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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四十年
2018-11-27 13:55:01 来源:杂志2018年11月上旬刊

改革开放伊始,陕西省的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在全国率先启动。在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三次质的飞跃中,陕西形成了一支有实力、有水平的古籍整理出版专业人才队伍,由此推动全省古籍整理出版事业蒸蒸日上,成绩斐然。

陕西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历史上曾有周、秦、汉、唐等十三个王朝在此建都,留下了非常丰富的典籍和金石文献。整理和出版这些典籍和金石文献,抢救和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华文脉的重要基础性工作,也是激发民族自信心、提高民族凝聚力的迫切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陕西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在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的指导下,在陕西省政府的领导下,经过众多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 紧紧围绕传承文明、服务社会的宗旨,在整理和出版陕西古代典籍和金石文献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为传承中华文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和繁荣发展陕西省的文化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陕西存藏古文献及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基本情

1 古文献资源丰富,数量巨大

中国是古文献大国,陕西在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现存典籍及金石文献承载了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的重要内容。

典籍文献丰富:据初步调查,现存于陕西省图书馆、西北大学图书馆、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和有关高校、科研单位、博物馆、文史馆和各地市县级图书馆、文化馆、档案馆及私人藏书,估计全省现存古籍文献有6万余种、200余万册。

金文价值颇高:截至目前,陕西境内出土发现带有铭文的青铜器2000余件,居于全国首位,特别以长铭多、等级高、内容丰富、信息量大、系统性强等特点为学术界所推崇,是我国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欣赏与研究价值。

碑刻数目巨大:据不完全统计,分布于全省各地的碑刻数量大约有2万余种,这些碑刻内容丰富,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民俗、舆地、人物等方面,对于研究陕西地域历史和汉唐文化史以及古代丝绸之路历史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2 完善古籍整理出版机构,

陕西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有组织与学术依托

1981年, 中共中央颁发了《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随之恢复了成立于1958年的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陕西省的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在全国率先启动。1983年,省政府决定成立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与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合署办公;同时,报请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同意,成立了以出版古籍为主要任务的三秦出版社。1986年,省政府决定,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从省地方志办公室剥离,正式确定人员编制,组织专门机构挂靠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对内为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突出古籍整理工作的研究性质;对外仍为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 负责组织、指导、协调、规划全省的古籍整理工作。从此, 陕西省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有了组织及学术依托,走上了规范发展的道路。

陕西省古籍整理保护出版工作领导小组调研

2014年11月, 主管文化的副省长主持召开了全省第一次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座谈会,对全省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提出了“摸清底数,制定规划”、“整合资源,建设队伍”、“提高质量, 抓好精品”和“加强领导,通力协作”等具体要求。按照此次会议精神和省政府主要领导的批示,省政府决定成立“陕西省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领导小组”,由主管文化的副省长任组长,省政府副秘书长、省社会科学院院长任副组长,省财政厅、省教育厅、省文化厅、省新闻出版局、省文物局、省文史馆、省地方志办公室、省宗教局等为成员单位,省社会科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兼陕西省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除此之外,还先后制定了《陕西省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领导小组工作制度》《陕西省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职责》等规章制度。成立了陕西省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领导小组专家委员会,由著名的古籍整理专家周天游先生任组长。这些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使陕西省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有了组织保障和学术依托。

陕西省古籍整理出版办公室编《全唐文补遗》1994年-2015年

3 制定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陕西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形成有序发展格局

陕西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制定,有过三次质的飞跃。第一次是1983年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成立伊始,即制定了《陕西省1983-1990年古籍整理出版初步规划》选定了一批省内存藏的古籍,分专集类、地理方志类、历史文物类、哲学类、文艺类、语言文字类和古农学古医学类等7类,共计105种,开始了整理和研究工作。

第二次是从1990年至1999年,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先后制定了“八五”、“九五”和“十五”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将《全唐文补遗》《古长安丛书》《陕西金石文献汇集》等列为重大项目,予以实施。

