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文化是指炎黄二族在炎黄时代创造的、并经后世传承、阐释和重构的文化,中华民族凝聚力是指中华民族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向心力和内聚力。学术界分别研究炎黄文化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论著并不鲜见,但以中华民族凝聚力为主题的著作却没有一部列出专门的章节来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几乎所有的中国(中华)民族史仅开篇简短提及炎黄二帝外再无相关论述。本文试图把炎黄文化的嬗变和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生成置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考察,旨在探讨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由此阐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弘扬炎黄文化的必要性。
一、炎黄文化的发轫与中华民族的起源
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的记载“自黄帝始”[1](P3300)。1904年,夏曾佑在中国“第一部有名的新式通史”[2]中说:“故言中国信史者,必自炎黄之际始。”[3](P18)这种中国文明史开端于炎黄时代的观念是有历史依据的。广义的炎黄时代指的是从距今10 000年左右到距今4 000年左右。狭义的炎黄时代指的是距今5 000年左右炎帝族与黄帝族“用师相济”,联姻融合,华夏族与古国初现的阶段。炎黄时期是中华文明的初创时期,也是中华民族的起源时期。
从农业、制陶、冶铜、玉器、祭祀、文字、筑城及聚落形态等方面考察便会发现,炎黄与中国文明起源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据典籍记载,炎帝神农氏是中国农耕文明的开创者,其发明创造主要表现在培育粟谷、制作耒耜、耕而作陶、发明医药、日中为市等方面。至今在陕西宝鸡、湖北随州、湖南炎陵、山西高平等地,还流传着炎帝神农氏发明粟谷、耒耜、医药的故事[4]。考古发现证明,中国不仅是粟作农业的起源地,也是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地。
炎黄时代中国的制陶技术亦趋于成熟,泥条盘筑法取代了泥片贴筑法,快轮制陶技术在龙山文化时期已经普及。仰韶文化的彩陶、大溪文化的白陶、马家窑文化的彩陶、龙山文化的黑陶均十分精美。陕西临潼姜寨遗址、渭南北刘遗址、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山西榆次源涡镇遗址、河北武安赵窑遗址、辽宁凌源牛河梁遗址、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山西陶寺遗址均发现了冶铜遗存,证明炎黄时代后期已经有了铜的冶炼和使用。
“玉器是决不亚于青铜器的礼器。”[5](P132)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玉器时代标志着从石器到铜器的转变,也就是从原始社会到国家城市社会的转变阶段[6](P314)。辽河流域红山文化遗址发现的玉雕龙,淮河流域凌家滩遗址发现的玉龟、玉版,湖北石家河文化遗址出土的玉虎、玉佩、玉如意等驰名中外。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玉璧、玉琮无疑是显示权力与威严的、与天地沟通的祭祀礼器,“神人兽面纹”表现的可能是本族群的始祖英雄兼保护神[7](P801)。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及夏朝的统治者们,可能都兼具最高巫师的身份[8](P311)。辽宁牛河梁遗址发现了女神庙和积石冢,在距牛河梁遗址不远的东山嘴发现了祭社的方形祭坛和祭天的圆形祭坛,后者或可称为原始的“天坛”[9](P165)。在安徽凌家滩遗址发现了位于墓地中心最高处的三层祭坛,在湖北石家河文化遗址发现了1 175平方米的祭坛。良渚文化遗址发现了约20处祭坛,其中瑶山祭坛级别最高。山西陶寺遗址发现了一个面积约为1 400平方米的大型建筑,据学者推测有可能是兼观天象授时与祭祀功能为一体的多功能建筑[10]。
如果说语言的产生是“人猿相揖别”的重要标志,那么人类社会正是“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11](P21)。炎黄时代已有文字的雏形,河南贾湖遗址、甘肃大地湾遗址、陕西北首岭、半坡、姜寨、李家沟等遗址,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遗址、淮河流域的安徽双墩遗址、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龙山文化遗址、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遗址、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遗址、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遗址中都有刻划符号出现。在江苏吴县澄湖遗址、浙江余杭南湖遗址、浙江平湖庄桥坟遗址、江苏高邮龙虬庄遗址、山东邹平丁公遗址出土的陶器陶片上发现了连续书写的符号。“中国史前文化中大量存在的陶器、玉石器上面的符号,确有可能与文字起源有关。其中一部分只是符号,另一部分则应视为原始文字。”[12]
