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2014年青年课题《终南文化在陕西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的价值研究》结项成果，编号：14QN01

李巍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艺术研究所 陕西西安 710065）

【摘要】人文精神是中华文化的灵魂，也是终南文化的灵魂。本文即从物质与精神、造化与人化以及出山与入朝三个方面论述了终南文化中人文精神的体现，阐释了从周、秦、汉、隋、唐历朝以及道家儒家文化与钟南山的渊源。这对于弘扬终南文化，建设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发挥陕西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的重要作用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终南山；终南文化；人文精神；丝绸之路经济带

21世纪人类的困境，即人文精神的疲软和科技暴力的猖獗，而21世纪的人文主义，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内涵完全不同。那时人文主义的对象是神学和经院哲学，是反科学的愚昧。而今人文主义的内容，则是对地球和人类终极命运的关怀。

终南山并非远离人世的穷山恶水，而是一山文化，半山神仙。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与千年古都长安、文武盛地关中紧密相连。它孕育出长安文明，长安城中创造出来的物质、精神文明又回应于终南山中。这一切，使终南山成为人文胜地、文化名山，终南文化体现出中华文化人文精神的诸多层面。

一

终南山是名山，是文化之山，人文精神是终南文化的灵魂。天下名山之名，并不单纯以其高大奇险，而是以其丰富的物产资源、多彩的自然风物和深厚的文化内涵，而且都雄踞于文化胜地。终南山三美兼具，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体现出文化的兼容性和多元性。

终南山北麓即关中大地，为古雍州的腹地，是《尚书·禹贡》所称颂的“厥田上上”的“天府”之地。这里物质文明起源甚早，西周初年，农副业生产即得到充分发展，在以农耕文明为中心的多元经济时代，奠定了立国之本。周、秦、汉、隋、唐定都于此，也都着眼于这里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孔子指出立国三大要素为人口、财富和教化。历代统治者高度重视礼乐文明教化，使关中成为礼乐之乡。

先秦时期，终南文化即形成多元性。西周初年，周公在终南山下沣水两岸沣京、镐京构建礼乐制度，确定了周代的礼制和乐制。周公封于鲁地，孔、孟继承发展周公之礼而孕育出儒家思想。因此断言儒家思想之根在终南山下，并非无根之谈。战国时期，各国诸侯追求的共同目标是富国强兵，唯独商鞅在秦地变法大见功效。商鞅自己虽在秦岭南部商邑被拘而遭车裂，但法制在秦地却深入人心。楚人刘邦从武关进入关中，在长安开创了西汉王朝。终南山引来了楚文化，关中大地上回荡着楚声。

秦汉时期，经过正反对比，滥觞于终南山沣水两岸的儒家思想，成为统治思想的核心。政治的一统要求思想的统一。秦在终南洪庆山谷中“坑儒”，汉在渭水南岸“独尊儒术”，周公礼乐西周时期从关中沣水走向山东鲁地，春秋时演变为儒家思想，西汉时再回到关中而被定于一尊。汉武帝对内经营，对外开拓，造成了中国古代少有的军事、文化的极盛期。司马相如的《上林赋》、班固的《西都赋》、张衡的《西京赋》，用相当的篇幅铺叙巍巍终南，就是因为终南文化是汉文化的媒介和背景。

唐代将中华的物质、精神文明发展到极致。长安风物以终南为最，终南山成为长安城南的后花园。山中遍布佛寺道观，山下构建园林别墅，弘扬着人文精神。一部《全唐诗》，以终南为题材者明显多于其他咏山之作，唐代绝大多数诗人都在终南山中留下了踪迹，吟出了名作，全方位、多层面地描绘了终南的山川名胜、四时风物、山居情趣。就中对终南情有独钟者，当属王维，其《终南山》、《终南别业》、《山居秋暝》等，尤其是组诗《辋川绝句》，成为唐诗中同类题材中的翘楚。由此可见，终南文化始终将物质与精神紧密结合起来。时至今日，沿着韦曲直至南山，杜曲、桃溪堡、上下塔坡、瓜洲村等，沿途一个个村镇名，都传承着一段段人文历史。

终南文化的这种兼容性和多元性，时至今日，依然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例如已经开通的“长安号”国际货运班列，就是陕西以及西安落实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的重要抓手。这条国际货运班列从千年前张骞开通的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出发，分为“一干两支”，其中的“一干”为西安到荷兰的鹿特丹；“两支”分别从西安到莫斯科以及西安到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沿途将经过数个亚欧国家。不但促进了欧亚各国之间经济的合作和交流，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黄金走廊的繁荣，推动陕西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和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建设。而且进一步认可和发挥了陕西以及西安的区位优势，“西安港”亦将成为丝路经济带上最大的陆地国际中转枢纽港，云集全球商品，重现“万国通商”的盛景，为陕西、西安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提供重要支撑。海纳百川，兼收并蓄，一条以西安为起点的国际货运班列，既连接欧亚大陆，又将“陕西制造”与陕西人民的热情好客带到了四面八方，这正是终南山以及终南文化的这种包容精神的集中体现。

