尊鬼”著称，将天命与自己的祖先联系起来，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之说，强调自己的祖先就是上天之子，代表上天统治大地，以增添统治权威和理论说服力，比夏人片面的生硬的强调天命前进了一步。而西周统治者在仍然强调“君权神授”论的同时，为了从思想上推翻殷商王朝统治权的理论依据，为自己夺得天下取得合法的地位，首先把上帝和祖先神分离开来，提出了“尊天敬祖”观，认为至高无上的神是天，亦称上帝或天帝，是主宰自然界和人类的全能神，其地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祖先神是上帝的儿子，是上帝派到下界来做最高统治者，死后他们的灵魂仍然要回到天上去，在上帝面前处于从属的地位，因此周人取代殷人统治天下是上帝的旨意，并能得到得力的辅臣帮助等都是天的意志在人间的具体化，所以周人把得天下叫做“受命”，把贤能宰臣叫“受屏”，维持政权统治叫“永保天命”、“受命于天”等，这些词语在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屡见不鲜。不仅如此，西周统治者在讨伐殷纣王的文告中，强调自己受命于天，这次军事行动是代天行罚认为殷纣王听夫人之言，逆天行事，任用奸宄，施暴于民，导致众叛亲离，怨声载道，宣告西周大军出动进军朝歌是代天讨伐殷纣王，因而具有正义性。

为了给推翻殷纣王朝的统治和改朝换代寻找和制造合法性与合理性依据，周人创造性地提出了“天命靡常”的观点，认为天命并非是永远固定不变的，而是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移的，其转移的方向是“德”，强调“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也就是说皇天上帝并不亲近谁也不疏远谁，只降天命于那些道德修养高迈的人或者政治集团，并进而提出了“以德配天”的思想。这就首先推翻了殷人把“天命”看作一成不变、绝对的，一切依赖“天命”，忽视了人为能动作用的观点，其次指出了只有有德者才有资格接受“天命”。殷纣王虽然最初也接受了天命，但由于他“惟不敬厥德，乃早坠殒命”，即由于失德而遭到了上天的唾弃，失去了统治的天下并最后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周人之所以取代殷商成为天下的统治者，原因就在于文王、武王一心追求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得到了上天的赏识，天命也就转移到西周统治者身上，“大命文王”、“天命归周”。

周人以殷纣王残暴为鉴戒，以“尊天”为基准，以“明德”为根本，对天命神权做出了新的诠释，提出了“以德配天”的创新思想，强调失德者即失天下，有德者即得天下，不仅为自己取代殷商成为天下的统治者制造了合法性和合理性依据，而且在天人关系方面创造了一种新理论，即由过去只片面地单纯地抬头望青天现在转换到也要俯下身来注视自己，注重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以具备接受天命的资格，即承认天意主宰人类，但又让人事制约着天意，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这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以德配天”理论指导下，西周统治者提出了明德慎法思想。强调统治者首先要注重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其次在刑罚的使用方面要尽量做到谨慎宽缓，以教化为先，不以刑杀为要。第一，对待犯罪情况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第二，主张罪止一身，反对族诛连坐，即“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彻底否定了殷纣王时期“罪人以族”的刑法原则。第三，反对滥杀无辜。周公对待殷遗民的政策是“勿庸杀之，姑为教之”，认为应以教育感化为先，刑罚制裁为辅。第四，主张三国三典:“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1]国家的刑罚政策应根据情势的变化而不断加以调整，刚取得政权之后或者对于新征服的地区，应采取宽缓轻刑的政策；待形势稳定统治稳固之后，再采取不轻不重的刑事政策；对于比较混乱的地区或者比较混乱的时期，应以严刑重典为主。“三国三典“的主张对于后世统治者治国理政辖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保民重孝”是“尊天敬祖”理论的重要内容，也是“以德配天”思想论的重要体现。因为史书记载武王伐纣实际上是一场兵不血刃的战争，周人和诸侯联军的总兵力不过数万之众，而当时殷纣王的主力军集中在东南与东夷决战正酣，国都空虚，无兵可守，殷纣王慌忙之际拼凑了由少量正规军、大量奴隶和战俘组成的17万（一说70万）军队迎击周人，当双方在牧野（今河南淇县北）相遇时，“殷商之旅，其会如林”，周人和诸侯联军以寡敌众，不免人人惊惧。谁知双方刚一交战，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殷纣王临时拼凑的军队竟然个个掉转了戈矛，成为周人诸侯联军的向导，浩浩荡荡地攻入了自己的国都朝歌。殷纣王见大势已去，登上鹿台，与妲己纵火自焚，商王朝灭亡，史称“牧野倒戈”或“倒戈一击”。牧野倒戈使西周统治者领略了人民群众中蕴藏的可怕力量，认识到民心的向背关系着王朝的兴亡，所以在强调“尊天敬祖”和“以德配天”同时，提出了“保民”的思想，西周统治者提出的“保民”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又一个重大理论创新，将君权神授、以德配天的二元统治理论发展成为尊天、明德、保民三位一体的三元统治理论，警告历代统治者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开启了中国古代“以民为本”核心价值观的先河。

