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 震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这是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新要求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和行动指南。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为统领,必须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深入学习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对于发挥地方改革创新动能、提升文明担当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实践基础
文明是人类社会的进步程度和开化状态,现代文明是建立在现代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基础上的社会文化发展的高级形态。在物质文明方面,现代文明强调人对物质本质的深层解构,注重科技进步,注重运用科技手段作为中介推进人与物的关系发展,因而,现代物质文明是以科技的飞速发展如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等领域的不断突破为显著特征,通过促生诸多新产业新样态,在新质生产力推动下,不断增强人们驾驭物质的能力和手段,不断发掘物对人的需要的满足程度,从而使整个社会建立在发达的物质水平之上而快速发展。在精神文明方面,现代文明尊重和鼓励不同文化的存在和发展,各种文化在相互交流、碰撞和融合中展现出丰富多彩的文化景观,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多元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现代文明摒弃迷信和盲从,强调理性思维,主张运用逻辑、推理和实证的方法来认识世界和解决问题,注重运用更加客观、准确地逻辑方法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与此同时,现代文明倡导对不同文化、不同观念、不同生活方式的包容和理解,主张人们在不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理想和生活方式,从而达到文化的交流互鉴和人类的共同进步。在社会生活领域,现代文明关注公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和福祉,通过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公共服务体系等,为人们提供教育、医疗、就业、养老等方面的全面保障,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通过促进社会平等和大度包容,追求人与人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平等地位和机会均等,通过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医疗等各个方面的不断发展和完善,通过对社会资源的科学配置和社会结构的优化等,努力实现社会要素的合理分配和社会成员的共同发展。在制度文明方面,现代文明注重公民的政治参与和权利保障,通过建立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制度,让人民能够广泛参与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管理,通过强调法律的至上性和权威性,依法维护公民自身权益和履行义务,从而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和秩序稳定,推动社会稳步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的实践基础。第一,中国式现代化是使人口规模巨大的群体都能够享有现代化成果的现代化。我国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壮举。迄今为止,世界上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不超过30个,人口总数不超过10亿。要把14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带入现代化,其影响将是世界性的、历史性的,必将极大改变现代化的世界版图和世界政治格局,创造并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是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现代化。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更是人类文明发展中的难题,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探索共同富裕,是对人类生存与发展道路的重大探索。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重要内容,把“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再上新台阶,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明显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社会保持长期稳定,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作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目标的重要内容,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致力于推进高素质精神文明的现代化。精神贫乏不是社会主义。通过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快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形势,培育形成规模宏大的优秀文化人才队伍,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是提升全社会文明素质、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保证。中国式现代化是尊重自然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现代化。通过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使现代化的物质支撑牢牢建立在现代生态体系之上,全面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与可持续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人类通向文明的道路上实现和平共处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与全人类的共同进步。