二

老、庄体悟天地自然之道，领悟出宇宙之间太极和六极生出阴阳二气，二气交通成和而生金木水火土五行，五行排列组合而生万物。人尽管“与天地并生，与万物为一”，但上天却赋予人以灵性，这灵性既使人钻燧取火，发明工具，发展生产，也使人与人之间勾心斗角。氏族、部落之间的争斗，其残酷性远远超过动物之间的弱肉强食。于是，对造化所赋予人的自然灵性，须加以人化的人文教化。于是，孔子就将老庄的自然之道引入人伦领域，创造出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仁学体系。

中国文化的自然之道和人文之道在终南山中交相辉映，山间的一草一木，都蒙上文化色彩。这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上。

其一，终南文化阐释的是人化。老子在楼观台上，从茫茫宇宙之道经中，引伸出人化之德经。“月晕而风，础润而雨”，是说凡事都有预兆，要加提防。“疾雨不终日，疾风不终朝”，是说开始来势威猛，肯定不能持久。他从终南山高峰入云中，引伸出世间“高下相倾”之理，从山涧流水中，提炼出人类“上善”之德，主张处世就应该如水般以柔弱克刚强，所谓“善战者不武”是也。即使遇到挑战，也应该有“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1】的大侠之风，而不能沦为“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2】的二三流侠客。这种“引而不发”的态势，可以产生一定的威慑力；但该出手时就出手，“以柔”只是手段，“克刚”才是目的。

其二，终南宗教宣扬的是人化。汉武帝作为天子，在翠华山（终南山山峰之一）前祭祀的东皇太一是天之尊神，显示的就是世间的人伦秩序。汉唐以后，终南满山的佛寺道观，阐释的是人与超验世界的关系。这种关系是虚幻的，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来说，贩卖的是麻醉人的精神鸦片。但麻醉未必是坏事。不是么，病人在接受外科手术时先要麻醉，否则不管手术是否成功，人却早被疼死了。精神疾病的治疗也是这样。儒家主张“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精神固然可嘉，却不可取。因为既然客观、主观条件决定了不可为，勉强去为，只能劳而无功，因而最好的办法就是道家所主张的“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先调节心态，再等待时机。这倒不失为一种理智的态度。终南山中佛寺道观中的悠悠钟磬，声声木鱼，将多少人从长安城中滚滚红尘的无奈中解脱出来！

其三，终南隐者在山中体悟的是人化。隐者阶层的人文修养普遍高于宗教世界中僧道徒。僧道徒中有的是鲁智深那样落难的草莽，隐者多是科场、官场失意的读书人。他们在长安城中看惯了仕途坎坷，经历了宦海浮沉，远去了官场倾轧，于是隐居于终南山中，在造化之中体悟人化。王维在辋川“浮舟往来，焚香弹琴，以禅诵为事”，从“木末芙蓉花”在无人处悟出生命亦当随顺自然。从“空山不见人”中，提炼出淡静之情。至于卢藏用那样的假隐士从山中寻找通向长安城的“终南捷径”，尽管心地庸俗，人格低下，但那毕竟也是一种人化。汉赋、唐诗中以终南为题材的佳作，则不仅是从造化中提炼出人化的思想内涵，而且创造出美化的艺术境界。

终南文化孕育出的这种“人化”之道，也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进步中得到了集中体现。陕西省委省政府在“十二五”产业结构调整规划中根据全省三大区域的不同特点以及资源禀赋的差异性，着力打造关中高科技产业基地、陕北能源化工基地和陕南绿色产业基地，并在此定位基础上，实现了区域经济互补，促进了整体经济发展。在注重外循环的同时又关注内循环，使得陕西经济在发展中既有关中、陕南、陕北的区域互补做支撑，又有西北五省的区域来提升，更有全国的互补来立足。这种尊重自然规律，顺势而有大为的整体规划使得陕西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布局中既占得了区位优势，又最大程度地发挥了这种区位优势，从而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中起到了排头兵和领头羊的重要作用。