西周是宗法社会，家国不分，家国同构，因此周人把“孝“作为“德”的重要内容和做人的基本的伦理。周人认为“追孝”、“享孝”祖先，可以祈福长寿，并从“事死”扩大到“事生”，认为不仅要孝顺父母、祖父母，而且包括宗室、宗庙，及兄弟、朋友、婚婿，它和德亦成为周人的重要伦理范畴，周人的孝道伦理同样属于创新。强调父母在世时作子女的要赡养好父母，恭敬顺从不逆。当父母去世时要沉痛哀悼丧葬，然后按时祭祀，以怀念父母的教诲，以继承父母的遗愿。西周时期虽然实行“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刑罚适用原则，贵族官僚享有超越法律之外的各种特权，但若官僚贵族犯的是“不孝不友”等所谓“元恶大憝”之类的大罪，同样要受到国家法律的严厉制裁，只不过是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为了照顾官僚贵族整体的尊严与颜面，采取秘密审判和执行的方式而已。

2、制礼作乐——传统礼仪文明的发端

中国是礼仪文明之邦，而传统的礼仪文明在西周时期趋于完备而且上升到国家法律的高度，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言行举止规范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周初年杰出的政治家周公对礼仪文明的整合和发展起了开创性作用。周公在平定东夷回到镐京后，周公便着手制定巩固周王朝统治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制度，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都作了具体规定，而这些规定贯穿于各种形式的“礼仪”之中。西周的礼乐文化集大成者为周公，所以史书又称周公“制礼作乐”。后人据此整理编撰成《周礼》《仪礼》《礼记》等礼书，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与各个阶层的人，是古代文化史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礼在道德、法律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礼记·礼运》概括说：“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别嫌明微，摈鬼神，考制度，别仁义，所以治政安君也。”由此可见“礼”在维护统治秩序中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

周人制定礼仪，是为了适应周人取得政权后所实行的分封诸侯、宗法制度的需要，是为了适应周王朝政治和社会生活的需要。周人对各种礼仪活动是十分重视并严格施行的。其根本原因是用这种礼仪可以维系和缓和社会的各种矛盾，并寄托宗教传统给人们带来的形形色色的道德理念，所以礼和德的关系实质上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各种各样的礼仪形式的内部却包涵着人们心中所期盼的思维、愿望、理想等。礼仪文化是人们的行为规范、秩序、要求、习惯等法则。

周人的礼仪制度，内容非常丰富，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册命礼、祭祀礼、冠礼、饮食礼、乡饮酒礼、挚见礼（交往人际关系）、大蒐礼以及衣食住行的各种礼仪等。

