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河南科技大学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宋代书院文化与当代大学教育（2012N-011）的阶段性成果。

赵 娜

（河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河南洛阳 471023）

【摘要】文章认为，在北宋时期，由于文化的融合和政府、士大夫等推动，河南地区的书院和禅寺在当时的教育中有多重相似性，它们共同作为藏书之处、读书之所、研究学问之地，培养出大量优秀人才，进一步促进了士大夫与禅师的交往，并影响了宋代文风的转变。

【关键词】北宋时期；河南地区；书院；禅寺；相似性

北宋时期由于政治中心位于河南地区的开封、洛阳等地，这些地方教育机构完备，数量众多，培养出大量精英人才，“根据《宋史》和《循吏传》中人物籍贯统计，北宋时代属于今天河南境内的京畿路、京西路的文臣武将共218人，占全国文臣武将人数的26%；有部分属于今河南境内的京东路、河北路、淮南路，共361人……两者说明，在今河南境内出生、接受教育而成才的，要占全国大臣人数的近二分之一”【1】。在众多的教育机构中，书院扮演着重要角色。

北宋时期河南地区属于书院相对发达地区，一度形成了东京开封府、西京洛阳府、南京应天府的中心区域【2】，据统计，“宋代河南的应天府、嵩阳、花洲、龙门、和乐、伊皋为河南六大书院。此外，还有开封的二程书院、信陵书院，洛阳的河洛书院、嵩洛书院，睢州（睢县）的道存书院，陕州的砥柱书院，罗山的龙池书院，正阳的奎林书院，西平的文城书院，桐柏的桐淮书院，许昌的西湖书院，宝丰的巾车书院、春风书院，鄢陵的尊文书院，舞阳的舞泉书院，辉县的侯兆川书院，延津的育英书院等”【3】。范仲淹、司马光、文彦博、富弼、程颢、程颐等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学问家都曾讲学、就读于此，培养出如韩绛、刘师道、孙复、尹洙等北宋名臣，中州才俊。这些书院的主讲人或创建人多半与禅师们保持着友好关系，他们也常常出入禅寺，游离在书院与禅寺间，既是教书育人、传道授业、积极入世的儒家士大夫，又是参禅悟道、了然空无、寻求解脱的佛家居士。以他们为纽带，书院与禅寺建立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双方互有借鉴，尤其在发展河南教育中扮演的角色更趋相似性，主要体现在：

一、藏书之处

在宋代以后，官方藏书、私人藏书、寺院藏书和书院藏书构成我国主要的四大藏书处。而在书院藏书规模未壮大之前，与官方藏书和私人藏书相比较，寺院藏书更具有“公开性”的优势，更多地人有机会借阅到相关典籍，特别是我国古代官方对佛教多有支持，形成了“寺院经济”，相对优厚的经济环境和佛教宣传的慈悲为怀、普度众生的教义为众多贫困的学子提供了理想的读书机会和场所。

禅师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要诵读《涅槃经》、《华严经》、《金刚经》、《波若波罗密多心经》或“语录”形式的新经典，仍然遵循佛经中的“戒律”，即便在最名不见经传的禅寺中，也设有“藏书”之处。再加上朝廷有意识地对佛经的整理、以及新技术的发展，都为宋代禅寺收纳书籍提供了便利。

北宋朝廷重视佛经的编撰，集中整理佛教的典籍，宋太宗在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在开封设立译经院，以国家的名义翻译佛经。到宋仁宗的景祐四年（1037年），共翻译出大小乘佛经243部574卷，是宋代译经最辉煌的半个世纪。同时还任命高官主持译经事业，到宋真宗晚年由身居“宰辅”或“宰相”的高官担任“译经使兼润文”的官职，官品也提到从二品以上，宋代知名的士大夫杨亿、宋绶、富弼、文彦博等人都曾担任过这一官职，间接为士大夫建立与禅宗关系提供方便。

编撰藏经，保存了大量的文字资料；雕版印刷术的发展，则扩大了文字的影响。从隋唐佛教盛行阶段，出现了佛像、经咒、发愿文等印刷品。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提高了印刷速度与质量。随着新技术的推广，在全国各地建立起各种书坊，宋代民间书坊以河南开封、福建建阳、浙江杭州、四川成都以及江西等地著名。这些地点，恰恰属于禅宗相对发达的地区。借助发达的印刷术，记载禅师思想的“语录”能够得到推广，也充实了禅寺中的藏书种类。

“书院”的名称最先出现于唐朝。学术界多以为书院最早出现于唐玄宗时期，并以设于开元六年（718年）的丽正书院（开元十三年更名为集贤书院）为翘楚。其性质有官方与民间两种，藏书是其主要功能之一。不仅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的设立是与官方修订、整理藏书活动密切相关，古代社会官方支持民间书院的重要举措之一也是赐书。如北宋至道二年（997年）曾向太室书院（今嵩阳书院）赐儒家典籍“九经”注疏，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又增赐“九经”。元代学者欧阳玄在《贞文书院志》中认为藏书功能才造就“书院”的名称，他提到，“以故家积书之多，学者就其书之所在而读之，因号为书院”。在宋代以后，书院藏书成为四大藏书之一。