炎黄时代,大型聚落中心纷纷出现。甘肃大地湾遗址约50万平方米,陕西杨官寨遗址达80万平方米,山东大汶口遗址有80多万平方米,湖北石家河遗址约120万平方米,安徽凌家滩遗址约160万平方米,陕西耀县石柱塬遗址是迄今为止已发现的仰韶文化分布区面积最大的一处遗址,面积达300多万平方米[13]。不仅聚落越来越大,聚落里的房子也越来越大。大地湾遗址发现一座大房子,占地面积约290平方米,坐南朝北,前有殿堂,后有居室,东西各有厢房。这座集议事、祭祀于一体,开明堂、宫殿之先河的建筑,应为大型聚落的中心。在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河南灵宝西坡、山西洪洞耿壁、陕西扶风案板等遗址都发现了面积超过100平方米的“殿堂式”大型房址。陕西杨官寨遗址是国内目前所知庙底沟时期唯一一个发现有完整环壕的聚落遗址,这显示出杨官寨遗址在庙底沟时期的聚落群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可能是一处较大区域内的中心聚落[14]。
城邑不仅是军事设施,也是大型聚落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中心。目前中国发现的史前城址近百座。陕西神木石峁发现距今4 300年的特大型城址,面积达425万平方米,是目前国内所见最大的史前城址。石峁城包括外城、内城及皇城台三个层次的石砌城址,皇城台的功能相当于后世城址中的“宫城”,是整个城址的中心和贵族居住区,也是宫庙基址、祭祀等礼仪性建筑所在。石峁遗址可能是整个内蒙古中南部、山西北部、陕西北部的中心聚落。有学者认为,“石峁古城就是活跃在这一地区的黄帝部族的居邑”[15]。
大量考古发现证明,炎黄时代是中国农业的起源期和初步发展期,是中国冶铜、文字、城邦乃至国家的滥觞期,奠定了中国以农立国及农业文明的基础。徐旭生认为,中国远古时期存在着华夏、东夷和苗蛮三大集团,华夏集团以炎黄二族为核心,发祥于今陕西省的黄土高原,逐渐向东扩展,先与居住在山东以太昊、少昊、蚩尤等为首领的东夷集团冲突、融合,后来又与居住在今湖北、湖南一带的苗蛮集团碰撞、交融,最后以华夏集团为核心凝聚形成了华夏族[16](P3)。炎帝和黄帝在阪泉之战后结盟,炎黄集团与东夷集团在涿鹿之战后也迅速融合,并且形成了“合符釜山”“监于万国”[1](P6)的局面。中华民族是在炎黄时代孕育的,炎黄时代是中华文明之源、中华民族之根。
夏、商、周都是自黄帝以后一直平行存在的三个集团[6](P73)。夏、商、周三族都与炎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都是构成华夏族的主要力量。夏朝统治期间各部族陆续融入以炎黄为核心的共同体,后世将这个共同体称作“华夏”。商人尊神的主要对象是祖先神。从殷墟卜辞看,商人对祖先的祭祀,重近世,轻远世,重直系,轻旁系,已经有了区分嫡庶、亲疏的宗法制度的雏形[17](P345)。周人兼有姬姜二姓的血缘,这种特殊关系是炎黄二族联姻关系的延续。黄炎世系是东周以后的人根据传闻而构拟,在古代,各远古民族都有重世系、辨源流、讲历史的传统,因此,即使是传闻世系,也有一定依据[18](P194),经过不断地融合与发展,已初步将多种来源的祖先聚合成以黄帝为始祖的大系统[19](P75)。可以说，西周时期,已经形成了以“华夏”为称号的共同体。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与炎黄也存在着血缘上或文化上千丝万缕的联系。据《史记·封禅书》载:“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1](P1364)《史记·楚世家》亦曰:“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1](P1689)虽然我们无法确认秦人、楚人究竟是不是炎黄苗裔,但秦楚之人对炎黄文化的认同却毋庸置疑。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认同,秦人才会不断东进,一统中国;楚人才会问鼎中原,亡秦建汉。秦收周余民,称霸西戎,与晋楚联姻,融合巴蜀之人,成为中国西部地区各族群的融合中心。楚国是中国南方各族群的融合中心,楚人成为由南方各族群融汇而成的共同体。齐国是黄河下游地区各族群的融合中心。齐国始封君姜太公出自姜姓族人,田齐第二代国君齐威王宣称黄帝是自己的高祖。“先秦时代,齐鲁为中国文化之中心地带,而鲁为黄帝体系,齐则为炎黄两系之融合。”[20]春秋战国时期是炎黄成为华夏始祖的关键期,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孕育的第一个高潮。
