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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平在甘肃
2014-06-30 10:52:19 来源:新西部杂志

文/吴志菲

▲1977年8月,刚刚担任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的宋平到农村与社员一起参加修梯田劳动。

1973年6月,宋平陪同农林部副部长罗玉川一行到甘肃通渭了解灾情时,一个公社派人从县里买来大肉、鸡蛋招待。宋平对他们说:“通渭大旱,社员很苦,你们的饭我吃不下去!”

1980年5月11日,一篇题为《政策要适当放宽,生产方针要调整—宋平同志经过调查提出改变贫困地区面貌的意见》的报道在《人民日报》《甘肃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当时,在甘肃农村,责任田就是包产到户的同义语。这篇报道首次在新闻媒体公开亮出了时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允许搞“责任田”的态度,广大农民和基层干部高兴得把这篇报道称为“5 · 11文件”。

▲宋平在农村调研沙漠温棚蔬菜生长情况

“ 八年陇原三段分, 处乱治穷费尽神,是非功过应与析,党心民心与良心。”

1 9 8 1 年2 月, 宋平奉命离陇回京时,写下这首诗。自1972年7月起,他在甘肃省委领导岗位上工作了8年半之久。

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改革的主要内容,而它本身又经过了从包工、包产到组到包产、包干到户的发展过程。“组”和“户”一字之差,所蕴含的意义却有天壤之别。这之中,宋平曾为触犯“公认”的原则、突破所谓“禁区”作了不懈的努力。

绕开“两个不许”划分作业组

1 9 7 3年春,甘肃中部地区2 2个月没有下过透雨,旱情十分严重。刚刚担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不久的宋平,到中东部地区察看灾情,向甘肃省委汇报后,实施了紧急救灾措施。一年后,灾区人民顺利度过了灾荒。

救灾,只是解决了燃眉之急,而大部分地区的农业条件并没有多大改善,广大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也没有被调动起来。于是,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问题,成了宋平难以安枕的头等大事。

担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后,宋平紧紧抓住农村问题不放,亲自组织了大规模的农村调研,察看了大量的生产队,在农家院子里主持了许多座谈会,随后主持制定和发布了《关于当前农村若干问题的意见》(简称《二十条》),文件主张还权于生产队,重申了按劳分配的原则,明确提出了经营管理责任制,放宽农村“小自由”,试行后广大群众普遍欢迎,有利于农村经济的恢复。但由于“左”的影响仍然严重,有些地方干部依然心有余悸,不敢抓落实。这种现象引起了宋平的高度重视。

为此,宋平亲自到农村基层蹲点,通过近一年的调查研究,深感农村经济政策的落实不容乐观。不久,甘肃省委结合农村实际,又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十个问题的试行规定》(简称《十条》)。《十条》绕开了中央刚刚颁发的《关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决议》中提出的“两个不许”(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的提法,着重强调“要尊重生产队的生产指挥权、经营管理权和产品分配权”。

1 9 7 9年春节刚过,一个划分作业组、牲畜分户喂养的热潮迅速在全省展开。在一些十分贫困的边远山区,农民自主决策的包产到户也悄然出现。革命老区庆阳县推行联系产量的责任制—作业组,社员王魁因承包山地而大获丰收,往年连肚子都吃不饱一下子变得吃穿有余。地方通讯员在《甘肃日报》报道《王魁包山》后,全省反响强烈,许多边远山区的群众纷纷要求搞“ 包山户”。

顶住舆论压力度过“倒春寒”

正当甘肃广大农村普遍推行作业组、建立责任制,轰轰烈烈开始春耕、春播之际,《人民日报》于1979年3月1 5 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甘肃一读者来信, 并加编者按称: 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当天早上以头条消息予以广播。

前一天, 《甘肃日报》总编室已收到新华社发来的有关电讯稿,当晚值班副总编看了稿件后觉得与省委精神不符, 立即打电话给总编刘爱芝, 并说他个人不同意转载。主张责任制的刘爱芝, 自然赞同不转载, 但考虑事关重大, 当即请示宋平。宋平问他是什么意见,刘爱芝说:“不主张转载,而且还要组织反击。”宋平一听,连连摆摆手:“不转载,我同意,但也不要反击,要从正面摆事实讲道理,继续宣传和贯彻省委的《十条》规定。”