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质,反映出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间具有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印证、互为因果的关系。从物质基础看,中国式现代化注重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通过不断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等,极大地提高我国生产力水平,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从制度文明看,中国式现代化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必将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体系,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发展提供稳定的制度保障。从精神动力看,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融入中华民族现当代的优秀品质和奋斗精神,激励中国人民不断克服各种困难和挑战,不仅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新灵感和创造活力,而且为中华民族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价值引领和文化自信。从目标导向看,中国式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构建也是为了使中华民族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等方面实现全面复兴和提升,由此可见,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共同推动着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高质量发展和全面进步。
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需要充分发挥地方创新作用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民族起源既具有多元性,又经过长期的交流、碰撞与融合,逐渐形成广大统一的中华民族。从文化底蕴看,中华民族拥有深厚的思想文化遗产,包括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佛教文化等哲学宗教思想,以及诗歌、小说、戏曲、绘画、书法等文学艺术形式。从文化张力看,中华文化具有不断传承创新和包容开放的品格,中华文化的精华部分历经数千年而不朽,对外来文化的吸纳同化作用极其强大。从民族精神看,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团结统一、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等精神品质具有十分强大的内在动力和凝聚力。从人口分布看,中华民族人口众多,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群体,除主体聚集在中国境内外,在世界各地也有大量的华人华侨, 他们不仅在当地经济、文化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对世界文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进作用。
1.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矛盾的特殊性赋予地方先行先试权责,激励其敢为人先,敢于担当,善于作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表明,在我国,尽管整个社会生产力已经获得了飞速发展,但是,在各行各业之间、各地区之间,仍然存在着发展上的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这一矛盾的解决,既要在整体上发挥国家层面顶层设计科学谋划职能,培育和提升全社会的政治文明、制度文明以及统筹协调能力,又要在地区层面赋予地方敢于担当、敢为人先、善于作为的责任和义务,倡导和鼓励其先行先试,为国家整体发展效力。
2.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要求地方承接好落实好中央方针政策,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和体制机制保障。《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是,到我们党成立一百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到二〇三五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健全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体制机制。理顺中央和地方权责关系,加强中央宏观事务管理,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市场统一。适当加强中央在知识产权保护、养老保险、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事权,减少并规范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赋予地方更多自主权,支持地方创造性开展工作。按照权责一致原则,规范垂直管理体制和地方分级管理体制。优化政府间事权和财权划分,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形成稳定的各级政府事权、支出责任和财力相适应的制度。构建从中央到地方权责清晰、运行顺畅、充满活力的工作体系。”可见,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地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建设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从中央所做出的决定的要求出发,“赋予地方更多自主权,支持地方创造性开展工作”,既是其他层面不可替代的工作,也是地方义不容辞的责任。
3.地区中观层面的先天条件和独特优势,为国家全面建设和民生福祉跃升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支撑。
在整个行政区划结构中,国家属于最高层级的宏观统筹者,它制定整体的行政区划框架和管理原则;省、市等地方行政区划属于中观层面,它们在国家的整体规划下,进行具体的区域管理和政策实施;县乡镇街道办事处等属于微观层面,直接负责具体事务管理和居民日常生活信息服务等。很明显,中观层面在宏观和微观之间承担着承上启下的桥梁纽带作用。一方面,中观层面具有承接宏观层面所制定的战略规划、政策方针等全面部署,并将其细化和本地化的重要任务;另一方面,中观层面的行政主体又承担着指导和协调微观层面,对所辖区域进行统筹安排和资源整合等重要任务。中观层面通过具体的实施方案,把宏观层面所关注的区域的整体协调性和均衡性落到了实处,同时也强化了微观层面相互之间的有机统一,避免了微观领域的各自为政,实现了微观单元之间的协同发展,从而使三个层面形成了有机统一的整体。由此可见,充分地、合理地、创造性地发挥中观层面的职能作用,对于国家全局的强盛和民众福祉的跃升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4.从建设现代文明的角度看,地方优先发展汇聚成中华文明的总体发展。