孔子曾经从空间(黄帝四面)和时间(黄帝三百年)两个维度对黄帝传说进行了人格化的解析,体现了他“不语怪、力、乱、神”的原则。在孔子眼里，黄帝是圣人,只是不如尧舜的事迹那样清楚罢了。《大戴礼·帝系》是“今天所能看到的集中反映以黄帝为始祖的大一统帝王世系的最早作品”[21](P26),其中孔子解读“黄帝三百年”的那段话,后来被司马迁写进《史记·五帝本纪》,成为流传至今对黄帝最基本的描述。
道、法为了抗衡儒、墨,抬出了比尧舜更古老的神农、黄帝。《庄子·盗跖》曰“世之所高,莫若黄帝”,反映了战国时期人们对黄帝的尊崇。《管子》《商君书》《韩非子》中不乏言说神农、黄帝之处。阴阳家喜欢谈炎黄,炎黄被神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拜其所赐。阴阳五行学说将炎黄纳入到五方五色五帝的系统中去,其中炎帝火德居于南方,黄帝土德居于中央,后世炎黄作为感生帝和五方帝受到祭祀,无不受其影响。纵横家和兵家十分推崇黄帝,奉黄帝为兵战之祖。各家为了宣传自己的学说,纷纷托辞于黄帝、神农,其中虽不免有增益附丽之处,但其必有所本,否则会被别人“釜底抽薪”,轻易驳倒。《国语》记载了炎黄起源、姓氏、世系、事功、祭典等,《世本》的帝系篇和氏姓篇梳理了炎黄世系,堪称中国最早的族谱,被视为中国姓氏书之祖。《世本》所展示的炎黄谱系,血缘上的真实性虽值得商榷,但文化上的真实性却毋庸置疑。
二、炎黄文化的传承流变与中华民族的自在发展
公元前221年,秦国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秦朝灭亡后,汉承秦制,进一步巩固了大一统的局面,形成了以秦汉统治版图为基础的疆域一统,以农耕生产为特色的经济一统,以中央集权、皇帝制为标志的政治一统,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文化一统。秦汉时期“是中国国家凝成民族融合开始走上大一统以后一段最光明灿烂的时期”[22](P93)。“故中国之教,得孔子而后立。中国之政,得秦皇而后行。中国之境,得汉武而后定。三者皆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也。”[3](P245)秦统一中国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中国各族群不断交流融合的过程。
崇尚、追求一统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特质。傅斯年曾指出:“(中国人)未统一时,梦想一统,既统一时,庆幸一统;一统受迫害时,便表示无限的愤慨。”[23](P176)钱穆也认为:“中国历史之伟大成就,首要在其‘大一统’理想之实现。”[24](P26)杨向奎亦指出:“一统和大一统思想,三千年来浸润着我国人民的思想感情,这是一种向心力,是一种回归的力量。这种力量的源泉不是狭隘的民族观念,而是一种内容丰富,包括有政治、经济、文化各种要素在内的‘实体’,而文化的要素有时更占重要地位。”[25](P1)
汉高祖刘邦起兵时“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1](P350),并且编造了赤帝子斩白帝子的故事,寓意以汉代秦乃顺从天意,炎帝因而成为汉朝的感生帝。汉文帝立渭阳五帝庙和长门五帝坛,与原有的五畤一起构成了祭祀五帝的中心场所。文景时期黄老学盛极一时,进一步扩大了黄帝的影响。汉武帝羡慕得道升天的黄帝,感叹道:“嗟乎!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屣耳。”[1](P1394)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在封禅之前,“北巡朔方,勒兵十余万。还,祭黄帝冢桥山”[1](P1396)。
两汉时期的统治者中最尊崇黄帝的非王莽莫属。他下诏曰:“予以不德,托于皇初祖考黄帝之后,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26](P4106)王莽竭力宣称自己是黄帝、虞舜之后,意在创造取代汉室的合法性,这与战国时期齐威王自称黄帝为其高祖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黄帝不是齐威王、王莽等少数统治者为了功利的目的制造出来的,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通过文化的交流和民族的融合而自然形成的,并且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可[27](P24)。
《史记》开篇《五帝本纪》就是以黄帝为始,所以说真正把黄帝始祖地位确立下来的正是司马迁。在司马迁笔下,不仅远古三代时期的颛顼、帝喾、尧、舜、禹、汤、文、武这些圣君是黄帝之后,而且秦、晋、齐、郑、吴、楚、鲁、宋、陈等诸侯也是黄帝苗裔,甚至匈奴、闽越等亦为黄帝遗胄。杨向奎曾对此评价道:“炎黄子孙,华夏文明,固一统而照耀千古者。司马迁的法后王主张和他的歌颂大一统可以结合起来,这是司马迁历史哲学中的精华所在!”[25](P126)司马迁从黄帝开始叙史,对于中国人认同炎黄文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魏、蜀、吴及统一三国的晋在争夺正统地位、宣扬出身高贵方面都不甘人后。南朝的宋、齐、梁、陈完全继承了两汉三国的文化传统,认为自己是炎黄以来的华夏正统。北魏道武帝“幸桥山,遣有司祀黄帝”[28](P1828)。北魏太武帝“历桥山,祀黄帝”[28](P1829)。此外,还有“侑祭黄帝”“祭先农”之举。魏晋南北朝墓志中祖述炎黄者比比皆是。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分裂时期,同时也是中华民族融合的第二次高潮。