3、以农为本，民好稼穑

以关中为基地的姬姓周族是一个擅长农业生产的古老部族，其始祖后稷早在传说中的远古时代就成为远近闻名的种植庄稼的能手，被帝尧举为农师，被帝舜任为农官，被后世祀为农神。古公亶父率领族人在周原定居以后，在这块肥沃富饶的土地上进一步发扬光大了传统的农耕文明，是西周的综合国力不断得到提升。无论是在生产工具、耕作技术、水利兴修还是单位粮食产量方面，西周比殷商时期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因之后人评价云：“昔后稷封斄，公刘处豳，太王徙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2]《诗经》里保存有西周时期的大量农事诗，充分反映了当时农业生产发达的盛况。如《周颂·噫嘻》记载，周成王在镐京下令，方圆三十里内开始播种，一次就出动了两万劳动力；《载芟》和《良耜》记载，关中地区在秋收季节，一垛一垛的禾捆高如墙壁，密如梳齿，需要修筑大量的粮仓来储存。另一著名的篇章这样歌颂西周农业生产的发达和人们心中的喜悦：

曾孙之稼，如茨如梁。曾孙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仓，乃求万斯箱。黍稷稻粱，农夫之庆。报以介福，万寿无疆。[3]

西周科学技术的发达集中体现在青铜器铸造技术的进步，从铜矿的开采到冶炼、制范、雕刻、浇铸、抛光、焊接等一系列工艺的革新，再到制造出各种各样精美璀璨的青铜器，使西周时期成为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鼎盛时期。从西汉以来直到二十一世纪，在关中西部的周原出土的西周青铜器总数已达3万余件，以至于周原被称为“中国青铜器的故乡”、“中国青铜器的宝库”。

二、秦文化的兴起与周秦关系演变

关于秦人与秦文化的源流，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东来说，二是西来说，三是北来说。根据陇西特别是天水地区秦人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学术界越来越倾向于黄留珠提出的“秦文化‘源于东兴于西’”的观点，认为秦人的原始发祥地在东方，秦文化的形成或者复兴于西方。[4]这一观点一是揭开了秦人在中潏以前活动于东方大地的秘密，二是接近了秦文化与西戎文化融合的历史真实。本研究即认可和采用这种观点。

秦人的起源与建立西周王朝的姬姓部族一样古老，所不同的是周人世世代代居住于黄土高原，而秦人最早的故乡在遥远的东方大地。根据学者的研究成果，秦人是远古东夷族的一支，生活在今天的黄河下游地区。在夏商时代，秦人的社会地位比较高，“秦在夏商为诸侯，至周为附庸。”[5]大约在商汤灭夏、殷商末期和周公东征时期，秦人有过三次相应的西迁，来到了今天的陇西当时称为“西陲”的地区，其中殷商末期的秦人西迁历史上有着明确的记载：“中潏，在西戎，保西陲”。[6]中潏西迁的原因和与关中周族的关系，历史上没有明确交代，但甘肃毛家坪、董家坪两处西周早期的秦文化遗存表明，秦人早在殷商晚期就开始在这里居住生活。[7]由于殷商时期秦人与商王朝部族都来自东夷，同尊“玄鸟”为图腾，血缘关系较近，秦人的首领费昌又作为商汤御手参加了灭夏的鸣条决战，因此在殷商时期秦人的社会地位远比关中的周族崇高，一直是钟鸣鼎食的贵族。但在商王朝末期，由于武王伐纣，秦人的社会地位发生了颠覆性变化，其首领恶来、蜚廉因为助纣为虐，一被车裂而死，一伤心而死。秦人当然不愿意失去过去锦衣玉食的贵族生活，在西周初年追随纣王的后代在东方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叛乱，周公率领大军平息了这次叛乱，嬴姓秦人全部沦为西周王室的种族奴隶，并被强制离开世代生活的东方大地，迁徙到遥远荒凉的黄土高原西部，在今天甘肃的天水地区定居下来，并与殷商末期迁徙到这里的中潏族人会合。学术界认为，以周公东征后的这次西迁为标志，秦文化正式在陇西地区生根、开花和结果，产生了更高级的文化。从2003年开始，考古工作者在以甘肃礼县的大堡子山为线索，在周围进行了大规模的勘查和发掘，先后发现了西周时期秦文化遗址达到38处之多，如西山遗址、六八图遗址、赵坪遗址、雷神庙遗址等。特别是在2006年，考古工作者在大堡子山秦公陵附近，发现了大型的秦公编钟和大型遗址，包括建筑基址、祭祀坑、车马坑等，出土了钮钟、石磬、铜虎等大量国宝级的文物。[8]这些考古勘查和发掘表明，陇西是秦文化的兴起或者复兴之地，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当时秦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水平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9]

