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春梅

（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青海西宁 810007）

【摘 要】宋代散文代表了中国古典散文的最高成就。无论是在思想内涵上，还是在艺术特色上，抑或在美学境界上,用达到至高境界的平易艺术表现力展示出宋代散文人格魅力与文章风格统一的清峻风骨: 文以贯道,宋代政论散文表现出的崇高志向; 先天下之忧而忧,宋代政论散文体现出的博大情怀; 留取丹心照汗青,宋代政论散文中的爱国精神;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宋代政论散文的英雄气概;出淤泥而不染,宋代政论散文的君子风范。

【关键词】宋代；政论散文；思想内涵

宋代是中国文化繁荣成熟的一个时代，各个领域都出现了顶级人物，尤其散文发展达到了顶峰。宋濂《文原》认为：散文“自秦汉以来莫盛于宋”。宋代是散文发展的繁荣期、成熟期。以范仲淹，王安石为核心的政治改革，以欧阳修，三苏为核心的文风改革，成就了宋文无论明道、论政、谈兵都表现出长于议论的积极参政的内容和平易自然的成熟艺术风格，迸发出以爱国主义为前提和以儒学优秀的思想精华为主体的人文主义精神，烛前照后地展现了中国文人高尚的人格情操和浑圆的道德修养，对中国古典散文精神一以贯之地传承并将其发扬光大，用达到至高境界的平易的艺术表现力展示出宋代散文人格魅力与文章风格统一的清峻风骨。

刘勰《文心雕龙·风骨篇》说：“是以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光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风”，是作家的思想感情，精神气质在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气度风貌特征，创作主体纯正深沉的强烈的感情和精神。“骨”，是作品的思想内容所显示出来的义理充足，正气凛然的特色，作品中客体事义所表现的义正辞严的思想力量。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先进知识分子的精神品格是建立在“仁政”，“民本”思想上的。“为民请命”“怨愤著书”“不平则鸣”的精神，都体现出中华民族坚毅不屈、顽强性格和铁骨脊梁。刘勰所说“风清骨峻”更主要是高尚的人格美在作品中的体现，这与古人崇尚高洁的情操，刚正不阿的骨气是一以贯之的，是与文人的人格理想，精神情操密不可分的。而博大刚直的思想立场和关注民生的叙述内容正是宋代散文基于这样的积淀发扬光大了中国古典散文最基本的精神特质所表现出的风骨。集中体现在宋代政论散文中中国文人的价值取向和人生理想，并凝聚升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与人文精神。

一、文以贯道：宋代政论散文表现出的崇高志向

中国自古文章的思想内容必然是既本于“古道”，又合于“古道”。这是文章之本，也就是古文的思想内涵，核心所在。“古道”即“先王之道”、“圣人之道”、“尧舜之道”，也就是儒道。运用儒道明辨是非，黜斥奸邪，弘扬正气，大胆干预现实，以助教化。韩愈说他有志于学古人之文，是“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一再声明他“为古文”的根本目的是“志乎其道”。强调的是其道德修养标准，人生价值观念，为人处世之道。韩愈认为古文的内在精神是由作者的人格精神、内在品性所决定的，也就是文格与人格要达到高度的统一。用“经世致用”之文章关心时政，文以明道达到教化，爱民并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体现出自己的人生价值的崇高志向。唐宋两代的古文运动因其为一脉相承，基本主张都在文章应为阐扬儒道的教化工具这一理念上，故“文道合一”。本着“文章合为时而著，不为文而作”的精神，宋代政论散文作家着重强调着文章同现实的联系。

在前人古圣先贤的重教化，重道的倡导下，宋文努力传承这一文学传统并使之进一步稳固。不仅要在文章中“文以明道”，“文以贯道”。而且，将其努力实践在现实生活中。

在北宋积贫积弱，阶级矛盾不断加剧的现实中，一批有思想，有责任感的文人志士，在政治和文学两方面彼此呼应，身体力行的忠诚实施着这一文学传统，实践着“重道”，“文以明道”。庆历新政前后，朝政改革的中心人物范仲淹，“古文运动”的中心人物欧阳修及孙复，苏舜钦，梅尧臣，曾巩等，思想倾向于革新政治，富民强国，与朝政改革相呼应，在文学思想和文学实践活动中反对时文，提倡古文，创作出大量“明道致用”的文章。以文参政，以政入文。