隋大业十年(614),炀帝“亲御戎服,祃祭黄帝”[29](P60)。唐开元二十三年(735),玄宗“亲祀神农于东郊”[30](P616)。天宝十年(751),“移黄帝坛于子城内坤地”[30](P629)。安徽黄山原名黟山,传说是黄帝与广成子、浮丘公炼丹之地,唐玄宗敕定更名为“黄山”。“姓氏之学,最盛于唐。”[31](P2)“言姓者,本于五帝。”[32](P1275)唐代墓志中祖述神农炎帝和轩辕黄帝的不乏其人,至于宣称自己是尧舜、夏后、姬周、嬴秦之后,这些间接祖述炎黄的更是不胜枚举。唐代墓志中有斛斯人自称黄帝之后[33](P343),粟特人自称夏后氏之后[33](P267)。这一时期,各族各姓竞相溯源至炎帝、黄帝,无疑是文化认同的产物,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炎黄文化强大的向心力和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
唐代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鼎盛时期,咏颂炎黄的唐诗比比皆是[34]。唐诗中的炎黄二帝,既是远古圣王,又是人文初祖,还是得道神仙,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多元集合体。隋唐是胡汉杂糅、多民族联合执政的王朝,“自隋以后,名称扬于时者,代北之子孙十居六七矣”[35](P3483)。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35](P6360)正因为如此,西域与北疆各族君长均尊奉唐太宗为“天可汗”。这种夷夏平等的宽阔胸襟以及海纳百川的包容气度,不仅成就了大唐盛世,而且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详细梳理了各种姓氏的来历,其中有九十余姓肇始于炎黄二帝,有三十余姓源自姬姓,十余姓源自姜姓。宋人邓名世的《古今姓氏书辨证》是研究姓氏源流的力作,与林宝的《元和姓纂》、郑樵的《通志·氏族略》鼎足而三,他们均将姓氏的来源追溯至炎黄二帝。
赵匡胤登基后,派人遍访远古帝王陵墓,唯独找不到炎帝陵。“太祖抚运,梦感见帝,于是驰节觅求,得诸南方。”[36](P252)于是下诏建陵。宋真宗自称梦见了天尊,天尊说:“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赵之始祖,再降,乃轩辕皇帝。”真宗下诏“崇饰诸州黄帝祠庙”[37](P103)“禁文字斥用黄帝名号故事”[37](P105)。宋代及其以后的蒙学读物除了识字这一基本功用外,突显了伦理教化的功能。《三字经》曰:“自羲农,至黄帝,号三皇,居上世。”[38](P23)蒙学书籍是传播炎黄文化的重要载体,其影响丝毫不亚于官修正史。
辽朝统治者也宣称自己是炎帝之后。据《辽史》载:“疱羲氏降,炎帝氏、黄帝氏子孙众多,王畿之封建有限,王政之布濩无穷,故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孙,而自服土中者本同出也。考之宇文周之书,辽本炎帝之后,而耶律俨称辽为轩辕后。俨志晚出,盍从周书。”[39] (P949)辽亡后,契丹大多数融入汉、蒙古、女真等族,少数融入土、哈萨克、维吾尔等族,至金代已有“契丹、汉人久为一家”[4] (P1137)的说法。女真人控制北方后,“猛安谋克杂厕汉地,听与契丹、汉人昏因以相固结”[4] (P653)。如此长期通婚交往的结果是“猛安人与汉户今皆一家”[4] (P1305)。金亡后,女真人大多数融入汉族,部分融入蒙古族,仍居住在东北地区的后来演变为满族。
元朝第一次实现了中国农耕区与游牧区的完全统一。据《元史·祭祀志》载:“元贞元年，初命郡县通祀三皇,如宣圣释奠礼。太皞伏羲氏以勾芒之神配,炎帝神农氏以祝融氏之神配,轩辕黄帝氏以风后氏、力牧氏之神配。”[41](P1264)元泰定皇帝曾颁旨给陕西行省保护黄帝陵。
辽宋夏金元是汉族、契丹、女真、党项、蒙古诸族大碰撞、大交流、大融合的时期,是中国民族融合的第三次高潮。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事例很多。如，河南濮阳发现的《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府百夫长唐兀公碑铭》及杨姓族谱,证明现今居住在濮阳城东柳屯乡杨十八郎村等十余个自然村中的3 500多杨姓居民为西夏土著唐兀氏的后裔[42]。陕西凤翔紫荆村、岐山王家村、甘肃永登红城镇、泾川老鸦窝、皋兰新湾村分别有女真、蒙古族后裔的聚居地[43]。