但总的而言，陇西时期的秦文化尚处于游牧民族阶段的水平，所以秦人以养马和赶车技术见长，并被东方地区视同“戎狄”。秦人长期与周围戎狄部落杂居相处，相互通婚（如骊山之女与秦人首领戎胥轩联姻），实际上也大量吸收和融合了戎狄文化。西周和春秋早期秦人墓葬出土的铲形袋足鬲、茧形壶、鍪、蒜头壶及战国时期出现的洞室墓等秦文化特征，据考古专家论证，都是秦人吸收和消化西戎文化的结果。秦人葬制中的屈肢葬、西首墓等，也与西戎文化有着密切的渊源。

但戎狄文化与中原先进文化相比，毕竟是一种落后得多的文化，秦人如果完全被戎狄文化所同化，那么距离中原的先进文明就会渐行渐远。所以秦人在陇西一方面向戎狄文化靠拢，另一方面又不断加强与周王室的联系，积极吸收先进的周文化。《史记·秦本纪》记载，殷商末期迁居陇西的中潏，就“以亲故归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而秦人首领充分利用自己为周王室养马赶车的职业和特长，与周天子保持密切的联系，如“孟增幸于周成王”；造父为周穆王驾车，“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非子先在犬丘，后在“汧渭之会”，专为周孝王养马，获得了周孝王的赞誉。根据考古发掘，毛家坪秦墓陶器除质地和排列组合稍有不同外，其他方面与周文化陶器基本没有什么区别。春秋早期的秦文化青铜礼器的组合、形态、制作工艺、花纹、铭文行文格式等，基本上与西周的青铜文化毫无二致。

随着时间的推移，双向吸收戎狄文化和周文化的秦人开始显示出强大的生命活力，实力逐渐强大起来，成为西周西部边境地区不可忽视的一支部族力量。周王室对秦人的态度也由过去的敌视、奴役开始转变为笼络和利用，以驱狼斗虎，让秦人与对周王室统治威胁最大的“戎狄”部族展开斗争，以期坐收渔人之利。周宣王统治时期，封秦人首领秦仲为大夫，让他率领族人讨伐西戎，秦仲迫于王命，同时也是为了秦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先后两次发兵攻打西戎，结果都因众寡不敌而惨败，连秦仲本人也战死沙场。秦仲的儿子庄公继位后，即率领五个兄弟三个儿子统兵七千大举讨伐西戎，占据了犬丘。周宣王封庄公为西垂大夫。

关于犬丘的地望，根据学者考证，就在今天甘肃的礼县境内，这是秦人来到陇西之后建立的第一座都邑。从此秦人以犬丘为中心，以陇西为根据地，开始向关中进军，也开始了周秦文化对接与互动的过程。