《全唐文补遗》是利用新出土和新发现的数据,为清人编纂的《全唐文》拾遗补缺的大型文献典籍。自《全唐文》及《全唐文拾遗》《唐文续拾》成书以来,陆续发现和出土了大量的唐代碑碣和墓志,内容涵盖唐五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外交、宗教、民俗、人物等各个方面,是研究唐五代历史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利用这些新出土和新发现的数据,实施《全唐文补遗》项目,可增补完善《全唐文》及《全唐文拾遗》《唐文续拾》为研究唐五代历史提供信实可靠的第一手原始数据,有着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古长安丛书》是系统整理有关古代长安地方著述的大型丛书。陕西关中以古代长安为中心的地域,为历史上十三个王朝的建都之地,历史学者就古长安的著述极丰,数据价值极为重要。为了系统挖掘整理这部分古籍,专家们结合考古新发现,将古代记述关中地区的历史地理古籍,加以校雠,进行标点与注释,为古长安历史地理研究和古都建设及发展旅游事业,提供了较为详尽而厚重的历史文献资料。《陕西金石文献汇集》是陕西省出土金石文献的总汇。陕西地表及地下遗存的古文献资料十分丰富,这些数据包括甲骨文、金文、陶文、各种器物铭文、古玺印、古封泥以及大量的碑刻文字,是证史、辨史、补史的珍贵资料,也是研究汉字形成与发展和书法演变的极佳材料。这些文献的汇集整理,不但补充了历史记载的缺遗,也是对文物价值的再增值,还是对文物资源的再生保护,具有非常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三次是随着陕西省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领导小组的设立,2005年,《陕西省2005-2010年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颁布实施,其中将《陕西古籍总目》《陕西碑刻总目提要》和《陕西金文集成》列为陕西省“十一五”古籍整理三大重点项目。

《陕西古籍总目》是陕西省境内现存汉文古籍的综合目录。旨在全面反映陕西现存汉文古籍的种类、版本及收藏情况,“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学术研究及广大读者提供较为完整准确的数据讯息。《陕西碑刻总目提要》是陕西省境内所存碑刻的总目与提要总集。陕西是碑刻珍藏和拥有数量最多的省份,分布于全省107个区县的20000余通碑刻,数量相当可观,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古代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对于保存文化遗产与研究中国古代史,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陕西金文全集》是陕西境内出土的金文总集。陕西出土众多的商周秦汉青铜器,器物上的铭文具有很高的历史研究价值。本课题的完成,将对古汉字、青铜器和上古史的研究,起到巨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陕西古籍整理办公室编《陕西金石文献汇集》1991年-2013年

上述三大重点项目的实施, 得到了国家相关部门的重视。2006年4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确定,《陕西古籍总目》和《陕西碑刻总目提要》列为《国家“ 十一五” 古籍整理出版重点规划》项目;2012年7月,《陕西碑刻总目提要》和《陕西金文集成》列为《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项目。2010年12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陕西金文集成》列为201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重大项目。

至2012年,随着三大重点项目的逐步实施,特别是全省存藏古籍排查摸底工作的初步完成,陕西存藏古籍总数及类别的逐渐清晰,省政府决定实施《“十二五”陕西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重大项目——《陕西古代文献集成》,计划将历史上陕西籍作者的著述和与陕西有关的古代文献整理出版,初步规划151种,近2200余卷,由西北大学文学院贾三强教授领衔,陕西省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实施。

围绕陕西文化强省建设目标,全面落实到2020年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总体部署,陕西省制定了“十三五”古籍整理发展规划,规划主要通过《陕西碑刻文献集成》(初编)、《陕西古代文献集成》(二编)和《陕西历代旧志文库》等“三大项目”全面开展。这几大项目的完成,将更好地展现陕西历史文化内容,对于挖掘陕西地域历史文化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4 古籍整理课题纳入省社科基金项目,极大地提高了学者的工作热情