明朝对炎黄二帝的尊崇主要表现在陵祭、庙祭、殿祭、先农坛祭上。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遣使谒祭炎帝陵、黄帝陵。明朝皇帝除建文帝外,均曾遣官致祭炎帝陵、黄帝陵,这是以往历朝未曾有过的。1651年,顺治皇帝遣官致祭炎帝陵、黄帝陵,祭文曰:“自古帝王,受天明命,继道统而新治统。圣贤代起,先后一揆。”[36](P270)清朝除宣统皇帝溥仪外,皆派官员祭祀过炎帝陵、黄帝陵,次数之多,冠绝历朝。北京历代帝王庙是明清两代皇帝祭祀三皇五帝及历代帝王的地方,共举行过662次祭祀大典。历代帝王庙以伏羲、炎黄二帝为祭祀中心,是中国现存唯一的集中祭祀三皇五帝、历代帝王和文臣武将的皇家庙宇。
元代建先农坛,始祭神农。明永乐十八年(1420),仿照南京先农坛在北京南郊建造先农坛。清雍正谕言:“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定议:“顺天府尹、直省督抚及所属府、州、县、卫,各立农坛藉田。”[36](P164)此后，西起乌鲁木齐,东到上海,北起吉林、呼和浩特,南到广东、云南,先农坛遍布全国各地,成了各地祭祀坛庙系统中不可或缺的标准配置。先农坛藉田礼是明清两代重要的国家祭祀典礼,也是炎帝神农氏祭祀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清一代,满族和汉族同为中华民族的凝聚核心。满族作为统治者,掌控着国家政权,又是民族政策的制定者和主导者,起着其他民族无法替代的作用。汉族由于人口众多,又处于经济、文化的高位,并且在大多数时间里控制着中央政权,故而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凝聚核心的作用。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族等在不同历史时期亦发挥了凝聚核心的作用。与其说哪个民族是中华民族的凝聚核心,不如说以炎黄文化为基础的融合了各民族文化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
三、炎黄文化的勃兴与中华民族的自觉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着“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44](P42)。中国人“师夷长技以制夷”,一方面向西方学习,富国强兵,另一方面利用传统文化,塑造国魂,抵御欧化。炎黄文化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勃然兴起,成为反清反帝的旗帜。
1903年,在拒俄运动、苏报案等一系列事件刺激下,革命派愈来愈激进。当时的革命派普遍认为,欲救亡必先反清,欲反清必先排满,欲排满必先尊黄,“欲保汉族之生存,必以尊黄帝为急”[45](P722)。于是,他们采用黄帝纪年,自称“炎黄子孙”“黄帝子孙”。鲁迅“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呐喊,更是道出了无数革命志士的共同心声。
1905年,邓实、刘师培、黄节等人成立“国学保存会”,创办《国粹学报》,主张“发明国学,保存国粹”,反对“醉心欧化”。何为国粹?黄节答曰:“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学。”[46](P43)许之衡指出:“若是则可以为国魂者,其黄帝乎?近日尊崇黄帝之声,达于极盛。以是为民族之初祖,揭民族主义而倡导之,以唤醒同胞之迷梦,论诚莫与易矣。”[47](P86-87)国粹派开出的摆脱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的药方是塑造国魂、弘扬国粹,而黄帝即为国魂。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宣传炎黄文化,激发国人民族意识和排满意识,加速了清朝的覆灭。中华民国建立后,提出了“五族共和”,反帝民族主义取代了排满民族主义,“炎黄子孙”从汉族的同义语转化为中华民族、每一个中国人的代名词,中华民族成了包括汉、满、蒙古、回、藏等中国境内各民族在内的民族。
抗战时期是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炎黄二帝成为号召与激励海内外华人共同抗战的旗帜。国共两党共尊炎黄为中华民族始祖,同祭黄帝陵,炎黄文化成为促进两党再度合作的催化剂。1934年6月30日,蒋介石在日记中感叹:“呜呼!国家被辱至此,何以为人!凡有血气之伦,黄帝子孙,其将何以雪此奇耻!”[48](P96-97)1935年,于右任委托友人编写的《黄帝功德纪》一书出版。于右任作序言:“中华民族之全体,均皆黄帝之子孙也……黄帝不惟为中华民族之始祖,抑又为中国文化之创造者也。”[49]1936年3月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中指出:“我中华最大敌人为日本帝国主义,凡属食毛践土之伦,炎黄华胄之族,均应一致奋起,团结为国。”[5](P383)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指出:“我辈同为黄帝子孙,同为中华民族儿女,国难当前,惟有抛弃一切成见,亲密合作,共同奔赴中华民族最后解放之伟大前程。”[51](P161)表明中国共产党基于民族大义,愿与国民党等所有炎黄子孙一起共赴国难。1937年清明,国共两党首次同时派代表谒祭黄帝陵,毛泽东亲自撰写祭文,这是大敌当前两党捐弃前嫌、联合抗日的重要信号。1940年10月10日,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委派省政府秘书长李扬敬等谒祭炎帝陵,薛岳亲自题写了《重修炎帝陵记》。1942年,蒋介石手书“黄帝陵”三字,立石陵前。