三、周秦文化的对接与互动

秦人在陇西的社会经济形态，既有戎狄部族的游牧文化特征，也开始接收和吸纳中原华夏族的农耕文明。特别是秦人沦为周王朝附属的过程，也就是被动或者主动吸收西周先进文明的过程。以陇西为根据地向关中推进，使秦人越来越接近西周文明的发源地，这种文化的对接与互动就更加强烈，秦人“周化”的色彩愈加鲜明。公元前771年在春秋战国的历史帷幕拉开的时候，秦人首领襄公因为护送周王室东迁有功，始受封为诸侯，得到了“丰岐之地”的赏赐，并获准与其他诸侯“通使聘享之礼”。所谓“丰岐之地”之地，是指过去西周的都城丰京和岐邑，也就是今天的整个关中平原。当时的关中正处于戎狄文化和西周文化激烈冲突的时代，周王室东迁之后，整个关中全部为戎狄占据，故周平王封秦时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10]周天子的册封实际上只是“一纸空文”和顺水人情，秦国要取得周天子“恩赐”的土地，就必须同戎狄部落展开你死我活的血腥拼杀，或者把戎狄赶走，或者被戎狄消灭，二者只能择其一。屡经风雨、历尽艰辛的秦人是一支永远不会服输的部族，他们的身上永远奔流着祖先威武不屈的血液，即使在苍野茫茫、缺衣少粮的艰辛岁月里，他们也始终抱着复兴种族的强烈心愿，默默耕耘着希望，势力也一天天发展壮大起来。现在秦人为了取得名义上属于自己的封地，万众一心，同仇敌忾，一步一步从陇西向关中推进，襄公十二年伐戎，前锋曾一度到达岐邑（今陕西岐山县境），文公四年“至汧渭之会”（今陕西千阳县境），并在此建立了新的都城。经过整整五代国君和全体族人近百年的征战，秦人终于击败了强大的戎狄部落，取得了关中封地，建立起一个以周原为中心，西起甘肃天水、东到陕西华县的千里之国。

在扎根陇西和挺进关中的途中，秦人一方面保留本族建国前固有的文化传统，一方面全面吸收周文化，并创造性地加以融会贯通，使秦文化在新的基础上获得了“跨越式”发展，形成了强大的冲击波，向关东诸国文化形成了强有力的挑战。

1、接受“周遗民”

秦人接受周文化，如前面所述，起始较早，但那个时候因地域和环境的局限，并不专一，受戎狄文化的影响较多。秦人全面接受周文化，实际上是从进入关中以后特别是自秦文公十六年（前750年）“收周余民”开始。所谓“周余民”，也就是在周王室东迁之后，仍然留居在旧都岐邑、丰京的周人。这些周人保持着本族善于稼穑的农业文明传统，经济社会生活和文化素质明显高于关中境内的其他部族。“收周余民”不仅使秦人获得了大量的熟练的农业劳动力，而且也拥有了“周余民”所拥有的生产技术与文化知识，进一步丰富了秦文化的内涵。为了表示对周文化的敬慕之情和对“周余民”的笼络之心，秦文公还主动将通过浴血奋战得来的“岐以东（地）”献给地位已一落千丈的周天子。文公之孙宪公曾与周王室联姻，娶周天子之女为妻，号曰“王姬”。“收周余民”和与周文化的互动为秦文化的发展注进了新鲜的血液，使秦国的社会结构和和精神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到了秦穆公时代，秦国竟开始“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自矜，成为威名显赫的西方霸主。

