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的一次到中国的偶然游历，让他与这个东方古国从此结缘。中国八年抗战，他先后以不同的身份成为最直接的参与者。他将自己年仅30岁的生命，永远留在了中国西北那个叫山丹河的岸边，也将自己的故事永远留在了中国人民的心里。

乔治•何克的中国情怀

本刊记者 双 蝶

乔治•何克

甘肃，山丹。

城南外边的山丹河北岸，一座绿树掩映的陵园常常会引起外来者的好奇，因为长眠在这里的是两个外国人：路易•艾黎和乔治•何克。

路易•艾黎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的名字在中国也是广为人知。相比之下，人们对乔治•何克却感到很陌生。2008年，由中国、澳大利亚、德国联合拍摄的抗战题材电影《黄石的孩子》在全国公映，影片讲述了一个外国青年带领60个中国孩子所经历的一场惊心动魄的逃亡之旅，其中外国青年的原型就是乔治•何克。

乔治•何克为什么来中国？为什么会带着中国的孩子逃亡，为什么又会长眠在甘肃山丹呢？

坚守中国战区的记者

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时，22岁的英国青年乔治•埃文•何克刚刚从牛津大学瓦德汉学院毕业，成为一名文学学士。何克的姑姑穆里尔•莱斯特是一位交游广阔的国际和平主义者，当时正在为周游世界做准备，于是，何克决定跟着姑姑一起走。

1938年2月，何克和姑姑乘坐的法国杜默尔总统号轮船从日本抵达上海。他们原计划在中国停留两周，然后去印度。但是，何克被眼前看到的景象震惊了。

上海—这座被称为“东方巴黎”的城市，正在遭受侵略者最残酷的摧残和蹂躏，到处是流离失所的难民，到处是日本士兵在烧杀劫掠，成千上万无家可归的人们在大街上忍受着饥饿、寒冷、疾病和死亡。何克住在姑姑的教会朋友那里，他尽一切可能地帮助着这些可怜的人们。两周后，当姑姑按计划要前往印度时，何克却改变了主意。他对姑姑说，“对不起，姑姑，我不能丢下这些人们。”

何克决定留在中国工作，姑姑便将他介绍给英国的《曼彻斯特卫报》，担任其在中国的通讯员。不久，何克被著名的美国合众国际新闻社聘为兼职记者，与合众社驻汉口的全职记者杰克•贝尔登一起工作，并开始学习中文。

何克给自己买了一辆自行车，每天到处奔波，将他在中国观察到的一切，尤其是战争带给普通老百姓的伤害与疾苦，写成一篇篇报道发出去。

1938年10月，在汉口沦陷前，大多数媒体记者都跟国民政府一起迁往重庆，何克却挤在混乱惊慌的逃亡人群中一路到达西安，将沿途的景象真实生动地描述在长篇报道《最后的火车》里。之后，他又冒险返回汉口，成为外国记者中坚守在战区的18名“最后的挖掘者”之一。

其实，何克刚到汉口不久，就曾在史沫特莱的安排下去过一趟延安，在那里停留了三个星期。虽然时间不算长，但延安的一切却给这个年轻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回来后写给母亲的家信中，他说“这里的一切都是传道。这里的8千多名学生靠小米粥和传道过活……”

从延安回到汉口不久，史沫特莱又将何克引荐给自己的老朋友、正在汉口筹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路易•艾黎。艾黎很喜欢这个英俊、坚韧的英国青年，希望他能为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做事，并推荐他去设在陕西宝鸡的工合西北总部，找办事处主任卢广绵报到。艾黎同时告诉他，在那里工作没有薪俸。

1939年三、四月间，春寒料峭，何克在去往西北的途中，病倒在一个乡村小客栈里，被途经此地的凯瑟琳•霍尔发现。霍尔经常往返穿行于日军封锁线之间，以教会医院的名义秘密从北平为在晋察冀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工作的白求恩医疗队采购和输送前线紧缺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医护人员。她将这个患斑疹伤寒已陷入半昏迷状态的青年驮到骡背上，带到自己位于河北曲阳县宋家庄的诊所进行救治和护理。

经过霍尔的悉心治疗，何克恢复了健康，并和霍尔成为好朋友，也知道自己已经来到了聂荣臻将军创建的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