尽管地方报纸没有转发,但中央大报发表和中央电台广播后,甘肃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省委与甘肃日报社很快收到大量来信来电,有的批评写信人根本不了解农村实际,成心不让农民吃饱肚子;有的准备上访,讨个说法;有的则担心又要受批判,准备挨整。

为消除媒体造成的消极影响,稳妥地推进农业生产责任制,甘肃省委于当月下旬召开了各地市州委书记座谈会。宋平在会议上强调,广大农村实行以作业组为主要形式的责任制,符合甘肃生产力发展水平,应坚持搞下去,不要听风就是雨;对前进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要实事求是地分析解决, 不能求全责备,更不要随便纠偏。

紧接着, 《甘肃日报》《甘肃农民报》等省内主要报刊按照甘肃省委和宋平的指示,发表了大量宣传报道农村推行生产责任制的文章、消息和评论。“倒春寒”的阴影很快得以消除。

下半年,甘肃农村改革呈现出突破性的发展态势。在各地负责人参加的真理标准讨论补课学习班上,宋平多次要求各地、市、州、县、社书记要下到生产队进行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试点,包括包产到户。并指出这种试点工作要形式多样,不求划一,通过实践由群众选择最好的形式。

▲宋平与姚依林交谈

登上党报头版的“5·11文件”

1979年9月初,宋平来到已经搞了责任田的宕昌县哈达铺公社下罗三队。他没有惊动县上和公社的领导,直接来到下罗三队的打麦场。十几个社员正在打场,他们又说又笑,看得出心情十分高兴。宋平就坐在场边的木头上,和社员们交谈起来。

宋平问:“你们把地划开以后怎么样?”社员回答:“划了责任田,干劲大,今年的庄稼比哪一年长得都好。”宋平又问:“社员们的吃饭问题解决了没有?”大伙回答:“解决了。公购粮和队上的提成都能完成。”宋平又问:“ 这算不算走资本主义道路? ” 社员们说:“请领导一百个放心,有政策管着,走不了资本主义。”

10月,宋平在甘肃地市州委书记会议上分析了甘肃农村改革的形势,会议讨论通过了宋平主持制定的《关于当前农村工作的几点意见》(简称《六条意见》),红头文件上明确提出:“某些农牧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居住分散、交通不便的单庄独户,可以实行责任到人和包山户等形式。”于是,“责任到人”、“包山户”这些新名新提法陆续出现在甘肃省委的正式文件上。

同月底, 国务院一位分管农业的领导同志托人打电话转告宋平,要他纠正包产到户等不符合中央规定的做法,说:“哪有省委第一书记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搞包产到户的!”甘肃省也有一些干部对《六条意见》有看法,认为放得太开,忧心忡忡。

为了进一步统一思想,坚定信心,12月8日,甘肃省委召开地市州委书记座谈会,讨论《六条意见》下发后农村改革的形势。会上,书记们发言十分热烈,观点、态度也十分明确,一致认为《六条意见》不能再变。宋平在作总结发言时强调:“一切为了调动人的积极性,发展生产力,不要怕冒尖,步子要快。观望一年,就耽搁一年庄稼。”

农村责任制的伟大实践,使宋平对甘肃农村经济发展的思路不断深化和完善。新华社甘肃分社负责人林田根据宋平的几次有关讲话,撰写了题为《政策要适当放宽,生产方针要调整—宋平同志经过调查提出改变贫困地区面貌的意见》的报道。这篇报道经宋平审定同意,新华社很快发了通稿,1980年5月11日的《人民日报》《甘肃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当时,在甘肃农村,责任田就是包产到户的同义语。这篇报道首次在新闻媒体公开亮出了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允许搞“责任田”的态度,广大农民和基层干部高兴地把这篇报道称为“5·11文件”。