2、吸收周人的信仰

秦人在陇西信仰世界的主要特征是以天神崇拜为核心，辅助以山川、日月、动植物和一些自然现象的自然多神崇拜。与周文化对接之后，秦人全盘吸收和继承了周人的尊天敬祖观，认为天帝是凌驾于众神之上的地位最为尊崇的神灵，主宰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和人世间的吉凶祸福，是人间君主权力的授予者。秦作为一个偏居西垂为周附庸的部族，在西周王朝灭亡之后受封为诸侯，建立起自己的国家，开始与东方已受封数百年的诸侯国平起平坐，通使聘享。对于这一巨大的突如其来的地位的变化，秦人虽然认为与周王室的分封有一定的关系，但主要原因是受天帝所赐，天命所归。在出土的秦国铜器铭文中秦人就表达了对天帝的感激和自己是天命所归的想法。如陕西宝鸡县太公庙村出土的秦公及王姬钟、镈铭文云：“秦公曰：我先祖受天命商（赏）宅受或（国），刺刺邵（昭）文公、静公、宪公不（坠）于上。”[11]秦公簋铭文：“秦公曰：不（丕）显朕皇且（祖），受天命，鼏宅禹（蹟）。十又二公，才（在）帝之坏。”[12]铭文中的“先祖”、“皇祖”是指始建国的襄公。这种“受命于天”因而神圣不可侵犯的天命观与周人的天命观之间明显存在着一种吸收和继承关系。周人还认为周王是被天神派到人世间作最高统治者，死后其灵魂回到天庭。如《诗·大雅·文王》：“文王在上，于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在秦器铭文中也照猫画虎，有着同样的说法，认为秦的先祖“不（坠）于上”，“十又二公，才（在）帝之坏”。《说文·土部》：“坏，丘再成者也。”“在帝之坏”，即在帝之丘或曰在帝之山，意思是说秦先公的灵魂回到帝庭，在上帝之旁。这与《诗经·大雅·文王》所言“文王在上”的意义完全相同；与周人天神与祖先神分离的二元神的观念基本相符。“克配上帝”，本是周天子先祖独享的权力和尊荣，而秦先祖亦能在上帝左右，这是春秋时代周天子势力地位一落千丈，诸侯国纷起称雄争霸局势的真实反映，是秦人在天神信仰方面的重要特征之一。

天帝、白帝、青帝、黄帝、炎帝等五帝崇拜，是秦人特有的宗教信仰。天帝崇拜渊源于西周的天命观，其余的四帝崇拜可能渊源于阴阳五行之说与殷周的祭四方之神之俗。秦人的自然神崇拜体现在各个方面，几乎是五花八门，异象纷呈，充分体现了秦人由游牧部族向农耕部族过渡、由戎狄部落向华夏部落靠拢的历史发展轨迹。《史记·封禅书》记载：“始皇遂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羡门之属”。对名山大川的崇拜和祭祀一直贯穿于秦国和秦王朝的始终，如秦始皇最后一次巡游东南时至平原津得了重病，以为是自己一路所作所为激怒了山川神灵，遂命大臣蒙毅由原道返回，一一祭祀所经过的山川。

3、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

尽管山东诸侯国视秦人为野蛮落后的西方戎狄之族，不知礼仪人伦，很少与其通使聘享。但秦人却自认为是明习礼仪法度的文明部族。《史记·秦本纪》记载，穆公三十四年（前626年）接见戎王使者由佘时问道：“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秦人之所以认为自己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自然文明程度高出戎狄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秦人进入关中占有西周故地后，大量吸纳周文化，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周的礼乐制度文化。其实秦人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也经历了一个从逐渐认识到全面汲取的过程。据《诗经·秦风·蒹葭》的《毛诗序》云：“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礼，无以固其国焉。”可见在秦襄公时代，由于初据关中，国事草创，还没有充分认识到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后随着周余民的大量收纳和政权建设的现实需要，秦国统治者的认识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正式与西周的礼乐法度接轨并迅速成为治国理政的主要特征。秦人吸收和承袭西周的礼仪制度，已经从考古发掘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如秦都雍城发现的属于春秋早期的秦国一号宗庙建筑群遗址，其建筑布局与结构及其用太牢、少牢之礼祭祖的遗迹，均与周礼相关规定相吻合；三号宫殿建筑群遗址位于宗庙西侧，也符合周礼中“左祖右社”的规制原则。在葬仪制度方面，秦国的中字号大墓、士大夫墓皆有棺有椁，其随葬礼器的组合、车马坑、人殉等，已与天水秦墓的葬仪有了明显的区别，更接近于周礼规定。