有一天，聂荣臻将军派人将何克接到了唐县和家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在这里，何克受到很高规格的待遇，看到了龙华大捷刚刚缴获的日军重要文件，和聂将军朝夕相处一星期，讨论中国抗日斗争的前景，探讨工业合作运动，受到很多启发。之后，他带着聂将军派给他的一名翻译兼向导、4名警卫员和6匹马，走访考察了整个根据地，被那些在缺吃少穿环境中依然顽强作战的普通将士与老百姓深深感动。

从这时起，何克开始写一部叫《黄河观察》的书，讲述他在晋察冀根据地以及之后在工合工作中的见闻。这部书1944年由美国小布朗公司出版时，改名为《我见到了一个新中国》。次年，此书又在英国出版。《纽约时报》评论员马克在提到该书时说，“何克对他所讲述的每一个人都充满了热情与敬意。”

为工合运动四处奔波

1939年秋天，何克到达宝鸡，投身到工合运动中。

他每天都马不停蹄地奔走各处，去兰州、洛阳、西安、汉中等地建立办事处，到所有乡村和难民集中的小城镇去建立一个个小型合作社，帮助那些快要饿死的社员们写商业计划书，争取设备、贷款和原材料的投入，检查生产情况和资金落实情况，给总部撰写各地合作社发展状况的报告，写英文宣传材料，等等。

艾黎曾说，何克和他肩负着同样的重担，进行着共同的战斗，他走到哪里，何克的信就跟到哪里。

何克的工作费用本来可以实报实销，但他舍不得花工合的钱，大多时候都是和那些如潮的难民们一起去挤大卡车，有时骑马、骑骡子、坐驴车，或徒步行走，随身带着一条包在油布里打满补丁的棉被和军用毯。他把在路上的见闻写成了一篇“从汽车看中国”的文章，发在《新政治家》上。

在整个西北地区，哪里有合作社，哪里就有何克的身影。他还多次去重庆，联系媒体圈的朋友为工合做宣传。美国《时代》杂志对他写的那些合作社故事感兴趣，他就一直给这家杂志供稿。

1941年，何克被重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总部任命为检察官，获得一张由孔祥熙亲自签名的通行证，这为他的工作提供了更多的方便。

1942年3月，他又被总部聘任为双石铺培黎合作技术培训学校的校长，由此开始了他更艰巨也更神圣的使命。

当时各地合作社最缺的是资金、设备和技术人才，艾黎因此计划在工业合作协会下面建几所技术培训学校，收留战争孤儿和难民子弟，为工合运动培养技术力量。学校以他所尊敬的导师和朋友—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科学家约瑟夫•培黎的名字命名。

1940年前后，第一所培黎学校在宝鸡凤县双石铺镇完成初建。在何克到来之前，总部已先后聘任过7任校长，但他们或因条件艰苦离职，或因故被解聘。何克作为第八任校长，担负着艾黎对这所濒临倒闭的学校寄予的最后希望。

在此之前，何克曾多次来双石铺视察和帮助合作社工作，也一度参与过学校的重建。上任时，他发现镇上汇聚的难民比他第一次来时增加了两倍多，而且仍在不断涌入，到处是愁惨混乱的荒凉景象。学校里更是一派萧索狼藉，教职工和大多学生都已离去，只剩下十几个破衣烂衫、无处可去的孩子。

何克先从合作社商店中给学校厨房买来吃的，然后从合作社找来一些工人帮忙修葺校舍，安顿好孩子们的吃住。然后，他带领工人开始修围墙、菜园、篮球场，将三间教室的一间改造成车间，在院子里又盖了另一间车间，还在学校旁边的山崖上挖了两孔土窑洞，一孔做校长卧室兼办公室，一孔用来接待宾客。

与此同时，他一边想办法跟这些孩子们沟通，听他们倾诉，一边帮他们修补膝盖的破洞，擦洗肮脏的后背，甚至将孩子们送到西安检测眼睛，治疗疥疮、疟疾等疾病。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6到16岁的孩子们和周围的难民们一样，每个人都有一段长长的心酸和悲愤的故事，何克要让学校成为这些孩子们的家。后来，他又将地下党员聂长林的4个孩子聂广淳、聂光涵、聂广涛，聂光沛收为养子。