为了激发广大古籍整理工作者的积极性,推动陕西古籍整理工作更好发展,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向省委宣传部社科规划办公室建议:每年由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在全省范围内征集古籍整理类选题纳入课题指南,再由省古籍整理出版专家委员会评审出5至10项课题,报省规划办在每年度的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立项,由规划办下发立项书,课题结项时先由省古籍整理出版专家委员会进行评审,再报省规划办审定结项、颁发结项证书。《请示》上报后,得到了宣传部领导的肯定性批示:“对古籍整理项目入选省社科基金应予倾斜。每年评审时,请古籍所初选, 由专家把关, 保证有适当的项目入选。” 自2015年起,陕西省古籍整理与研究类课题开始纳入省社科基金项目管理,这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古籍整理工作者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也使陕西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呈现出更加良好发展的局面。

陕西古籍整理出版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陕西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按照省政府“整合资源,建设队伍”的要求,已经初步形成了一支有实力、有水平的古籍整理出版专业人才队伍。这支古籍整理出版专业人才队伍,是伴随着陕西省古籍整理出版事业不断发展而形成的,通过院校专业培养,项目实施带动,在岗业务培训等方式,基本上形成了由古籍整理研究人员、古籍整理编辑出版人员、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组织管理人员构成的颇有影响的优秀专业人才队伍。

陕西省“十一五”古籍整理重大项目-陕西金文集成

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性,在陕西省启动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时,就有了充分的认识和长远的设想,在《陕西省1983-1990年古籍整理出版初步规划》中,曾就人才队伍建设作了专门设计,提出了院校专业培养、项目实施带动、在岗业务培训的设想,适时开始实施。

首先,西北大学在陕西省高校中率先设立了古籍整理专业——历史文献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教育,特聘请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著名的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先生为首任导师,培养了数十名古籍整理专业人才。与此同时,陕西师范大学也开设了古籍整理专业——历史文献学的硕士研究生教育,由著名古籍整理专家黄永年先生任首任导师,同样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同时,西北大学的考古学专业在全国颇具影响,为陕西的金石文献整理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文学院和西北大学文学院,就实现了古典文献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向博士研究生教育的提升,三十多年来,培养了大量的专业人才。两所院校培养的人才中,有的及时充实到了省内各级古籍整理研究、出版或考古、文物存藏单位,经过一定的实践锻炼,逐渐成为了各个单位的业务骨干。如省社会科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目前多数研究人员、三秦出版社的多数编辑,和省图书馆古籍部的大多数管理和研究人员,均为上述两所院校培养的研究生。

其次,依托项目实施进行人才培养。按照省政府下达的古籍整理规划任务,特别是几个重大项目的实施,需要动员全省博物馆、图书馆、纪念馆以及不少省内高校等参与,其中有些参与者对于古籍整理和出版业务或较为生疏,或不懂古籍分类编目及版本鉴定,或不懂出土文物记录及信息数据登记,或不懂碑刻拓片的打制及碑别字等的鉴别,省古籍整理办公室邀请相关专家,进行个别试点、树立样板、经验推广等有效方式, 让参与者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促进工作,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效果,使省内相关单位都有了专业行家。