作为文坛领袖的欧阳修，散文成就卓著，尤其政论散文与当时的政治斗争紧密配合，充分发挥了儒家思想中注重国计民生的积极成分，表现了他要求改革时弊的坚定立场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朋党论》等都是这一方面的代表。欧阳修在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上，主张“知古明道”，关心“百事”，“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强调文学为现实政治服务。欧文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紧联治乱，干预时事政治，服务现实文坛。欧文中的政论，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陈述政见，针砭时弊，宣传朝政改革主张。《原弊》、《本论》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原弊》分析朝政时局，推究宋王朝积贫积弱的根源，从“务农”与“节用”两方面揭露“诱民”、“兼并”、“力役”等政弊，探求除弊兴利、富国强民的出路。文章陈词犀利，立论精当，鲜明地表现作者早期的朝政改革思想。《本论》针对朝政积弊发出“治本之论”， 通过分析宋王朝的百年积弊，旨在探讨治国安邦的根本。先全面分析庆历初年国家在政治制度、经济、军事边防、人才选用等方面危机四伏，弊端丛生的时局与现状，提出救弊“均财而节兵，立法以制之，任贤以守法，尊名以厉贤，五者相互为用”。说理透彻，切中时弊。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坚持真理。庆历四年作《朋党论》，针对传统“君子朋而不党”翻案，肯定“朋党之说，自古有之”，关键在于“辩其君子，小人而已”，规劝仁宗信任并支持“君子之朋”，疏远并斥退“小人之朋”。从而解除了仁宗心头疑虑和忧，暂时稳住其改革决心。

力主改革的政治家王安石同样坚持文以明道、文贯乎道的主张。王安石论文，以为“要之以适用为本”。他在《上人书》中强调为文当求适用，在保证适用的前提下，讲究表现形式美。将文之功用视作为礼教、政治服务，“尝谓文者，礼教、治政云尔”认为圣人作文的本意即在于此。是出于对古文适用功能的强调。王安石对“作文之本意”理解为：文章应该阐述有益于“礼教治政”的道；赞成作者的人格修养达到自得境界。这是王对文章功用和作者主体精神的重视。王安石强调文章为政教服务的社会功用，也将文以明道。

在此基础上，宋代文人在文章创作上进一步强调“言为心声，文如其人”。强调人格魅力与文章风格的统一。

欧阳修之所以能够领导诗文革新取得成功的关键，而且他能够成为一代宗师的关键都是因为欧阳修在诗文革新的运动中，他有所谓“三不朽”的价值理念作为理论核心。欧阳修在《送徐无党南归序》中说：“其所以为圣贤者，修之于身，施之余事，见之于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这样的理论与价值观影响着当时有宋一代的相当数量的文人，使得文章成为“不朽之盛事”。也引领文人加强自我道德修养，为人治学都高标准高要求，极力践行人格与文格的高度统一。

二、先天下之忧而忧：宋代政论散文体现出的博大情怀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先进知识分子在精神品格上，建立在“仁政”，“民本”思想上，以天下为念，以社稷苍生为重的博大情怀， 是儒道的重要理念，也是文人对个体价值体现一贯的标准和要求。不论政治家还是文学家在他们的实践和散文作品中都努力践行着胸怀天下，以天下苍生为重。总是注重观察民情，留心时弊，兴办公益事业。

范仲淹和王安石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政治家，改革朝政，力求益民。为达到富国强民，不怕得罪权贵，一力勇往直前，充分展示出追求先进社会理想的奋斗精神。范仲淹不仅在政治，军事方面表现出雄才大略和远见卓识，他的文章多体现出切合时事，言之有物，表现出他宽广胸怀，宏大抱负。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千古不衰的名句。清人吴楚材《古文观止》评：“以圣贤忧国忧民心地，发而为文章，非先生其孰能之。”