有的地方社员群众,拿着刊登这篇报道的报纸找社队干部说,省委领导都说了话,你们还犹豫什么,应该赶快实行包产到户。有的干部和社员还能把报道中关于责任制文字一字不差的背诵下来,到处宣传。还有的干部群众把这张报纸藏在柜底,准备作应变时的依据。

就这样,包产到户迅速在甘肃全省推开。“包产到户心欢畅,人人都把力出上。牛羊满坡粮满仓,有吃有穿没愁肠。”“包产到户办法好,农林牧副一齐搞。商品生产发展了,挖去穷根扎富苗。”一段段顺口溜,表达的是真实的民情民意。

包产到户只是集体经济的一种责任制

1980年上半年,甘肃省广大农村的包产到户呈现着迅速发展的强劲势头。然而,在一些干部和群众的思想中仍然有疑虑:包产到户是不是单干?会不会再犯方向路线错误?将来会不会再挨批判?甚至在理论学术界,这些问题的争论、议论也时有发生。

人们心有余悸是可以理解的。1962年以后,包产到户被认为是瓦解社会主义的农村集体经济, 搞垮社会主义制度,在全国进行了批判。人们都清楚地记得,刘少奇、邓小平在“文革”初期被打倒,主张包产到户就是一大罪状。

发现农村改革中的思想阻力、看到包产到户热潮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后,宋平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在1 9 8 0年7月2 6日的天水地区县委书记会议上,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对包产到户的性质和应该高度注意的问题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说,包产到户不是单干,只是集体经济的一种责任制,类似工厂的计件工资制那样;包产到户不是倒退,而是更加接近实际。他特别强调,要注意研究解决包产到户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指出“包产到户以后不是撒手不管,同样要加强领导,要坚持五个统一,即统一领导、统一规划、统一管理、统一发展社队企业、统一兴办集体的公益事业”。

就在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在广大农村蓬勃发展的同时, 又一新生事物—农村专业户也在甘肃农村出现。这一新生事物, 引起了宋平的高度重视。他亲自调查研究, 并亲笔撰写了《农业现代化的一个新的探索—从高学兰养鸡谈起》一文,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甘肃日报》头版发表。文章以生动精细的笔法、寓意深刻的立论,阐明了农村专业户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对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很快,给吃尽“闲言碎语”之苦的农村专业户吃了一个加快发展的“定心丸”。从而,推动了专业户的迅速发展,为甘肃农民致富开辟了新的途径。

与普通农民之间的真挚友情

2 0 0 0年7月,甘肃会宁县桃花山上那两米高的汉白玉基座上的大字“红嘴山上新愚公郭富山”,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发光。一位耄耋老者缓缓登上山巅,走向坐落在这里的半身铜像,放置好花环,三鞠躬……

这位不远千里前来祭奠一位地方劳模的白发老者,就是主政过甘肃的宋平。一位高级领导与一个地方百姓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因缘呢?

郭富山是会宁县的一位普通的林业员,自1 9 6 4年起,2 0多年坚持不懈,一个人修了753块梯田,移动土方4.2万立方米,植树造林125亩,成活树木3.8万多株,使原本荒秃的红嘴山变成了闻名遐迩的“花果山”,创造出干山枯岭植树造林的奇迹。1973年,宋平在会宁了解灾情时,听了县上汇报的郭富山事迹,当即决定上红嘴山看望。

看到红嘴山上成片的林木和被郭富山磨秃了的7把铁锨时,宋平深深地震撼了,他紧紧地握住郭富山那长满了老茧的双手,深情地说:“老郭,你干得好!你创造出了黄土旱塬植树成活的好经验。眼下有困难是暂时的,我帮助你,咱们共同努力吧!”