再次, 组织不定期的专门在岗业务培训, 也是省古籍整理出版专业人才培养的有效途径。根据项目实施的需要, 如启动《陕西古籍总目》和《陕西碑刻总目提要》时,就通过集中培训和分散培训的方式,由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西北大学文博学院、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和陕西省图书馆等单位的专家,对参与者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在岗培训; 在实施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前,省文物局和省考古研究院的专家也曾对参与者进行了在岗培训,均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是一项社会性事业, 专业人才队伍的构成应该具有广泛性。经过近四十年的建设,陕西省古籍整理研究人员、古籍整理编辑出版人员、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组织管理人员构成的专业人才队伍,形成了较为合理的结构,老中青年龄结构均衡,古典文献与考古专业配合相得益彰,突出表现为形成了不同特色的学术群体,有陕西师范大学、陕西省考古文博系统、西北大学、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和陕西省图书馆系统等学术群体。陕西师范大学学术群体,以黄永年先生为代表,以古典文献学理论著长,后来者有贾二强、赵望秦、张懋镕、杨恩成、周晓薇、党怀兴等教授;陕西省考古文博系统以金石文献整理与研究著长,有徐锡台、袁仲一、吴镇烽、王翰章、王辉、张天恩、赵力光、王其祎等研究员;西北大学学术群体, 以汉唐典籍的整理与研究著长, 有李之勤、薛瑞生、戴南海、阎琪、周天游、韩理洲、李浩、黄怀信、贾三强、张弘、李颖科、郝润华、李芳民、田旭东等教授;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既负责全省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领导小组的日常行政工作,协调全省古籍整理出版的具体事务,同时也进行全面的研究工作,有吴钢、吴敏霞研究员,王京阳、袁宪、宋英、张天池、李慧、刘兰芳、刘思怡、党斌、高叶青、王珂、杨志飞等副研究员。另外,三秦出版社作为古籍整理专业出版社,形成了以赵建黎、淡懿成、靳疆、李郁、高峰等为骨干的一大批业务能力强,编辑水平高的业务队伍,从1983年成立至今,承担国家古籍整理重点规划项目六十余种,已经有近四十种图书获得国家古籍整理专项资金资助,共出版文史方志典籍文献、出土文献整理成果四百余种,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上述学术群体是陕西省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中坚力量,各个群体从不同的学术领域共同致力于古籍整理出版事业,使陕西省的古籍整理出版事业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陕西省“十二五”古籍整理重大项目-陕西古代文献集成

陕西省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长足发展,也离不开全省各地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系统的专业人员队伍,他们的积极参与与努力工作,为陕西省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做出了较大的贡献,有的已经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陕西省图书馆和档案馆及地方志办公室系统,以典籍文献的保护、存藏研究以及旧志的整理著长,有李玉虎、董健桥、康万武、杨居让、郎菁等教授或研究员。各个地市文管会、博物馆、图书馆,亦有不少古籍整理专门人才,如张沛、康兰英、陈显远、郭荣章、刘兆鹤、张江涛、王忠信、郭鹏、曹永斌、曹发展、张英民、陈晓捷、穆晓军、杜永智等。

当然,在古籍整理出版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方面,也存在着队伍老化、人才外流、后继乏人、队伍分散、力量整合不够的现状,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特别是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五难”问题,即人才培养难、项目立项难、成果出版难、成果获奖难、职称提升难,仍然是制约古籍整理出版事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需要从机制上给予解决。为此,下一步设想将加大古籍整理研究与出版人才的培养,解决古籍整理出版人员科研评价体系不公正问题,完善陕西省古籍整理出版评奖机制,充分发挥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组织、指导、协调、规划的职能,以陕西省“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古籍整理重大项目为抓手,联合各个相关单位、各个相关部门,通力协作,将陕西省的古籍整理出版事业进一步推向深入。

陕西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四十年成绩斐然

四十年来,陕西省的古籍整理出版事业蒸蒸日上,成绩斐然。大致有以下四类。

第一类:大型系列专书

1、《全唐文补遗》1995年至2009年,陆续出版10辑,累计500余万字。此书的出版,受到了海内外学界的广泛欢迎和好评。台湾著名学者毛汉光先生曾高度评价此书,认为是为学界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文献学专业师生将此书作为必备资料,有关该书的好评发表在《唐研究》等杂志上。该书被评为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2、《陕西金石文献汇集》1989年至今,已出版有:《周原甲骨文综述》《秦代陶文》《陕西金文汇编》《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陕西石刻文献目录集存》《昭陵碑石》《高陵碑石》《陕西出土历代玺印选编》《陕西出土历代玺印续编》《安康碑石》《鸳鸯七志斋藏石》《汉中碑石》《华山碑石》《楼观台道教碑石》《重阳宫道教碑石》《潼关碑石》《秦封泥》《澄城碑石》《石门石刻大全》《榆林碑石》《咸阳碑刻》《户县碑刻》《大荔碑刻》《药王山碑刻》《富平碑刻》《长安碑刻》《黄帝陵碑刻》等。其中部分书籍获得了国家或省部级优秀科研成果奖,或优秀出版图书奖,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重要的影响。

