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秀霞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 100088)

【摘 要】本文在分析我国公务员“普通职业化”定位与趋势、机遇与挑战的基础上，提出了推进我国公务员“普通职业化”的建议，主要是：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建立公权力的约束和制衡机制；推行“阳光消毒”，建立社会监督和平衡体系；建立职位评价体系，完善公务员工资的市场平衡比较机制和科学的增资机制。

【关键词】公务员；普通职业化；机遇；挑战；趋势；建议

一、我国公务员的定位及其职业发展趋势

在我国，公务员一直是人们眼中的“金饭碗”职业，尤其是众多高校毕业生与其他待业人员将其作为工作的首选职业，引起社会中的“考公务员热潮”，这显示出公务员极大的职业吸引力。公务员之所以有如此大的职业吸引力，首先是由于整个社会就业压力增大、就业困难所致；其次是公务员本身的职业特点有较强的吸引力，主要包括：录用机制比较公平、工作比较稳定、福利待遇较好、社会地位较高等；同时也与历史“官本位”思想和社会对公务员职业有失偏颇的“价值”评价有着密切的联系，认为公务员拥有对资源的占有和分配特权并可带来潜在的灰色收益。一旦公务员职位成为从业者追逐特权与私利的工具，公务员的角色就会发生根本变化，公共权力在行使过程中也便随着由公转私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这无疑会摧毁法治秩序、践踏社会的公平正义。因此，公务员的角色定位至关重要。

首先，我国公务员的角色定位是国家公职人员，在其公职岗位上行使国家公共权力，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其次，公务员要依法行使人民赋予其的公共权力，承担为人民提供一定社会公共服务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务员首先是一种职业，并承担着特定的责任。但在我国当前的现实中，公务员队伍中官僚主义思想盛行，一些公务员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号，以自身利益为中心，运用手中的公权力和职位之便为自己、家人甚至是亲友谋取“福利”，随意耗费公款进行三公消费，甚至将钱权交易、钱色交易、贪污腐败当作正常生活方式，更将大量的“灰色收益”视为自己的正当收益。这些行为和现象都与和谐社会追求的公平正义相悖，不仅扰乱了社会秩序，也阻碍着民主法治社会的健康发展。

因此，当前在公务员的职业发展中，必须及时端正公务员的角色定位，将公务员“普通职业化”。公务员“普通职业化”，就是要反对和消除公务员队伍中存在的一切特权、腐败和官僚主义作风的行为，让公务员回归普通职业的角色定位，让公权力真正回归公平正义。“普通职业化”的公务员，仅为一份普通职业，不可再凭借其公职人员身份而享有不合法、不合理的利益，而仅可根据其合法权限和职责任务，在其工作职责范围内合理合法地行使公权力，处理社会公共事务，遵守职业道德，并获得相应的劳动报酬。

二、我国公务员“普通职业化”趋势的必要性分析

第一，公务员队伍中不正常的“官本位”思想和状况均需要转变，消除公务员职业存在的“扭曲的吸引力”。在“官本位”思想中，地位决定尊卑、职位决定权力。受此影响，公务员队伍中的一些人将享有特权、滥用权力、随意分配资源、获取私利、享受腐败带来的快乐已经当成正常生活的一部分。同时，在这种思想引导下，很多社会成员对公务员考试趋之若鹜，甚至有一些人为了获得进入公务员系统的许可，不惜重金贿赂，在入口源头便产生了权力寻租，其后腐败滋生腐败，成为家常便饭。这种以“官”的意志为转移的利益特权、“唯上是从”的制度安排、以是否为官和官职大小评价社会地位的衡量标准等的“官本位”思想，与现代社会所提倡的科学价值观和公务员的职业责任观格格不入。因此，要扭转当前我国不正常的“官本位”状况，消除公务员职业“过分扭曲的吸引力”，最根本的就在于要切掉公务员的特权，规范公务员的职责，让公务员“普通职业化”。