何克到培黎学校两三个月后，学校就变了大模样，走了的老师和孩子又返回来，人数上升到35名，到秋天又增加到60多名。

“小长征”实现“大迁徙”

学校走上正轨后，何克规定学生们必须每天花5个小时的时间在教室做功课，花3个半小时在学校车间或是附近的合作组织参加实习。另外，学校针对年龄小和教育程度低的孩子开设了中文课，针对教育程度较好的孩子开设了会计学、经济学以及高级地理课。作为车间课程的准备，学校开设了机械课。所有孩子都学习时事新闻，接受卫生和急救教育。同时，学校还给周围青年难民办培训班，让他们成为合格的工人。

何克除了学校管理，还代英语、经济学和地理三门课，据说学生们跟他学的第一句英语是唱出来的。他自己每天早晨5点起床，规定学生6点起床，到河里去洗脸、游泳、做早操。

几年的时间，何克渐渐成为艾黎最得力的助手和伙伴，他将双石铺培黎学校打理成一个难民根据地，同时又去兰州、洛阳、成都等地帮艾黎筹建其他培黎学校。

1943年到1944年，学校下面由学生和难民创建的几间合作工厂开始盈利，何克高兴地给妈妈写信说，“我们干成功了。我们没有技术员，孩子们和难民们一起自己干成功了—我们治好了河，也使机器运转起来了。”

然而，就在这时，西安和宝鸡不断遭受敌机轰炸，局势越来越吃紧。艾黎决定秘密迁校，将新校址选在西北荒漠地带远离战区的山丹县。他先去打前站，与当地政府交涉，找校址，让何克随后带领孩子们前往。

双石铺离兰州700公里，兰州离山丹466公里，这么大一所学校，1000多公里的大迁徙，还要秘密进行，怎么可能呢？但何克却做到了。

在1944年后半年的几封家信中，何克详细讲述了这次“小长征”的过程。他说，“路易来信告诉我们如何装运苹果树、山羊、那位逃难来的牧羊人兼保姆以及那些小宝宝们（5-7岁的孩子）。可钱打哪儿来呢？这可把我难住了。不算别的，单是一辆卡车从兰州到双石铺就得花八万七千元，一辆手推车得花七千元……”

何克想尽一切办法解决交通工具问题，他让学生把学校的旧轮胎、轴承、钢管等东西集中起来送到机器合作社，请工人师傅帮忙制造大车，又派几个北边县里的孩子去当地农民那里弄一些马、骡子和手推车。11月底，第一批33个孩子和大半教师带着部分设备，乘坐两辆卡车离校，他们跟镇上的人说是出去进行一项长途地质考察。圣诞节那天，他们到达山丹。

1945年1月20日黎明前，何克带着装得满满的5辆骡子大车、一辆卡车，带领30个男孩和3个教工离开了学校，向山里进发。最小的孩子坐在卡车上，盖在盖设备的油布下面，老师和大孩子轮流坐板车或步行。

何克在家信中说，“我们5天内翻山越岭走了57公里，翻了两辆大车。这是气候最恶劣的季节，我们走在高山上，顶着20年来未遇的寒风，路上覆盖着冰雪。”途经天水时，为了御寒，何克在当地的纺织合作社给每个孩子买了一副毛绑腿。

经过一个多月饥寒交迫的长途跋涉，他们到了兰州城。艾黎安排接应，通过一个叫张信义的地方官员，低价租到6辆老式“奔驰”柴油发动机卡车和一辆“道奇”汽油发动机卡车。何克在信里描述说，“这些年迈的宝贝启动器不起作用，每天早晨都要由那辆年轻的‘道奇’一辆一辆拖着发动。”

3月10日这一天，他们终于抵达“希望之乡”—山丹。

“我的一切都留给学校”

何克到山丹后，艾黎就放心地离开，去做许多迫在眉睫的外围工作，包括找钱、打通关节、和重庆方面工合高层交涉、争取官方承认等等。

其实，山丹等待何克和孩子们的新学校，只是一座叫发塔寺的旧庙。因为废弃已久，里面破破烂烂，除了大大小小的佛像，什么都没有，而且因为住过马步芳的骑兵队，连门窗都被拆下来当柴火烧了。但不管怎么样，师生们总算有一个容身之处。