王安石继承儒家学说的积极成分，认为“圣人之术，修其身，治天下国家，在于安危治乱”。在地方做官时，广泛接触了现实，对国家的现状，人民的痛苦，都有深切的感受，勤政爱民，胸怀博大。所以王安石的文章常作为除弊救民的武器，反映重大的社会问题。“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向宋仁宗奏《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要求改革；向神宗奏《本朝百年无事札子》说“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其它如苏轼、辛弃疾、苏舜钦都是如此。陆游称苏轼“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凛然。”辛弃疾一方面致力于收复中原大业，一方面也因地制宜做了很多便民，利民，恤民的事。苏舜钦《上孙冲建议书》，强调文章应“警时鼓众”，发挥救失除弊作用。爱国忧民，嫉恶如仇，豪壮之气溢满字里行间。

三、留取丹心照汗青：宋代政论散文中的爱国精神

宋代散文还有一个主题精神贯穿始终，就是始终不渝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也是中国文学传统中始终不衰的风骨在宋代的高度集中体现。抗争精神，“为民请命”“怨愤著书”“不平则鸣”的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坚毅不屈，顽强斗争的性格和高风亮节。南宋政治家中代表作家有李纲、宗泽、陈东、岳飞、胡铨、文天祥等。文学家代表有李清照、陆游、辛弃疾。

李纲《上高宗十议箚子》，这是钦宗，徽宗被掳后，高宗时李纲拜相，全面筹划朝廷的政治措施时写下的治国抗战的施政纲领。《议国是》是一篇分别对战、守、和进行分析得极为透辟的文章。点明“夫为天下者不顾其亲；顾其亲而忘天下之大计者，此匹夫之孝友也。”进一步说明在二圣被迁的情况下，继续与敌作战，人质反而能得以保全的道理。并乘势而下，说明不能屈膝求和的理由和自己的主张。历史经验与现实教训的紧密结合，正反对比，论述全面，分析透彻。

宗泽《乞毋割地与金人疏》作于建炎元年，为阻止高宗和投降派割地求和的决策而作。言辞恳切，感情激愤。高宗即位，与李纲同时被召，除龙图阁学士，知襄阳府。次年，知开封府，抗击金兵。屡请高宗回銮，安定人心，以图恢复，连上十二疏。

陈东也是一位爱国的太学生。在靖康元年，金军围攻汴京时，他就曾率太学诸生齐集于宫门前请愿，斥责投降派的罪行，要求复用李纲。群众不期而集者数万人。宋钦宗被迫恢复了李纲的职务，但不久即将其罢黜。高宗即位，虽一度起用李纲为相，但实际上还是听信投降派的主张，李纲复相仅仅七十五天就被罢免。陈东为此连上三书，就是在南宋前期政论散文中引起最大震动的三篇《上高宗皇帝书》极论李纲之不可罢，请高宗亲征中原，迎还二帝。因此触怒高宗，和投降派，被斩于市。冤死之日，“识与不识，皆为流泪”。

陈东遇害十一年后，投降派公然引金使来“招降”南宋，愤怒已极的爱国志士们群情激愤，胡铨写出震动朝野的《戊午上高宗封事》。堪称南宋奏议中最为高亢的爱国之音。胡铨因此而被指为“狂妄凶悖，鼓众劫持”。这篇文章大大鼓舞了人民的抗金斗志，民间书坊印刷传诵，一时誉满天下。金国以千金之资募得其副本，读后君臣为之夺气，知中国有人，自是不难下者二十年。