学者们用自己擅长的方式来鼓舞全国民众抗战。1932年,王芸生说:“知耻近勇,中华民族之复兴系焉……炎黄子孙受凌至此,岂不愧对先民哉?”[52](P1)1938年,陈子怡指出:“现在共认之中华民族,只是文化上之一名词。”“所以后世之人,咸谓中华民族皆黄帝子孙也。”[53]1944年,钱穆指出:“我们自称为‘炎、黄子孙’,是很有道理的。”[54](P7)历来强调治史“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的顾颉刚,在九一八事变后创办《禹贡》杂志,力促中国边疆史和中国民族史研究。1932年3月,顾颉刚在致友人的信中说:“从前人说中国人全为黄帝子孙,这并非用开玩笑的态度假造古史, 实有团结各个不同的民族为一个大民族之作用在内。”[55](P3)1939年2月,顾颉刚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文章, 迅速引起了一场关于“中华民族”的争论, 傅斯年、 白寿彝等表示支持, 费孝通、 翦伯赞等提出质疑。 顾颉刚强调中华民族的一体性, 费孝通则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多元性。 顾颉刚为了强调一体性而否认多民族的存在, 这是“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的缺陷, 但这却对半个世纪以后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有着积极意义[56]。
四、炎黄文化的重构与中华民族的复兴
1963年12月9日,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胡耀邦在酃县(今炎陵县)视察工作时,登上炎帝陵。面对年久失修的炎帝陵,他建议重修炎帝陵。胡耀邦在酃县机关干部会上说:“这里的塘田乡鹿原陂,安葬着我们中华民族的老祖宗——炎帝神农氏。炎帝神农氏一生勤勤恳恳,发明创造过很多东西,为后代的繁衍发展做了许多事情……因此,几千年来,大家都记住他,尊他为中华民族文明之始祖,亿万人民则皆以炎黄子孙自谓……好好地为人民服务,多做好事,多干实事。如果能这样,人民是不会忘记我们的。”[57](P1)胡耀邦的讲话抓住了炎帝神农氏为民造福的实质,号召广大党员干部为人民服务,多做好事,多干实事。
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其中讲道:“如果我们还不尽快结束目前这种分裂局面,早日实现祖国的统一,我们何以告慰于列祖列宗?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凡属黄帝子孙,谁愿成为民族的千古罪人?”[58]此后,“黄帝子孙”“炎黄子孙”等称谓的使用进入一个新的高峰期,由政府主持的清明节祭扫黄帝陵、炎帝陵的活动也先后恢复。炎黄文化的再度勃兴看似突然,实则为当时中国内外政策转变的必然结果。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一九七九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正确决定。当代炎黄文化的复兴是实事求是,拨乱反正,重新重视传统文化的产物;是以民族团结和经济建设取代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的结果;是全面发展对外关系,广泛团结海外华人,和平统一祖国的需要。
1984年10月1日,邓小平指出:“我们主张对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实行和平统一,有关的政策,也是众所周知和不会改变的,并且正在深入全体炎黄子孙的心坎。”[59]1986年9月2日,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Mike Wallace)提问“台湾有什么必要同大陆统一”，邓小平回答:“这首先是个民族问题,民族的感情问题。凡是炎黄子孙——我们老祖宗是炎帝、黄帝——都希望中国能统一,那种分裂状况是违背民族意志的。”[6]1994年4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黄帝陵基金会名誉会长李瑞环参加了公祭黄帝陵活动。他在视察整修黄帝陵工程时指出:“黄帝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有代表意义的旗帜,整修黄帝陵是全世界炎黄子孙的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对于弘扬中华文化,激励爱国热情,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都将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和影响。”[61]