秦以礼乐法度作为治国法则一直延续到秦献公时代，长达400年之间这一指导原则无重大变化。在此期间正是周室衰微，“礼坏乐崩”的时代。即使孝公时任用商鞅变法，以法家思想作为治国的主导思想，秦始皇时并辅之以阴阳五行家的五德终始说作为治国的主导思想，但对礼乐制度并未全部摒弃。《史记·礼书》云：“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礼的本质是统治者用来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借以区分贵贱、尊卑、长幼、亲疏的工具。社会形势虽不断变化，但所有的统治者对利用礼乐制度作为统治工具是相通的，故对前代的乐礼制度稍加改造就可利用。《论语·为政》：“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秦因于周礼，但有损益和创新，成为秦文化体系中的礼乐文化。礼的内容庞杂，依《周礼·大宗伯》的说法，西周的礼大致分为吉、凶、军、宾、嘉等五类。有学者曾将《秦会要》礼部所列内容，与《周礼·大宗伯》所列五礼的内容列表相比较，发现有大量相同的礼仪，但也有不少新的内容。这说明秦帝国的礼制是遵依周礼的礼典法经损益改造建立的，并成为秦以后各王朝礼制的基础。

4、“文字犹有丰镐之遗”

随着考古资料秦文字的不断发现，秦国至秦王朝五百多年间秦文字的发展演变，虽还有缺环但大体脉络已渐清晰。“不其簋”铭文是最早的秦文字资料，记叙了秦庄公与周宣王四年在西垂破西戎的战役，[13]铭文的风格与西周晚期文字完全相同，说明秦人在襄公始建国以前在陇西就已经开始继承周文字。传世的“石鼓文”字体为籀文，文体为诗体，诗句与《诗经》中的某些诗句极为相似，估计是秦人在开始继承和使用周文字尚不熟练，留下了明显的生搬硬套的痕迹。甘肃礼县大堡子山两座秦公大墓（可能为襄公及文公墓）出土的一批铜器铭文，陕西宝鸡县太公庙村出土秦武公（前697-前678年）作的秦公及王姬钟镈上长达135字的铭文，明显地继承西周晚期文字的风格。秦公一号大墓的石磬铭文的字体与语法结构，都与西周晚期青铜器上铭刻的篆文相同。这一时期的秦文字较西周器铭常随字的笔画多寡而形体大小不均、随意错落的情况稍有变化，初步显露秦字整齐劲秀的意味。尤其是宝鸡秦公及王姬钟鎛铭文的字体已有一定的秦篆风格。可以看出随着进入关中之后“周化”过程的逐渐加深，秦人的文化素质得到了显著提高，对西周文字的驾驭越来越熟练自如，并且有了自己的创新，依据周文字的结构朝着简省、规范、方正、匀称、典丽的方向发展。经过春秋战国漫长的不断变化，终于形成典雅的小篆体及书写便捷的隶书。所以国学大师王国维评价说：“秦人居宗周故地，其文字犹有丰镐之遗。”[14]

5、周秦农业、手工业文明的对接

周秦农业、手工业文明对接的过程，实际上是秦人、秦国主动学习吸收西周农业文明和手工业文明的过程。建国以前秦国的社会经济比较落后，在进入关中收纳了大量的“周余民”之后，秦人的农业手工业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从耕作技术看，秦国统治下的关中在改良土壤、深耕细作及田间管理方面已经居于关东各诸侯国的前列。从农业工具看，秦国是春秋时期较早使用铁制农业工具的国家之一，《诗经·秦风》用“驷驖孔阜”之句形容秦开国之君襄公的驾车之马，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认为“驖”为“铁”字的异写，“驷驖”是形容马的颜色如铁，可见在春秋初年的秦国，铁器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常见之物。陕西长武县一春秋早期的秦人墓葬中出土了铁匕首一件，甘肃灵台县景家坪一春秋早期的秦人墓葬中出土铜柄铁剑一把；[15]秦公一号大墓出土的铁铲、铁锸、铁鎛三件铁制农用工具，都是锻铸铁工艺的产物，可见秦国在关中直接继承了西周的先进技术并加以改进，普遍使用铁制农业生产工具。到了秦穆公时期，秦国农业生产的发达与储粮的丰富已引起关东国家注意和倾慕。秦穆公曾调集大批粮食救济东方大国晋国的灾荒，运粮的车船从秦都雍城到晋都绛都一路络绎不绝，如同发动大规模的战争一般，故史书上称为“汎舟之役”。[16]