第二，当前我国政社关系、政民关系紧张，亟待调整与改善。当前，我国各类社会问题、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尤其是由公务员滥用权力、贪污腐败、广泛寻租等行为直接引发了社会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危机，甚至引起了社会普遍的仇官、仇富心态。这也是当前我国政民关系、政社关系较为紧张的最主要的根源。民心的聚拢、政民关系与政社关系的改善，直接关系着中共的命运和国家的发展，关键则在于重建社会群众对党与政府的信任与支持。党政机关公务员作为与社会群众接触最多、关系最为密切的群体，其行为表现同时也代表着党和政府的形象，因此必须从公务员队伍自身的管理抓起，反特权、反腐败、反官僚主义，将公务员“普通职业化”，真正建立恪尽职守、廉洁自律、遵纪守法、兢兢业业的公共职业队伍。

第三，公务员追求特权、享受腐败不仅破坏了我国的社会秩序，也影响着我国的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一个国家政府的品质和风气可以影响整个国家的社会习气，并直接影响着整个国家的社会秩序状态。在我国当前社会秩序的各项冲突中，最核心问题是社会群众对公共权力公正行使的利益诉求。政府公务员在代行公权力的同时偷窃权力获取私利才是政治文明最大的敌人，它使正义公平丧失殆尽。此外，一个任由公务员胡作非为、处处特权、贪污腐败的政府，必然会在社会上传播暴戾恣肆、请吃送礼、行贿受贿的不良风气，扰乱社会秩序，引发社会冲突。这是对整个社会文化和社会文明的毁坏。只有当政府内部充满正气，公务员不再拥有特权，远离贪污腐败和官僚作风时，才会促进社会的廉洁诚实和正直公道的好风尚，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建立令人敬仰的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

第四，从长远看，公务员“普通职业化”有助于创造公平的投资与竞争环境，促进经济的发展。根据世界经济论坛1996年和世界银行1999年的调查，发现一个国家的腐败程度与企业管理者和政府官员打交道花费的时间，以及企业向政府官员行贿的数额均呈正比例增长；在政府公务员贪污腐败现象普遍的地方，企业的资本成本和投资成本就越高，投资吸引力和总投资水平就越低。这是因为腐败的过程中会改变社会规则，从而造成公共支出分配不合理、社会公平损害增大、腐败成本和社会成本提高，最终导致经济发展受阻。这尤其体现在我国新企业创办、新项目立项时，行政审批和许可手续步骤繁多、涉及部门和政府官员众多，极易出现权钱交易的行贿受贿、请客送礼等腐败行为。因此，公务员“普通职业化”，可以有效消除经济中的腐败交易，创造公平竞争的经济环境，提升投资吸引力，促进经济发展。

三、当前我国公务员“普通职业化”的机遇与挑战

当前在我国推进公务员“普通职业化”不仅具有其必要性，还面临着不可错过的战略机遇。首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改革已取得一定的成果，经济形势较为稳定，为政治改革的进行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其次，国民情绪有利于推进公务员“普通职业化”。当前各种社会矛盾突出，在社会公众倍感办事难、生活难的同时，作为社会管理者和公共服务者的公务员群体却利用特权获取私利，甚至利用公权力压制和干预百姓的正常生产生活，已经引起了社会公众的普遍不满，强烈希望政府能尽快出台相应的政策，进行反特权、反腐败、反官僚主义。这种国民情绪的持续升温和整个社会的舆论状况迫使政府更加关注社会公平正义，并寻找解决问题的对策，这为推进公务员“普通职业化”提供了社会舆论氛围。目前已经出台的一系列事无巨细、直指当今公务员系统的弊害之处的禁令就受到了社会公众的认可与好评。第三，近年来频发的各类公务员滥用权力、为非作歹、贪污腐败、丑恶现象，在网络媒体的宣传扩散下，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公众舆论开始质疑政府，希望政府能从制度上更好地约束公权力。这些焦点事件的出现使公务员享有特权、贪污腐败、造成社会公平公正缺失这一社会问题更加凸显，不仅让公众和政府都认识到解决这一问题的迫切性，也将该问题推向了政府议程，可以成为中央推进公务员“普通职业化”的驱动性事件。