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发展，书院的刻书功能日益彰显。刻书规模小者，除请工匠刻版外，其他工作由山长（类似于院长）和学生担任；规模比较大的书院则具有专职人员负责，并有专项资金为支撑。所刻之书，一为当时著名学者的论著；二为教师的讲义；三为优秀学生的笔记、作业，以便学生内部的学习交流。程颐在伊皋书院也曾讲授自己注释的《易经》，对《尚书》、《诗经》、《论语》、《孟子》的注释本也广在学术中流传。由于书院刻书用料考究、排版细致、所刊印书籍学术价值高，在宋元时期形成了享誉一时的“书院本”，长期受到藏书家、藏书机构的青睐。

二、读书之所

对无法顺利进入官学机构读书，或家境贫困的，或追求自由之风的士子来说，禅寺和书院还都是理想的读书之所。

寺院幽雅的自然环境、与得道高僧畅谈人生感悟、为贫困者提供的日食所需，都使得它长期受到读书人的追捧。有不少士大夫都有过在寺院读书的经历，如宋代的嵩山法王寺、洛阳天宫寺、洛阳广爱寺是富弼、司马光、邵伯温等读书、聚会、讲学的场所。据记载，嘉佑年间士子应试时，有“洛中名士十余人，分题作诗赋。遇旬日，会于僧寺”【4】。

书院不仅是求学士子们的读书之处，它的教学功能更体现出其独特性。在教学管理制度方面，北宋书院中创立了我国古代最早的分科教学制度——“苏湖教法”；制定出详细的课程计划；订立如《白鹿洞书院揭示》类的学规；建立奖惩严明的考课制度等等。范仲淹执掌应天府书院时立下“读书寝食皆立时刻”的作息规矩，制订宿舍检查制度，对于偷懒提前休息者，先提问课业，若回答不上来，则要受罚。

在教学形式上，书院也吸收了禅宗的灵活多变的方式。如程颐的弟子杨时、游酢相见时，杨时问：“公从何来？”游酢说，“某在春风和气中坐三月而来”。这样的对话若出现于禅师语录的记载中也毫不稀奇，从唐末五代以来，禅师勘验弟子悟性的问题之一便是“从何来”，而游酢回答的“春风和气中来”类似于有悟性的弟子“东问西答”的拨转话头的做法。在程颐门下，弟子日常间的问答便已经如此，可见程门中受禅宗的影响之深。

三、研究学问之地

自佛教传入我国被接受后，教内外人士就开始了对佛学的研究，最初主要表现为翻译佛经，在隋唐时期侧重于诠释经典，形成了荣耀一时的“隋唐佛学”。具有中国化色彩浓厚的禅宗的形成进一步体现出中国僧人在研究学问上的创造性。禅宗简便易行的修行方式吸引大量人士成为禅宗的信仰者，但要成为得道者和禅法的传承者，则必须是学问僧。他们的学问与满腹经纶、信手拈来佛经的义学僧人不同，全部要靠自己体会得来，要回到内心方能感悟佛法。如兜率从悦禅师曾就如何悟道写道“等闲行处步步皆如，虽居声色宁滞有无。一心靡异万法非殊，休分体用莫择精粗。临机不碍应物无拘，是非情尽凡圣皆除。谁得谁失何亲何疏，拈头作尾指实为虚，翻身魔界转脚邪途，了非逆顺不犯工夫”【5】。

因而这些学问僧获得了儒家士大夫的高度赞赏。王安石曾与张商英谈论，孔子去世百年后出现孟子，此后便无人再继承学问大统。张商英回答，还有许多超过孟子的人，他们是马祖（道一）、汾阳（善昭）、雪峰（义存）、丹霞（天然）、云门（文偃）等禅师，其原因在于“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这个回答深得王安石赞赏。

在学术研究方面，研究学问，集成学派，是宋代书院建设的头等大事，也成为宋代至晚清书院的明显特征之一。名家大儒们创立书院的宗旨在于进行学术研究和传播学术思想，如若庸指出，“创书院而不讲明此道，与无书院等”。宋代之后，学者们多以书院为基地从事并宣传学术理论。如周敦颐的濂溪学以濂溪书院为基地；张载的关学以龙门书院为基地；二程的洛学以伊皋书院、嵩阳书院为基地；朱熹的闽学以建安书院、白鹿洞书院为基地；陆九渊的心学以象山精舍为基地……。同时，学者们在书院中进行了大量的学术研究，实现了教学与科研的结合。书院中的学术研究及其形成的学术理论，在讲学盛行的时代，产生引领作用，提升了书院参与文化研究与创作的能力。

在书院中还借鉴禅宗因人施教的方法，学术大师的讲学不是填鸭式，而是启发式的，由学生自行体会，以达到“举一反三”的效果。在嵩阳书院，有学生问程颐如何在学习中有所得，程颐的回答是“大凡学问，闻之知之，皆为不得。得者须默识心通”。在选址和供祀上，儒家书院也借鉴了禅寺理念。甚至还沿用名山的佛寺兴办书院，如宋代的嵩阳书院，就是北魏的嵩阳寺。在师生关系上，也多有相似。如程颐的弟子杨时、游酢“程门立雪”的典故就与禅宗二祖慧可在达摩祖师门下求法的故事相似。

宋代禅寺与书院在教育上的相似性使得它们共同为河南地区的文化发展做出卓越的贡献，甚至可以说宋代“文教”之风的转型在某些程度上也离不开士大夫来往于禅寺与书院间的经历。

【参考文献】

【1】【3】河南教育通史编纂委员会.河南教育通史（上）[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441，473

【2】邓洪波.中国书院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67

【4】邵伯温.邵氏闻见录[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206

【5】志磐.佛祖统纪//大正藏: 卷49 [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2:416

（编辑 郭晨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