三

终南山与长安近在咫尺。长安历史舞台上演的历史正剧、悲剧、闹剧，与终南山紧密相关，使终南山不乏人文观照。

其一，从地理位置来看，终南山长期是中国历史舞台上的“出将”、“入相”，在一出一入中导演出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司马迁曾经总结道：“夫天下事必作于东南，显功实者常于西北。”秦末汉初多是南北之争，而秦岭终南就横亘于南北之间，期间的政治、军事、外交斗争，大都与终南脱不了干系。秦、楚之间的商於、汉中之争，就在终南道上展开。刘邦借终南的掩护进入武关，再被项羽赶到汉中，来去走的都是终南道。他为了表示自己一去不返，再不会走回这条山道，还故作姿态，烧断了山间悬崖上的栈道。但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借终南山的隐蔽，一举直下三秦。

直到汉末，诸葛亮六出祁山，姜维八次伐魏，都是企图重演韩信的故伎。但自身不具备刘邦的条件，也没有与秦民订立三章旧约，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在关中百姓眼中，他们只是不自量力，与上国抗衡的西蜀小儿。同时，他们面对的对手也变了，司马懿的才智，与诸葛亮相差无几，而且以逸待劳。再加上刘备的脸厚和曹操的心黑。这样一来，汉初的历史，汉末再也没有重演。诸葛亮辛辛苦苦地绕过终南山，绕道阳平关，甚至还苦心制造了木牛流马，以解决粮草问题，但在五丈原前的较量，一直没有受到历史的青睐。

其二，从地缘政治来看，终南山是长安政治文化的侧影。十三朝古都长安，就在秦岭终南脚下。长安城中市朝、宦海的风波，借着樊川别业中达官贵人的嘴，迅速传播到山中。这些人一抹嘴，就又回到长安城中享受高官厚禄去了。所以终南山里的隐士，不会是彻底绝了仕途之念的陶渊明式的。秦末汉初，商山四皓曾经来到终南山下，山下现在还有四皓村。四皓是对秦时的焚坑之事不满，才隐居于商山，来到终南山，还是政治因素。他们之来，不住于未央、长乐，而居于终南之下，似乎保持着隐士的生活模式，却与未央宫中的最高统治者保持着直接联系。他们的作为，保住了刘盈的太子地位，直接影响到汉初的政治格局。这种地缘政治模式，一直保持到唐代。王维在长安登科入仕，稍不如意，就闹情绪来到终南山中，却又舍不得长安城中的温柔富贵，钟鸣鼎食，于是就不厌其烦地来往于长安、终南之间。

其三，从历史走向来看，终南山是长安人文精神的精神家园。关中土著和外来人越过终南山中走向长安，创造了汉唐盛世。终南山中是自然的存在，汉唐长安是文明的标志。从山中走向城市，是社会进步的推移。物质文化如汉唐长安城中的宫阙建筑、饮食服饰，精神文化如汉唐的典章制度、经学禅学、汉赋唐诗，都是长安城市文明创造出来的。这是人类从山中走向城市的正效应，但负效应也会接踵而来。城市生活居住环境密集，人与人短距离甚至零距离接触，磨擦、碰撞机会太多。现代城市化进程加快，改变甚至破坏了生存环境。于是，人们又想到了山中。周代沣京、滈京本在终南山下沣河两岸，秦咸阳则建在了渭北，汉长安回到渭水之南，唐长安又向南延伸，显示出的就是这一走向。近年，西安提出“保一山碧绿，护八水长流”，八水都出于终南山，将终南山作为西安的后花园，着力打造、建设、保护好人民的精神家园。这就使得终南山始终弥漫着浓郁的人文氛围。可以说，人文精神既是中华文化的灵魂，也是终南文化的灵魂。“山不在高，有仙则灵”，终南山的这个“仙”，就是人文精神。要不，在中国的群山谱中，论高度，论奇险，论雄浑，都轮不到它。但《诗经》中有《终南》、汉赋、唐诗中写终南之作最多。这就形成了终南文化的人文精神。联系实际，建设“人文西安、活力西安、和谐西安”即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做出的重大战略选择，也是我们的历史责任。建设人文西安，就是要充分发挥西安的历史文化资源优势，努力把西安建设成更具文化魅力、更富有特色和更适宜人居住的城市；建设活力西安，就是要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激发全社会的创新和发展活力，努力把西安建设成更具现代气息和生机活力的城市；建设和谐西安，就是要努力把西安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城市。

作为千年丝绸之路的起点以及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新起点，陕西肩负着历史的重托，而作为陕西人民精神家园的终南山所孕育的终南文化，其承载的兼容并包、尊重自然的人文精神必将在建设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发挥陕西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的重要作用起到积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2]《苏轼集》卷四，中华书局出版社，1982.

【作者简介】

李巍（1977—），陕西西安人，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艺术史论及地域文化学。

（编辑 郭晨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