2005年,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新党主席郁慕明等人先后访问大陆,他们在公开讲话中都以炎黄子孙自居。2009年4月3日,马英九亲自主持在台北圆山忠烈祠举行的“中枢遥祭黄帝陵典礼”,成为第一位主持遥祭黄帝陵典礼的台湾地区领导人。同年10月17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复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复电中说:“至盼共同继续努力,增强互信,共创双赢,为两岸人民谋幸福,为炎黄子孙开太平。”[62]2012年11月8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致电祝贺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召开,贺电中表示:“由衷期望两党在现有基础上,巩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成果,进一步扩大及深化交流,提升互信,共谋炎黄子孙的福祉,共创两岸光明的前途。”[63]2015年11月7日,在新加坡举行的习近平与马英九的见面会上,马英九说:“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应互助合作,致力振兴中华。”这说明炎黄文化至今仍然是拉近国共两党关系和增进海峡两岸同胞感情的重要纽带之一。
2015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陕西时指出:“黄帝陵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64](P9)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强调“黄帝陵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盖因黄帝是中华文明的象征,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符号。
五、全球化背景下的炎黄文化与中华民族
全球化既非恶魔,也非天使。人们对全球化最大的担忧来自全球化将摧毁民族国家,造成世界的“西方化”和“公司化”。此外,“全球化遭到攻击的原因之一就是它看似破坏了传统的价值观”[65](P211),破坏了文化的多样性。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在《全球通史》的结尾部分写下一段耐人寻味的话:“在铲除了所有可能的对手之后,我们人类不再面对任何敌人。我们面对的只有我们自己。与我们内在的自己、而不是与外部世界的对抗是一项很艰巨的任务。这不仅要求我们具备更多的知识和技术——实际上这方面我们已经被证明是所向无敌的——还需要我们为知识的王冠添加一个伦理的指南针,以便提供正确的目的和方向。”[66](P790-791)人类当下最缺乏的不是技术,而是伦理精神,一种保障人类和平与正义的精神。
中国学者也在思考着同样的问题。费孝通曾经风趣而又深刻地说:“全球化的特点之一,就是各种‘问题’的全球化。”[67](P447)他指出:“全球一体化固然可以认为是历史的前景,但是如果不解决如何一体化的过程,在这过程中不解决一系列的矛盾,这一体化的结果是不容易出现的。现在看来在多种文化接触中,最难以多元取得一体的是文化的价值观念。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特别提出‘美美与共’的问题,这是一个人文价值怎样取得共识的问题。”[68](P208-209)在他看来,人类的各种问题中最重要的就是关于不同文明之间应该如何相处的问题。为此,他提出了“文化自觉”的理论。文化自觉不是文化复古,更不是文化自恋,而是在文化寻根和文化自知的基础上,实现文化转型和文化进步。作为炎黄子孙和中华儿女,应该了解炎黄文化的内涵特色,知晓中华民族的来龙去脉。惟其如此,才能做到文化自觉,树立文化自信,才能寻到中华文化之根,找到中华民族之魂,才不至于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浪潮中迷失自我。
2001年11月2日,第3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发表《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强调“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69](P100)。正如全人类不可能变成一种思想模式和一种生活方式一样,各民族的文化也不可能在全球化中完全同质化。经济的全球化并不必然导致文化的全球化,相反可能会激发各民族的自我保护意识,促进文化的多元化,这就是全球化的悖论。全球化虽然冲击着炎黄文化,但却消解不了炎黄文化,甚至会刺激炎黄文化的再次勃兴。
