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杨帆
数字化浪潮席卷而至,人工智能技术日新月异,而社会的道德根基却似乎从未如此脆弱。在这个科技狂飙的时代,文化人的责任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
当DeepSeek等中国大模型惊艳世界、嫦娥探月工程捷报频传之时,社会却频频传出学术抄袭、文化浮夸、伦理失范的杂音;当中国的灯塔工厂、瞪羚企业以智能制造引领全球产业变革之际,我们的文化领域却不时被“流量至上”、“娱乐至死”的阴影所笼罩。
这种科技硬实力与文化软实力的失衡,正考验着当代文化人的精神品格与时代担当。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上,科技发展与文化传承如同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而今天的我们,正需要一场深刻的文化觉醒。
文明双翼:文理学科的辩证共生
回望人类文明进程,文科与理科从来都是驱动社会进步的双引擎。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既是哲学家又是生物学家,到中国古代的孔子倡导“六艺”贯通,文明的火炬始终在文理交融中传递。
科技的载体是器物,探讨自然规律,以客观真理为归宿;人文的载体是精神,关注人与社会,以价值判断为核心。这两种文化形态本应互补共生,共同构成人类文明的完整图景。
19世纪中叶,马克思曾预见性地指出:“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这一洞见揭示了文理融合的必然趋势。
然而,近代以来,科技与人文的分裂却逐渐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在功利主义思潮影响下,社会逐渐形成了“理科优先就业”、“文人百无一用”等片面认知。最近,有“汉使”之称的文化学者高志凯,在国际媒体上火出了圈,他用渊博的知识、机敏的思维、使者的气节、文人的风骨舌战群媒:给印度人用“高志凯线”反驳“麦克马洪线”,给美国人解释9.3大阅兵DF—61=60+1,就是60枚核弹头加一枚氢弹头。这才是文化人该有的样子。
有人坦言文科生面临“千百人卷一个岗位”的考公考编竞争,以及“三两千的工作”的低起薪困境。北大毕业开肉铺,文科硕士送外卖,哲学博士送快递的现象,这种文理割裂的思维模式,已经埋下了社会失衡的隐患。当科技脱离人文价值的引导,当文化失去现实根基的支撑,社会发展的天平便开始倾斜。

现实反差:科技腾飞下的文化危机
当下中国,科技成就斐然——从DeepSeek大模型的突破到春晚机器人扭秧歌的技术展示,从航天领域的迈进到半导体芯片的自主攻坚。第二十一届文博会上,弹琴、跳舞、下棋的机器人随处可见,成为科技与文化融合的生动注脚。
但另一面,文化领域却乱象横生:“文人之间相互吹捧、捧高踩低、抄袭成风”,“各种协会比赛失公、圈钱、内卷”。更值得警惕的是,社会道德基石正在遭受侵蚀——电信诈骗利用虚拟号码肆无忌惮,骚扰电话屡禁不绝。公安部部署开展打击缅北犯罪专项工作以来,中缅双方通过警务执法合作和一系列雷霆行动,累计抓获5.7万余名中国籍涉诈犯罪嫌疑人,数据之大,人数之多,令人触目惊心。这些数据背后,是公民个人信息被肆意侵犯的严峻现实。
科技与经济“硬实力”的飞跃,与文化道德“软实力”的相对滞后,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失衡若任其发展,必将拖累民族复兴的整体进程。正如一位社科专家所指出的,随着人工智能深度渗透社会生活,其引发的根本性命题更需人文社科研究的深度回应。用深圳大学副校长巢乃鹏的话说,这是“技术发展洪峰和社会变革洪峰的碰撞”。

责任重铸:文化人的时代担当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文化人的责任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那么,谁是当代的“文化人”?他们不仅是传统文化领域的从业者,更是所有肩负文化传承与创新使命的知识分子和精神劳动者。为什么像蓝天野、李雪健、田华这样有责任有担当的人民艺术家越来越少了,而动辄片酬上千万的“天王”“明星”却越来越受到青少年的追捧?文化人社会责任的缺失和舆论导向的引领有很大的责任。,文化人的社会责任在于成为科技的“方向盘”而非“绊脚石”。在AI时代,人文社会科学的价值愈发凸显:逻辑学为复杂推理系统提供基础框架、语言学优化人机交互的自然性与流畅度、伦理学则指导技术发展的价值对齐。
面对技术带来的社会影响,人文学科更是关键力量。当下文化人至少应承担三大使命:
价值守望。在技术狂飙中坚守人文底线,做社会伦理的“守护者”。当AI能够起草法律文件,其效率甚至高于新手助理时,法律人更应专注于伦理审查和人性判断,这是AI难以复制的核心竞争力。
思想启蒙。在信息过载中提供真知灼见,做时代精神的“导航仪”。如湖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通过“青春荆楚行”项目,引导学生深入湖北17个市州,用镜头、文字、音频记录荆楚文化,让红色文化从“历史档案”走向“青年心田”。
文化创新。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搭建桥梁,做文明薪火的“传递者”。就像在山西进行的铁工艺实验,学生们把废旧刀叉做成工艺品,使原本论斤卖的废品成为每件售价7200元的艺术品。

破局之道:文化复兴的路径探索
要实现科技与文化的比翼齐飞,需要从理念、教育、制度多个层面系统推进,而文化人在这场变革中应当扮演先锋角色。
打破学科壁垒,推动文理融合。浙江大学与卢森堡大学共建高等智能系统与推理联合实验室,汇聚哲学、逻辑学、计算机科学等多学科背景的学生,课程设置融合人工智能逻辑、数理逻辑、哲学逻辑与计算机课程。这种跨界培养模式,打破了传统学科藩篱,为文理融合提供了实践范例。
强化实践导向,对接社会需求。深圳大学传播学院与腾讯合作的“传腾班”,采用“专任教师+AI技术导师+行业导师”的“双师三导”制,致力于培养“AI+新闻传播”复合型人才。
虞鑫教授强调,文科生需培养“做中学”的核心能力,主动在细分领域实践创新项目。
技术变革,赋能文化创新。山东省出台《文化产业科技创新行动计划(2025—2027年)》,明确提出“以发展文化新质生产力为目标”,推动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计划到2027年,突破20项以上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关键技术,打造10个以上标杆应用场景。这种制度性安排,为科技与文化融合提供了有力支撑。
坚守人文内核,不为技术所役。正如一则报道所指出的:“科技只是手段,而内容才是灵魂。无论技术多么先进,优质、真实、有深度的叙事始终是核心竞争力。”在拥抱科技浪潮的同时,创作者需要具备更深沉的文化定力与价值洞察力,让科技更好服务于故事本身的深度与温度。科技能够赋予文化新的表达形式,但无法替代文化的深层内核——那些关于价值、意义和精神的思考。正如一位文化学者所言:“文科提供的人文底色与社会洞察力,在技术狂潮中扮演着‘纠偏者’角色。”为先进的科学技术赋予其深刻的思想,让社会的演进不断激发出正向的能量,这是文化人的责任和使命。
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科技是引擎,文化则是方向盘。没有科技的强大,我们无法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没有文化的引领,科技发展可能迷失方向。
唯有科技与文化比翼齐飞,我们才能在全球化浪潮中既展现硬实力的自信,又彰显软实力的魅力,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责任编辑 王顺利-《新西部》杂志-新西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