西周时期最发达的文明是青铜制造业。秦人早就对周人的青铜文明充满了崇敬与向往，如传世的一件名叫“过鼎”的青铜器物，原是西周贵族东迁时遗弃在关中的寻常之物，后为秦文公所得，视若珍宝，在原器物上加刻新铭文，死后又嘱咐作为随葬珍品埋入墓中。[17]陕西宝鸡西高泉村1号墓出土的一组青铜器物中壶、豆2件，也是西周遗物，[18]进一步体现了秦人对周文化的倾慕之情。陇西秦墓和关中秦墓出土的大批青铜礼器、用器，无论是花纹雕刻与冶炼铸造水平，都具有晚周遗风，表明秦人在开国前后，全面继承并发展了西周的青铜器生产技术。在陶器、漆器、金银器、玉器及丝织业等手工业方面，秦人接受和消化周文化的表现也很突出，均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当然，秦人对周文化的态度也不是照单全收、全盘周化，而是一种有选择的吸收，有限度的消化。比如，对于西周宗法文化的核心内容——嫡长子继承制，秦人就没有吸收，而是在扎根陇西以后和商鞅变法以前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一直实行“择勇猛者立之”的君位继承制。[19]这种继承制一方面是秦人保留了游牧民族特别是戎狄文化中“高上气力”的传统，[20]一方面也与秦人长期处于战争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体现了秦文化与西周文化崇尚仁义的不同特质，反映了秦文化的浓厚军事色彩。

四、结语

秦人在扎根陇西和挺进关中的时代，正处于西周晚期和春秋时期以奴隶制为文明为核心的周文化处于全面崩溃的时期，“礼崩乐坏”是这一时期主要特征，关东大地一种新型的封建制文化正在悄然崛起。相对落后的秦人接受的周文化虽然比自身文化要先进许多，但已经是一种落后于时代潮流的文化。所以周文化虽然帮助秦人取得了建国立业的巨大成就，并造就了秦穆公时期“昙花一现”式的短暂辉煌，但很快就在东方封建制改革后形成的强大军事冲击波面前显得后劲不足，发展乏力，国内政局也陷入了长期动荡不安的困难局面。勇于开拓进取的秦人很快就意识到周文化的落后性和给本部族发展造成的局限性，在秦献公时期开始了新的改革，向东方先进的封建文化靠拢。此后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给秦文化注入了新的强大的活力，使秦国获得了第二次“跨越式”发展，为秦始皇以后削平六国、混一天下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注释】

[1]《周礼·秋官·司寇》

[2] [《汉书·地理志》

[3]《诗经·小雅·甫田》

[4]黄留珠.秦文化二源说.西北大学学报,1995，3

[5]洪亮吉.四史发伏（卷一）引崔灵恩，毛诗集注.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

[6] [10] [16]《史记·秦本纪》

[7]赵化成.寻找秦文化渊源的新线索.文博,1987,1

[8]徐卫民.早期秦文化研究综述.载徐为民、雍际春主编《早期秦文化研究》，三秦出版社，2006

[9]参见祝中熹.早期秦史.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

[11]卢连成，杨满仓.陕西宝鸡县太公庙村发现秦公钟、秦公镈.文物,1978,11

[12]王辉.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三秦出版社，1990

[13]李学勤.秦国文物的新认识.文物,1980,9

[14]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七）：战国时期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

[15]袁仲一.从考古资料看秦文化的发展和重要成就.文博,1990,5

[17]谭戒甫.西周过鼎铭文研究.考古，1963，12

[18]卢连成，杨满仓.宝鸡县西高泉村春秋秦墓发掘记.文物,1980，9

[19]《国语·晋语》

[20]春秋公羊传.昭公五年何休注

【作者简介】

卢鹰（1959-）中共陕西省委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