“五帝是天神,又是人王。”[7](P88)“黄帝实在是人和神共同的老祖宗。”[71](P109)呈现在世人面前的炎黄二帝,游走于人神之间,是人格的炎黄与神格的炎黄的集合体。其实“黄帝的形貌如何较不重要,重要的是黄帝确确实实存在人们心中,逐渐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一股力量”[72](P51)。当下我们应该摒弃神格的炎黄,纪念和颂扬作为“华夏始祖”和“人文初祖”的炎黄,尤其是“人文初祖”的炎黄。
极端民族主义应该坚决反对,而民族主义不应一概否定。“重要的是民族主义的发生形式与程度不尽相同,不能将它们统统塞在一个‘极端主义’的标签之下。”[73](P183)“人类历史的目标既不是含糊不清的世界主义,也不是狂热的民族自我盲目崇拜。”[74](P2)我们需要的是进步的民族主义。“进步的民族主义不仅在理论上是一种可行的力量,而且在全球共同体中将变得极为重要。”[75](P18)正如黑格尔(Friedrich Hegel)所说:“一个民族,当它从事于实现自己的意志的时候,当它在客观化的进程中抵抗外部暴力、保护自己的动作的时候,这一个民族是道德的、善良的、强有力的。”[76](P75)如何鼓励和培育理性、温和的民族主义,在民族虚无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夹缝中趟出一条路来,这是人类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难题。简而言之,我们必须为民族主义注入包容意识和民主意识,这是稀释和化解民族主义狭隘性、排他性的不二选择。各民族只有“美人之美”,才能“美美与共”,和平共处,才能构建起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中国各民族共同书写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创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缔造了中华民族的辉煌,承受了中华民族的苦难,憧憬着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其中包含的各民族相互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以分离。炎黄文化是早期中国各氏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必须有“大炎黄”的观念与意识,必须有“大中华”的气度与胸怀。不仅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构成中华民族的汉族、满族、回族、藏族、彝族、维吾尔族等也是多元一体的。基因研究表明:“中国北方汉族同北方少数民族基因相近的程度超过了中国北方汉族同南方汉族基因相近的程度;同样,中国南方汉族同南方少数民族基因相近的程度超过了它同北方汉族基因相近的程度。”[77] 肤纹研究也表明:“所有各地(华东、西北、东北、西南)的汉族样本都与当地的民族聚类一样,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汉族是中华民族集合的后代。”[78](P186)
对中国各民族成员来讲,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些共同的文化记忆和基因,炎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和文化基因。炎黄文化既是传统的,也是现实的,其求富求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为民谋利、为民造福的民生取向，凝聚统一、和谐团结的爱国精神,符合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理应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宝贵资源。
通过梳理炎黄文化和中华民族的源流,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炎黄文化与中华民族之间双向互动、密不可分的关系。春秋战国时期、西汉初期、辛亥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曾经先后出现过五次尊崇黄帝的高潮。其中，第一次和第二次高潮处于中华民族的滥觞与形成期,第三次和第四次高潮适逢中华民族的危机与觉醒期,第五次高潮正值中华民族的复兴期,二者亦步亦趋,若合符节。炎黄文化是中华文化之根、中华民族之魂,传承炎黄文化,弘扬炎黄精神,有利于促进中华文化自觉,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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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宝鸡文理学院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陕西 宝鸡 721013)
（责任编辑 王顺利）