随后, 宋平指示陪同的县委负责人,干旱地区植树造林要推广郭富山的经验。不久,郭富山的事迹在甘肃大地传颂。5年后,郭富山加入了党组织,次年还当选为甘肃省人大代表。

宋平一贯坚决反对请客送礼,不仅在各种会议、场合痛斥这类腐败现象,而且身体力行。为此, 没有人敢给他送礼,否则就会吃闭门羹,碰上一鼻子灰。然而,在甘肃工作期间,他也曾收过“礼”,但这样的收“礼”却被干部群众传为佳话。

1 9 7 9年1 2月,郭富山作为甘肃省人大代表到兰州参加省人大五届一次会议,并满怀深情地给宋平带来了几个红嘴山上产的苹果:“宋书记,听说你从来都不收礼,但这几个苹果你得收下。一来感谢你对我一个农民的支持;二来说明只要下功夫,干旱有治。”宋平激动地说:“老郭,你送的苹果我收了,这不是一般的礼品,是你心血和汗水的结晶。”为了表示支持郭富山的工作,宋平回赠了两把崭新的铁锨。

1 9 7 8年与1 9 8 0年,宋平又两次上红嘴山看望郭富山和他的树。离开甘肃到中央工作后,宋平还时常挂念着郭富山和他造的那片林,并多次给他写信:“红嘴山上的一草一木都给你立下了丰碑。”“你把一生贡献给绿化祖国的伟大事业,你用双手绿化了一座荒山,但它的意义远远超过了一座大山。”

1987年4月,宋平得悉郭富山去世的噩耗后,十分悲痛,专门给会宁县委打电话表示深切的哀悼,并送上花圈。两年后,国家“三北”防护林建设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已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三北”防护林建设领导小组组长的宋平到会讲话时,专门讲了一段郭富山的事迹和给他塑像的建议。

“你们的饭我吃不下去!”

1973年6月,宋平陪同农林部副部长罗玉川一行到甘肃通渭了解灾情。在灾情严重的李店公社走村串户,宋平看到社员们多是野菜充饥,尝了一口,确实难以下咽,难过地流下眼泪。中午到了公社,安排的是洋芋面条,用大盆盛来放在会议室的桌子上,每人一只碗,自己舀着吃。宋平说:“如果社员也能吃上这样的饭,我们就安心了。”

第二天, 宋平一行到另一个公社察看灾情。这个公社派人从县里买来大肉、鸡蛋招待。宋平对他们说:“通渭大旱, 社员很苦, 你们的饭我吃不下去!”谢绝了招待。

1979年8月,漳县遭灾。宋平一行来到马泉公社察看灾情,看到刚刚被冰雹打过的庄稼东倒西歪,一团乱麻,有好几个社员蹲在地边抱头痛哭,心里不是滋味;看到一些社员吃的饭是大锅青菜汤,心里更是沉重。中午到公社听汇报,宋平喝开水时察觉到有一股羊肉味道,便让随行人员到伙房看看。随行人员回来说已杀了一只羊,于是,宋平严厉地对漳县县委书记说:“社员们喝的是青菜汤,你却杀羊招待我们,能吃得下去吗?”

这顿饭,宋平一行硬是没吃。大伙饿着肚子又赶到四族公社察看灾情。晚上7点,赶到县上。深受感动的县委书记对晚餐再不敢搞高标准,只安排了一锅面,凉拌蕨菜。宋平吃得很高兴,边吃边说:“这就对了。我们常说共产党人要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我们还做得很不够啊!”

次日, 宋平一行赶到陇西县。早已耳闻宋平饮食起居之俭朴的陇西县委书记,安排的伙食是烩菜加馒头。开饭时, 宋平笑着说: “ 这样吃不就很好嘛,何必搞那些七碟子八碗,惹得老百姓背后骂娘!”

1978年5月,宋平去民乐县察看瓦房城水库,中午在工地吃的是馒头、喝的是开水。晚上回到县委招待所,他看见房间摆了一盘苹果梨,马上让撤掉。县委书记忙解释, 这种苹果梨是6 0 年代初从东北延边引进的,果质不错,适合在民乐种植,但投入也不小,现在才发展了几十亩,今天拿来一点,请您尝尝,看省里能不能支持一下?

听了县委书记的解释, 宋平才让大家都尝尝,并表态回去研究支持。后来,经宋平多方协调,甘肃省地有关部门给予了大力支持,使民乐县的苹果梨很快发展起来— 如今已种植1 0 万余亩,年产5 0 0万公斤以上,成了农民致富的主要产业之一。

(编辑 郭晨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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