与此同时，公务员“普通职业化”也面临着一定的挑战。其一，随着各项规定和禁令的严格实施，对于那些已经习惯了腐败和特权的公务员而言，总觉得有人切了本该属于自己的“蛋糕”，难免觉得心里不舒服，也不太适应现在的生活，甚至直呼目前已经“官不聊生”。部分公务员产生了这种本能地捍卫“自身利益”的心态，甚至因此而消极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对公务员“普通职业化”的推进是一种挑战。其二，公务员“普通职业化”后，消除了以往的特权和灰色收益来源，也消除了以往公务员职业“过分扭曲的吸引力”，公务员将成为多种普通职业类型之一，必将对“考公务员热潮”产生明显的遏制作用。这在促进公务员职业形成正常竞争机制的同时，也会使公务员职业相对于部分高能力人才失去吸引力，对于整个公务员队伍的能力建设而言，也是一种潜在的挑战。

因此，推进我国公务员“普通职业化”不仅应抓住当前的有利机遇，还应该同时对公务员其他相关制度进行配套完善，以弥补由此而给公务员系统带来的弊端。

四、推进我国公务员“普通职业化”的建议

第一，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不断协调制度与法律，建立公权力的约束和制衡机制。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认为：“腐败的基本形式是政治权力和财富的交换，现代化过程不可避免造成制度体制的不健全、不完善，带来财富和权力的迅速分化和重组。现代化需要权力和资源空前运用，如果体制和法律没有有效调配，腐败就有蔓延的危险。”就制度和法律的约束层面来说，过去对公务员群体的管理比较粗放，缺乏更加精细化和操作性强的规定，因此在执行过程中容易存在政策的异化现象。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即便在现今各项规定和禁令之下，仍然有些地方政府或公务员可谓是不俱风险，专钻制度的漏洞，专打政策的擦边球，歪招怪招频出，以新形式主义变相应对中央政策。因此，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不仅注意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之间的协调，还要重视制度与法律之间的协调，对公务员从选拔到管理的全过程都采取真正行之有效的“治本”措施，并制定更加精细化和可操作性的制度与法律来约束公权力，真正将公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第二，推行“阳光消毒”，建立社会监督和平衡体系，以减少政府官员决策的随意性，加强对公务员在履行职业中行使公权力的监督。

毛主席对边区政府的建立和领导的经验，就已经告诉我们防止历史周期律的良方就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此外，再好的制度也要靠人来实现，因此不仅应将公务员职务相关的一切事宜公布公开，推行阳光行政，还应提高社会群众的发言权和参与机会，将对公务员履行职业过程中公权力行使的监督权交给社会群众。现今，公务员群体之所以认为有危机感和压力感，既是中央层面“严管干部”思维下各种约束措施接连出台后的政策叠加后的结果，也是在新媒体环境下社会群众对官员的自发监督意识和手段能力增强的结果。只有当公务员自身端正定位、提高意识，并真正接受外部有效监督时，才能不断促进公务员系统的廉政、勤政和善政建设。

第三，尽快建立职位评价体系，建立公务员工资的市场平衡比较机制和科学的增资机制，保障公务员职业的收入水平。

我国应尽快建立一套可行性较强的、系统而完备的公务员薪酬平衡比较体系。在进行公务员工资的市场比较时，必须明确公务员所从事的工作与其他组织尤其是企业中的哪些人所从事的工作类型或职业类型具有可比性，并进行具体的职位评价和等级划分，在这一过程中，职位的价值应取决于某一职位要求任职者承担的责任、需要的知识技能水平、要求任职者付出的努力程度以及工作条件等多种因素，而不仅仅是行政级别。同时，还应建立科学的公务员增资机制，使增资不仅与正常考核、晋升挂钩，还应根据国民收入水平、行业工资水平、居民生活指数和当地物价水平等外部因素的变化，合理调整公务员工资水平，使之与GDP增长速度、财政增长速度以及居民生活指数等均相适应，保障公务员获得适宜的工资收入，降低通过“灰色收入”弥补低水平工资的可能，最终保持公务员队伍稳定，从而提高政府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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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秀霞（1989- ）女，山西吕梁人，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公共政策分析、公共危机管理.

编辑 郭晨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