从空间上看,地方发展具有不平衡性与不整体化一的特点,但从时间序列看,整个民族的文明与辉煌,总是从地方及各个具体民族的发展中叠加、堆积、成长起来的。比如经济发达地区,由于其经济实力雄厚,可以凭借物质支持,加大在文化、教育、科技等文明建设领域的资金投入等,积极推进物质文明建设;亦可以通过其人才聚集优势和创新资源优势,积极推动科技创新、体制创新和文化创新等,引领创新发展,为文明建设提供新理念、新技术和新模式。还可以通过产业转移、对口帮扶等方式,促进区域协调,带动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缩小区域差距,促进全国文明建设的均衡发展。在这里,地方实践的优先探索,为国家总体建设发挥了引领和驱动作用。民族大家庭的文明进步是地方发展的动力和目标,地方发展又是整个民族文明发展的前奏。
5.从文化的丰富性和多元性看,地方特色发展汇聚成中华文明的多维发展。
中华民族的各个地区,拥有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特色。正因为如此,诸多历史文化名城担负着传承和弘扬历史文化的重大责任。针对这些地区,可考虑深入挖掘和保护本地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如古建筑、历史街区、传统技艺等,使其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与此同时,在面向现代化方面,这些地区亦可通过打造文化品牌,利用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实现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对接。在产业发展方面,发展文化旅游是这些地区的重要抓手,可将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开发特色旅游产品和线路,吸引大量游客,促进文化传播和经济发展。此外,我国还有很多具有革命文化特色的革命老区,这些地区在弘扬革命精神,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方面具有强大优势,通过保护和利用好革命旧址、纪念馆等红色资源,深入挖掘革命历史和革命精神内涵;通过推动红色旅游,开发红色旅游景区和线路,将红色文化与自然风光、民俗文化等相结合,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
6.从经济振兴和构建美好生活远景看,地方高质量发展汇聚成中华文明的强盛发展。
从经济层面讲,随着社会发展,传统的依靠大量资源投入、低成本劳动力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高质量发展则成为发展模式的主流。高质量发展注重创新驱动,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增加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从而增强国家经济、地方经济的竞争力。从社会层面看,高质量发展能够提供高质量的就业岗位,鼓励发展新兴产业和高端服务业,还能够为社会提供高质量产品和服务,更好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从地方与国家的关系看,地方高质量发展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支撑。每一地区的高质量发展不仅为国家整体发展提供增长动力,而且有助于优化整个国家的区域发展格局,从而为国家在高水平体制机制改革、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强国建设、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和乡村振兴、提升民生福祉和社会保障水平、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与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和深度影响。
三、陕西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构建中华现代文明中大有作为
陕西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在绵延几千年的历史延续当中,陕西作为中华文化的热土,既是孕育和创造中华文明的丰厚土壤,又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传承绵延的承载地,必将在中华现代文明构建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1.文化传承担当:在中华现代文明构建中,促进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承弘扬民族精神和先人智慧。
陕西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是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宝库。在中华现代文明建设中,通过对这些传统文化的深入研究、保护与展示,传承其蕴含的民族精神和智慧,为现代文明注入深厚的文化底蕴,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重放光彩。近年来,陕西在文化产业示范区内的深厚实践业已证明,从古老的有着宏大历史叙事价值的周秦汉唐文化中挖掘精髓,通过加大博物馆展示,现代技术嵌入和旅游产业创意开发等,实现了历史文化标识与现代技术文明相映成辉,让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活起来”,强化了传统文化的当代魅力,传承了民族精神和先人智慧,也为滋养现代文明提供了源泉和动力。
2.教育创新担当:在中华现代文明构建中,发挥陕西教育大省作用,为现代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持续发力。
陕西的教育资源丰富,一是高校数量众多,拥有多所“双一流”建设高校以及众多实力强劲的高校;二是学科门类齐全,涵盖理、工、农、医、文、法、经、管、艺等多个学科门类,在航空航天、机械制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生物医学、人文社科等领域具有深厚的学科积淀和优势;三是科研实力雄厚,高校和科研机构承担了大量国家级科研项目,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众多重要成果,在科研创新方面成果显著。四是基础教育底蕴深厚,优质教育资源集中,教育改革积极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教育教学方法创新、素质教育实施等方面积极探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为全国基础教育改革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借鉴。五是职业教育发展良好,职业院校数量较多,众多国家级和省级示范性职业院校为社会培养了大量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六是专业设置紧密对接产业需求,支柱产业和新兴产业如装备制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现代服务等多个专业领域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七是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深入开展,许多院校与企业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通过共建实训基地、开展订单式培养、共同开发课程等方式,提高了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适应性。八是人才竞争力强,陕西培养的人才在国内外各类竞赛、科研项目、创新创业等活动中表现出色,具有较强的专业素养和创新能力,受到用人单位的广泛认可和好评。这些教育资源和实力,无不呈现着现代教育的理念和特色,必将在中华现代文明构建中发挥重要作用。