辛弃疾，南宋杰出的民族英雄和抗战派领袖。出身宦门，靖康之难家乡沦陷，祖父辛赞，“每退食，辄旨臣辈登高望远，指画山河，思投衅而起，以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心怀复国之志”，在先辈这种爱国教育的影响下，辛弃疾少时就立复国之大志，将抗金复国作为终生之目标。孝宗隆兴元年，张浚主持的北伐受挫，宋师溃败于符离，主降派占据上风，朝廷束手无策，公卿讳忌言兵。孝宗动摇了抗战的决心，频频遣使议和。次年，张浚也被撤职。抗金复国的斗争面临绝境。辛弃疾作著名的《美芹十论》，反对因一败而议和。文章从对符离之役的看法入手，分别论述了“审势”“察情”“观衅”“自治”“守淮”“屯田”“致勇”“陈微”“久任”“评战”等十个方面的问题，详细分析了宋金双方的情况，系统谋划了宋廷应该采取的对策。辛弃疾的散文透出高尚的节操，高超的境界和高雅的格调。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与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崇高的民族气节与不屈的斗争精神，气贯长虹的高风亮节与高瞻远瞩的宏伟气魄，卓越的军事才能与惊人的政治胆略，使得作品不仅充满了激动人心的鼓舞力量，而且闪烁着不可磨灭的思想光辉。现存17篇散文，15篇都是“雪耻报国”“恤民爱民”的主题立意。《美芹十论》《九论》是全面论述和筹划恢复大计的鸿篇巨制。《祭陈同甫》是站在时代高度，立足于国家和民族统一大业之需，为国惜才。《新居上梁文》表达自己的一腔爱国之情，忧国之愤。

四、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宋代政论散文的英雄气概

英雄气概在南宋散文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由于社会的离乱，南宋散文大多数是扶危救倾的议论散文，描述民族抗战和有关历史人物的记叙散文。坚持国家统一，坚决抵御外侮，抗战到底，宁死不屈，表现出中华民族铮铮铁骨。

南宋散文最突出的特征在于一是反映了当时的民族矛盾，二是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因为是形成于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形成南宋散文雄健厉，正气凛然，慷慨悲壮，亢直硬健的风格。理直气壮，发自肺腑，自然流畅。分析形势，批驳谬论，指陈方略，揭露敌人的阴谋，声讨国内投降派的罪恶。敢于自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忠诚坦荡的胸怀。崇尚不畏强敌，敢于杀身成仁的英雄主义。岳飞坚持领土完整，河山统一的永久信念。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收复失地的豪气。作为“仰天长啸，壮怀激烈”抗金名将，散文《论马》《南京上高宗书》等都是极好的作品。情志不移，热血喷涌。文天祥《正气歌序》、《指南录后序》都表现出大义凛然，浩气长存，忠贞不屈，视死如归的崇高气节。作者将自己内心的万千感慨铺写纸面，文气悲壮，令人荡气回肠。

五、出淤泥而不染：宋代政论散文的君子风范

宋代理学家周敦颐出色的传世散文《爱莲说》，“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君子之风不仅仅是宋代文人所毕生向往和追求的为人为文的范式，更是中国国学的核心思想和中国文人一脉相承的修养品行典范。文天祥坚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尚情操为所有人心向往之。从而努力培养自己高尚的人格情操，圆润的道德修养。

黄庭坚特别强调个人道德的修养和整体素质的提高。提倡“忠信孝友”为本，广学博识，以济世用。在《与洪氏四甥书》中，分析了人思想行为方面经常出现的十种过错：“人之常病有十种：喜论人之过；不自讼其过；嫉人之贤己；见贤不思齐；有过不改而必文；不称事而增语；与人计较曲直；喜窥人之私；乐与不肖者游；好友其所教。”并要求其外甥“试反己而思之”，同时指出，“若一日去其一，则十日亦尽去矣。”都是君子应当具备的基本修养。《书生以扇乞书》“治心欲不欺而安静，治身欲不污而方正。择师而行其言，如闻父母之命。择胜己者友，而闻其切磋琢磨。”将自己的君子言行体会用简洁有力的语言像格言警句一般写下来，与人激励共勉，彰显谦谦君子之风范。

明代王慎中，归有光，清代方苞，姚鼐等作家推崇唐宋八大家，将他们的作品作为写文章的样板，将唐宋八大家当作学习的楷模。其影响一直延续到近代，对今天的文学创作仍然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并且其中所蕴含的中国人文精神和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依然是中国文学不变的清俊风骨！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文精神的守护，文学与现实的联系，散文功不可没，依然固守着高洁的人文精神情操，展示出不朽的散文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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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柏春梅（1974.11—）女，讲师，学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散文，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 郭晨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