何克一向乐观，他顾不得因长途跋涉瘦了一圈的身体，立即带着孩子们开始清理垃圾，准备像重建双石铺学校时一样大干一场。

他在镇上买了三座老房子，拆下砖瓦和木材，用手推车运到庙里，开始建造新校舍。他说，“我们仍在忙着建各个车间，院子的一边都是车间—木工、蒸汽机、发电机、车床、刨床、磨床、钳工和毛纺，院子中间最大的庙堂放我们的高斯棉纺机。另一边是教室，后边是宿舍……”锅炉、蒸汽机和发电机是学校的命根子，他们打算除了自用，还向全城发电以得到免费的煤。

整整3个月时间，何克每天带着师生们起早贪黑地干活，几乎没有时间写作，但他认为实干比写作重要。到了五、六月，学校基本成形。虽然因为缺东少西，师生们被迫省吃俭用，但所有人都很开心快乐。

然而，就在何克历经艰辛，在荒漠戈壁为学校点燃希望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1945年7月中旬的一天，何克和孩子们一起打篮球时，穿露趾麻凉鞋的脚在石头上绊了一下，脚趾受了伤。对此，他根本不在意，其他人也没有在意。但几天后，他开始感觉不适，脚趾又痛又肿，下颚也开始疼痛，还变得僵硬。当地医生诊断说是流感，于是就当感冒开始治。

艾黎带孩子们去山里的那天早晨，何克还说，“去吧，你们回来时我就会好些的。”但艾黎刚走不久，他就发作了第一次抽搐，当时在他身边的布莱恩•哈兰德赶紧派学生把艾黎叫了回来。这时，大家才意识到，何克得的可能是破伤风。艾黎立即拿出学校全部应急资金，派老师和学生雇车去武威和兰州找大夫，找血清，他则守护在何克身边，焦虑不安地等大夫来。

7月22日早晨，何克跟艾黎要来纸和笔，在上面写了“我的一切都留给学校”几个字。他艰难地说：“我知道我会熬过去的，但总要有人做好准备……我只有几件衣服和一个相机，你可以把它卖了作为学校的经费。”

下午两点左右，何克在一阵窒息后，停止了呼吸。守在门外的孩子不相信校长真的走了，他们冲进来，用他教他们抢救溺水者的办法抢救他。

去兰州的孩子终于找到有血清的大夫，可他们整整迟了一天才赶回学校，出殡的队伍正在缓缓走过街道。

年仅30岁的何克就这样突然离开，被安葬在了山丹河北岸。

20年后，何克的母亲凯瑟琳将自己保存的儿子的全部信件交给艾黎，希望他能为儿子写一本书。自从何克去世，艾黎一直自责自己为什么没有想到旧屋子的泥土地会感染细菌，为什么没有预备血清疫苗，为什么没有早早发现……他一直不知道要怎样安慰远方那位一直等着儿子回家的母亲。所以，对凯瑟琳的心愿，艾黎欣然答应帮她实现。这就是艾黎后来写成的《Fruition》（终成正果），中文译名叫《从牛津到山丹—乔治•何克的故事》。

何克去世后，路易•艾黎亲自担任山丹培黎学校校长。1953年，学校迁到兰州，艾黎移居北京。1987年12月，艾黎去世。他留下遗愿，将骨灰洒在山丹，墓碑立在何克墓碑的旁边。何克陵园由此改为“艾黎与何克陵园”。

在何克的墓碑上，刻着他名字的缩写字母“GAH”，还有一首他喜欢的英国诗人格伦费尔的诗：“彩色绚丽的生命啊光辉而又温暖/为了它人们一直奋发向前/他已逝去，从此不再奋战/在战斗中逝者的生命却更加光辉灿烂。”

2008年，一部以何克为原型的电影《黄石的孩子》，让更多人知道了这位英国青年献身中国职业教育的感人故事。

（本文采写过程中得到甘肃省山丹县委宣传部和著名摄影家沙飞女儿王雁女士的大力支持，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