3.人文关怀担当:在中华现代文明构建中,不断加强对人的生存状况、尊严、价值以及发展等方面的关注和关怀,提升人的幸福感和归属感,促进社会和谐进步。
历史上的陕西是孕育中华传统人文精神的丰厚土壤。炎黄文化时期在发明农业种植、纺织以及部落管理和社会秩序构建等方面,为华夏文明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周秦文化时期强调道德和正义的重要性,周公制礼作乐、商鞅变法立制等,在古代社会的道德规范、礼仪制度和法律秩序等方面进行了重要尝试;汉唐时期,陕西作为国都京畿之地,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而在推动不同文化的交流融合,构建开放包容、丰富多彩的文化氛围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宋明时期,张载先生在陕西创立的关学,是宋明理学的重要学派之一,他强调“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精神追求和使命担当,在激励士大夫积极入世、鼓励知识分子不断追求真理弘扬先圣智慧、激发社会民众责任意识和使命担当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领导中国革命,面对艰苦环境,开展大生产运动等,实现了自给自足,为当代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留下了艰苦奋斗、务实创业的宝贵精神财富。历史进入新时代,在中华现代文明构建中,陕西更是积极进取大有作为,特别是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时期,陕西当立足改革潮头,继续发挥人文优势,在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要、关注社会需求、尊重个体尊严、保障公民权益、促进社会公平、创新服务模式、营造良好环境等方面,率先前行,发挥重要引领作用。
4.生态保护担当:在中华现代文明构建中,积极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良性循环全面可持续发展的自然生态。
陕西有着秦岭山脉保护、黄河流域治理、大气污染防治、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绿色发展转型等多个生态建设的功能定位。以秦岭这一关乎全中国水气大循环的生态安全屏障为例,秦岭山脉绵延广阔,涵养水源作用突出,被称为我国“中央水塔”;秦岭既是中国南北分界线,长江黄河流域分水岭,在国家生态体系中的定位无可替代;秦岭是中国丰富的生物资源宝库,兽类品种众多,还是我国重要的天然药库和中药材之乡。秦岭的这些生态资源优势,对于维持我国中部地区的水资源稳定和生态平衡等诸多方面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为此,陕西自然被赋予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使命,在中华生态文明建设中,陕西在积极推进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在完善政策法规体系、加强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加强环境污染防治以及提升公民环保意识等方面,均可发挥重要的示范引领作用。
5.经济转型担当:积极发展绿色产业,在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中彰显文明新内涵,为中华现代文明发展提供经济支撑与经验借鉴。
近年来,陕西在追赶超越中,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持续发力,经济发展呈现出蓬勃态势。一是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方面,加快推进传统产业转型。陕西紧紧依托工业基础雄厚这一特色,在传统能源、装备制造等产业领域,通过技术改造和创新驱动实现转型升级。如在煤炭产业向清洁、高效利用方向转变,煤炭清洁生产技术不断提升,资源利用率显著提高,降低了能耗与污染排放;在装备制造业加速推进智能化、新能源化转型,推出一系列新能源商用车;在自动驾驶技术研发方面也取得突破,开拓出新的市场,提升了产品竞争力。二是在大力培育发展新兴产业方面,不断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在电子信息产业方面,半导体产业集群不断壮大,带动集成电路设计、制造、封装测试等全产业链发展,使陕西成为国内重要的半导体产业基地。同时,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迅猛,西安的相关生产基地持续扩大产能,还吸引了众多配套企业入驻,形成完整产业链条,推动陕西新能源汽车产量和销量快速增长。三是科技创新引领和科技成果转化方面,陕西在航空航天、人工智能、新能源等前沿领域开展深入研究,取得一系列重大科研成果。多项关键技术突破助力我国航空事业发展,一些先进飞行器设计与制造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有些科研机构在光电子技术方面成果丰硕,研发的高性能光学仪器广泛应用于科研、国防等领域。同时,陕西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搭建各类创新平台。西咸新区的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整合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创新资源,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扶持等方式,促进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四是营商环境持续改善,政策支持持续有力。陕西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企业投资兴业。在税收、土地政策、产业发展基金等方面具有较大创新突破。同时,陕西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提高政务服务效能。通过建设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实现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办”“掌上办”,企业和群众办事更加便捷高效。各地市还设立企业服务专员,为企业提供一对一服务,及时解决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增强了企业信心,提升了经济环境质量,在经济转型发展方面走出了一条康庄大道。
(作者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当代陕西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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