3、《古长安丛书》已出版有:《隋唐两京丛考》《三辅黄图校正》《关中胜迹图志》《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两京新记辑校 大业杂记辑校》《游城南记校注》《三秦记辑校 关中记辑校》《类编长安志校注》《南山谷口考》《西京杂记》《三辅决录 三辅故事 三辅旧事外二十种辑注》等。

4、《陕西古籍总目》已出版重要存藏单位分册20种,完整的《陕西现藏古籍总目》将于2019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整体推出。

5、《陕西碑刻总目提要》2018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初编5册。

6、《陕西金文集成》2016年由三秦出版社出版16册,先后获得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中国文化遗产2016年度十佳图书、2016年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一等奖等国家级奖项。

7、《陕西古代文献集成(初编)》2017年已出版第一辑10册。

8、《新中国出土墓志》《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和《隋代墓志铭汇考》。《新中国出土墓志》原为国家文物局委托中国文物研究所主持的一部大型出土文献类专书,设计30卷、60册,分为三期工程整理出版。其中陕西承担的陕西卷一、二、三分别于2000、2003、2015年出版。该项目荣获全国优秀古籍整理图书一等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是天津古籍出版社组织的一部大型丛书,全国范围内共设计9卷,陕西承担其中4卷,1991年出版。《隋代墓志铭汇考》是国家文物局出土文献整理项目,王其祎主编,2007年10月出版,全6册。

陕西古籍总目-汉中培训

第二类:重要古代典籍

主要有:《二十四史全译·两唐书》《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十四种)》《雍录》《北梦琐言》《八家后汉书辑注》《后汉书校注》《全隋文补遗》《全北齐北周文补遗》《全后魏文补遗》《逸周书汇校集注》《大戴礼记汇校集释》《宋本史记注译》《史拾简注》《姓韵校注》《白话抱朴子》《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山居慧语》《桯史》《隋唐嘉话》《雍大记校注》《关学经典集成》《毛凤枝金石学著作三种校注》《新编元稹集》《函海》《诚斋诗集笺证》等。

第三类:历代旧志整理

主要有: 《咸阳经典旧志稽注》丛书, 《嘉靖陕西通志》《雍正陕西通志》《乾隆西安府志》《嘉庆汉中府志》《定远厅志》《佛坪厅志点校》《留坝厅志校注》《宁陕厅志校注》《重修凤翔府志》《耀州志》《同官县志》《宜君县志》《白水县志校注》《郃阳县全志》《安塞县志校注》《延川县志》《宜川县志》《陕西怀远县志》《神木县志校注》《宁羌州志校注》《石泉县志校注》《商州直隶州乡土志》《邠州志》《沔县志》《米脂县志校注》《嘉庆长安县志》《咸宁县志》《重修辋川志校注》等。

第四类:宗教经典

参加了任继愈先生主编,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重大项目《中华续大藏经》目前共完成80余部100多卷近3000万字的佛教典籍的标点校注工作,为全国分省承担任务最多的群体,待出版。

三秦出版社组织的《佛教文化经典丛书》出版了《白话阿弥陀经》《白话坛经》《白话圆觉经》《白话观无量寿经》《白话无量寿经》《白话金刚经》《白话法华经》《白话地藏本愿经》《白话楞伽经》《白话楞严经》《白话胜鬘经》等。

未来陕西省古籍整理工作仍然以陕西地方特色古代文献为对象,通过年度规划和远景规划相结合的发展策略,在充分保护古籍文献资源的基础上,合理发掘上述古籍文献资源的价值,在助力陕西省文化事业繁荣发展的同时,对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参与世界文化交流,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局面等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吴敏霞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责任编辑 王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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